2010年12月底,以突尼斯的小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Mohamed Bouazizi)抗议城管侮辱而自焚为导火线,泛中东地区人民对各独裁政府的不满迅速转化为政治性的抗争行动。仅仅在一年之内,西亚北非诸国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罢工、暴动,甚至武装冲突,有些是要求政府进行改革,还有的则以推翻当时的政权为最终目标。由于这场运动是由阿拉伯地区为主的民众发起,公开的诉求包括民主化、自由化、社会公平、反独裁、反腐败等符合普世价值的目标,因此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

但好景不长,各国的“春天”还未让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文明的“万物”生长起来,就迎来了“阿拉伯之冬”的冰封。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A类:人民的反抗早早即被政府强力镇压,如巴林、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其中后三国的反抗力量本身就很微弱;B类:国家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宗教极端势力坐大,和平与民主遥遥无期,如叙利亚、利比亚、也门;C类:民间的反抗并未使政治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基本维持原状或只有较小变动,如阿尔及利亚、科威特、伊拉克、摩洛哥、阿曼;D类:在民主运动取得胜利后,民主政权成分复杂,伊斯兰保守势力一度跻身权力中枢,军政府又卷土重来,如埃及。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无一例外夭折或根本没有启动,有区别的只是失败的时间早晚问题。不过,2014年后,以上各国的人民运动基本已陷入各自的泥潭,革命的春天早已远去。

更让人担忧的是,伊斯兰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假借“推翻专制”、“实现民主”的大旗把持了运动的主导权,试图以“民主自由”为时髦包装,侵蚀中东一些国家相对世俗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及社会风貌。而世俗的、进步主义的民主力量在“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保守势力与军人集团共同挤压下迅速边缘化。换句话说,原本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阿拉伯之春”,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改道,并掀起宗教保守势力回潮的浊浪,以及宗教势力与军人集团的权力斗争,与运动的初衷及国际社会的期望背道而驰。

但在春去冬返的逆境中,有一个国家,却成功的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转型,并朝着宪政民主和世俗化方向发展,国家没有被宗教保守势力单独把持,也没有落入军人集团的掌控之中。它就是“阿拉伯之春”开启之地–突尼斯。该国的和平转型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参与突尼斯民主化的各主要力量组成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还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自2011年本·阿里政权倒台后,至今已过了九年有余,突尼斯的转型与发展并不顺利。虽然相对于其他回归专制、陷入混乱、宗教势力或军政府把持权力的国家,突尼斯是和平、民主的,但内忧外患依旧严重。无论是民主宪政制度与法治体系的建设与执行,还是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与世俗之争,还有国家未来的方向与前景,突尼斯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突尼斯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时涌现,甚至有“开倒车”的迹象。这一切都让这个曾被国际赞誉的民主化样板国家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那么,突尼斯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因是什么?这个共和国经历了怎样的变革过程?相对和平的过渡、政治协作与世俗化民主化究竟是通过哪些努力实现的?在转型中面临着哪些具体的危机与挑战?长达近十年的转型有怎样的成败得失?这个位于地中海沿岸、欧非交汇之处的国家,未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它的转型过程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启示?

(一)上古的光荣、殖民的洗礼、专制下的现代化:突尼斯复杂的历史背景

如今的突尼斯共和国 (Republic of Tunisia法语:République tunisienne阿拉伯语:‎‫الجمهورية التونسية‬‎)所属地区,曾经是可与古罗马分庭抗礼的古迦太基的中心地带。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出生地就在今日突尼斯的北部。迦太基商业发达,军事实力也很不俗,是当时地中海地带唯一可以与罗马一较高下的势力。但历经三次布匿战争,哪怕汉尼拔一度兵临罗马城下,但最终不敌领土更广阔、兵势更强盛的古罗马,迦太基城也被毁灭。现今突尼斯所在地区,皆成为古罗马的殖民地。古罗马帝国灭亡后,此地又相继被古代的“列强”轮番占据,其中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占领较久,并对当地的文化、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突尼斯的伊斯兰化也就是在阿拉伯帝国占领时期开始的。而这个伊斯兰化的过程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1878年那场臭名昭著的“非洲问题会议(柏林分赃会议)”后,法国在其他列强默许下占领突尼斯,并于1881年与突尼斯王室签署了《巴尔杜条约(Traité du Bardo)》,正式取代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突尼斯的“保护国”。而这时,突尼斯人已经几乎全数皈依了伊斯兰教。

法国殖民时代来临后,突尼斯开始迅速走向现代化。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建设了道路、桥梁、港口等大量基础设施,而如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也在法国“操办”下日臻成熟。其中教育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功,为突尼斯培养了大批可以投身突尼斯现代化的人才。而法国也着力发展突尼斯与法国本土的贸易关系,并以突尼斯法郎(Franc tunisien)代替美元为官方流通货币,将突尼斯纳入法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法国为突尼斯建立了一套法式(也略等于欧陆式的)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司法体系,促进了突尼斯政治和法制的现代化。例如法国保护劳工的法律,如八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等进步法令,被普遍推广到了突尼斯(这在其他国家殖民地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都为后来突尼斯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法国,就没有后来现代化的突尼斯。

但另一方面,相对于法国的“嫡长子”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相对为法国所忽视,法国政府对突尼斯的管制也缺乏经验,投入的人才和资金都较少,这都让法国在突尼斯的成就相对打了折扣。虽然法国对殖民地的现代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没有哪个民族愿意生活在殖民统治下,做二等公民、臣民。而且,由于法国实行“内地延长主义”的殖民政策,不像英国扶植代理人而是由法国人担任当地行政职务,全面推行法式教育,建立法式政治和法律体系,对突尼斯的政治、司法、经济、军事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这导致了法国殖民者与突尼斯人发生更多直接的摩擦、冲突。而长期经受伊斯兰教思想影响的突尼斯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也与大革命后法国主流的世俗主义理念不相容。因此,突尼斯的反殖反法运动从未停歇。而二战中法国的失败,也更激发了突尼斯的独立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大革命中平等、博爱、爱国主义等价值观,一方面与伊斯兰文化相冲突,但也促进了突尼斯人对法国殖民统治的不满和追求独立自由的信念。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法属印度支那和突尼斯的近邻阿尔及利亚都爆发了武装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运动。法国在殖民地战争的失败和付出的惨重代价,迫使法国政府逐步放弃了继续维持对各殖民地统治的意图。经过漫长的谈判,法国终于允许突尼斯走向独立。1956年,突尼斯正式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突尼斯王国。翌年,突尼斯独立运动领袖、民族主义者哈比卜·布尔吉巴(法语:Habib Bourguiba,阿拉伯语:‎‫الحبيب بورقيبة‬‎)废黜了没有声望而腐朽的国王,建立了突尼斯共和国。布尔吉巴也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

布尔吉巴上台后,积极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解决了与法国的比塞大(Bizerte)危机;裁减军备;大力发展教育和卫生;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以民事法庭取代伊斯兰法庭;亲身在斋月中的斋戒期饮食作为表率,鼓励人民摆脱陈规旧习束缚,努力劳动以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事实上,这些措施大体顺承了法国在突尼斯殖民时期推行的政策,只是强化了各项政策的民族主义色彩。在政治上,由布尔吉巴控制的社会主义宪政党(Parti socialiste destourien,PSD)一党专制。布尔吉巴在1960年代试图效仿埃及等受苏联影响的国家,实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策,但以失败告终。随后,他对经济政策做出了一些改变,容许经济有限的、部分的自由化、私有化,但整体仍由国家掌控经济。1980年代,面对民主呼声的高涨与社会抗争的加剧,他放松了专制,一定程度容忍了政治反对势力的存在。由于布尔吉巴对建国与立国的贡献,他被誉为“现代突尼斯之父”。

但在布尔吉巴统治后期,由于经济的衰败与政治的高压,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他的一些妥协不仅未能缓和社会矛盾,还催化了民间反抗力量的成长。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在激化。1987年10月,经过一场“微型政变”,宰因·哈比丁·本·阿里(法语:Zine el-Abidine Ben Ali 阿拉伯语:‎ ‫زين العابدين بن علي‬)取代了掌权30年的布尔吉巴,成为突尼斯新一代的独裁者。不久后,他将执政党“社会主义宪政党”重组为“宪政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Constitutionnel Démocratique,RCD)”,继续实行一党专制。

本·阿里执政后,很快改变了布尔吉巴执政时期左倾的经济政策,大力推动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并对外开放以吸引外国投资。在这点上,他很像埃及纳赛尔的继承者萨达特的所作所为(或者他本就是在效仿萨达特)。这些措施让突尼斯经济取得了年均5%的快速增长,被称为“突尼斯奇迹”。而在政治上,他放松了对新闻出版、劳工运动的限制,也有限的容忍了反对势力的存在。相对于其他独裁者,本·阿里被认为相对开明和宽容。但据经济学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的数据,2006年突尼斯的“民主指数”只有 3.06分(满分10分),位居167个被统计国家中的135位,2010年即“茉莉花革命”爆发前,“民主指数”更跌至2.79分,排名也下滑至第144位。虽然这类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但也反映了突尼斯威权主义色彩很浓厚,本·阿里执政集团的开明是有限的、局部的,充其量是“开明专制”罢了。

经过布尔吉巴和本·阿里两代领导人的统治,突尼斯成为西亚北非地区经济发展势头相对较好、世俗化程度也较高的现代国家,在教育、卫生、政府治理等领域均为非洲的佼佼者。似乎,突尼斯的前景是光明的,道路也谈不上曲折,总体呈稳健的发展态势。但本·阿里和他的同僚们没有想到,一党专制和威权式政治下,一场颠覆他们统治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二)繁荣稳定表象下的危机:民权限缩、民生困苦酝酿的不安与伊斯兰保守势力的潜流涌动

如前所述,突尼斯建国后的两位领导人,分别为突尼斯的立国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也压制了民主、限缩了公民权利,经济上曾有过长期的萎靡不振,两位独裁者都积压下了大量社会问题,只是由于执政集团和军队的忠诚,这些问题在表面被压制了下去。但血腥的暴乱仍时有发生,如1978年首都突尼斯城的“黑色星期四”抗议演变为骚乱后,军方镇压,导致数十至数百人丧生,近千人受伤。布尔吉巴统治后期,各地都有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不乏血腥暴力的冲突。

布尔吉巴和本·阿里面临的危机都可以大致归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即民权民生领域的问题。在布尔吉巴执政时期,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人民普遍贫穷,生活水平较差(尤其和邻国阿尔及利亚相比);而本·阿里执政之后,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阶层固化的加深,社会不公现象越发突出、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进入21世纪,突尼斯的民生又面临又一个巨大挑战,即人口暴增下就业岗位和人均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这导致了失业率的高企、中下层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下降。1960年,突尼斯人口仅有420万左右,而2010年则暴增至1000万人,且年轻人占比很高。但人口增速远超就业岗位增速时,大批失业人群就出现了;而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供给不足也导致生活质量和再生产能力的下降。而大量“无业游民(或者说是‘被’无业游民)”的出现,正是社会动荡的关键前提和重要预兆(事实上,绝大多数被“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人口暴增和失业率骤升都是爆发动荡、革命的关键甚至决定性因素)。就业率/失业率一向是社会稳定与否的风向标。2008年,突尼斯的失业率高达14%,青年失业率相对更高。这意味着上百万人(包括数十万青年人)处于无工作、无收入、无工作纪律约束的“三无”“危险品”。这些处于绝境、没有“后顾之忧”的失业人口,既推动了后来“茉莉花革命”的到来,也成为革命中最激进的力量。

专制与腐败同样困扰着突尼斯。据“透明国际”数据,突尼斯的“清廉指数”在2009、2010年分别为第65位、59位,处于中上游,但贪腐情况依旧相对严峻。对专制国家而言,专制也意味着“全权政府”,因此责任更大,民怨无法通过民主选举得到表达,就为社会动荡和革命埋下引线。而专制下问责的不足,也会使民怨越积越多。后来布瓦齐齐自焚及导致的革命,就证明了专制政权与民众沟通不畅会导致多么恶劣的后果。

第二方面,则是长期被压抑的突尼斯伊斯兰保守主义势力的卷土重来、兴风作浪。法国取代奥斯曼土耳其成为突尼斯殖民者后,伊斯兰保守势力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法国殖民当局虽然没有强制突尼斯人放弃伊斯兰信仰,但力图通过西式教育、法式行政和司法体制、工业化等手段,冲淡宗教的影响和遏制宗教保守势力。这些手段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为一个几乎全员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突尼斯的宗教保守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拔除。

突尼斯独立后,如上所述,布尔吉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世俗化手段,进一步削弱了伊斯兰保守势力在经济、政治、司法、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本·阿里继任总统后,也继承了布尔吉巴的世俗化政策。因此,突尼斯是西亚乃至全非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这不意味着伊斯兰保守势力放弃了对权力的竞逐、对突尼斯各领域的渗透。倾向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鼓吹“圣战”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派别,就在突尼斯乡村、受教育程度低、贫穷的民众中有着深厚的根基,支持者甚众。1970-1980年代,正值伊朗伊斯兰革命、沙特瓦哈比主义兴起、美国试图利用伊斯兰圣战者对抗苏联(最典型即美国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穆斯林对苏联的“圣战”)三股风潮,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在突尼斯兴起。1981年,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倾向运动(Mouvement de la Tendance Islamique (MTI))在这股国际风潮下成立,1989年改名为“复兴运动(Mouvement Ennahdha)”并沿用至今。而萨拉菲派也在其中。虽然布尔吉巴和本·阿里政府均不承认该党的合法地位,但其也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而在1990年代及之后,本·阿里上台,他虽然大体继承了布尔吉巴的政教分离原则,但对宗教政策比他前任宽松,“复兴运动”趁机坐大。虽然本·阿里也曾采取过措施打击伊斯兰保守势力,如自1991年起,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发动“净化资源计划( Plan for the Cleansing of Resources)”搜捕了1万多名包括萨拉菲主义者在内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活跃分子,但仍旧未能斩草除根。

“复兴运动”坐大的两个直接原因分别是其在国内的深耕细织,以及国外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大力支援。突尼斯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赤贫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甚至连中学都没有读完的人口十分庞大。这些人既需要物质上的援助,也需要精神的慰藉。然而突尼斯政府无力帮助这些被城市高速发展抛离的人群,“复兴运动”则趁虚而入。政府无法提供福利,“复兴运动”就为赤贫的穆斯林提供慈善救助;政府的教育无法惠及农村和城市贫民窟,宗教学校就代替了公立学校的职能;当人们为贫穷、暴力、失业而出现焦虑、抑郁、精神沉沦的状态时,宗教保守势力就将《古兰经》和圣训结合现实进行散播,给这些失落者以精神慰藉。某种程度,“复兴运动”等伊斯兰势力担当了部分政府职能,而政府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也就对这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短期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但无疑唤醒了自法国殖民以来,在突尼斯被压制了近150年的伊斯兰主义的幽灵,为宗教保守势力崛起、本·阿里政权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除了内因,来自国外的伊斯兰保守势力对突尼斯的渗透、与突国内宗教保守势力的勾结,也是突尼斯伊斯兰势力崛起的重大原因。长期以来,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制国家不断向亚、非各国传播瓦哈比主义,试图以极端、暴力、顽固保守的原教旨化思想向各国施加影响,以扩大沙特的国际影响力、对它国社会的操控能力。虽然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对沙特的行为都深恶痛绝,但沙特财大气粗,各国的伊斯兰组织都难以抵挡真金白银的诱惑。何况,极端的瓦哈比主义与许多国家的激进伊斯兰团体的价值观一拍即合,更是“合作愉快”。这一切,在突尼斯也不例外。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君主国一直视周边地区的共和国、较世俗化的国家为潜在的敌人。除了国家利益的冲突外,他们最主要的担心是,这些共和制、世俗化程度高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影响,会外溢至他们治下政教合一、君主专制的国家,导致其政权被觉醒的人民或军方颠覆。因此,沙特及其盟国如阿联酋等国在主观上就有破坏各共和制国家的稳定、传播极端教义进行渗透的动机。埃及、突尼斯等国对此心知肚明,但沙特财大气粗,这些较世俗的共和国无力阻遏沙特利用瓦哈比主义实施破坏的行径(相反,前者有时还需要后者的金援,共和国的领导人们也与海湾君主国有各种暧昧不明的关系)。

面对民权民生危机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两大挑战,本·阿里政权的危机日益加深。而美国的布什、奥巴马两届政府又都积极在中东推动民主化,欧盟同样希望西亚北非实施改革、力行民主。这对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富裕的中东产油国影响很有限,但对突尼斯这样并不富裕、外贸依赖于美欧的国家政权,无疑在“内忧”情况下又添上额外的外部压力。同时,智能手机的流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为革命、动乱、政治冲突提供了催化剂。

(三)“茉莉花革命”的爆发与本·阿里政权的迅速垮台

2010年,本·阿里政权面临的挑战达到临界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攸关民生的数据居高不下,民怨日益增多;阶层与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加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突尼斯的打击;本·阿里长达20多年的独裁统治和裙带政治让人民越发难以忍受(如“维基解密”于2009年披露本·阿里家族成员与黑社会勾结);人口暴增、青年人口占比增加,而这些青年又对现实不满;此前发生的几次示威被血腥镇压造成的积怨和仇恨……于是,哪怕突尼斯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属区域前列,但革命已山雨欲来。

穆罕默德·布瓦齐齐,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他全家都靠他一个人贩卖水果和蔬菜维持生计。但他因没有官方的营业执照而被多次没收货物,还被城管人员羞辱(其中他还与一位女性管理人员口角并被羞辱,这在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被视为更大的耻辱)。他多次试图获取执照和申诉无果。于是,2010年12月17日,布瓦齐齐在当地议会大楼前自焚,被送往医院抢救。他自焚的视频和此前的境遇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一时间民怨沸腾。他的遭遇引发了许多失业青年、被官僚主义和警察暴力激怒的人民的共鸣,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12月28日,为平息民怨,本·阿里亲自前往了布瓦齐齐所在的医院看望了布瓦齐齐和他的家人,并为其家人提供了优厚的工作。次日,他开除了通信部长,改组内阁,承诺改革以试图挽回民心。但这一切为时已晚,民愤已难以平息。2011年1月4日,布瓦齐齐不治身亡。此后又有两位绝望的青年效仿他自杀而死。

紧接着,突尼斯的工会发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而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失业者、无业者、个体经营者等人自发的,或因社交媒体号召而响应,纷纷走上街头,全国各大城市全部陷入抗议、骚乱之中。半岛电视台评论道,突尼斯的这场“起义”是“贫困、失业和政治压迫”的“致命结合”造成的,而这“也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共同拥有的三个特征”。

而在布尔吉巴与本·阿里统治时期长期遭受压制的伊斯兰保守势力也趁机鼓动国内穆斯林反抗专制统治。早在2005年,伊斯兰保守势力就与左翼反对派联合发动绝食抗议,以对抗本·阿里政权。而“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以“复兴运动”为代表的伊斯兰保守势力也与突尼斯另一主要反政府力量左翼势力遥相呼应,达成了短期的默契,哪怕二者有着长久而根本性的互斥、对抗关系。

面对如潮的抗议,本·阿里一方面承诺改革,包括增加就业岗位和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调动警察对各地抗议者进行了残酷镇压。而抗议者也同样以暴力还击,袭击警方、政府和执政党的工作地,冲突逐渐白热化。同时,抗议的政治色彩也越发浓厚,由反贫困、反失业转向要求本·阿里和他的执政集团下台。据国际机构统计,截至到1月中旬,已有至少66人死于警方镇压和各种冲突之中。但抗议浪潮反而更加高涨。当时刚刚兴起的如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鼓动民众上街、串联抗议中起到重大作用。本·阿里政府的舆论控制已完全失效,国营传统媒体失去了以往引导舆论的能力。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兴起后,在政治上第一次产生了巨大且具颠覆性的影响,就是以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为起点的“阿拉伯之春”(当然,在2009年,伊朗曾爆发“Twitter革命”,是社交媒体在大型政治运动中的“首秀”,但其影响有限,且以失败告终)。这也标志着信息化时代民主运动的形式、手段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1月14日,本·阿里宣布解散政府和提前举行大选,但已无济于事。突尼斯军方拒绝支持本·阿里,甚至部分军人倒向抗议的人民,保护他们免受警察的伤害。此外,还有军官发动了叛乱。于是,就在当天,本·阿里即乘飞机逃离了突尼斯,飞往沙特避难。此后数日,本·阿里的亲信纷纷被捕或出逃。而一些忠于本·阿里的死硬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暴力行为,尤其效忠本·阿里的总统府卫队与前来镇压的军队发生激烈战斗,前者最终被歼灭,其他动乱也被半武装起来的革命民众及支持革命的军队平息。至此,本·阿里在突尼斯23年的统治寿终正寝。

(四)革命后的纷乱与各政治势力的登场

本·阿里逃离后,突尼斯出现了短暂的政治真空。如前所述,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系列混乱和暴力冲突。但很快,由原执政集团几位主要内阁成员迅速控制了局面,并宣布将组建临时政府和举行大选。同时,从伊斯兰主义者到世俗派系,从左翼的进步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乃至托派,到右翼的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本·阿里旧政府的高官、精英,各政治势力纷纷登场,摩拳擦掌的意图抢占“后本·阿里时代”突尼斯的权力、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本·阿里倒台、党禁解除后,突尼斯一下子出现了80多个政党。一时间,群雄逐鹿,千帆相竞。

在众多政党中,最具实力的,无疑就是前面提到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运动”。如前所述,由于它在占突尼斯人口大多数的受教育程度低的、贫困的、保守的穆斯林中影响力巨大,且在布尔吉巴–本·阿里时代就深耕细织,根基深厚。

当专制倒台、党禁解除,其潜力被迅速释放出来,号召力、动员力、影响力无可匹敌,成为突尼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政党。它的创始人拉希德·加努希(法语:Rached Ghannouchi ;阿拉伯语:‎‫راشد الغنوشي‬)也迅速返回突尼斯,积极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复兴运动”的意识形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代表了突尼斯国内主张伊斯兰化的宗教保守势力。而“复兴运动”的创始人和灵魂人物加努希更是保守的萨拉菲主义者,敌视世俗主义,反对女性参政和工作,甚至主张一夫多妻制。他还在布尔吉巴时代多次参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暴力活动。

相较于“复兴运动”,其他政治组织的实力都逊色许多。法国殖民历史和布尔吉巴–本·阿里执政期间的突尼斯,世俗化力量也在成长,但总体呈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且这些政党大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本·阿里政权倒台后,世俗主义、左翼政党纷纷涌现,但能在突尼斯政坛和社会占有一席之地的,则寥寥无几。其中相对实力最强的,是中间偏左的保卫共和大会党(Congrès pour la République)。在本·阿里时代合法但受压制的左翼温和自由主义政党进步民主党(Parti démocrate progressiste),则是又一股有一定影响力、组织机构健全、参政经验较丰富的世俗左翼政党。相对更左的还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劳工与争取自由民主论坛(Ettakatol)”。此外,以马列主义为纲领的共产主义政党突尼斯工人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s ouvriers de Tunisie)(后改名为突尼斯工人党(Parti des travailleurs))),则代表着突尼斯国内总体实力不强、但在产业工人和赴法留学生中颇具影响力的极左力量。

而右翼力量大多聚集于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其余的只有相对世俗化、持自由保守主义立场的“民主联盟(Alliance démocratique)”具有一定影响力。

总体而言,代表伊斯兰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右翼力量相对集中(即以“复兴运动”为最主要政治组织),政治纲领也较为明确和固定,即建立一个伊斯兰民主主义(‎ديمقراطية إسلامية)国家,将伊斯兰教价值体系和伊斯兰教法贯穿于国家大政与社会民生;左翼力量则明显分散,党派众多却难以团结,除坚持世俗主义的大原则和中间偏左的总体倾向外,在更细的政治光谱和具体诉求上均有明显差异。

但另一方面,各世俗党派忌惮于“复兴运动”的实力,也酝酿着有限的联合,避免突尼斯走向伊斯兰化。最终,在制宪会议选举前,世俗政党实现了松散的联合。而“保卫共和大会党”的主席蒙塞夫·马尔祖基(Moncef Marzouki)是世俗阵营最主要的政治人物。

马尔祖基是医学专业出身,还曾是著名医疗专家。后来,他投身政治,在国内外参与和创建了多个关注人权问题的组织,关注儿童、残疾人权益,也涉足公民教育、医疗卫生发展等社会问题,并与本·阿里独裁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来,他因试图参与总统选举而被拘捕、软禁,2001年被流放。与“复兴运动”的加努希一样,马尔祖基也是在本·阿里政权刚刚垮台之时,就迅速返国并参与到政治竞逐之中。

除了伊斯兰宗教势力、世俗反对派,还有一股“未死不僵”且实力强劲的力量,就是前本·阿里政权的官僚和精英阶层。虽然本·阿里政权垮台,其最核心的亲信和死硬支持者大都被捕、被杀或逃亡,但还有人数更多的技术官僚和旧时代既得利益阶层继续控制着突尼斯的经济、军事、科研、文教卫生、能源等重要领域,甚至还握有一部分政治权力。他们一方面愿意和本·阿里“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当然希望保留自己的职位、利益,乃至特权。历经布尔吉巴和本·阿里长达50多年的专制统治,反对派长期遭受打压,后者很少有人有从政经验。因此,新政府不得不“留用”大部分本·阿里政权的政治精英。这当然招致了许多民众尤其激进抗议者的反对,但主要的反对派均选择了妥协。因为新政权是离不开这些规模庞大、根基深厚、经济社会资源充分、从政经验丰富、在许多专业领域中短期内无法替代的旧时代官僚和精英的。

伊斯兰主义者、世俗政治反对派、旧政权官僚和精英,成为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最主要的三股力量。而每股力量内部都有着复杂的派系;三者之间亦有着微妙的竞合与恩怨。

(五)过渡政府的成立与制宪会议选举

本·阿里逃亡后,众议院议长福阿德·迈巴扎(Fouad Mebazaa)根据宪法委员会的决议担任临时总统。因为宪法委员会委员和迈巴扎本人均为旧政权的成员,他被革命民众视为本·阿里政权的残余,遭到猛烈抨击。但在他宣布退出本·阿里的政党“宪政民主联盟”政治局、改组旧内阁、承诺推进民主和尽快进行制宪选举后,他得到了反对派的认可,成为突尼斯过渡时期的国家元首。

一个月后,突尼斯政坛老将,从布尔吉巴时即先后担任多个要职的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埃塞卜西虽为旧政权高官,但一向重视人权,思想较为进步和世俗化。而且他主要在布尔吉巴时代被委以重任,本·阿里对他明升暗降,与他并不亲近。因此,他得到反对派尤其世俗主义者的支持,成为突尼斯过渡时期的二号人物。而他的内阁经过换血,更换了部分本·阿里逃亡前任命的内阁成员,形成了旧官僚和反对派并存的局面。

经过政坛各方的磋商,最终决定于当年10月举行制宪会议(L’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tunisienne,ANC)选举,以制定新宪法和实现向民主化的过渡。它同时也具有选举总统(制宪会议后第一任总统由制宪会议间接选出而非普选)、决定重大决策、监督政府等职能和权力。它类似于国会,但又比国会有额外的职权,如制定新宪法和选举总统。

因此,各方积极备战制宪会议选举,都试图增大己方在转型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最大程度参与甚至主导新国家国本-新宪法-的制定,为己方在新时代突尼斯的政治参与、执政奠基。

如前所述,伊斯兰主义者、世俗反对派和旧政权精英是参与竞逐的三股主要力量。当选举方案和日期确定,他们就各显神通,全力投入到选战之中。而这三股力量各有长处和软肋。

对伊斯兰主义者而言,其伊斯兰化理念赢得了虔诚的穆斯林民众的拥护,在基层和广大乡村得到普遍支持;而数十年的深耕细织,也让他们有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前面已有提及,不再赘言。但其伊斯兰主义价值观同时也让世俗派民众感到恐惧不安。党首加努希将“复兴运动”比作土耳其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声称不会学习塔利班和沙特那类政教合一的模式,而是效仿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印尼,将伊斯兰主义与现代化结合。加努希还承诺,将给予女性堕胎和参政权利。但由于其诸如将政府、司法机构、媒体、军队全面伊斯兰化以控制国家的企图,大肆发展萨拉菲主义信徒等主张,以及长期坚决反对妇女有权工作和接受教育的原教旨主义理念,让世俗主义者深为警惕。此外,加努希及“复兴运动”对外对内、公开和私下、面对媒体和在清真寺……在不同场合和环境,采用两套相悖的措辞,也让世俗主义者普遍质疑其承诺推行民主、保障妇女权利、实行政教分离的诚意。

与伊斯兰主义者相反,世俗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此外,左翼世俗派还在突尼斯的产业工人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世俗派主打的口号是法治、自由,其中左派强调社会公平和普惠保障,右翼则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吸引支持。世俗派的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较为理性和科学,可行性和可持续性都更强。但是世俗主义在人数众多的下层居民尤其乡村居民中根基较薄弱,难以与“复兴运动”等伊斯兰政党竞争。此外,世俗派势力相对多元和分散、世俗左派与世俗右派存在明显政纲差异等,也使得他们缺乏团结性,整体的实力也因之被削弱。

旧政权人士则以低调的方式参选。他们深知腐朽专制的旧政权不得人心,因此选择“借壳上市”,让反对派人士、媒体人穆罕默德·哈姆迪创办了“人民请愿党(Popular Petition)”并在台前活动,旧政权人士则在新政党旗帜遮掩下暗暗发力。旧政权人士在权力、金钱、人脉、知识和经验、执行力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便有不干净的过去,这些资源优势也足以让他们在制宪会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比重。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共决出217个席位。最终,“复兴运动”以89席独占鳌头;保卫共和大会党夺取29席;“人民请愿党”得26席;“劳工与争取自由民主论坛”获20席;进步民主党获16席。其余席位被其他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瓜分。

根据选举结果,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党,但未能超过半数(109席);世俗主义政党得票分散,但合计席位依旧可以与伊斯兰势力分庭抗礼。而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势力也成功跻身民主体制下的代议机构。

而新政府的组建更是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妥协的结果。经过双方协商和投票,选举保卫共和大会党的蒙塞夫·马尔祖基为突尼斯共和国的新一任总统。作为交换,“复兴运动”的秘书长哈马迪·杰巴利(Hamadi Jebali)被任命为总理,并组建了由两派三政党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其中,“复兴运动”占据内阁近半数职位,保卫共和大会党和“劳工和争取自由民主论坛”及7名独立人士获得其余内阁职位。

(六)联合政府、混合政策、多方竞合:民主政治根基初立下的突尼斯

由伊斯兰政党和世俗主义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建立后,突尼斯正式进入民主宪政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新政府和制宪会议肩负着制定新宪法、确立民主政治框架、清算和解决专制时期遗留问题、振兴经济解决失业、捍卫人权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各项任务。

首先,在制定新宪法问题上,各方就陷入激烈的争议。结果,2011年12月,各方通过了一个专为过渡时期而制订的临时宪法,而正式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则被推迟。临时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和法治原则。由于政治争端和对立法者的暗杀(如参与制订者穆罕默德·布拉米(Mohamed Brahmi)于2013年7月遇害),原本一年内完成的正式宪法,直到2014年1月才得以颁布。它成为突尼斯1861年宪法、1959年宪法后的第三部宪法。

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同时保障信仰自由和男女平等;实行半总统半内阁制;主张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政府;可持续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打击腐败、权力下放等。因为宪法未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础,而是基于世俗法典,因此被认为是阿拉伯地区最进步的宪法之一。但同时,宪法也限制人们对宗教的攻击和批判。这可视作教派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妥协。

虽然该宪法仍有不少争议,但整体上得到了各方的认可,是突尼斯各政治派别经过争执与妥协并达成共识后的结晶。临时宪法和正式宪法的相继颁布,也意味着突尼斯政治转型逐步走上法治和制度化的轨道。

根据选举结果和宪法原则,突尼斯实现了三权分立、多党制、责任制政权的建立,与本·阿里的专制时代正式告别,走向民主政治。但这只是制度和法律中的表层。长期的专制主义影响下的突尼斯,民主政治的实现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对于旧政权的清算,新政府持非常克制的态度。虽然突尼斯成立了“真相与尊严委员会(Instance Vérité et Dignité)”,但相关工作进展缓慢,成就有限。面对堆积如山的申诉(截止2016年,委员会接到27000多件个案),委员会主要是提供微薄的救助而非惩办罪犯。此外,对于前政权腐败和挪用公款问题、进行“经济与金融和解”问题等也是委员会处理的重点问题,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国家也没有对旧政权的各级军政官员进行大规模审判,而是吸纳了旧政权的官僚参与到新的政权中来。这一方面减少了来自旧势力的阻力和转型直接损耗,却也让旧政权各种残余更多的遗留了下来,成为新政权的一个包袱。

提振经济、解决失业,新政权面临着与旧政权同样的挑战。甚至说,民主政府的挑战更大。因为民主转型期政治动荡、社会控制力下降、各领域新旧交替等因素,均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专制政权虽然腐败,但在发展经济方面也有其相对有效率、稳定性强的一面。而民主卜兴之时,民间有着巨大的权力真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服务相对缺位。这与民众对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很高的期待产生显著的矛盾。人民继而产生失望与不满,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管制力进一步下降。

于是,失业率高企、物价飙升、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转型期的种种问题都浮现出来,让新政府焦头烂额。这也是许多经历革命后民主转型国家的通病,是难以避免的阵痛。革命后的突尼斯GDP一度负增长,后恢复正增长但增速缓慢。而高失业率问题(多年以来一直高达15%)迄今未得到有效解决。总之,民主后的突尼斯经济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相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经济领域成为拖累突尼斯转型的短板。

反过来说,民主转型后的突尼斯虽在经济上没有取得成功,但在政治民主化与多元化、军队国家化、社会保障普惠化等领域都是成功的。最难能可贵的是,突尼斯实现了和平过渡而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甚至内战。

(七)“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中的四大组织:和平转型的中坚力量

而实现这种和平过渡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突尼斯自专制时期就有着强大的工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这些非官方的组织机构在社会转型、公民社会建设、推动民主法治等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其中,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及大会中的相关四方,即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贸易与工业手工业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突尼斯律师协会,就是这些民间组织中的佼佼者,也是突尼斯民主转型中的中坚力量。

以其中最主要的、最大的组织突尼斯总工会为例。突尼斯总工会成立于还是法属时期的1946年,可谓历史悠久。突尼斯独立后,突尼斯总工会与专制政府既有对抗也有合作,成为突尼斯国内一支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与突尼斯人权联盟等组织为合作关系,相互支持和扶助。作为工会,自然将维护工人和职工利益为首要诉求。它虽然在专制政权下屡遭打压,但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并保持了相对独立性。

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期间,突尼斯总工会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对革命的和平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也邀请它的主要成员担任三个部长职务。但在公众不满的压力下,他们最终选择辞职,并造成了内部分裂。但它依旧是突尼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公民组织,是各主要政党外最大的政治势力。

突尼斯总工会还是突尼斯左翼力量的大本营。作为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它培育了许多持左翼立场的政治活动人士和基层民众。这为突尼斯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民主化建设提供了大量人才,为民主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培养革命的群众基础和人才方面看,它是贡献最大的力量,超越了其他所有政党和组织。它还是突尼斯公民维护权利、参与政治最主要的平台之一,是民主化之前公民社会的演练场,也是民主化过程中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沿阵地。

而其他三大民权组织同样起到重大作用,只是力量上次于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贸工联盟动员了多个行业的专业工人,补充和强化了突尼斯总工会的力量;突尼斯人权联盟重点参与国民权利保障和人权监察工作,并推动对专制时期遗留问题的清算和反思;突尼斯律师协会则为突尼斯民主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提供法律支持,推动维权运动的开展和民主政权的法治化。

总之,“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的四方,通过专业化的经验和能力、利用组织的力量,将革命后混乱的突尼斯拉入变革的正轨,并减少了内耗与动荡,将民权运动正规化组织化,以各种形式为突尼斯民主转型做出卓越贡献。更可贵的是,这四大组织相互对话合作,而非互相拆台,将突尼斯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置于其组织利益之上。

“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有关四方及其在革命前后、转型时代的作为及表现出的品格,是非常值得其他国家致力于推动民主化与社会进步的人士学习、借鉴的。

(八)世俗与宗教的较量与妥协

虽然经过妥协,突尼斯的世俗力量和宗教势力分享了政治权力,也制定了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世俗化宪法,但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并未中止。相反,随着经济不景气和社会阵痛,双方的政治角力很快迎来新的高潮。

新的冲突的导火索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2013年2月,突尼斯人权律师、政治活动家乔克里·贝莱德(Chokri Belaid)遭枪击身亡。而他作为世俗派人士,生前一直致力于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因此遭到保守派宗教势力的怀恨。而后来根据警方调查,杀人者确实为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且与前述的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有关。

这随即引发了世俗派人士的大规模抗议。突尼斯全国范围都爆发了反对“复兴运动”及保守伊斯兰主义者的抗议和骚乱,“复兴运动”的一些办公地点遭洗劫和烧毁。总统马尔祖基和总理杰巴利均对贝莱德遇刺表示哀悼,但仍未平息局势。

这时,作为“复兴运动”在政府的代表,杰巴利作出了妥协。他决定改组政府,将由伊斯兰主义者为主的政府改组为技术官僚主导的过渡政府,直至下届大选。而“复兴运动”内部反对他的辞职。但杰巴利还是主动辞去了总理一职。这反映了“复兴运动”内部温和派与保守派的分歧。杰巴利最终辞职和内阁的改组,证明了其党内温和派的胜利。

这次妥协至关重要。它避免了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爆发大规模冲突甚至内战的可能,维护了突尼斯的和平与民主。

紧接着,在2014年的大选中,以杰巴利为首的“复兴运动”温和派力挺世俗派人物马尔祖基为候选人,“复兴运动”不参与总统选举。虽然最终马尔祖基败给了另一世俗派候选人、突尼斯呼声党的贝吉·卡德·埃塞卜西,但终归是世俗派胜出,避免了伊斯兰保守势力坐大,有利于突尼斯维持世俗民主。这与埃及等国革命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得势、国家陷入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派军人的争斗,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杰巴利等温和伊斯兰主义者向世俗派的妥协功不可没,也难能可贵。

新兴世俗派的崛起,也对宗教势力形成制约。在2014年突尼斯议会选举中,由多个世俗派人士和组织联合成立的“突尼斯呼声党”,以37.56%对27.79%力压代表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复兴运动”,夺取86席成为第一大党。这也意味着,突尼斯世俗派通过民主选举的和平手段,捍卫了突尼斯的世俗化,抵御了包括萨拉菲主义者在内的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复兴。

相比埃及的“军官团”以武力推翻伊斯兰民主政权、利比亚陷入宗教势力、世俗派系、地区部落等多方内战,以及其他经历“阿拉伯之春”国家的混乱与血腥,突尼斯在解决宗教与民主、国家走向保守还是现代时选择的方向和实现的方式,无疑是成功的。

突尼斯和平的走向世俗化道路中,宗教势力中的开明派如前“复兴运动”成员杰巴利等人主动向世俗派的让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没有一味固守宗教教条,更没有以暴力手段充当原教旨卫道士,而是看清时代的大势,与世俗势力一道建设现代化的民主突尼斯。在少数保守顽固势力试图以暴力阻止世俗化时,他们毅然与其划清界限,站在和平与正义一边。这值得世界上许多被宗教问题困扰的国家各政治派别仿效。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突尼斯世俗力量根基深厚和善于应变。如前所述,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同,突尼斯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影响,进步主义势力力量始终强大,组织化程度高、动员能力强。这使得进步势力在与宗教势力的较量中,有充分的议价能力,并让原教旨分子不敢轻举妄动。而突尼斯世俗势力积极使用和平方式和谈判的手段,达成政治目标,也展现了政治手段的灵活和成熟。

总之,在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的争斗中,各自都做到了妥协和互谅,这对突尼斯实现了较为平稳的过渡,避免了像许多伊斯兰国家在“军事世俗专制”和“伊斯兰原教旨民主”的政治怪圈中旋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的较量已不存在。相反,双方的争斗仍旧激烈。但双方都选择通过议会途径和公民运动渠道等方式表达和实现诉求,而减少诉诸暴力和政治阴谋。

(九)国家经济转型的失败和导致经济困境的多重原因

如果说突尼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是成功的,那么经济转型则是失败的。2011-2019年,突尼斯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足1.5%,人均GDP增速同样低迷。这与本·阿里执政黄金时期5%的经济增速有相当的距离,也低于2000-2010年年均约3%的增速。世界银行对当今突尼斯的评价是:“尽管在朝着开放、民主的施政体制迈进的政治过渡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经济过渡并未跟上步伐”。

这似乎验证了一些中国学者和观察人士所说“政治民主会带来经济混乱和倒退”的说法。但细究起来,并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除2011年之外,突尼斯民主化后经济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哪怕增速很低,这对于经历转型阵痛的国家已殊为不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苏东许多国家经济曾以5%-10%的速度下滑,有些国家甚至处于“休克”状态。相较于苏东,突尼斯革命和转型期的经济已算是稳定的了。

更重要的,是突尼斯革命后经济趋缓有着复杂的原因,而非简单的“民主导致混乱”。

第一,突尼斯经济恶化,在专制时期已埋下祸根,只是于革命后显现而已。本·阿里执政后期,腐败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不公,消费动力不足,都造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低下。这注定使突尼斯经济无法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也正是因经济的疲软,失业率的高企,促成了革命的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倒果为因的认为是革命与民主化导致突尼斯经济衰退,而是突尼斯经济早已呈衰败状态,革命的震荡让它更明显也更早的显现出来了。同样,1990年代的苏东也是如此,是先有经济危机,才有政治动荡,而不是相反。

第二,突尼斯革命和民主化后,需要进行经济正义工作,包括没收非法收入、进行必要的财产再分配等。这不可避免的导致原来的经济系统出现停滞和紊乱。但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经济正义、分配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一部分,是革命和民主化的目标之一。以前即便经济更好,但大多数收入都落入贪官污吏和依附独裁者的奸商腰包,那样的经济发展又有多少意义?而且如前所述,人们革命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公,不进行合理的再分配,那革命的意义何在?即便这需要在中短期牺牲经济的较高增长,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国家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和效率。革命后,突尼斯并未有效改革经济结构、提高政府效率。政治改革的同时,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突尼斯政府在忙于政治问题和分配问题时,忽略了对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等经济效益面的考量。这确实是突尼斯民主政权的重大政治失误。此外,例如靠举借外债的方式增加公共开支(同时外债利用效率低)等缺乏可持续性的政策,也让突尼斯经济蒙上更大阴影。

此外,如国内市场狭小、周边地区动荡不安、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存在“代差”等固有的、客观的因素,也长期影响着突尼斯的经济成长和发展水平。这些问题无论在专制时期还是民主化之后都存在。

显然,突尼斯在民主化后经济转型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了、乱了”,而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民主政权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确不足,但不能成为否定民主化的理由。而且,是民主后这些问题才得以充分暴露,专制时期经济的许多颓败和混乱往往都被隐藏了。直面经济社会赤裸裸的残酷真相,好于包裹在谎言中的“繁荣”;让人们知晓和表达对经济民生的不满,好于高压维稳下忍耐和自我安慰得到的“和谐”。

对突尼斯而言,减少转型阵痛、利用民主红利,积极改革经济体系,是当务之急。突尼斯位于地中海附近,与发达的西欧隔海相望,有着不错的经济地缘环境;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自给有余下还可出口;工矿业基础较好;旅游业发达……突尼斯应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和服务质量、扩大对外贸易、缩小性别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促进就业和改善激励机制,推动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分配的公平,以提高经济效率,使经济成果更好的造福人民。

突尼斯经济转型的失败,也给许多正在或将要民主化的国家以启发,即如何兼顾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平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减少转型期经济和民生阵痛,将政治转型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非拖累。当然,世界各国国情不同,没有统一的模板,但相通之处还是大于差异。只有将维护民权和促进民生并行,人们才会对民主政治更有信心,也会更积极追求和捍卫民主政治。

(十)突尼斯政坛的最新变动与世俗保守主义的兴起

2019年7月,时任突尼斯总统的埃塞卜西因病去世,当年的大选也因之提前举行。在10月份的第二轮选举中,无党派的独立候选人凯斯·塞义德(Kais Saied)以72.71%的得票率大胜,成为“茉莉花革命”后第二任直选产生的总统。

凯斯·塞义德在大学时代攻读法学专业,并长期从事法律与人权工作。但当他进入政治中心并投入总统竞选时,他更多以一个民粹主义者面貌出现。在竞选中,他经常走访平民社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展现平易近人的作风,并把反腐作为其重要竞选纲领,以道德感召力和个人魅力吸引选民支持。不过,他也强调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支持死刑,还反对同性恋。虽然有人将塞义德称为“外乡的罗伯斯庇尔(un Robespierre en campagne)”,但他却是带有右翼保守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者,与罗伯斯庇尔强烈的左倾思想大相径庭。

塞义德在大选中的大胜,也反映了许多突尼斯国民政治心态的变化。他们曾经一度支持主张全面变革、社会公平的左翼,也有人投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怀抱。但数年以来,突尼斯经济没有起色,社会转型的利好没有充分被民众感知。同时,政府的低效和政客的官僚主义,以及依旧存在的腐败,也让人们对现存的建制派主导的官僚体系日益失望。这让许多人对曾经的理想和价值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突尼斯革命后持续的动荡,也使国民由求变转向求稳。恰在此时,国际上民粹主义兴起。从欧美到亚非拉,“另类右翼”都大行其道。因此,选民们将希望寄托到了这位具有强烈民粹作风、意识形态为右翼保守主义的塞义德身上。

这对于突尼斯进步力量是一记响亮的警钟。进步的左翼虽然在革命中表现卓越,但在治国安邦方面建设性的能力不强。他们虽然成功抵御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但又面临右翼世俗保守力量的挑战。当变革和再分配逐渐让位于稳定和守成,对法律规范的渴望也超过继续革命的激情,左翼的衰颓与右翼的崛起就成了必然。

塞义德不是伊斯兰主义者,但却得到了后者的广泛支持。他以很大优势赢得2019年大选的胜利,“复兴运动”等伊斯兰政党的支持起到重要作用。伊斯兰主义者之所以支持他,就是其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与他们相对合拍。虽然塞义德只是世俗保守派,但在伊斯兰主义者眼中,他当然比左翼进步主义者更加遵循传统和尊重宗教。今日的突尼斯,世俗保守派和宗教保守派的合流已成定局。

(十一)突尼斯革命与民主转型对中国未来变革的启示

在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后不久,在中文互联网上也有人号召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甚至在北京王府井等地,有人持茉莉花上街聚集。但无论网上还是线下,参与人数和范围都相当有限,更没有形成组成抗议的规模。在中共政权的镇压下,“中国茉莉花革命”被迅即扼杀于萌芽之中。后来,维稳体制日渐强化,在习近平上台约一年后,中国迈入高度极权的黑暗时代。

突尼斯的革命成功了,中国民间的反抗失败了。不同结果的原因何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两国专制政权的控制力不同。在突尼斯,反对派势力虽遭打压,但始终顽强存在(也可以说是因当局有条件有限度的容忍),且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本·阿里政权仅仅控制着最核心的政治权力,社会各领域的民间力量有生长和反抗的空间。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得到一定的保障。而在中国,以列宁式政党和斯大林式官僚体制武装起来的中共政权,垄断了几乎一切权力和资源,不允许任何民间政治反抗力量生长,有着严密而强悍的维稳体系。所有媒体均在政权的掌控之下,文字狱牢笼囚禁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奴化教育更强化了多数国民的臣民心理。最重要的是,中共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枪杆子牢牢抓在手里,这是本·阿里政权完全无法做到的。

第二,两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不同。革命前的突尼斯处于经济下行之中,失业率高企,国民中弥漫着对政府的不信任。而十年前左右的中国,经济还处于较快增长中,失业率较低,又有户籍制度将农民工等群体捆绑在土地上避免大量流动人口造成动荡。相较于突尼斯,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也较完备,哪怕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不平等。

中共政权在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权建构中,还培养了庞大的(至少上亿)依附于体制的精英阶层/中产阶级/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享受着良好的公共服务和较优越的物质条件,成为政权的可靠支持者。而突尼斯经济贫弱、国家狭小,生活优渥的既得利益阶层无论从人数还是比例,均无法与中国相比拟。

第三,两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国民的价值观有明显差异。突尼斯虽为伊斯兰国家,但深受仅一海之隔的法国等西欧国家进步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潮流行,国民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变革意愿。而中国长期受儒家法家等专制主义文化浸染,又在清代及中共统治时期饱受高强度奴化教育和洗脑宣传,国民普遍对政治冷淡,缺乏公共意识和变革欲望。

此外,本·阿里政权与中共在统治面临极大危机时的应对态度也不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后,本·阿里一度选择“胡萝卜加大棒”,一边安抚一边镇压,但镇压过程多有犹豫,未狠毒到不惜一切代价,最终其政权还是放弃了抵抗,其本人也流亡海外;而中共在六四时以铁腕手段坚定而血腥的镇压了民运。此后三十年,中共也始终以暴力手段将一切反抗扼杀于萌芽状态,出手几乎毫不犹豫、毫不手软。

由于以上原因,2010年代的两国,一个在民主化道路上高歌猛进,另一个走向近乎登峰造极的专制极权。

固然两国一些客观的历史和现实差异难以改变,但突尼斯革命与民主化的诸多经验及一些教训,仍非常值得中国的有识之士加以参考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治转型更是如此。这些经验教训前文已或多或少提及,在此只做些简明扼要的总结和补充。

第一,政治反对力量高度组织化、体系化,公民组织和行会发达且活跃,各组织规模庞大、群众基础深厚。如前所述,突尼斯总工会等组织在革命和民主转型中出力颇多,是革命成功和和平转型的主要功臣。一盘散沙永远不能成事,高度组织化和强高效的集体行动能力是社会运动、民主运动走向成功的前提。

突尼斯这些组织和政党,在专制时代即有庞大的群众基础,民间无人不晓,有着充分的现实影响力与广泛知名度。所以,革命时反对派才能动员起大量民众起而抗争,转型时才能实现全民的普遍参与。政治不能小圈子化,启蒙和吸纳大量平民大众参与,日常就在群众中扎根,才能推动实际的变革。

相对于突尼斯,中国海内外政治反对力量极为分散,有限的组织也规模甚小,且结构松散、缺乏凝聚力,各派系之间还争斗不休。在中国民间,很少有人具体知晓这些反对派人士及组织。虽然这有中共政权激烈打压组织化公民运动、实行严密信息封锁等因素,但反对派自身对组织建设和扩大影响缺乏重视,缺乏在民间的深耕细织,也是原因之一。没有组织,即便14亿国民中能够有上亿愿意以行动抗争者,也因为各自孤立无援、缺乏相互联通,被政权“以少制多”。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政权的镇压和破坏等客观原因,各国反对派都存在组织化困难、集体行动受阻的情况,但中国反对力量一盘散沙、集体行动力差的情况相对最为突出,且和中共执政集团超强的组织性、强烈的对外一致性、高效的行动力形成尴尬的鲜明对比。相对于中国14亿人的庞大规模,参与政治反抗运动的人数少得可怜,比例更不用提。而如波兰、南非、巴西、西班牙、韩国、缅甸等国曾有过的专制时代,民间都有极具影响力、人数众多的政治反抗组织,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南非的非国大及“民族之矛”、韩国的新民党及“民推协”、缅甸的民盟等。这些组织在其国家走向民主化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对中国政治反对派来说,强化组织、促进整合、扩大群众基础,势在必行。首先,需要将反对派成员之间松散的联系变为牢固的组织,将集体行动常态化;第二,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奋斗目标的组织,无论左中右和阶层地域,应该在坚持“共同的底线”,求同存异,并在必要时联合行动、共同发声;第三,政治反对力量不能局限于小圈子和个别人,而应该积极发动群众、拓展宣传途径、启蒙和招纳各阶层人士,尽可能扩大规模(当然也不是宁滥勿缺),达到可以发动具有广泛影响力运动的程度。

囿于目前中国高压专制无孔不入的状况,想较快做到这些当然不可能。但应该向这样的方向努力,并在有发展空间时积极抓住机会、扎稳桩角。

第二,公民社会成熟、思想启蒙有力、公民政治参与行动力强。自法属突尼斯时期,突尼斯的公民社会就已萌芽,在布尔吉巴和本·阿里专制时代也未被摧毁,民间反抗力量规模可观且强韧。而公民社会所依赖的思想基础,即思想启蒙,也根植于百年以来的突尼斯民间。而思想又驱使了行动,让突尼斯国民广泛投入到“茉莉花革命”和民主转型的过程中。

恰恰相反的是,当今中国国民普遍受信息封锁和洗脑教育,缺乏权利和义务意识、奴化和臣民思想泛滥。这样的国民心态和舆论环境下,人们根本没有改变现状的意识和参与变革应具备的基本常识。这继而加剧了公民抗命的衰败以致消失。而且,自从中共建政起,中国大陆民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很快被摧毁殆尽,公民社会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今日自然不可能平地而起。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理应积极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政治反对人士、社会活动人士中,有一部分人并未全力以赴去引导、组织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公民运动的开展。这既有外因(政权打压),也有内因(未尽力而为);既有方式问题,也有理念问题。或出于爱惜羽毛,或由于被迫害的恐惧,许多人的政治反对停留在口头,而未付诸实践;只在意气相投的圈子中相互附和,而没有走入大众社会里倾听、理解、加入、引导,甚至并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同理心,更做不到以人民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中国民间处处都有体制性受害者,不乏希望推翻专制的百姓,但政治反对人士却没有与他们建立良好的连接。有部分政治活动人士虽经常发声、介入热点问题,但言论夸张离谱、与中国的现实明显脱节,经常转发一些不加辨别的谣言,语言缺乏真诚和理性。这样从事实到情感都有问题的言论很难打动国人。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现在需要做的,是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条件,推动国民启蒙、牵引维权运动,见缝插针、穿针引线式的构建公民社会的基底。面对打压,既要敢于抗争又要勇于妥协,逐步维护和拓展公民运动的空间,将政治抗争目标与民众关心的微观问题结合起来,引导民众的觉醒和维权抗争政治化(有时为了策略也可反过来,目的为政治变革但以非政治问题为突破口),提高抗争运动的动员能力,必要时积极与中共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合作,为民主变革做铺垫、为变革后的民主转型打下基础、为未来社会的良性运转提供预备。

虽然同样由于如今严酷的环境,以上需做的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但只要有决心和意志,善用技巧,利用一切条件传播启蒙和扩大影响,利用专制下的各种统治空隙,尽可能的做事,正心诚意(当然这个需要靠自觉自律自省),并不会一事无成。在政治环境好转时,更要全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进步公民的培养,为彻底变革奠基。

第三,革命纲领进步、民主转型方向正确、社会主流思潮切合先进文明。如前所述,突尼斯深受欧陆文明尤其法国的影响,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兴盛,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观深入人心。正是因此,突尼斯革命中左翼进步力量在革命中贡献甚大,在新政权中占据半壁,也让民主转型走向世俗进步主义。维护和发展劳工权利、妇女权利,成为革命和转型中的重要目标和关键组成部分。而着重于法治建设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体现了革命后突尼斯各界对公正和平等的强烈追求。

值得再次提及、特别强调的,是突尼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相对兴盛。前述的突尼斯总工会、“劳工与争取自由民主论坛”、突尼斯工人党等组织与政党,都在突国内有着很大影响力,并助推了革命结果的成功与革命方向的左倾。他们代表工人、农民、妇女、少数群体等相对弱势的普罗大众,积极发动工运、学运与妇女解放运动,维护劳动者、被侮辱与被损害最严重者的利益,是民主转型中捍卫平等公正的最坚定力量。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主流则与突尼斯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是右翼分子,受英美保守主义影响大,信奉大市场小政府,崇尚所谓的“自发秩序”,主张自由高于平等、秩序又高于自由。客观的说,持这种信仰也无可厚非,其聚焦于对过度集权、官僚主义、“政治挂帅”的批判也很有意义,但其意识形态的倾向显然是不利于改变中国贫富差距悬殊、权利义务极为不对等、社会极大不公的现实的。如果一场变革不能足够惠及大多数国民,那变革还有多大意义呢?甚至还有许多反对派人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弱肉强食、完全的自由放任。他们蔑视平等、反对再分配、反对平权,忽视工农大众等弱势群体权益;在价值判断上则往往反对科学理性,反智狭隘。这样的就不是无可厚非,而是很恶劣了。

与突尼斯民主力量中社会主义者众多完全相反,中国政治反对派普遍仇视社会主义。他们将形左实右、只是名义上信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共,和大多数国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混为一谈,逢“共”必反。而事实上,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民主国家,其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及成员,许多都是极具正义感与献身精神、关怀弱势、强烈追求社会公平的(当然也不乏虚伪、腐败者,但这存在于任何政治信仰者之中,比例高低和所在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有关,并不是政治信仰导致)。而且他们大多都坚持以和平的议会斗争和社会运动争取目标,承认政治多元化,而不是诉诸暴力、主张一党专制。在贫富分化严重、到处充满不公和压迫的世界,这些左翼乃至极左翼力量往往是被剥削与被压迫最深重者最坚定的捍卫者(当然这些人也不是圣人,更不是全都是好人,只是相对而已罢了)。正是有了他们,保守反动势力才受到一定的制衡,弱势者才有了一点话语权和地位、没有被世界完全抛弃。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中国政治反对派均是如此。但从比例上说,无论中国大陆还是海外的中国政治反对派,大多数的确是右倾、保守的,其中顽固、愚昧、冷血的也不在少数。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如果真的以民为本、希望建设一个比当今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更好的国家,就应该摒弃顽固保守、扭曲偏激、无脑仇“左”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向国际上的进步主义思潮靠拢、与各国进步力量联合,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平权运动、维权运动,向结构性不公开战,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保护弱势,构建一个高度文明、每个个体都能不受欺负和自由发展的社会。而且,这也有利于动员平民大众参与到变革中来,而不是变成少数社会精英的政治游戏。

第四,较好的处理了宗教问题和调和了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如前所述,突尼斯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国民99%是穆斯林。而包含萨拉菲主义等极端保守力量的主要政党“复兴运动”,也是一个宗教性质的政党,在突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专制时期,宗教势力既反专制,却又传播保守的宗教教义,试图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宗教政权取代世俗专制;革命及革命后,宗教势力利用政治真空迅速壮大,“复兴运动”一度成为最大政党,试图推动国家伊斯兰化、以“经”治国。这对于突尼斯国家的世俗主义、国民的基本人权是巨大的威胁。

但在世俗势力坚定的抗争与宗教势力中温和派的克制下,伊斯兰主义者没有与世俗主义者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而是通过民主选举和多方协商的方式达成妥协,在保障宗教势力在权力分配中占有相当份额、法律系统中保留一定宗教成分的前提下,颁布了一部整体上世俗化的新宪法,并建立了一个非宗教化的、世俗主义的政权。这不仅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恐怖主义肆虐的中东有重大意义,也为世界许多国家树立了榜样。

中国在走向民主化过程中,同样面对着棘手的宗教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中国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且与非穆斯林的汉族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过激烈的暴力冲突。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严峻。与突尼斯类似,来自沙特等国的瓦哈比主义等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境外宗教思潮通过各种途径渗入中国,也加剧了中国涉伊宗教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中国开启民主化进程,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宗教色彩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趁势起事,酿成民族悲剧的血雨腥风也难以避免。

而相对隐蔽但越发重要的,是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迅速增长、基督教势力的坐大。虽然由于政治原因等,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很难确定。但根据不同途径估计,中国基督徒大约有2000万至8000万人(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等各基督教派别),且每年以10%的速度迅猛增长。相对于佛教徒、道教徒等,基督教徒的信仰更虔诚、委身程度高(经常参加如礼拜等宗教活动)、组织化程度高;相对于穆斯林,更积极对外传教、发展人员,在中国的分布范围也更广。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基督教势力将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主流社会基督教化。虽然宗教对人与社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归根结底带有保守性、唯心性、排他性,强调神性高于人性、重视传统排斥革新、崇尚秩序抑制个人自主,并有可能在某些时机制造宗教暴力,甚至建立“以宗教教义为纲”的政权、“以教治国”。

很令人不安的是,中国政治反对派中,有相当比例的基督徒,且大多非为自由派基督徒而是属于福音派和基要派。这些人正是上个问题中提到的右翼保守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反智主义者中的主力。他们把宗教价值观凌驾于普世价值、世俗主义之上,反对政教分离(其美其名曰“政教分立”),蔑视理性和科学,主张以基督教教义为原则治国。这不仅与国际上人文与理性为基础、政教分离为原则的普世价值相悖,还与欧美基督教主流即自由派化、人权化的宗教革新迥异。

诚然,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作为政治反对派人士,出于各种原因信仰基督教包括其福音派基要派思想,是其基本权利。而宗教和教徒也可以作为反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独特而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在中国民主变革及转型中,任何宗教及教徒的价值观和利益都不能凌驾于全国人民之上,不能通过一些手段诱导、洗脑,甚至强迫半强迫的让大多数未信仰基督教的国民皈依、服从。在政治反对派中,个人信仰宗教没有问题,但不能以一些方式让别人也去信仰,更不应拉帮结派排挤其他世俗反对派人士、利用人多势众软硬兼施的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选择强加于人。而且,宗教保守主义与近300年来世界文明核心理念即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人权至上)、理性主义(科学的对待一切、祛魅化)背道而驰,也与政教分离、宗教回归为个人信仰(而非制度、法律和公共生活的指导原则)的趋势相逆,不利于发展民主化后国人的权利与自由。中国政治反对派若想真正为人民争得自由和解放,就应该坚持人权至上、个人自由自主第一、以科学理性的内容形式建构国家和社会,以最大程度实现国民的自由和幸福。对于宗教,应该发挥其导人向善、社会救济的作用,抑制其束缚个人自由、损害科学理性的影响,取精去粕,以扬弃的方式待之。

至于中国的涉伊斯兰问题,与民族问题一起成为中国民主化时将面临的局部但棘手的问题。悲观的说,那时发生流血和动荡基本无法避免。尤其习近平时代在新疆设置集中营,关押和虐待上百万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穆斯林(还有数量不明的被杀害或虐待致死),种下了极大的民族和宗教仇恨,终究会爆发。未来民主化时期,只能通过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平反与补偿等方式,尽可能抚平伤痛、实现正义,为更远的民族和解创造条件。而长远来说,坚持国家世俗化、民族平等与宗教自由,并强化人权、个人权利观念,以淡化与超越以民族、宗教区隔的各种群体的排他性权利,是处理相应问题最合适的方式。

(十二)突尼斯、中东、中国的未来

虽距革命已近十年,但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并未结束,成就和失败并存。成就方面,突尼斯建立了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了普选与多党制,政党轮替和政治妥协也标志着民主政治的成熟化,整体上以和平的方式走上民主道路,避免了宗教势力与世俗力量的内战,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将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博弈引上非暴力解决的轨道,一定程度实现了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工人及普通国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得到较好保障;失败方面,经济始终未得到提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国民贫困率仍很高,治安不容乐观,社会治理水平较差,宗教与世俗的对抗仍激烈、局部冲突和暗杀时有发生,民粹主义逐渐抬头。

总之,突尼斯民主转型成就显著的同时,问题也很突出。其成功的主要是政治层面,而失败的多是经济问题。如前所述,其成败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现状并非不可改变。民生与民权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政治民主既可以刺激经济活力,也容易导致经济动荡和政策反复。对政府来说,如何拟定和执行良好的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合理性,以及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非常重要。

在更广泛的社会治理层面,突尼斯政府需要做的更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关系到国民基本生活质量的基石。民主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国民的诉求,合理制定政策和调配资源,在教育、医疗、就业、治安、养老等领域不遗余力,改善国民生活质量。

但就我个人看来,突尼斯在中短期很难在经济和社会治理领域取得突破。想要改变,需要清廉高效的政府、完善的法治、公民素养较高的国民、良好的外部环境等,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这近十年的民主转型,仅仅建立了社会变革的框架,而未深入到更具体更基础的层面,也不可能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补齐上百年的贫穷落后。

经济的疲软也会反噬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就是例证。突尼斯推翻了专制,但民主也可能带来民粹。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包括短视、狭隘、极端,往往以损人来利己,理智被冲动取代,导致不同群体的国民相互仇视,各种矛盾激化,国家动荡不安。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尼斯如今政治和经济还都很不发达,民粹的破坏力会给脆弱的国家更大伤害。

总之,突尼斯的前景是复杂的、混沌的,还没有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政治风格和经济特色。2019年,突尼斯人均GDP仅3287美元,排世界第124位。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下,突尼斯距成为一个体制完善、经济繁荣、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对于专制蹂躏或/和战火肆虐的中东来说,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已是很成功的、足以作为榜样的。如本文开头所述,“阿拉伯之春”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未走向民主与和平,专制的王室、暴力的军人寡头、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瓜分了中东政治版图,温和中道的世俗化力量被边缘化,基于各统治集团私利、民族和宗教纷争、地缘政治博弈、域外列强干涉产生的暴力冲突与利益勾兑盛行,人民饱受戕害。因此,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哪怕粗枝大叶、局限明显,也足令中东各国民众羡慕。

不过,在中东各国专制力量强大、宗教保守与极端主义根基深厚、族群矛盾复杂、政治暴力传统悠久的状况下,突尼斯的成功很难复制。例如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因盛产石油,统治集团有足够的资本软硬兼施的压服民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教派与民族矛盾严重,各方互不相让,民主化被分离主义绑架,族群利益压倒了国家利益,各势力无法取得共识,动辄暴力相向;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军人长期干政,尾大不掉,文人政府不是遥遥无期就是脆弱和傀儡化。而美欧和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出于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各自扶植不同势力明争暗斗,往往并不管其扶植的政权多么肮脏。美欧虽标榜人权,但现实里还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党派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权只是次之又次的考量(如为石油和地缘政治姑息沙特的政教合一君主专制,为打压反美宗教势力默许埃及军人集团重新上台)。这样的内外环境下,中东各国想建立真实的现代民主体制,难上加难。

自二战以后,中东各国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寻。民主,理应是现代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可是,除以色列这个犹太人为主的国家外,其他各国要么没有民主,要么其民主有严重缺陷。这几十年来,大多数中东国家也未变得相对更加民主,甚至如土耳其等国还发生了民主倒退。有些国家政局的剧变,只是军人掌权取代君主独裁、神权政体取代世俗专制之类罢了。目前看来,前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后几十年也没有大幅改变的可能。中东各国还要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长期跋涉。

突尼斯民主转型可以告诉中东的,是和平、妥协的重要性,是世俗化与多元化的意义,是让抗争走上合理方向的路径,以及各方勇敢追求民主、用心捍卫民主的精神品质和价值选择。这些只能作为一种借鉴参考,每个国家自己的路还要自己走。

突尼斯民主转型对于中国的启示,前面已做了详细分析和阐述。其实,我非常明白中国和突尼斯政治环境的巨大差别,也理解中国政治反对派及潜在反对派(即内心支持政治变革但无公开透露和表明观点者)的现实困境。突尼斯政治反对力量的许多作为,想在中国复制可谓难上加难。尤其涉及组织和行动的方面,如今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我所说的借鉴,并不是立即的、完全的复制突尼斯,更多是一种远景和大致的指向,以及一种与现实有不小距离的希冀。对于中国能否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并较好的实现民主转型,我是比较悲观的。

但我们总得思考、行动,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如果灰心丧气,那更改变不了现实。而如果只等待“天下有变”,不仅不切实际,还不负责任。假设一百年后中国民主了、民生幸福了,而我们这些人、这代人却并未为那时的民主贡献任何实际力量、没有付出任何代价,那我们不配面对未来的国人。当然,那样我们更对不起现在的、民主化未实现前的国人。我们怎么能坐视专制、弱肉强食、暴力、谎言、黑暗继续长期存在、荼毒许多代累计数十亿人呢?

假设我们等一百年后“自然”变民主了,那这一百年间有多少受害者?其中多少因没有民权、民生贫乏而受尽屈辱乃至家破人亡?多少人在欺凌和虐待别人,又有多少人被欺凌虐待?多少孩子、成人在国家和社会的谎言中生存、被从小到大欺骗,自己也成为说谎者之一?历史和现实的真相还要被扭曲、涂改多久?弱势群体还要怎样被折磨、被剥夺权利和自由?有权力和权利者无义务,承担义务者没有对应的权利,劳动付出与收入严重不对称,到处是不公平,嚣张跋扈趾高气扬、忍气吞声和麻木不仁的情形还要存在多久?有一些反对派自己有能力置身事外,可绝大多数人民不可能都隐居避世、与世无争啊。

何况,如果一直没有人、很少人去奋斗抗争,一百年后中国就一定“自动”民主了吗?即便表面上变民主了,民权和民生就真能得到保障了吗?从古到今、无论中外,无论由奴隶制走入自耕农经济的相对进步,还是由随意驱使劳动、毫无保障的野蛮资本主义时代到今日八小时工作制与同工同酬、废除童工和实行义务教育、设置养老保障和退休金的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以及由被异族压迫殖民到民族解放、种族民族平等,哪有没有抗争、无人推动而达成的目标、实现的权利?

我们这代人、现在活着的人不去改变,那只有未来的人承受牺牲。如果未来的人效仿我们,那以此类推,一代代推卸责任,那民主自由一直都无法实现,我们都将是历史的罪人。谁都不当先行者,都等着摘桃子,这样的民族不可耻吗?如果说那些没有身份地位、知识、尊严感被摧毁殆尽的弱者、百姓,因为没有意识和能力抗争,还情有可原,我们这些哪怕有些资源、受过教育、有着一定知识水平和生存自由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去改变这不公不义的现状呢?至于社会地位、个人权利、生活水平上优于大多数人,位于既得利益者甚至特权阶层行列的,就更有义务改变现实了,不仅在于权大责大,还在于这些人是在专制丛林社会中大量得利,有原罪,是靠直接和间接损人利己、挤压他人利益而“优胜”的。

我们绝不能坐等,每个人都应该投入到改变中国的现实中来,在历史进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正面的力量。我们还要知道,与突尼斯及许多国家一样,推翻专制、建立民主体制,仅仅是完成了民主转型、社会进步的一个阶段,此后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有更复杂的问题要解决、更细碎但硬实的阻力要克服。例如民主与经济发展就非正相关,甚至会因阵痛导致经济衰弱;民主和自由化会让一些曾经被专制强压而尘封的仇恨与冲突重新被激发,不同群体矛盾公开化并加剧争斗和对立;特权集团成员利用专制时期的“原始积累”,在民主法治体制的“合法途径”下继续当“人上人”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下,我们也会清楚看到民主社会到处是难以根治的社会痼疾和丑恶现实、了解到人性多么复杂和阴暗。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民主、唱衰民主。民主本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只能为一切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块关键的踏板,前面还有无数激流和荆棘。反过来说,不实现民主,千千万万的问题都被专制极权阻碍而不能有根本的改观。

我们也要学习突尼斯革命者进步的理念和敢于行动、勇于牺牲的精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中国,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遍及中华大地、惠及亿万华夏儿女。

只有行动,才有希望,才有改变,才有值得千秋万代永续生活的未来。

王庆民

2020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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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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