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共产党创建已经九十年了，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间至今尚未恢复其历史真相。
1920年，在俄国共产党代表的推动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但至今正式的中共党史著作仍以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为党创立的标志，称1920年上海党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于1920年，尚需在学术上作些论证。现在要弄清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的马列主义政党1920年是否已经出现？以“一大”为中共创立的标志有无不当？本文拟就此一辩。
1920年中共已有明确的理论政治纲领
凡政党，其生成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这体现于它的政治纲领中。衡量1920年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否已经形成为一个政党，首先看它当时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
1920年7月，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创立时，即已起草了党的纲领。据中共创立时入党的施存统(复亮)回忆：“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吴明)5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小组。”现在无法准确知道当时起草的纲领内容。但是年11月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等人起草的纲领，其政治主张当与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相近)，共分三部分，阐述了党的理论政治主张：
第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提出：A.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公用。B.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C.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第二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实现这一目的，“要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政权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后，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阐述了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担负抵抗国内外仇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
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现存中国共产党创立后的第一部文献。由于中共创立时是秘密的，故而这个宣言未曾公开。但它是党统一思想，明确党的奋斗目标的理论政治旗帜。
其后，从1920年11月起，由李达负责编办的《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宣传了党的这一纲领。该刊第一号短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第二号短言中指出：“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属性……承认国家这个机关可以做我们改造底一种工具，但同时，我们万万不可忘记了国际主义，因为少了他，社会主义便很难实行，而且减了很重要的一个原素，使世界的和平不能实现。”第三号短言中则进一步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我们若决心用革命的手段打倒资本阶级，非采用权力集中的战术从事阶级争斗不可；因为必须把劳动阶级权力集中起来，才免得中资本阶级各个击破的毒计……’劳动专政’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意思，只是不把政权和自由给资本阶级。”第四号短言中亮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创建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本主张：“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是怎样呢？就是主张一切生产及交换工具都归公有，不许私人把财产用做生产或交换工具来增加他们的私有财产；却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不是’彼此通财’那样普通的习惯，我们不可认错了。”第五号短言指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现在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要改造经济制度；反对代议政治、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等主张，担当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第六号短言则持反对巴黎和会、国际联盟、太平洋会议的立场，认为“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指出：“我们要扑灭世界资本主义，只有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面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痛。”
根据上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简要地说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一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行国际主义原则，扑灭世界资本主义(推行世界革命)。这些，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理论政治纲领。这些政治主张，通过在报刊上发表，表明中共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
1920年中共创立后明确了走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中共成员施存统化名“光亮”于1921年7月3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我所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色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其他一切与此不对的反对议论，与我都无关系。”这是非常鲜明的列宁主义立场宣示。
中共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明确地以之为政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标志。
1920年中共与非马列主义政派划清了界限
民初，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进步的知识界澎湃。因为不满于军阀统治，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良方。不过，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混杂，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都有，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之一种。中共创立者以前是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混在一起的。中共创立时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自然要与其他政治派别区分开来。这也是中共成为马列主义政党的一个标志。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或者说在创立过程中，完成了这种划清界限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各地都发生了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派划清界限的情况。不仅中国共产党总部在上海创立时，而且北京支部和广州支部、武汉支部创建时，都有鲜明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筹备创立时，先是以组建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形式开始的。等到陈独秀明确要建立共产党的时候，原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戴季陶、张东荪等就退出了。改良主义派张东荪以这个组织(研究会)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是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预备组织，于是他退出了。戴季陶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他也参加发起共产党的创建，据载，“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另据张国焘说：陈独秀告诉过他：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的深切关系，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此外，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也退出了研究会的活动。
1921年9月中共北京支部创立时，由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发起，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参加。据张国焘回忆：成立会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会议都没有设主席，也没有记录。至11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其时，“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疼。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广州共产党组织建立过程中，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更经历了曲折。先是，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后，曾致函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嘱在广州建立党的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因得原在北京相识之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引荐，结识另一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于年底组建广州共产党组织，9位成员除两位俄国人外，其他7人全是无政府主义者。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拒绝参加这个组织。是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将自己起草的党纲交广州党组织讨论，无政府主义成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与之“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陈独秀于1921年春主持“成立真正的共产党”。
武汉共产党支部发展过程中，遭到热心于新村运动者的冷遇。据包惠僧回忆，他任武汉支部书记后，中共临时中央曾写信给他，要他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社)的分子。包惠僧和刘伯垂、陈潭秋(武汉支部成员)遵照这一指示与恽等接触，但因当时恽等热衷于新村运动，都像清教徒似地不容易使人接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恽等才参加共产党。
中共创立时，陈独秀在党刊《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表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文中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不采议会道路，而实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立场，表明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分野。
中共创建时，党的名称起初为“社会党”，最后采用“共产党”，明显地划清了与第二国际社会党的界限，坚决走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路线，遵循列宁主义。
1920年有组织地批判反共产主义政派
中共创立后，在宣传马列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利用《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有组织地展开对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政派的批判。这是建党后重要的政治活动。
当时，国内思想领域各种思想纷陈，在时新的思想潮流中，存在着胡适的改良主义，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议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流派。张东荪、梁启超等批评“过激主义”共产主义的主张。中共创立者陈独秀有组织地展开了批判排击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派的政治论战。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头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它明确提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建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社代会(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原先也谈论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后来竭力批评共产主义“过激主义”。他认为，现在不要谈社会主义，而要救贫，要发展实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效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张氏的论点立刻引发了刚创建的中共一方的批判。
陈望道立即撰文反驳说:”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的开发实业，难道是想用资本主义吗？”邵力子著文说：“须知，开发实业只能在两种主义之下：一种即社会主义，一种即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
《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陈独秀编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文章。对于一些反对提倡社会主义的说法，中共方面发表许多文章加以批驳。针对上述张东荪的观点和舒新城的观点(“中国现在没有谭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社会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现在处处都不够。”)，陈独秀反驳说：“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利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周佛海说：“我们就不得不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巩固基础之先，实行社会主义了。”他还分析，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世界越文明，生活程度就越高，生活难底呼声也就越高。”他认为：“要铲除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就要先铲除生出这种怪现象的资本制度。”
李达撰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批驳梁启超的观点。梁启超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有何良法一面能使极衰落、极幼稚之生产事业可以苏生萌达，一面又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中国之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从社会主义运动立场论，“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今日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地位为第一义。”李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观点，分析发展实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两种根本不同的生产方法，认为：“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
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约束，要求绝对自由的观点，署名“增恺”的文指出：列宁曾经说过：“自由不可以望诸政府，惟在我农民、工人、兵士合力以求之！”“’争自由’是要’争而得的’，并非’乞而来的’。”“自由和政治本是互相消长的。此中，只有奋斗，哪能讲妥协。”丘蜚声的文章说：“社会主义就是铲除阶级的主义，就是打破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谋平等生活的意义。”《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发表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词(《社会主义批评》)，演讲中说：无政府主义“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
陈独秀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剖析。他分析社会主义思潮，列举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几种。他特别比较了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种政治主张的区别：
共产主义：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
国家社会主义：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
陈独秀还分析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明明白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
围绕思想斗争，解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的文章陆续出现。《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1921年6月1日)刊出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第九卷第四号发表了施存统写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
1920年中共创立后，共产党人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论战，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前此的思想论战相比，有其特点：现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榜样，并且俄国共产党派代表到中国来推动建党的条件下进行的。前一时期新旧思潮的争斗，大致在学术文化范畴，作学理性的探究。而现在进入中国社会改造如何进行，是在现有体制下以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还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实业，这有着明显的政治分野。前一时期尚处于“纸上谈兵”，纯为文化界思想交锋，而现在开始建党，发动工人运动，思想政治观点的论争成为社会主义运动(革命实践)的一部分。中共创始者反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政治主张，对准目标，火力密集，主帅和战将披挂上阵，呈现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战斗和明显的党派性，亮出了“吾党”的旗帜。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1920年5月1日)出了劳动节专号，从第八卷第一期(1920年9月1日)开始，其编辑权、发行权为新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并接受俄共的资助。其封面为地球两个半球伸出的手紧握的画面。茅盾说，这是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罗斯团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意思。刊物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俄国革命，宣传马列主义。这个原本北大教授鼓吹新思潮新文化的同人刊物，蜕变为中共党刊，引起了同人内部分歧。胡适感到，它“色彩过于鲜明”，“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他主张恢复“不谈政治”的戒约。钱玄同称，“陈(独秀)胡(适)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表面上李大钊居中调停，但胡、陈主义不同，而李、陈主张相近。虽然刊物还继续发表中共以外作者的文章，内容也包括学术文化，但主调是宣传中共奉行的马列主义观点，旗帜鲜明地与反共产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政治主张论争。《新青年》第九卷(1921年5月起在广州出版)，陆续刊出《共产党》月刊的目录和广告，《共产党》月刊则明确自称“我们共产党”，已经标明系政党活动。中共创立伊始，第一步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政治平台，影响青年，影响知识界，影响社会，这是中共在思想领域夺取阵地，为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作理论铺垫。中共创立后思想理论领域内的这一重要裂变，也是中共创立的重要佐证。
1920年中共建立党的机构，开展多方面的工作
已往将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各地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的组织称为“上海发起组”，显然是否认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一个政党的架构和形态，只是一个不成形的小组织，最重要的“上海发起组”，也只是做了一些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事实上，1920年七八月间中共已创立，建立了政党架构，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多方面的工作。陈独秀联络在全国一些城市和海外发展党员，成立组织，并起草党的纲领，创办党刊《共产党》，开展宣传和政治活动，开展工人运动。这是中共已经作为一个政党存在的重要证据。
现在我们来分析，陈独秀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结构如何？究竟开展了哪些方面的活动？它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或地域性的小团体组织？
中共创立时即参与活动的陈望道回忆党的创立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立时，以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秘密组织，没有纲领，入会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孙中山叫他去)。1920年底以后，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
中共创立时的骨干人物李达回顾党创立时的架构和活动为：
“一九二0年夏季，C. C. 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国际代表威丁斯基(译名吴廷康)在内，约七、八人，讨论的项目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十一月间，书记陈独秀为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广东担作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组党的集会，一直是在渔阳里二号举行的。”
“李达一直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他主编《中国CP》(共产党)月刊……”
“一九二0年夏间，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离开了学校，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觉悟》栏编者邵力子。党在上海发起以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定新渔阳里六号作为容纳青年的处所，并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 Y.)，派俞秀松同志(党的发起人之一)负责主持。”1920年8月，俞秀松离申去日本时，团的书记由施存统担任。俞1921年1月才从日本回来。
包惠僧回忆：1920年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选陈独秀为临时中央书记，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
陈望道和李达都是中共创立的参与者，陈、李二人是学者，他们的记载和回忆写作较早，内容具体、实在，价值极高。他们的记述说明：尽管在建党之初，中共上海党部组织的人数不多，但当时政党的架构已经初具：
1.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以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不在，交李汉俊代理；李汉俊辞职，李达代理。领导人员始终是衔接的。遇事，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等核心人物商量处理。
2.制定了党的政纲和组织原则。有关党的结构，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发生争论。显然，这是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3.确定了当前主要任务：一是党的组织发展，指导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一是宣传出版，组织翻译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书籍；一是工人运动。上海和各地党组织都深入工人中组织工会，1920年上海组织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上海出版《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创刊)等刊物，开展各项活动。
4.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分派由俞秀松领导。
5.建立了华俄通讯社，发行报纸。李达分工编辑《共产党》月刊，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治主张。李汉俊和陈望道负责编辑《新青年》理论刊物，从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日发行)起，成为党主办的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对立政派论战。
此外，上海党总部还以外国语学社名义培养干部，后派送苏联留学，或往各地分派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渔阳里二号《新青年》杂志社。
从上述可知，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已经初步具备一个政党的形态，有相对比较完整的架构，绝不是一个不成形的松散小团体。而且一开始，党的工作比较全面展开了：组织，宣传，工运，建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或可谓此。
陈独秀起草党的纲领，指导上海和各地组建党部，发展党员，开展工人运动，开展宣传工作，在党内外进行联络工作，起着总指挥的作用。1921年新年，陈独秀命陈望道往大世界一带散发传单；办纺织、印刷、邮电工会，用办夜校接近工人；利用《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与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笔战。“五一”劳动节开庆祝会，散发好几种传单。武汉把上海宣传“五一”劳动节的“克里空”作法搞得轰轰烈烈，发了好几十封油印品到外埠的报纸、学校，由外埠的报纸再反映到上海，这样起一些鼓动群众的作用。陈独秀曾制了一个工人状况调查表，让开展工人调查工作。武汉吸收的工人郑凯卿曾调查填表，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过。包惠僧写过一篇《武汉劳工状况及其活动》，1921年春夏之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过。
陈独秀先后介绍维经斯基与孙中山、陈炯明相识。他应孙中山、陈炯明之邀赴广东任教育主管之职，与国民党人打交道，同时整顿了广东党部。1921年春，中国共产党已经派俞秀松等人赴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会议。这都是中共在国内外所做的联络工作。
中共创立之始，人数很少，但是在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开创性工作，这说明，党一创立，活动能量就是相当大的。
上海中共总部指导各地支部结成统一的党
1920年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举行前，通常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它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指导领导关系。
陈独秀创党时，不仅与上海诸同志商议，而且与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或通信，或当面，进行酝酿磋商，包括党的名称、党的指导理论、政治纲领、组织原则、发展计划、开展活动的方式和步骤。在中共创立过程中，北京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陈独秀和上海党的总部对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创立和活动开展，起了领导作用。
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夏(七八月间)，他在上海时，陈独秀与他谈起在全国各地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的计划：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沈定一，加上主办急(激)进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三人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带的组织。陈独秀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陈的老朋友高语罕其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者。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和张国焘在北方发动，先在北京，然后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也应注意发展。李汉俊原籍湖北，时在上海任教，可找湖北的董必武、恽代英联络，作为组织共产党支部的发起人。陈独秀与毛泽东通信，希望他在湖南发动成立共产党组织。陈还与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通信，让其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他派施存统到东京去，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并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
从张国焘的回忆可知，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布局了在全国各地建立党组织，并在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留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组织。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党组织，绝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小团体小组织，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1920年至1921年7月，全国已有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等地和海外东京、巴黎创建了中共党的组织，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据记载：长沙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一大”后，1921年10月毛泽东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党。
首先创立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其他各地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上海的党组织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部，它不仅在各地发起组建党组织的过程中，起了联络作用，实际上发挥了领导作用，提供各地党组织的理论宣传刊物，统一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后来负责召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领导人。
包惠僧回忆道：“中国共产党是于一九二0年夏秋之交在上海成立的。紧接着党的成立，因为有特殊的人和事的关系，先后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连上海，全国共成立了六个支部。上海没有支部之称，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由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各党员的物色，工作的分配，党纲的拟定，工作方针的决定，都由上海党负责，事实上它就形成了中央的作用，可是当时并没有中央这个名称。我为了写回忆录的方便，我常把上海党写成临时中央，各地方的组织叫做支部，并无共产主义小组之称。”“当时(中共’一大’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连上海在内共有六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点，只称中国共产党，不称支部，其余各地党组织都称中国共产党支部。”
张申府回忆中也称：上海陈独秀家渔阳里二号就是“党的总部”。
陈独秀及党的上海中央机构，领导了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建立党组织，并领导开展活动。这样的具体记载还有很多。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吸收刘伯垂加入中共，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包惠僧任武汉支部书记后，临时中央曾写信给包，要他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社)的分子。包和刘伯垂、陈潭秋执行了这一指示。据袁振英回忆：他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后，曾被派往武汉，同恽代英联系，劝他加入共产党，同时联络武汉三镇的农工学生，并进行调查。1921年初，陈独秀到广东，直接领导了广州党组织的重建(原先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各地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和工作情况都报告陈独秀批准。如张申府在巴黎发展刘清扬入党，后来张申府与刘清扬又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赵世炎、陈公培(二人均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成立共产党支部，都报告了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创立后，其成员开展党的工作和活动，要请示上海的中央批准。包惠僧回忆：1920年秋，他担任中共武汉支部的书记。第三国际代表之一俄国人马迈耶夫到武汉，向他介绍俄国革命后的情况。当时，他想到莫斯科去学习。他写信给上海中央，中央答应他的要求，待有人接替他的工作(武汉支部书记工作)可以成行。武汉工作结束后，包赴上海，做去莫斯科的准备。因赴俄交通不通，包滞留上海。代理陈独秀中央书记工作的李汉俊留包暂在中央工作，任党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斋副)，主要负责选派学生赴莫斯科留学。1921年5月，李汉俊又派包惠僧到广州见陈独秀，报告上海情形，请示有关中央如何开展工作，或将中央搬到广州去。因包在上海无工作可做，陈独秀乃留包在广州工作，住在《新青年》发行部，任中共指导下之《群报》之撰述，并派他到宣传员养成所当学监(未到差)，直到他与陈公博作为广州支部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为止。从包氏的回忆可知，包惠僧入党后，自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起，其工作派遣调动，均服从中央的调遣。在上海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如何领导全党的工作，于此可见一斑。
从上述可知，1920年中共创立后，党的上海中央总部与各地支部之间具有领导关系，全党已经结成为一个整体。
1920年7月19日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标志
中共的创建，是在俄共代表的推动、指导和帮助下，由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发起创立的。1920年春，设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经共产国际批准，派代表威经斯基先到北京见过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到达上海，与陈独秀联系，推动建立共产党。
由于中共组织的创立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不同的文献资料中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共产党”、“革命局”等名称。究竟哪个日期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始创立的标志，现在有不同认识。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共上海组织成立于1920年年中(六月至七八月间)。有位日本学者主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发生在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文件之制定和《共产党》刊物的创办均为1920年11月，以此为依据，论证1920年11月为中共创立的时间，自然是有力的。然而，假如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又无以解释1920年11月之前，已经出现了“社会党”，和由它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8月《劳动界》的创办、《新青年》变为党的刊物和《共产党》的筹办，指导领导各地建立党的支部等一系列活动。因此，中共创立时间应早于1920年11月。
大致过程是：陈独秀于是年5月先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开始建党准备。据现存参加中共创建的俞秀松日记(1920年6月17日-7月25日)7月10日记载有：“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共产党”。[33](P297)党史界有些人推断7月10日前，已经成立“社会共产党”。不过，俞氏6月17日-7月9日的日记中，俞在上海期间，并无参加组建党的活动的记载。而据施存统回忆，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等人起草党的纲领，改良派张东荪和三民主义派戴季陶退出。
据推动中共创立的俄共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报告记载：7月19日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他，下设三个部：出版部、宣传报道部、组织部。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出版报纸；组织部开展学生工作，并要派人开展工人、士兵工作；在各工业城市建立革命局(支部)；准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苏联学者K. 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苏联《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说：1920年7月19日，上海的“中国积极分子”会议上，陈独秀、李汉俊等赞成成立中国共产党，其后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等亦赞同。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开会，成立“革命局”。
其后，即有8月15日《劳动界》创刊，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9月1日《新青年》从同人刊物变为党的刊物。同时，陈独秀领导各地建立党的支部。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工作，于11月完成，党刊《共产党》11月7日创刊。
从以上简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可以看出，经过先前一段的酝酿，7月19日上海成立党的“革命局”，即由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和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组成党的核心，并建立开展党的工作的几个部门，党的架构具备，党的各项工作由它部署安排。无疑，“革命局”这一党的核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键一步。有学者认为：7月19日会议成立的革命局，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就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实际上，1920年7月19日，可以作为中共创立的标志。
有学者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资料集(第38-39页)载：1920年7月初俄共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从海参崴赶到北京，于7月5日-7日，召集派到中国来的俄共党员开会，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交换意见。与会的维经斯基委托陈独秀召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开联合大会。这显然是催促成立共产党。有学者称，“这次会议发出了成立共产党的命令”。
后来威经斯基与陈独秀等于7月19日开会成立革命局。恰巧，这一天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现在无法了解，莫斯科和上海这两个重要会议在同一天举行，是偶然巧合，还是事先有意安排。但1920年7月19日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都是一个重要日子。在7月28日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刘绍周(即刘泽荣，旅俄华人，曾创办中华旅俄联合会后改名旅俄华工联合会，任会长。他以俄共华员局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为共产国际“二大”大会委员会委员发言说：“就连中央位于上海的社会党，也在工人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党。根据它办的名称朴素的杂志《周报》，我们可以判定，这场运动确实很重要。”刘绍周发言的这句俄文原文为：
“Но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центр которой наxодится в Шанхае，приобретаетвсе большую и большую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среди рабочих. Эта партия–маркситская.”
他发言中的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有译为“社会主义党”的，非是，应译为“社会党”。刘绍周的这一发言可以证明：1920年7月28日前，中国共产党(起初称“社会党”)已经成立。
综合前述可知：
1.中共创立日期上限为7月7日，下限为7月28日。以7月19日会议作中共创立的标志，与这个时间段是吻合的。
2.中共创立酝酿过程中曾考虑“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名称，起初采用了社会党之名，后来征求李大钊意见，才改名“共产党”， 于是正式定名共产党。显然，这更符合俄共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本质是俄共指导各国共产党、推进世界革命的机构)的要求(俄共代表就是来中国帮助组建共产党的)，避免与社会党第二国际相混淆。
3.称党是“马克思主义党”，表明是按照俄共代表要求组建，得到俄共和共产国际认可的列宁主义党。
4.1920年7月党已建立中央领导机构，设在上海。
至于党名，先称社会党，后来才改名为共产党，这并不影响中共创立时间的认定。试以俄国共产党的创立为例：俄国共产党于1898年成立时，由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加特林诺斯克等城几个“斗争协会”和崩得统一组党，其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5年后，1903年该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才制定党纲党章。其时党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年该党代表会议(布拉格)，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决裂，形成独立政党。至十月革命成功后，1918年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才决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后来又改名为联(苏维埃联邦)共(布)、苏联共产党。然而，这些演变并未斩断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源于1898年社会民主工党创立的事实。援引俄共创立之例说明，1920年7月19日，党的核心“革命局”建立，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标志，尽管当时还以“社会党”为党名，中共创立过程中，也曾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加入。
此后，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在党刊《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阐发中共(先名社会党)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其中提到：“现在除俄罗斯外……所有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文中数次以“吾党”自称，透露了党已创立。这期刊物于1920年9月1日发行，文章当写于七八月间，与中共创立时间正好相符。
来源：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