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期(2013年6月26日)《环球时报》上,意外地看到摩罗的一篇文章《幸福感与体制无关》,十分诧异。拿到报纸的时候,我正在监狱草坪上干活,拔草和清运垃圾。我躲在旁边的凉亭里,快速地浏览了一下摩罗先生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几位评论员的文章,一时惊讶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这盛夏的烈日下,我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闷着头拉着一小车杂草,走到监墙下的垃圾堆旁,稍稍休息一下。监墙上面,武警的岗哨里,一名年轻的武警战士背着枪,警惕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那严肃而庄重的表情,让我联想起当年年轻气盛的理想主义少年摩罗,写出优美、忧愤的散文作品的浪漫青年摩罗,想起1980年代整整一代青年人的自由主义梦想。如今看来,确实只有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客观而诚实的裁判员。今天读到摩罗这篇文章,我感觉就像一枚小小的钢针,轻轻一扎,就戳破某些人本来就很脆弱的自以为是的梦想气球。我仰望着那个高高在上的、代表着强大权力的武装哨兵,想象着当他除却一身戎装,作为一名普通社会青年或农家子弟,又该以什么样的目光,去像我一样,仰望更加高不可及的高墙与电网呢?

从报纸上看到,摩罗先生的身份已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名文化研究员,他研究幸福感,得出与体制无关的结论,到底有什么样深刻的文化内含和令人可信的逻辑推论呢?我猜测他此刻审视当下社会现实的目光,离我有多远,离 监墙上这位武警战士又有多近?如果作为第三者,他又该如何判断我和武警战士两者的处境中,谁的真实性与残酷性更具有对幸福感的检测能力和准确度呢?就算我与武警战士此时身份不同(党的囚犯与国家卫士),难道能否定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的幸福感都与体制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吗?再者,就算摩罗先生本人从一个农家子弟,文学青年一步步自我拼搏奋斗到今天,成为一名光荣的国家级文化研究机构研究员,他的幸福感与体制无关,那么,那些多少年来生育、供养他一路成长的家乡父老们,如今正喝着污染的江河水,吃着有毒的大米,忍受着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他们的幸福感难道就与体制无关吗?

我推着小车,慢慢地行走在密布着监控器的水泥路上,一边还不甘心地想着,将来如果有机会见到摩罗,怎样简洁有力地对他的观点进行当面批驳。

我与摩罗曾有一面之缘,在出版家贺雄飞的安排下,曾经一起吃过一顿饭。那是在2002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与当时几位十分知名的青年才俊摩罗、敬文东、余杰等人把酒言欢。至今,我仍然怀着一颗炽热而真诚的心,期待与包括摩罗在内的诸君再次相逢。就算彼此观点不同,就算摩罗这几年遭遇重重非议,在我这里,我始终愿意将他视为一个可以与之相交的文友,继续交往与关注。

为了摩罗曾经写过的那些在暗夜里划破长空如流星般绚丽的优美散文,为了我们共同经历过动荡如潮涌般惊心动魄的社会变革,为了我们一代人曾经泪洒琴弦、低吟长啸的青春理想,为了我们在追求国家文明与进步这个宏达目标时无怨无悔的付出与奋斗,我们完全可以随时坐在一起,共同讲述光阴的故事,共同缅怀闪亮的日子,共同消遣那些早已从我们记忆当中灰飞烟灭的花房姑娘。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2013年6月,银川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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