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实习记者 臧继贤 整理
2014-11-30 10:43 来自 思想市场
【编者按】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他逝世已经六年了,他给这个城市留下的空白至今无人能够填补。在王元化先生冥诞94周年的前夕,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思想论坛假座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举行了一场“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的沙龙,邀请了三位与王元化生前有密切来往、并有深刻研究的许纪霖、胡晓明和夏中义教授,回忆与王先生交往中的精彩轶事,畅谈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汤一介这样的大师是如何担当着中国与人类的文化天命,成为“文化托命之人”的。

以下为对话第一部分。

Wang Yuanhua王元化先生(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

许纪霖: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先生自2008年起离开我们已有六年时间,似乎他的身影渐行渐远,但对于曾和先生因有密切接触、对先生思想有深入了解的我们来说,他似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之所以举办这样一场沙龙活动,还因为有一种“内心的刺激”。去年北京的徐庆全先生在《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中,对于上海学术界和思想界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的时候不见什么纪念活动很有感慨。我读了之后感到非常羞愧,这次活动那是想借王先生冥诞生94周年之际,弥补这个遗憾。另一方面,为了重建中国的文化,文化重建并不是从在一张白纸中创新,而是要不断地回到传统,回到我们的前辈与老师,在他们已经奠定的伟大传统里继续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

胡晓明:王先生这样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为上海带来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思想遗产,如果上海没有王先生这样的人物,就会变得比较轻浮。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不太相同的地方是一定会有精神的寄托和坚守,一定会把文化的价值和尊严放在第一位。在先生去世之前的一个月,我向先生提议建立一个学术机构,继续研究先生尚未完成的文化课题。虽然当时先生病情很严重,但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于是找到当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提出建立学馆的想法。这个学术馆可以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不是为了纪念和表扬他,而是把他刚刚开始思考的文化话题继续讨论下去,现在这个学馆就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畔。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他的肉体是可以消逝的,但是其精神上的关怀以及对文明的价值至死不休。王先生在生前曾嘱托我要在学馆前面立一块碑,上面写着“这是一个为思想而生活的人”。现在为思想而职业的人太多了,但在大学里“为思想而生活”的关怀却越来越少了。

还有一个先生的小故事我一直难以忘怀。当年我在读博士期间,一次饭后同先生散步至复兴中路,先生说要带我去看一个地方,路上一直在给我讲与熊十力先生交往的轶事,情至深处突然敲起路边一间屋子的大门,半天过去见无人应答才突然记起熊先生的后代可能也已经搬走了,原来这就是熊先生曾经在上海的故居。王先生曾和熊先生有四年的交往,有很多深入的交流,感情甚笃。在非常时期,熊先生曾如托命一般把自己的藏书托付于王先生保管,而在王先生的心中熊先生这样的大师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许纪霖:一个国际大都市假如没有像王元化先生这样大师级的人物,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王先生生前同我们谈起文化和学术的时候,立刻会变得非常兴奋,即使到了80岁的高龄,思维仍然非常敏捷,他好像是为了人类的思想和文化而活着的人。王先生身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对他的纪念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缅怀。

中义:我和王先生很早就相识了,但真正同先生有较多的来往是从2004年开始的。我曾写了一篇关于王先生的研究性文章,得到了先生的好评,进而得到拜访的机会。初次见面的每个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对先生说他的生日很好记,比五四运动小一岁,比中国共产党大一岁,而先生也自称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之子。先生亲切地叫我老夏,并说赞同我文章中所述先生精神病发病和痊愈的原因。如此一来,我和王先生在他生命最后四年有一段忘年交,这在我的生命中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我也希望我的记忆能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公共记忆,因为王元化先生对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存在。先生是一尊活着的青铜像,敢思、敢说、敢开玩笑、敢愤怒,他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这个时代应有的记忆和思考。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读懂先生生前的思考。先生认为自己从1992年开始的著述价值最高,并称其为生命中的第三次反思,这也使先生成为上海文化记忆中的英雄。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不知道自己的英雄伟大在哪里的民族也是悲哀的”。先生留下的思想遗产中有两个命题极其重要,第一,他认为卢梭《社会契约论》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激进思想的根源都能在《社会契约论》中找到。第二,他对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主义的政治伦理人格的四个特点进行了反思。有一次许纪霖老师受家族之托,请先生为杜亚泉的文集作序,先生认真研读了杜亚泉的作品,发现其创办的《东方杂志》思想与《新青年》的激进思想不同,由此促发了先生对五四运动的重新思考。对《社会契约论》的反思,把中国近代的激进思想追溯到卢梭,这一百年来,没有比激进主义对中国思潮的影响更为深刻的,它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生存。思想家应该能够回答时代和历史提出的重要问题,而我们应该思考先生思想遗产的根基在哪里。

许纪霖:1987年我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面发表过几篇关于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文章,王先生一直很关心青年学者,看到我的文章颇有谬赞,便通过他的学生约我见面,自此开始同先生相识。王先生与我父亲同年,算是我的父辈,我一直视王先生为自己的“精神之父”。即使先生去世之后,当我遇到一些选择感到困惑的时候,总会想想假如先生在世的时候会如何选择,于是我就明白该怎么办了。

王先生在1989年之前一直把五四精神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当时与林毓生现在有过论战,写过《为五四精神一辩》,当时林毓生和杜维明在海外对“五四”有所反思,先生是“五四”之子,又是老一代具有革命理想的共产党员,但他在晚年的时候对“五四”和中国革命都有深刻的反思,试图寻找“五四”和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王先生是一个反思性特别强的人,这与有些学者不一样,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经得起理性的追问。

我们现在无论从学问还是境界都很难追得上先生。葛剑雄教授前不久在《文汇学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我们现在的学术成就已经远远超过民国,引起了很大争论。我的看法是,今天在一些具体的专业研究上已经超过了前辈,但是在学术境界和学人气象方面却远远不及前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依然在民国学者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中展开研究,在范式上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突破,有些领域因为受意识形态干扰还在倒退。王先生在世的时候,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大家都对王先生非常敬重,不仅是人格上,而且是学术上,虽然在具体的学科领域中的成就,王先生未必比他们高。我想了半天,后来明白了,主要是因为先生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通,而且将文史哲打通,是一个贯通性的大师。大师不是专家,中国传统的学术不像今天这样分门别类,哪怕四部之学也是相通的。王先生虽然生前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国务院文学类学科评议组成员,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文艺理论专家,他在哲学、思想史、考据上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文学。于是研究文学的见到先生,佩服他的文学研究背后有考据和义理,历史学家见到先生,仰慕他的考据背后有哲学思考,而哲学家见到先生,又敬佩他不是空谈义理,有文史基础。像王先生这样的学贯中西、跨越古今、纵横文史哲的大师,如今在中国学术界已经绝迹了!

胡晓明:王先生的声音在学术界特别有震撼力,很多人都前去和他讨论。那个时候没有微信,学术界要是讨论什么问题,都会到王先生的客厅,这是最后一个有思想的文化圈。我跟随着王老师也在这个学术和文化的沙龙中见到过许多海内外的大师,如杜维明和林毓生等等,他们也成为了我的汉学源流。同样这个沙龙也是上海学术界的舆论中心,王先生对一些学者的看法会从这里很快传播出去。加之王先生对学界的动态颇为关注,比如许老师和夏老师就是因为自己的文章而与王先生相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而今天上海却没有一个这样重视思想的文化圈,这当然和大的环境也有关系。

王先生比五四运动小一岁,比中国共产党大一岁,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符号意义的说法。在五四运动的后代中,只有王先生提出了反思,看到了“五四”中的一些问题和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后果。1990年,他作为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赴京参加会议,按照惯例要被领导接见拍照,王先生当即提出自己患有腰疾,不能奉陪,可见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傲气,对于权力的不屑一顾,有一种知识和文化的尊严,这就是老派读书人的风骨和硬气。而现在整个文化界斯文扫地的事情太多了。

许纪霖:王先生是真性情之人,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直言不讳。他对年轻人特别好,对于他们身上的任何优点都会非常肯定。先生的文字非常理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性情的一面。他一再告诉我,一定不要在情绪最激昂的时候落笔,那个时刻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气胜于理”,要等到自己平静下来,这个时候理性才会主导自己,写出公允之论。 先生对不太熟悉的人总是非常客气,所以很多人回忆先生时中都会提到有如沐春风之感。但是先生对于比较熟悉的人会显现真性情,对其缺点会直言相告,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因为生病治疗的副作用,脾气比较急躁,有一次因为我做事不慎,对我发脾气。没想到第二天,我接到先生的电话专门向我道歉。这让我非常感动,那本来是一件小事,我也不会在意,但先生对人格之尊重,哪怕是对自己的学生与后辈。正因为先生有这样的真性情与诚挚,所以感觉才特别亲切,有心灵相契之感。王先生交友,不太在乎观点是否一致,特别注重心灵相契,这个心灵相契,我的理解就是有共同的关怀与趣味,思想可以有距离,但心灵是走得很近的。

王先生在世的时候,有“南王北李”和“南王北钱”的说法,“王”都指王元化先生,“李”指李慎之先生,“钱”指钱锺书先生。但先生对于这两种说法都不认可,但这两种说法却一直流传下来。先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跨越了学术和思想两个领域,在思想上同李慎之先生一样,都是中国思想界旗帜性的人物,而在学术上也堪比钱锺书先生。这样在思想界和学术界都有如此大影响力的人物,除了王先生以外很难再找出第二人。先生认为90年代以后,思想和学术已经断裂,但是他追求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王先生写了很多学术文章,这背后都有很深邃的思想,而绝不是在玩弄考据和辞章。而先生在谈论思想的时候,又会引经据典,背后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作为我们晚辈学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夏中义: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变动,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提出要加强研究民国的学术史。李泽厚先生当时在海外就感叹“胡适的地位上升了,鲁迅的地位淡出了”,学术很强劲,思想就很淡了。而后王先生提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是对李泽厚先生的一个回应,也是王先生一生治学经历的心得。王先生在50年代研读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有三个环节,感性的、知性的和理性的。后来王先生读到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也讲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性的,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材料;第二阶段是知性的,对丰富和混杂的感性材料分门别类,并找出某个部门的特殊规律;第三阶段就是对分门别类的概念有个整体的逻辑的还原。就是这样,王先生的思想被闪电般地照亮了,他在对黑格尔的学术研究中悟出了真理,而自己意识的清醒也正是被“有学术的思想”支撑着。

许纪霖:王先生在80、90年代比较关心政治,对时政也有非常深刻的观察,但是2003年以后,他有很大的变化。他对时政不再感兴趣,似乎已经超越了短暂的一朝一政,更关心的长时段的文化与文明的大问题。每次我去看他,他就要与我谈这些大问题。他晚年最焦虑的,是中国的文化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大危机。他很担心从轴心时代以来积累的人类文明将要毁在我们这一代,文明中的精英传统在急剧失落,而流行的都是一些低俗的、民粹的文化。每次他在电视里面看到“老娘舅”这样的节目就很生气。

夏中义:王先生到晚年对于自己幼年生活过的清华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眷恋,还能清楚记得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居所,这正是和他自身亦是文化托命之人有着重要的关系。和王先生精神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先生晚年发现自己真正的根是在清华园。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孜孜以求,和我交谈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学识都传授于我,先生透过眼镜发射出来的那样一种光芒只有尼采这样的人才有。我和先生接触的时候他已经是84岁的高龄,眼神中还有因学术和思想所激起的兴奋的光芒。先生73周岁的时候曾说自己的思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让我很感动,而他学术和思想上的最高峰也正出现在这之后。王先生除了对学术和思想有着重大贡献以外,他的行动也告诉我们其实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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