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实习记者 臧继贤 整理
2014-11-30 10:44 来自 思想市场
【编者按】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他逝世已经六年了,他给这个城市留下 的空白至今无人能够填补。在王元化先生冥诞94周年的前夕,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思想论坛假座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举行了一场“知识分子:文化托 命之人”的沙龙,邀请了三位与王元化生前有密切来往、并有深刻研究的许纪霖、胡晓明和夏中义教授,回忆与王先生交往中的精彩轶事,畅谈从王国维、陈寅恪到 王元化、汤一介这样的大师是如何担当着中国与人类的文化天命,成为“文化托命之人”的。

以下为对话第二部分。

ECNU-UBC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思想论坛举行了一场“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的沙龙,从左至右,夏中义、许纪霖、胡晓明。 微博@胡窭且贫 图。

许纪霖: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文化的传承并不是抽象的,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承担的,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担负的文化使命。我现在在读余英时先生《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这本书,从其中更深切地体会到王先生为什么是文化托命之人。余先生讲到在中国文明诞生之前,文化主要掌握在巫师手里,巫师是通天的,只有他们才知道天命所在,天与人相通。但是在巫师文化中,天是主动的和神秘的,人是被动的;同时巫师又和政治权力紧密结合,是权力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先秦老子之后,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个哲学的突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知识人”。孔子这样文化的先知同巫师不一样,他们承担的文化是独立的,与政治权力相分离了。虽然孔子的学问还是与天道有关,但这时的天道不是神秘的,人也不再是被动的,天理和人心开始相通。从这以后,人的内心和精神变得很重要,读书人便成为了文化的托命之人。张载有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读书人来说,虽然对现实担负责任,但最重要的使命还是“为天地立心和“为往圣继绝学”。政治上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会长久,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整个人类来说,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则是最长久的。如果文化衰落了,再怎么富强恐怕也是昙花一现。当我想到“文化托命之人”这个说法之后,很让我兴奋,我感到找到了一种对元化先生最为确切的理解。

王先生在晚年的时候特别怀念清华园,他要寻找的童年的精神与文化之根不是今天的清华,而是当年的清华国学院。王先生再三提到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上的题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就是当年的清华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当年陈寅恪在王国维的悼词曾讲到,当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而这种痛苦最后只能通过自杀来求一己之心安。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他们身上有一种一脉相承的传统,即为中国文化之忧而忧,他们自觉地担当文化复兴的使命。据我对王先生的了解,他关心的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且是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命运。这也是儒者的普世主义情怀,儒家内心所系的,从来不是一国一族的命运,而是整个天下的文明秩序。对中国好的价值,也应该是世界也是好的。他们都是从整个人类的命运来思考中国文化的。现在许多人只讲中国价值、中国特殊论,这个格局和眼界实在太渺小了。

王国维、陈寅恪、王元化,以及刚刚去世不久的汤一介先生,从中国文化出发,最后落实在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所承担的文化天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整个世界乃至宇宙。我们现在还撑得起这片天吗?他们是文化托命之人,所承担的和捍卫的,就不是个人的尊严,而是整个文明的尊严。因此他们无所畏惧,哪怕是面对死亡。当年香港被日本攻陷的时候,梁漱溟先生从香港逃到桂林得以脱险。当他知道许多人担忧他的安危时,梁先生淡然地说“我怎么可能死呢,如果我死了,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色!”梁先生自认担当了天命,所以五十年代的时候,当众人都匍匐于领袖的光辉之下时,只有他敢于站出来叫板,为生民请命。我非常赞同张灏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有双重权威,一重是天子,那是政治权威,另一重是读书人,他们同样秉承天命,代表了道统。而在儒家看来,道统是高于政统的。读书人的使命乃是“士志于道”,这个道,既是天道,也是人道,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认知这个道,并一身实践之。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既失去了天道,也没有了人道,古典文化在急剧地衰落,变得俗不可耐。所以王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一再感叹说:“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胡晓明:托命这个词来源于古文中“托孤寄命”这个成语,先有“托孤”、“托命”之说,后有“托书”之说,例如王国维将他的藏书都托付给吴宓和陈寅恪。孔子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这其中具有一种古典意味的精神之美。而今天我们在用“托命之人”来看待王先生的时候,更有一种传承这种传统的意味。

许纪霖:这些大师级人物多少都有些狂,但这不是狂妄,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担负着文化的使命。张东荪曾在四十年代就写过一本书,其中专门有一段讲作为“文明托命者”的知识分子,作了很详细的讨论。余英时先生有一句名言,“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也可以理解为他也自认担当了中国文化传承的天命。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气概,乃是因为他们的学问,是“为往圣继绝学”,传承了几千年的人类智慧。一个个体是非常渺小的,但一旦承担了天命和代代相授的传统,那就不得了,“虽千万人吾往矣”!

现在学术上总是强调要创新,但在我看来,至少是人文学科,任何一种创新首先要尊重传统,继承某一个伟大的传统或者“家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小步,这就是真正的创新。人文与技术不同,而缺乏传统的创新,不是骗子,就是瞎折腾。

胡晓明:周代的时候《诗经》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旧邦新命”。当时从殷商到周代,先贤就已经意识到其中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人文主义”的兴起战胜了“神本主义”。而我们当今的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从经济建设变为了文化中心的建设。发生转变的一个动力即是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把整个中国文化都破坏了。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之处,另一方面也要回到我们固有的传统中去,比如道德和做人等方面。

许纪霖:熊十力先生是刺猬型的学者,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我们现在对他的新唯识论体系的理解和解读还是很表层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而王元化先生是狐狸型的学者,不是有一知,而是有多知,在很多方面都有涉猎,他像以赛亚·柏林那样健谈,言谈中闪现的智慧俯拾皆是,他晚年随意提到的只言片语,其实深挖下去,都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这些大师留下了很多文化遗产,只是今天大家太浮躁,很多意思我们还体会不到。现在网络上的快餐文化看过即忘,而大师留下来的智慧,是值得反复玩味的。我记得王先生经常说,对于学问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他还将这八个字写成条幅。经典的背后有大智慧。大师们所留下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用生命的感受所体会出的智慧。只有当我们像大师那样去思考和生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他们所言究竟是何物。

夏中义:从百年中国人文学术史的角度来讲,为什么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会造成那么大的悲哀?陈寅恪曾说过“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王国维先生就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不管中国文化发展到哪一个峰值,总是有一个具体的人作为符号来代表的。王国维去世之后,陈寅恪很明白中国文化的使命已转移到自身。这一点陈寅恪自己不好意思讲出,而是吴宓曾五次做诗词表明陈寅恪是继王国维之后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所以这就是陈寅恪1949年之后活得那么悲壮的原因。从1954年到1964年,陈寅恪双目失明,两条腿不能走路,日常生活难以自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了6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中国文化之魂没有沉沦的重要因素在于独立和自由,而它们在柳如是身上保存得最纯粹、最具传奇性。柳如是这样一个奇女子,如此有气概,如此有才华,把大明的命运如此放在心上,不惜用生命殉道,对当今的中国文化有震撼性意义。 一个思想家有两种表达自己灵魂价值的方式,一种是通过文字和言语,另一种是通过自己日常生活的方式。如果什么时候中国能够出现像陈寅恪和王元化这样不仅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信念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

许纪霖:我做过王元化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研究,他们两位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我辈。他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的东西,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李慎之先生在90年代讲到要继续反传统,而这里要反的那个坏传统就是法家。法家是中国最坏的传统,今天所讲的专制主义就是法家的传统。而王元化先生比李慎之先生更理性,90年代之后,他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更多正面的价值,包括“三纲”在内。“三纲”如果从它原来的那个时代抽离出来,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继承法”,对之进行重新的解释,赋予其现代性内涵,它依然有可能具有正面的价值。王先生对于“五四”的反思并不代表着否定“五四”,而是要批判性地发扬光大“五四”的精神。明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五四”永远是现代中国人的一面精神旗帜,只是如何在反思的基础上继承“五四”精神。

夏中义:在我的心里,能够感动80年代中国思想的人就是李泽厚。一个时代的托命之人必须要能看到这个时代的症结所在,也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大地带来一股春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了中国新的希望,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李泽厚在1979年就提出“康德哲学与主体论”的重要论点。在西方近代,康德在阐发人的尊严的问题上,把话说得最彻底。后来又有人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人”是近代人文主义背景中的人。所以李泽厚先生唤起了中国对于“人”的尊重。王元化先生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使我们看到了激进主义为百年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思想还活着,所以我们用不着担心他的接班人诞生之前,中国思想会出现空白,只要我们真正读懂他,这个托命之人就还活在我们心中。

许纪霖:越是一个庸俗的时代,越需要这种大师的精神。因为这样一个时代更容易让人们有空虚之感。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新的欲望每天都被生产出来,而又无法满足,而被无穷的考核、升等压得喘不过气来,许多知识分子非常焦虑,每天都在问自己:读书与做学问究竟有什么用,有何意义?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越需要一种超脱,需要“文化托命之人”这样的情怀,这样的超越追求。你即使没有获得世俗的成功,也可以因此获得生命的尊严,获得自我的肯定,我也在承担天命的一部分。21世纪的中国可能不再有大师和大家,文化的天命将赋予每一个读书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托命之人。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则有相应的担当与责任,你就会收获一些快乐与自我肯定。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没有英雄,文化托命之人将是每一个为中国文化之忧而忧、为文明重建而有所担当的普通读书人。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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