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三月，应某基金会之邀，我重访美国。这个基金会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纪录片，要我接受采访。趁便，我临时决定在哈佛大学作一次关于渐进民主的演讲，又应邀给哈佛的本科生讲了两堂课。时隔七年，美国还是如此诱人地美丽，而且──与中国大不相同──美丽得如此熟悉，好像我前天才刚刚离开。在演讲中我说起七年前“逃离美国”，不是因为美国不好，恰恰相反，美国太诱惑我，我担心，时日稍长，我会动摇了回国的决心。在洛杉矶的姨妈、表弟、表姐妹们，在台湾的舅舅，苦苦劝我长留美国，至少，拿了绿卡再回国，两位老人甚至老泪纵横，劝我不要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婉言谢绝了，但心里酸酸的，并不好受。我自问：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太做作（我最讨厌的品质之一）了？亲戚们问我回去的理由，我说：两个字，爱国，或者，六个字：我是个爱国狂（亲西方的，不是反西方反美的）。这个理由她们不能接受，问我中国有什么好，值得你爱？
这个质问，深深刺痛了我。我心想：人只能爱可爱的东西吗？我想回答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她好，她可爱、优秀、有什么“优越性”（很痛心，拿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我实在找不出中国比美国优越之处），恰恰相反，因为她是如此不幸，如此多灾多难，让你感到肩上有一份无法卸除的沉重责任。
爱国不是出自理性认知，不是来源于优劣比较，对我而言，爱中国是溶于我全部血液中的东西。我为中国的每一个缺点痛心，为中国的每一点进步高兴得要流泪──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艾青诗）；
但我没有这么说──虽然是实情但难免被人解说为自我拔高──我只能说，留在美国很好，对我个人而言甚至可以说虽不在天堂也离天堂不远了，只不过，这就象翻日历，除去数目字不同，其他都相同，从现在开始，你一眼可以望到底，看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天堂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吧）。中国却恰好相反，每日、每时都在变，变化之大、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就这样，我逃离了美国。回国后的种种经历，千言万语无法尽述，我会选择一部份写在明年杀青的加长的“六·四亲历记”（题目是：《血腥的黎明》）当中。在这里，我只能提及一点：我本应经常把国内的情况通报给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但由于种种不便，我似乎是失职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些弥补工作，否则的话，我们与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之间，隔阂和误解会越来越深，这当然不是好事。从我“关注人权，支持申奥”的声明受到的批评来看，这个隔阂和误解确实不容小视。
让我先从三点建言说起。
一．边缘化的危险
余英时先生在剖析中共的一篇大作中谈到中共的“痞子化”，极为中肯。事实上，共产党和几乎一切革命党一样，大体上由两部份人组成：理想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和边缘群体。所谓“边缘群体”，是指那些在大动荡的时代，从原本有序的社会职业分工位置上被排挤出来，又找不到新的位置的失意人群：失意的知识分子，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失去土地的农民，等等。革命的初起阶段，是激进知识分子为主流，正是他们鼓动、组织、领导那些边缘群体起来造反。随后，这一类人逐渐被排挤出领导核心，边缘人日益成为主导。边缘人的不择手段、非道德主义、赤裸裸的实力主义和残忍冷酷，便成为革命党的常规。这大概应该算是一种“革命的内在逻辑”吧！
有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痞子文化”）的大书，很值得推荐：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著《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我极为钦佩的李慎之先生为该书作了序，其中引述了王元化评述杜亚泉（杜亚泉先生是近代最早注意该问题的学者）的一段话：
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份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份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豪富为其特色。
这部书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也好，“阳儒阴法”也罢，都忽视了极其重要的另一部份，所谓“隐性文化”即游民文化、痞子文化，它“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自秦始皇以后，争夺天下，流血漂杵的大拼杀之中，有成功的“豪杰”，从刘邦、朱元璋到毛泽东；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吴广到张献忠、李自成，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流民群体的杰出代表；所谓“江湖侠客”，正是游民的理想；影响中国人（从担夫走卒，到官臣士子）至深至远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乃一代又一代游民的经典教科书。这个反贵族、反主流社会，反知识、反道德的游民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灵魂深处一种最坚执的情结和本能，每逢乱世，必定冒出头来大显神威。及至近世，再被激进知识分子抹上一层民粹主义的油彩，它就尤其威力无比，真说得上是所向披靡。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九四年回国伊始，就向刘晓波、王丹和其他民运朋友极力告诫“千万不要边缘化”的理由所在。当然，边缘化不是我们选择的，但责任在谁并不影响其危害性。如果我们脱离主流社会，脱离广大民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日益封闭，成为一个自弹自唱、自吹自擂，自我激励、自我强化的小圈子，民运就死定了。请注意：我所谓“主流社会”，是指正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那些健康力量，正在发育着的、代表未来的主流。
请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一直在认认真真地去设法接近、了解、体谅和同情海外华人的主流意见？更不用说，国内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到企业界、商界、政界人士的主流意见？如果我们用一句“他们都是中共的应声虫”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离列宁的职业革命家阴谋小团伙有多远？共产党尚且有“三大法宝”──党、军队、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而我们，除了理想、热忱，主张和口号之外，还有什么？
二．极端主义的陷阱
极端主义与民主格格不入，这早就是民主理论界的共识，本来不必赘言。遗憾的是，在中国民运这块土壤上，民主不得不从ABC说起。这既是由于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多少民主化的资源可资凭借，也由于知识界对自由民主主流的陌生（相反的，是对非主流的激进民主极为亲切和熟知），更是由于执政者至今不提供自由民主主流思想传播和社会实践的机会。自由民主理论自身的模糊、混乱、不完善也要负一部份责任──和中国人的普遍见解相反，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理论，一直落后于民主实践，是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渐清晰和完善起来的，而且，至今也还在不停地争论之中，远远谈不上成为大多数人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我个人认为，“极端主义”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角度去定义。从目标角度说，极端主义者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唯一正确、正义、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兼容（宽容）其他的目标（主义、主张、立场、价值观……）；从手段的角度说，极端主义者坚持，为了达成这个唯一正确、正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这两方面可以合而为一，也可以互相分离，成为仅限于目标范畴的极端主义（如哈耶克、诺齐克），或仅限于手段范畴的极端主义（如机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就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危害最大的是三种极端主义：极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右（各种暴力推翻共产党，不计代价地推行“休克疗法”的政治派别），以及狭隘狂热的民族─民粹主义。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陷阱。详细的论证，收入我正在写的《渐进民主论──极端主义批判》一书，预计明年出版，此处不便多说。
按照我“渐进民主论”的“六分法模型”，欧洲自由民主的主导类型──中左+中右（我所谓“中派的联盟”即中左、中右的竞争─合作）是中国民主化的合宜目标，美国式的过份偏右不适合中国（无法仿效）；途径（手段）是渐进有序地培育中左和中右，使之分别成为体制内、外的主流，同时，防止社会大动荡，尽力防止三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顺便提一句，按照这一模型，迄今为止，国内近年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并没有切中要害。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哪种左派？如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和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右，两者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既竞争又合作便是；如果是新毛泽东主义的极左，和暴力颠覆中共的极右，那也同样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两者都是不容争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命打杀便是。
我必得重申一句：我决没有任何反对何清涟女士的意思。只不过，我建议她要把左派和右派都稍加细分：左派有中左、御用左（官方左派）和极左之分，右派有中右和极右之分，太粗糙的左、右二分不是一个好用的分析工具。
极端主义不仅和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处处与自由民主为敌（不管其信从者主观认知是否如此），而且，各种极端主义派别互相之间也是既你死我活，同时又互相激发──一个极端的崛起，一定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从本·拉丹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值得美国人警惕和反省的是：你的自由民主再好，如果你用极端主义的手段去推行，也会引起本·拉丹式的疯狂反弹。照此下去，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到最弱者不久也有能力毁灭人类的世界上，最终除去同归于尽，不会有别的结局。共和党右翼的“北风主义”，自恋式的一意孤行，就多半会有这样的效果；只有金大中式的“阳光政策”，曼德拉式的海一样宽阔的胸怀，才能使民主化少些坎坷和反复。当然，象“九·一一”如此震撼性的事件，不是这样三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容日后再谈。
我要请求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离极端主义有多远？我们真懂自由民主吗？我们具备实行民主的资格了吗？
三．读书、回国的重要
七年前我“逃离美国”还有一个原因，在《北京之春》的一篇文章“答傅春雨先生”之中提过两句：对海外民运某些人身上那种极端主义的品性──粗暴、仇恨、不宽容、不容异说、以真理正义自居和痞子作风，我避之惟恐不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海外民运的所谓“争论”，就象一个原始丛林，一不小心，你就会踩上一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眼镜蛇的尾巴，被它狠狠咬上一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这就叫“民主斗士”，那么，“Byebye，再见了斗士”，我与你们无关。
听听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是怎么说的吧；与之相比，某些“民主斗士”只能说是有近乎狂热的“斗”，却没有起码的民主素养：一些内在性元规则对于自由民主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使争论非个人化的规则：踢球，不踢人。与个人毁谤博得普遍喝彩的社会相比，在一个专事人身攻击的论战让位于实际争论的社会里，更可能存在和平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演化”（W·Kasper＆M·E·Streit）。
并不是说，极端主义者都不是好人。只不过，好人如果走火入魔，可以做出让世人惊骇不已的大坏事，成为危害人类的大祸害。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好心一定会办好事。极端主义也不一定就是疯狂、非理性、没脑子。从眼镜蛇的角度看，你踩了它的尾巴，它置你于死地，再合理不过。极端主义也未必都不值得同情。兔子被逼急了，还要蹬蹬腿呢，何况人乎。甚至我敢说，极端主义者身上经常不乏极可钦佩的品质──勇敢，坚定，正直，热忱，严格，理想主义，自我牺牲……这个美德单子可以开得很长。我能说的只是：在今日之中国，极端主义危害极大，万万不可行。如果是二十年前，则另当别论。
我们又万万不可存有幻想，以为极端主义可能被根除。俗语云，“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几十亿的人类，不可能个个温良恭俭让。但我们至少可以设法抑制极端主义的势力，缓和它的为害。这要靠执政者和反对派双方共同努力。
中共执政者方面：应当充份认识极端主义的危害性，从自身开始放弃极端主义的信念和施政，对各种不同声音，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好，法轮功也罢，以及海外民运的温和派、激进派乃至极端主义派，只要没有极端到真正使用极端主义手段，都不妨对话、沟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否则，如同一只压力锅，底下猛烧火，上边连个出气孔都不留，迟早有一天要总爆发。
民运方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那一套“中共的专制本性注定不可能接受民主”的造反有理论根本不符合当前的现实，我在国内眼看着中共一天天在和平演变，令人担忧的反倒是，中共进步得比某些简单化的民运极端派还要快！──这话听来刺耳，追究起来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罪，但我仍然非说不可，否则我就是一个怯懦的、昧良心说假话的、追着浪头跑的投机分子。当前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中共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共，甚至，它能不能叫做共产党尚且大可置疑（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共产党的一整套信仰、价值观、理论和制度）是两回事，共产党里有太多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不断地受着西方自由民主的影响，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尽管发生了“六·四”这样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分道扬镳的大悲剧，他们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眼看着这样的朋友在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有什么理由悲观绝望呢？
我要再提一句老话：海外的朋友们，请你们多读书，多回国。我坚决反对那种无根据的信心，说什么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只要推倒专制，民众的民主天性就会迸发出来。正相反，自由民主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小心在意地引入。这就必定意味着精英们首先要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民主，而这不仅仅要生活在民主的空气之中，从事民主的实践，还要系统地接受民主理论的教育。自由民主不是那么好懂的，它未必比其他学术更容易入门。没有什么比只要有良好愿望，人人都可以大谈民主更可怕的事了。也许，我们应当互相商量，加上请教专家，开出一份自由民主必读书的书单，不读完这些书，民主可以免谈。开汽车这样简单的事，尚且要上驾校训练上三个月，民主这种关天大事岂容马虎？
民主理论是洋人写的，没有几个洋人真懂中国──我就没见过几个。中共夸口说，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话前一半是胡扯，马列主义不是普遍真理，是极左的普遍谬说，但后一半却近乎普遍真理。几年、十几年不回国，还谈什么中国问题？从何谈起？我离开中国不过一年多一点，回来之后好几个月都找不回感觉，居然就有那么多若干年，甚至一辈子没踏上过中国土地的中国人、外国人，放心大胆地横说纵论中国的民主，指手划脚，这个对那个错，简直叫人哭都不知从何哭起。诚然，不回国怪不得海外的朋友们，是中共让你们有国不得回。但是，谦虚一点，自信和武断少一点，总是应该做到的吧！“知耻近乎勇”，知无知近乎有知。苏格拉底说过：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话不能作极端主义的理解，读作世上没有有知识的人，但它肯定比“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离真知更近。我不是想贬低什么人，我真是在替很多朋友担心！而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则需要警惕另一种信息不全——被中共的片面宣传误导。
最后，我一定要再次感谢这次重访美国有幸会面的朋友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王军涛的辩才与厚道，胡平的睿智与深刻，刘青的正直、踏实（他回忆狱中生涯的文章竟能把分寸掌握的恰到好处，曾经令我大为吃惊），何频的幽默、精明、玩世不恭假面掩藏下的理想主义，杨建利的才智与亲和力，王丹的成熟老练，贝岭冷峻的机锋和诗人的文才，陈小平的爽直豁达，吴稼祥的妙语连珠，陈军的细致文雅，李进进的满腔热忱，吴仁华的执着与奉献，陈志强的仗义任侠，宋书元的无私、正直、对中国国情的准确理解，李伟的真诚、善良和谦卑……我都会记在心里。还有许多民运圈外的朋友，我不便提他们的名字。最让我感动的是军涛，为了接待我，他自己在哥大图书馆的长椅上过夜，还骗我说他要写paper，不需要睡觉。这样忘我的待友之道，换了我肯定做不到。我们之间可能有分歧，如果不能说服我，在原则问题上我永远不会让步，但我们怎么可能不是朋友？
下一次，我要讲讲我为什么要支持申办奥运。
（2001．10．24．于北京）
北京之春2002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