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南京，只记着一句摇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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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着 了，睡醒 了， 醒来 吃一块糕 。 哦 摇摇 宝贝睡 一 觉。
“我”，大概不是在摇篮里，而是惬意地横在一个人怀里，他站着，颠着、晃着我。惺忪睡眼看出去周围像是黑洞洞的，只有一两个方向透进些许微光。低哑嘟哝的男声轻柔抚摸着我，据后来所知那叫“唱歌”。
你只写了一句，后面呢？
后面没有了，没看见那歌谱上已经画了结束符号？
那么前头呢？
前头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就这一句。
这一句记得准吗？
我相信歌词绝不会错，写谱我勉为其难，但大体是那样。
那大概是1936年，我最大不过两岁以前的一个晚上，在南京，爸爸、妈妈和我的家。大概是在关了灯的卧室里。那微光应该是从客厅方向透进来的。那个人是爸爸，为什么是爸爸而不是妈妈。妈妈一定更多次的这样抱着我唱这首《摇篮曲》。
打从离开南京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首摇篮曲，所以我认为压根儿的不大有人再唱它了。古今中外有过那么多的摇篮曲，别说是布拉姆兹和舒伯特的，就是像“风呀，你要轻轻的吹，鸟呀，你要轻轻的叫……”、“弟弟疲倦了，眼睛小……”、“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呀……”等，包括课堂味的和乡土味的，还有许多外来的，例如印尼的“宝贝……”，许多年来都还在不少家庭里、幼儿园里传唱着，惟有真正属于我的这首摇篮曲,从一岁多的时候就牢记下来,我发誓后来再没有听到过,很平常的一句歌和那一刹那的情景成为我生之初的记忆。
六十五岁以后我的“正经事”不再那么繁重了，于是想到写写生平回忆。这事拖到2002年我买了一台电脑之后才动手，本来只想亲友同学共温遥远往事; 偶尔机缘, 一位著名历史学家鼓励我成书发表的。想到我这个“搞自然科学的”, 到晚年还可以在“文史”舞台擦个边露一脸，这点虚荣心鼓着我卖起劲来。而毕竟锦绣文章非我所长，做自然科学的就习惯较个“真”。于是我的宗旨是：在我记忆力的限度内，尽可能“原汁原味”地真实. 我想这也是我的回忆录唯一有价值、有点看头的地方。本册写我的儿童少年时代，时间久远，写到我自己感到记性可以置疑的地方，忍不住要把这里的“可信度”的折扣用几个字给读者点出来。
就说这一句歌吧,初稿传阅的时候一位大约比我更老半辈儿的老教授看了很激动，回信说他确实记得有这首么一摇篮曲，书出版以后又接到一封类似的信，我非常感谢他门证明了我一生最早的这点珍贵记忆不谬。
为什么我可以记得一岁多那时候的事呢？我想是在我四岁时,随父母去到重庆的时候,曾经和妈妈两个人成天困在很少可以和人来往的,小旅馆房间或乡下农舍里，前后约一年。那时没有玩伴，一个人呆坐着,就会想到经历过的事，包括书中提到初返母亲故乡昆明的事。想起点什么就对妈妈说，妈妈听着好笑，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小时候什么事都新鲜，记忆没有选择，四岁多的时候,寂寞中对大家庭亲情的反复重温, 将原始印记深深刻在脑中,存留至今。
为什么又唯独记得这一句呢？大概是因为里面有“一块糕”三个字。那时它叫我联想着一个正立方体，连带出美滋滋的味道。那句歌可能是初生第一次音乐享受，伴着轻柔的摇晃，还有那“一块糕”，足以令我陶醉。
听妈妈说在南京的情形
至于南京时代的其它一切，主要都是后来长大了一点和妈妈一起翻照相簿的时候听她给我讲的。
抗日战争前，父母住在南京。爸爸是司法行政部一个叫不上什么“长”的公务员，但月薪已有120元。那时物价稳定，“法币”钞票可以等值兑现银元。所以那120个老秤七钱三分的银元就是五十多两银子。妈妈先是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了一年，后来重新进入中央大学教育行政系，其间1933年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小翕”。大概就是在妈妈大学毕业前后，女孩（我无缘得见的姐姐）害病去世了。过了没有多少时候，1935年7月14日，我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
我们的家在玄武门外叫做“大树根”的地方，从两张老照片上看，我们家那独门独户的西式小平房颇为雅致。我长大了以后有一次突然想自己的初栖地（我的“根”）叫做“大树根”，不是很有那么点“大气”吗？于是窃以为荣。有一次我去南京出差，特意溜达到玄武门附近，想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碰到的人都是一问三不知，难免感到怅然。
妈妈喜欢文学，毕业后经亲戚介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科任干事，主要是管文艺作品的审查，也有不错的收入。三口之家的生活尚称“小康”。那时我的玩具装满一大网篮，网篮有农村里担稻谷的箩筐那么大；南京水果丰富，我每天都能吃到切成小块盛在盘子里的香蕉、苹果；爸、妈下班后我就被放在一把童车（那种“外国人的东西”当时还稀罕）上，推着到后湖（即玄武湖，那时也叫“五洲公园”）去散步。就是说，我在南京那两年的婴孩时代过得很适意，不过我自己真正记得的，却只剩下了那“一块糕”和“一块糕”的歌。
爸爸妈妈都还年轻，朋友、同学、同事之间常举行家庭舞会。在我会走路的时候他们曾把我带去，后来听人家都说妈妈舞姿漂亮，四十年代回上海我见过。爸爸还告诉我那时候大人们跳起华尔兹来的时候，我也抱起一个小板凳学着他们嘀溜转，这是我贡献给人们的第一个“滑稽秀”。后来我喜欢跳舞，特别是华尔兹，也许和幼小时的体验多少有点关系吧。
好景不长，我两足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大战后战事逼近南京，政府机关纷纷西迁。爸爸随司法行政部迁到重庆。老家还在上海，有祖父、祖母、叔叔们、姑姑们一大家。上海虽然开战早，但租界里局势没有首都南京那么恐慌，他们暂时还没有考虑逃难。妈妈则带着我先去昆明她的娘家。约定等爸爸在重庆安顿好以后再去会合。走的时候除了可以带的东西，听说包括房子、家具在内带不动的一切都交给一位很好的女佣人陈妈看管。以后会怎么样已经顾不上去想，而且谁也料不到这一走会有多长时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也再没有提到过原来南京那里的“家产”的事。太侥幸的是当时走得快，否则等到日本人进入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政府公务员和军人一样几乎无法幸免。我的一生也许就太匆促地了结，后面要讲的故事也就没有了。
滇越铁路上的“火腿蛋炒饭”
那时从南京到昆明的交通非常艰难。但有钱的话，比较方便的一条路是先到香港，然后经安南（那时候一般人口头上还是把越南王国按照前朝的老名称叫“安南”，包括着现在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都是法国的殖民地）的海防、河内，再由滇越铁路乘火车去昆明。于是，我幼时的一片记忆白纸上，又在这里偶尔溅上第二个刹那的印迹：
我坐在地板上，那地板和上面的一切都摇晃着，伴着“咣当咣当”的声音。还有其它各种嘈杂的声音，它们是从我身边横七竖八坐着、蹲着、躺着、站着的大人、小孩发出的。记忆中的一切都很模糊，唯一特别清楚的是有人吆喝着端来了“火腿蛋炒饭”。这几个字和它的色、香、味也就从那时起久久留在我心里。
后来我知道，这是发生在滇越铁路上的事，在当时用来载逃难者的“闷罐子”车厢里。1994年我应舅舅邀请趁出差成都之便携家去昆明给母亲扫墓。有一天游了大观园出来，在一家小馆子里吃饭，惊喜地见到菜牌上写着“火腿蛋炒饭”。我想起来了，云南的宣威火腿负有盛名，火腿蛋炒饭成为云南地方特色小吃也是顺理成章。所以关于当年滇越铁路的车上听到和吃到“火腿蛋炒饭”这久远的一幕，我一定没有记错。惭愧的是，上面这两个最早的记忆都太没有出息地和嘴巴馋有关系。可见，“民以食为天”是从“人之初”就开始的。
昆明大宅院里来了个“小胖胖”
据说那年（1937年）八月我们先到了昆明南面的建水县，当时外公在那里当县长。次年春天外公离职回昆明，我们就一同到昆明，进了“祖祖”（外曾祖父）的大庭院（名叫“佚园”），在那里的一年多也在脑子里印下几个小小的片断：
一天早上起来，我和一个同样大的小孩就开始跑上跑下地玩。依稀还记得一个天井三面围着两层老式楼房，三面楼房呈U字形连在一起。楼上朝着大天井则有U字形的外走廊和栏杆。正中有一间宽阔的厅堂，厅堂正中间靠后墙有一长条高桌子。几年后大了一些我又去过。所以我记得那是一条供案，放的无非是神龛佛像、祖宗牌、蜡烛、香炉和一些果品等供物。两厢有几张太师椅和茶几，几只落地的盆景和大瓷花瓶。
我们喜欢呆在那里，因为厅堂屋梁上常常有松鼠窜来窜去，还有不知哪里来的松果和上面掰下来的松子。松子很香很好吃。但最好玩不过的是，有一个小脚老太婆，大家都叫她“表”什么“嬷”。后来我想，她在这个大宅里的角色大概介于远表亲与仆佣之间。每天一早，大人们都还在睡的时候，她就起来了，先在那个厅里东扫扫西抹抹，然后就恭恭敬敬把一个圆东西（后来知道叫做蒲团）安放在供桌前的地上，于是开始作揖、磕头。站起来又跪下去，反复多次。记不得是谁先出的主意，我们两个趁她每次站起来还没有跪下去的时候，飞快的把她的蒲团抽了就跑。愕然之后，她就跺着小脚来追赶我们。抢过蒲团把她的“功课”从头做起。我们又偷，她又追。这个玩法简直叫我们开心得在地上打滚！那情景一辈子历历如昨。
这个小伙伴就是我的表弟（舅舅的儿子），和我同年，比我小几个月。那时候他小时的小名在我记忆中叫“写毛”，其实是“小毛”，昆明人在亲昵称呼里把“小”念成“写”音。还有一个同年的孩子则比我大一点，而且按辈分我该叫他表叔。大家叫他“他木斯”（Toms），那时他不住在这个宅子里，但也常来玩。我们三个都是属猪的，所以大人们叫我们“三只小猪”。这是一则外国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好莱坞还拍成了卡通片。在那里、那时拍了不少照片，多数是在后院大花园中照的，其中就有几张“三只小猪”，照片里面我最胖。妈妈后来说那时候那里的大人小孩都叫我“小胖胖”。她还不止一次提起“他木斯”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小胖胖，鹧鸪菜是药”。
“鹧鸪菜是药”不假，我记不得是这一次还是后来一次去昆明的时候对它留下印象的。那时是一种常用药，是粉剂，每剂一个小纸封，上面除了印着字，还画着一对小鸟，那就是鹧鸪。虽然是药，但是也像那时候同样盛行的“八卦丹”一样不仅不难吃，而且还清香微甜，颇有滋味。“他木斯”比我大一点，因为怕我和他争着吃，难为他竟想得出这句话来哄我。
一天，妈妈不在家，不知是为了找妈妈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我一个人蹒跚出院门走上大街了。记不得在那里蹢蹓了多少时，忽然路当中来了一挂黄包车，一下把我撞倒在它的右轮下面。轮子从我肚子上辗过。我还记得我看见坐黄包车的男子站起来回头朝我看了看。后来别的不记得了，只记得来了一个穿古怪的黑衣服戴黑帽子的人过来把我抱起，一个劲儿问我“你妈妈在哪里？家家在哪里？”。我大概已经走迷了，哭着什么也答不出来。其实我走得不远。因为不多时就有一个年轻女人（大宅里的丫头）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慌慌张张从巷子口奔了出来，向警察（就是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旧社会”警察穿黑制服。那时不兴叫“警察叔叔”，但里面照样有好人）说了谢谢，把我抱回去了。于是院子里许多人忙活起来，最后是拿了些白色的粉给我吞下去，听他们把这叫“云南白药”。
还有一个事我忘不掉，在天井里，一个高个子戴黑框眼镜穿长衫，肤色有点黑的人，大声大气叫唤我：“小胖胖，弯腰，翘起屁股来，让月公公再zhua一脚” （不知为什么，我叫他“月公公”。）。昆明话的“zhua” 如果换成普通话应该念上声，但是普通话里没有，字典上也找不到。就是“踢”的意思。好像那回和我不记得的其他几回（因为他说了个“再”字）一样我没有逃脱这一“zhua”。这个人是我外公的三弟。两个人的脸长得有些像，只是他身材比外公高得多。那时他们都住在这个宅院里。妈妈后来还多次笑我那时的一句名言：“这个东东不是东东，那个东东是东东”。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我说话还说不好，“东东”就是公公。昆明人把外公叫公公。大家庭里叔公也统称公公（二公公、三公公、四公公等）。至于我那句“名言”的含义就深奥了。第一个“东东”指的就是那个“zhua”屁股的 “月公公”。第二个“东东”是关系词“外公”。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说这个所谓的“公公”并不是我自己的外公。第三个“东东”就是指货真价实的外公了。那么后半句的意思就不言自明。可想见那时这个“月公公”总要“zhua”我的屁股，一定已经惹起我不止一点点的愤慨。
还有，妈妈牵着我走在街上。我不停的问她这个那个，见到什么问什么。妈妈终于不耐烦了，怫然一声：“唠叨！”这一幕记忆也就嘎然而止。但是留下一张妈妈牵着我在街上的照片，我显然在那里东张西望（后来我问妈妈，她说那是在街上，但不知道是否就是她说“唠叨”那次照的），大概就是因为在我四岁以后还常常看见这张照片，所以老记着这一幕情景和一声断喝。不过这也许是发生过不止一次的事。后来长大一点，记得妈妈多次说我“唠叨”，还说我这个人叫做“打破沙锅问到底，问问沙锅里有几颗米”。
大宅院里的“国共两党”
祖祖的这座“佚园”在昆明城内一条巷子里，是叫“宽巷”，还是叫“昆安巷”，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听它们用昆明话读起来，感觉差不多。祖祖在清末民初历任高官，是声望卓著的大人物。
外公这一辈近亲也有许多是州县官、将领、外交官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昆明市党部书记、国大代表等等，但早先有的还年轻，特别是妈妈这一辈都还是中、小学生。1994年我去昆明的时候才第一次从舅舅口里听到一件无论在国民党时期还是解放以后都不好重提的事：外公原来还是最早的云南共产党组织肇始人之一，“组织”的成立会就是在熊家这个“佚园”里举行的。乍一听我差点喷饭，想到我印象中的外公还会有这种事！实在觉得有点滑稽。还有好笑的是，我妈妈还是读中学的时候先就加入了国民党的（“老爷子”是共产党，闺女是国民党，照我们从电影小说里看习惯了的好像有些颠倒）。于是父女俩的“信仰”不同，常有冲突，直至外公登报声明和妈妈断绝父女关系（当然还有另一层原因是外公起先坚决不赞成我爸爸和妈妈的婚姻）。后来妈妈的“交待材料”里说，她是1927年国民党派人到云南去创建组织的时候和亲戚中几个女孩子（也是中学同学）一同加入的，还在“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科当了一名助理干事。据她的“交代”，她在那里只做过一件事，就是为赈灾参加了一次演剧。1927年国民党正处在从北伐到宁汉分裂时期，当时僻处西南边陲的昆明，消息不是那么灵通，在学生娃娃心里，国民党是孙中山的革命党，是国家的希望。而我知道后来妈妈在读大学时，因为见南京政府抗日消极，她起劲地参加了抗议蒋介石的学生运动。她们那时在中央大学闹绝食，身为小公务员的爸爸正在和妈妈热恋，去学校给妈妈送点心，妈妈那些女同学骂他是来破坏绝食的“小汉奸”。另外一方面，后来外公则正经做了国民党政府几任的县太爷！现在再想起来，这种滑稽的事情太多，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实际上当时在这个熊家大院里，外公这一辈和妈妈这一辈里都有不少人卷入了这场“国共两党之争”。当然两个阵营并不是以辈分来划分的。闹得十分激烈，口头争论还不够，还拿来毛笔宣纸大书宏论，把它挂在后花园的树上互相抨击。所以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熊家的人想起几十年前大宅院里的热闹，说：“中国的大字报兴许还是我们昆明熊家开的先河”。
蓝苹（后来叫江青）来访
说起来还有一件趣事。那就是抗日战争前不多时，电影明星蓝苹来家里做过客。她那次是去重庆经过昆明时顺道拜访了熊宅。舅舅爱好玩艺，年轻时和艺界人多有相识。聂耳离开云南前舅舅和他交往甚笃。舅舅爱好音乐，喜欢听，也摆弄过多种乐器，和聂耳是好朋友。他们常常月夜泛舟翠湖或滇池，吹拉弹唱，特别是听留声机，大概那时留声机在中国尚属新奇。蓝苹则曾经是舅舅早先在上海读技术学校时一个同班同学（后来当了军官）的情人。她那次去熊家的时候妈妈恰好从南京回昆明探亲（那时我已经生下来，妈妈回滇探亲时把我留在她最知己的同学家里，于是那人成了我的“干妈”），也在那里。蓝苹来熊宅时，同行有男的。所以不相识的女眷那时不宜露面。但年轻姑娘对电影明星总是好奇的，和今天的“追星族”没有什么两样。即便蓝苹只是二、三流演员，也算小有名气。所以那天熊家年轻女眷都嚷起:“看蓝苹去！”。蓝苹就坐在后来我和小毛曾经恶作剧的那个正厅里。妈妈她们都躲在厢房里透过门缝偷窥。
妈妈几十年从没有提及这件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高据庙堂叱咤风云的时候，向来口无遮拦的舅舅想起这个事，还拿它在同事面前当笑话谈，自然是语多不恭。想必还说到我现在还不知道的一些细节。在当时这还了得！大概是由于舅舅为人豪爽随和，人缘又好，虽有风波，终未酿成大祸。
外曾祖父熊廷权的故事
虽然我第一次在昆明的这段时间总共只留下上面这些零星的印象，却是我开始朦胧感知人生的时候。背景是我“祖祖”（外曾祖父）的家，祖祖还真是一个颇值得在历史上记下一笔的人物。本来我一向对他知之不多，最近表妹熊景明（她是最早鼓动我写点回忆的人）得知我已退休，正试着记事消遣，她从香港来电谓，新近由丽江碑文和云南省图书馆的藏本中发现了许多关于祖祖的很有价值的史料，令我后辈大开眼界，方知乃祖之非同凡响，值得一书。我给她回电中说自己手上没有材料，只能据以往道听途说在忆及那一段生活时略带一笔。我寄希望于她，以她的人文功底做这件事当是驾轻就熟。
而且我想，虽然说到对祖祖的血缘之远近我们是相等的，但她毕竟姓熊，更属当仁不让。不料她马上又回电称:“You should not think of my future writing of him(祖祖)You met him ,I never did.”。是的，她大概是在祖祖过世后三年多才出生的，当然未曾见过。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轻轻一脚把球踢到我这里来了。当然还有他哥哥景辉（过去的“小毛”）是见过祖祖的，而且他还是祖祖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正宗的嫡传后裔。但是他目前在饱享儿孙满堂天伦之乐的同时正为太多的家务事所羁绊，于是景明在给我上述回电时已经通知他把有关材料复印寄给我。材料很快就来了一部分，主要是祖祖的长子，我的外公撰写的一个《墓志铭》，还有《云南省通志·人物志》中关于祖祖的一个小传以及他的论著的目录。外公写的墓志铭将近三千字，一开始他就声明，一般的碑志都是求诸当代闻人，鲜有人子亲为的。但是前者“情不亲而知不深，其文徒铺陈藻饰，浮乏不切于事情”而“人子自就，知见所及，忠实诚恳，据事直书，即不成文，要必情真意挚，情切有味，足以发扬先祖，信示后人于不朽也”（标点是我加的）。我想这话不假。请人作传，请的不管是大人物小人物，囿于世故、碍于情面，“铺陈藻饰”溢美之辞在所难免。打个比方，小者如现在我们给人家写个什么评语或推荐信，优点免不了稍有“拔高”，缺点则轻轻带过甚至略过不提。太认真了完全不合潮流，自讨没趣，自绝人缘。大者如今大人物逝世后，在显然经过中央审定的公告或悼词中，无不光环耀眼，到了一定级别则不乏一顶“伟大的”桂冠。但凡缺乏一个“真”字或者“藻饰”太过，终必成泡沫垃圾。鉴于撰者（外公）这样一个态度，加之我自己根据全文前前后后所述，从事理逻辑上判断，最后再与志书中有关记述评论对照印证，我觉得这些材料基本上是实在的。所以这里我择其要者，加上我曾经从族人口传中听到的一些花絮，对祖祖的情况简述如下：
祖祖熊廷权，字种青，别号雪僧，晚号佚叟。生于1866年（清同治丙寅）在他六岁和十六岁时父母相继亡故，因而家境清寒。他一边自己读书，一边给学童授课，以所得维持兄弟和姑妈的生活。所以他在青少年时代是经历过艰苦磨练的。十九岁完婚后得贤妻操持家务，方能一志攻读。二十七岁中举，三十二岁取进士。放任四川高县，后来又先后调任营山县、富顺县、灌县、彭县知县。在这个时期他已是德才卓著，受到历任川督器重，曾奏奉朝廷三次传旨嘉奖。保准为直隶州（京畿所在）知州知府。但实际上仍差遣在川。1905—1907年间（39—41岁）到当时仍属治外（清廷有驻军但不设政府）的西藏高原东部办理粮务，参知军事。协同驻军平定一度猖獗的叛乱。当时在高原作战艰苦非常，他曾经不无夸张地对家里人描绘说：在寒冷季节小便出来立即结冰，只得边溺边用棒棒敲打。事定后整理政务，将这一带划归四川省直辖。至民国初期将这片地区分设三十几县，成立川边特别行政区，后来又扩建为西康省。辛亥年蔡锷就任云南总督时立即去电，任祖祖为丽江知府，令其策应西征军总司令殷承献入藏绥靖边区。他在那一带征战、安抚、治理经年，在藏民中声威大振。以其能服人心，蔡锷遂任命他为川边道道尹（俗称“道台”）西征完成后四川政府曾保他入京觐见大总统袁世凯，袁下令他以道尹资格入政事室存记，仍发到四川办差。袁世凯称帝，各地起而讨伐，四川都督陈宦出走，祖祖应川省各界名流之请抱病去昆明见蔡锷。商议一个晚上，定下策略，兵不血刃进入成都。蔡锷邀他入总督署为其办理机要。旋即派往川边，在即将动身时蔡锷忽然病重去日本治疗。祖祖去到川边又支持一年多，形势日渐险恶，乃暂时引退，1917年回昆明。据熊家后人传说，在他离边时，藏人感其恩德手捧金沙（川边临金沙江）拦道进奉，他一概不受，好言相抚，挥之令去。
1918年靖国之役起，联军统帅唐继尧聘祖祖为行营参议。乃偕唐到四川召集各省代表会议，事定后随唐回滇，任腾越道道尹（当时整个云南省设两个道，一为昆明道，辖云南内部地区；一为腾越道，以腾冲为首府，辖南方与缅甸、安南接壤地区。）兼海关监督。任内两度到边境与英缅会议，外交办得比较得手，为国家争得不少权益。其中与英国人达成协议合办滇缅铁路，开发明光银行。可惜这些协议皆因政局突变而中止。据史料记载，抗日时期当中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大后方物资供应，再下决心修建滇缅铁路。投入巨资动员了三十万民工艰苦奋战四年，终因种种原因胎死腹中。致使此后八十几年来地图上从我国到缅甸只有公路，没有铁路。直到最近国家又着手开辟东南亚海陆通道的大计划，据表弟景辉查阅对照了有关资料后告诉我，目前为滇缅铁路所选线路与祖祖当年和英人初步策划的线路基本上是一致的。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按外公在碑文中所述，1921年祖祖降任省统计局局长，此时公务较清闲，应云南绅耆之请，兼主讲明伦学社。这也成为他以后退隐治学的一个前奏。
1922年唐继尧由广东回云南重新执政。此时各地盗匪蜂起，唐任祖祖为迤南巡宣使（古称云南为“三迤”，迤南即云南南部）。他以解散、收编、惩办三策肃清南方匪乱。
1925年云南大饥荒，迤东（云南东部）受灾尤重。祖祖被任命为东防赈务总办，赈事方毕，恰逢有一支所谓“定滇军”由川入滇攻陷大关进逼昭通（上述地点都在云南东北与四川犬牙交错的一片地区）。军政府飞电任祖祖为东防军事善后督办，相机剿抚，授予决策大权（所谓“便宜行事”）。几经策划调度，平乱后，地方驻军首领打算大肆镇压，并拟定当地绅民许多人“通敌”之罪的黑名单，呈报祖祖请示拿办。祖祖训导以事理利害，不同意镇压。下令只存留名单，不加追问全部释放。因此到了1927年唐继尧去世云南政府改组，由各地代表选举执政人员时，祖祖当选第一任省务委员。其中迤东人投他的票最多，说明他在那里所作所为深得人心。是时他年逾花甲，已有退隐之心，但适逢政局危殆，为了维持地方，安定人心，勉强就任。直到当时的第一军军长龙云就任省政府主席，乱事初定，他就毅然通电全省解职下野。我第二次在昆明的时候听说在熊家所存的一张祖祖与唐继尧并坐的合影中，后来的“云南王”龙云站在他们后面，因为那时的龙云还是一个“马弁”。
由此种种情节，我看到祖祖这个人为官三十几年，除早期局于一县民政外，从不惑之年起身处乱世，大都致力于军务。可以说是哪里有了麻烦和乱子就被派到哪里去。其所建第一功业（时跨满清末年和民国初期）就是平息川边动乱，在近代史上推进和稳定了汉藏团结统一政局。他积极支持和参与蔡锷的讨袁护国大业。从他临终时还嘱咐儿孙辈“竭智尽忠……实行民主……”可见他从满清官员而至竭力反对帝政并非迫于大势，而确有他思想发展的基础，这从后面将要提到的他的学术思想也可看出来。
此外，他在任丽江知府时干出不少新鲜事，例如举办交易会、博览会、民族工艺品评奖大会等等，扶持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下面是从最近旅游网站上所载一篇文章中摘下的一段：
“直到民国初年（公元1912年），熊廷权任丽江府长，在其任府长时改“三月龙王会”为商业劝工会，这样以纯粹祭龙王的三月龙王会，也挟进了商业的物资交流会内容，也是今人说的文化搭台，商业唱戏之举。三月龙王会仍在黑龙潭举行，府长环着黑龙潭的岸边划上搭彩棚的地段，然后他劝丽江古城各街道，以街道为单位搭以彩棚订会，并让棚内兼营商业，各彩棚商货琳琅满目，各类日用百货应有尽有。黑龙潭古栗树间，还搭起了临时茶铺、饭馆等，当时搭彩棚划地段的时候，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因了什么事情，漏掉了见洛阁（现云阁）街以外，每条街道和郊区村寨都有在黑龙潭搭彩棚的地段，他们逢到三月龙王会期，都搭起了相互媲美的彩棚。
三月龙王会的会期为七天，会上交流山货药材、土特产品（包括铜器用品、毛皮皮革产品、竹木家具、日用百货）。三月会上还有骡马牲畜等的交易。参会行交易的有本县四乡居民，也有邻县和外省州县的客商云集。这为府长熊廷权把丽江古城的“三月龙王会”改为商业劝工会的情况。如今三月龙王会，称为三月物资交流会。”
这些“改革开放”之举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内地无论如何是超前出格的。
在子女的教育上祖租也表现得很开明，他鼓励支持子女留学欧美，接受西洋思想文化。例如上面说到的我的小伙伴之一翟彪（Toms）的母亲（我妈妈的四姑妈，我叫她“四婆婆”）就是先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后又迁居英国转入伦敦大学；外公的二弟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三弟(就是踢我屁股的那个“月公公”)则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在军事上他表现出类似曾国藩的儒将之风，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虽然川滇之衅，东防一战在大局上属于军阀混战，但在他自己权力所及则竭力做到安民、利民而不扰民、不祸民。
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文人气质，主要的兴趣也在于治学。一生著述繁浩。印刷出版的主要有由外公选编的《唾玉堂文集》,含四卷六十八篇。内容广泛，有论史、论政、论道德、论学、论文艺、记述大小人物、记述地理宗教民俗、咏景抒情等等。除这部文集外，保存在云南省图书馆的还有《唾玉堂诗钞》、《唾玉堂诗选》、《唾玉堂文存》等。他的写作包括诗、赋、论、铭、评人、记事等种种体材。此外他在历任地方长官和军政幕佐期间所撰文牍判词，内容极为丰富但没有刊印，佚失不少。《云南通志·人物志》中评及祖祖的文采称：“……李根源（辛亥革命元老，云南讲武学堂创办人，朱德、叶剑英的老师，在北洋政府任过代总理、上将、云南监察使等。我注）序其诗云：雄健处似剑南，哀艳处似樊南。讽喻各体亦庄亦谐，虽嗣音少林香山而又示以变化，故能沉痛动人。情沵而语挚，文豪而气猛，hu1_2_1912.jpg在吾滇五华五子中颇近卽园。王璨序其文云：以才运情，遣词入理，用笔矫快处，于清代中足以上追朝宗而下抗叔子。至其高者又骎骎乎与东坡昌黎相颉颃。信乎其文雄也”（标点是我加的）。
祖祖在世的最后几年，因抗日战争开始，日军轰炸昆明，乃避居昆明西郊车家壁外公（他的长子）所筑别墅中。开始潜心探讨佛教诸宗经论，“谓其与孔孟之道可相发明”。原计划撰写一部论释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的著作，因迁居和患病未能遂愿。他还认为释教诸宗中相宗很符合近代哲理、伦理、心理。他在研究中参考对照东西方不少科学、哲学书籍。当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仍孜孜不倦于研讨新学问、新思想。外公写的墓志铭中说在这个时候：“公虽旷达而对抗（战）建（国）大业以关国家兴亡居常忧忧在怀。时训子女必竭智尽忠，力图护国。期早获胜利，实行民主。”一个“满清遗老”而常念念于“民主”二字，能不令我辈汗颜？
祖祖于1941年仲春病逝，享年七十有六。
（待续）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