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记木号
寿记木号是祖父手里经营的木行，坐落在凤凰颈江滩上离江很近的地方，对岸就是太白洲。这是一条夹江，穿过太白洲，还有一道夹江，夹江对岸是太阳洲，这条夹江比凤凰颈的夹江宽，太阳洲也比太白洲大。太阳洲南就是长江主航道，对岸就是江南了，就是说凤凰颈到江南还要过三道江。抗日战争前，从江西顺江而下的木排，从主航道在刘家渡附近入夹江可直达凤凰颈。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江道淤塞，枯水时凤凰颈已与太白洲连在一起，凤凰颈的木业也就不复存在了。
记忆中的寿记木号家人称之为木棚，已经很老了，天井把木号分成前后两进，加上厢房，共十二间，除自用外还要供客户住宿。天井里有一棵多年的丁香树，籐子爬满花架，叶茂花香，内墙全是板壁，加上木地板、木天花板，整个房间全被木板包起来了。战前木棚就停业了，我记事时那里只剩一个看房子的刘老头，家中睡柜里还有一枚约三寸长一寸宽的木质印章，上刻寿记木号四字。
小时候有两件事令我不解，一是芦蓆天棚上，放满了江西家具，从来就没用过；二是睡柜里有几套“七响”打击乐器，大小锣、大小钹、鼓，还有专供花旦上场的“点锣”敲起来“歹、歹”，足可装配二个戏班子，每年除了端午和阴历六月六日村人赛龙舟借锣鼓用几天外，就放在柜子里睡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精美瓷器，上有国画古诗，什么“寿星骑鹿下蓬莱”，“青山横北廓，白水绕东城”等，落款为“临江别墅”。长大后，从大人口中才知道原委，原来都与寿记木号有关。
先辈们做木业生意，在每年秋末冬初携款去江西吉安收购木材，利用枯水季节在山涧边、河滩上扎成小木排，计三层，每层十根左右原条木，每根条木基部有一个小洞，用专用的树条（徽州人称“穿柴”）穿连成一体，两旁用藤条扎牢，放在河滩上，春季水涨，山洪下泄，山河涨水，排工们趁机放排，任其漂流入赣江，到鄱阳湖边合并成大排，大排有几米厚，长度不等，最长可达几里，由鄱阳湖经湖口出长江。前面有小轮船牵引，虽起不到加速的作用，但可使庞大的木排在江中保持直线，不影响江中船只航行。大木排驶出长江，只能呈一字长蛇阵，任其随水漂流，中途无法停靠，直至目的地，随排有一小船，沿途可供急需上岸之用。
木排的生命线全在于捆绑的篾缆，这篾缆有手臂粗细，决不能出丝毫差错，否则将会导致木排散架，全部木材像放鸭子一样满江乱漂，主人只有倾家荡产。可怕的是据说鄱阳湖与长江交会的湖口，就是苏东坡写《石钟山记》的地方，有一种大甲鱼，个头有澡盆大小，它发起威来，几口能把篾缆咬断，过往木排经过湖口，主人必需焚香礼拜，以求老鳖嘴下留情。早年木商家中是不吃甲鱼的，并称之为“鼋大将军”。到我记事时，甲鱼早成桌上美味，红烧、清炖，鼋大将军也奈何不得。因在父辈手里寿记木号即已破产关门，做不起这个买卖了。
木排从江西吉安山区出发，经赣江进鄱阳湖入长江顺流而下，几千里路程，几个月时间，中途又无法停泊，劳作、吃、喝、拉、撒全在排上，必须有相应的后勤保障。江西佬表什么都为你准备好了，有竹编夹竹叶的房子，有窗有门，像模像样，居家过日子的各式家具，锅碗瓢勺一应俱全。当时虽然还没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勤劳的排工从出发地带上泥土，在木排上种菜栽花，养猪养鸡。长期水上漂流，不能没有娱乐活动，以排寂寞，这就用得着“七响”家伙了。除了“咚咚呛”自娱自乐外，还可用作互相传递信息的工具。起居、饮食、天气、作息，主人指示，排工要求都全赖锣鼓传递。这些途中使用家具、乐器，到家后只能束之高阁，来年秋末冬初，木商们再携款前往木材产地，周而复始，家里的家具、瓷器、乐器年复一年，越来越多。
说点题外的话，在交通不发达年代，木材主要靠水运。江西木材顺长江而下，满足安徽市场，安徽徽州木材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至杭州，满足浙江市场，浙江的徽木远比安徽的赣木名气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徽州木材产量在全国范围内，除东北、西南林区外仅次于福建，历史上一直认为，安徽人用不到本省木材，这话不全对，在祁门有条往西流的水系经景德镇入昌江进鄱阳湖，景德镇所需瓷土就是从祁门沿这条水路运来。江西相当一部分木材实际上是安徽所产，凤凰颈当年的木材有无从徽州运出的就无法考证了。
寿记木号彻底破产是战前在长江小孤山附近上碰沉了李鸿章家族商船而导致的。
文质小学
1954年之前，从江堤向北拐进黄家湾见到第一座建筑物就是文质小学，外形在当时农村非常显眼，很洋气。西边临河的高墙上有八个大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字与一个窗户位置相同，字只能写一半，变成口字。站在子良大爷宅前，隔河相望，墙高字大，非常气派。整个校区呈手枪型，枪托中心是礼堂，教师宿舍，还有两间粮仓；枪管部分是东西各一间教室，教室中间为教师办公室，教室前方是操场。两间教室供四个班级上课，一节课要讲两个班。
黄家湾的学龄儿童可以说全是这个小学的学生。
第一任校长是黄阶平，我记得的校长已是族兄黄显渡了。显渡很聪明，能画会医，族中能人一个。教师多为跑反而来，战前一对许姓老师，妻子就死在学校里，沦陷后有含山县运漕镇姑嫂二人任教师，嫂子是寡妇，姓尹；姑子姓陈，尹老师圆脸，圆眼，是我的启蒙老师。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由无为城内朱仲彭先生执教，朱先生是南京成美中学毕业，文化功底扎实，教学深得学生喜爱。他对我们那一代人教育可算得有功之臣，和我父辈关系很好，后来成了显邦兄的岳父。我因成绩好，成了他得意门生，被他称为“干儿子”。
朱仲彭写得一笔端正的小楷，乔大伯对书法有造诣，也请他写过扇子。
朱先生除了正常教学外，还教大龄学生补习，学“古文观止”、“龙文鞭影”等，我只能旁听。许多名篇如：《滕王阁序》、《祭十二郎文》、《祭妹文》，“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等典故，都是我旁听时学的。
文质小学在当时很有名气，于右任书写校名，建国年前就有人冒充过文质小学学历，我在读书时见到来校视察的县长、省教育厅厅长，厅长还题字留念，全文为：“化及濡须”，落款是“怀宁金致远”。盖章时校长显渡用一叠钞票垫底，以示阔气。
从环溪村到黄家湾，上学放学都要过渡，当时有钱人家也只有两稀一干。孩子们放学路上无不饿得肚子咕咕叫。
显邦上学时我当然记不得，后来听铜陵四姐说起他第一天上学情况令人发笑，他死活不上学，拉上船又跑下来，边哭边喊：那么多小孩欢掉怎么搞！（“欢掉”即混杂不清之意）
我成绩好，坏事也干过不少。朱仲彭先生好吸水烟，一天要咕嘟嘟几次。我忽发奇想：黄烟丝和柳树须根不差不多吗？我偷偷的把老先生烟斗里狠狠塞满了柳树须根。老先生也不在意，一口吸下去呛得不轻。案件很快被侦破，什么处分记不清了。
有一次犯案，处分与反处分到记得清清楚楚，姚沟每年农历三月十二日上会——北方称赶集，一年才一次，先生不放假，我与一位女同学偷偷溜出学校，没走几步被哪位小朋友告发了，先生一点面子也不讲，硬让我们二人跪在路边示众，男孩子皮厚，哭几声也就算了，女孩子就难缠了，呼天恸地，打滚放赖，放学后也不让先生下台。
小时我的听觉比视觉学习效果好，听一篇课文比自已读一篇印象更深。按当时规定，早上学新课，背熟后放学回家吃早饭，我不知为什么又犯了错误受到先生处罚，别的同学都在读书，我却在哭，快放学时同学们一个个背完书回家吃饭，最后轮到我，先生说：看你只顾哭，这一关怎么过。不料我走到先生跟前，一字不漏的把刚上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其实我一边哭一边听，同学们没背熟我早听熟了。
人顽皮，挨打也就多，罚站、罚跪、拽耳朵、拧嘴巴，打板子都有我的分。在长期受罚过程中，同学们也不断总结经验，研究对策。比如冬天冻手挨板子那是疼上加疼，必须有些准备，在挨打之前先把小手在课桌角上来回磨擦，使血液畅通，神精麻木，大大减少受刑痛苦。对拧嘴巴则另有对策，先生手伸来之前，把嘴里气鼓得满满的，两边腮帮皮肤绷得紧紧的，叫他无从下手。
“打是疼，骂是爱，在体罚同时我也从先生那里得到终身享用不尽的知识和做人道理，对昔日恩师充满感激之情。”后来我在一篇《说打》的文章里如是说。发表后引起不少同龄人对童年挨先生打时有趣旳回忆。
受罚多，奖励也多，奖品大多是一本用竹纸订的本子，封面正中大写一“奖”字，考一次奖一次。
学校里不少设备是族人送的，我对其中一口铜钟印象最深，铜钟是子良送的，（也有人回忆是阶平送的），通体金黄，声音响亮，一敲全黄家湾都听到。我以后在无为、芜湖上学，见到的是手摇铃，太小家子气，还有学校只用一截废铁板或钢轨敲打，太寒酸了。离开黄家湾后再没有听到文质小学这么美好的钟声。
我自幼记忆力就好，家乡沦陷时我不到四岁，抗日歌曲竟熟记一生。鬼子统治时不能唱，国共内战时也不唱这些过时歌曲，建国后流行的多是歌颂社会主义的歌，全部抗日歌曲都是我四岁前唱会的。
“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的五路军，昨天我们还是老百姓，今天要拿起枪杆向前进，五路军不拿群众一根针线，五路军不失国家一寸土地，五路军决把鬼子赶走国境。”这是广西佬的战歌。
“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同站在一条战线上，不分派别不分党，合力同心来救亡，集中一切力量枪口向外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投降。”这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战歌。
“俄国狠，帮我们中国打日本。”这是抗日儿歌。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是黄埔军校校歌。
“国耻纪念何时？是年五月九日，日本逼我签字，二十一条约。”这是国耻纪念歌。
这些和“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一样流行，只是今天已少有人知。
当时唱“松花江上”，不叫唱叫哭，表演时唱的、听的哭声一片。一位叫黄显容的族姐“松花江上”哭得最好。
文质小学用的是先祖文质公的遗产，在祖宗牌位上，文质公名列第四，他为家族提供这么多遗产，是后继无人，还是其它原因不得而知，总之他是值得后辈永远景仰的先人。
主仆之间
文革时，有一天南京淑清三姐家来了一位农村干部模样的青年，初见面彼此都不太熟悉，问知姓名来历后，双方无比高兴、亲切，晚上两人竟有说不完的话，足叙到夜深才罢。第二天客人走后，外甥女才问她妈妈：昨天来的是谁？本家？不是；亲戚？不是。非亲非故，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讲？怪事！
来人是我家女仆谢三姐的儿子，现在是当地政府的头头。外甥女听了大惊失色，后悔当时不知道，不然要好好问问当年他家是如何被剥削、受压迫，如何苦大仇深的。妈妈问女儿：你看他与我有仇吗？有仇能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看我，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吗？
我家有男仆女仆至少也有百年以上历史，每个仆人在主人家少则几年，多则几代。
我小时候见过的男仆有刘老头、钱老头、张老头，女仆有显道二姐、叶姐、谢三姐，我的奶妈是王姐，住金子埂，他（她）们和所有家庭成员一样共同生活。男仆主要干菜园体力活，女仆主要烧三顿饭和厅堂打扫。洗、浆、缝补、来客掌勺则是主妇们的事。仆人们还有代表主人外出办事的差事，所到之处，均受到礼遇。带孩子的女仆，孩子与我们一齐上学读书，开头提到的那位到南京看望淑清的干部就是其中之一。他母亲谢三姐逢人便说，要不是我家供她儿子上学，怎么能当上干部。
谢三姐是黄家湾的一位农家大嫂，同情我们自幼无父母，与淑澄关系最深，吃住都在一起。淑澄1950年参军后，谢三姐当时早已离开我家，这位世代贫下中农，儿子是党员干部，标准的翻身农民，她经常怀念在我家的日子，想念淑澄时不觉伤心落泪，淑澄也在外地给她寄钱。
显道二姐是我本家嫂子，丈夫我称之为显道二哥，从小当童养媳就在我家为女佣，我最后见到她时，她已患老年痴呆症，逢人就叙叨当年的事：和自己家里一样，他家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圆房（成亲）时，我年纪小不懂事，不干，躲在他家不出来，四奶奶好劝歹劝我才成了亲，家里有困难说一声就行了，现在找谁去。
文革结束后，家人分别多次回黄家湾，虽然故乡一个直系亲人也没有了，也丝毫不减家人对故土的深情，仆人就和亲人一样让我们怀念，吃住都在她们家，提起往事，大家感叹唏嘘，相对落泪，远在台湾的五爷来信也关心她们，向她们问好。
一次回乡，在显道二姐家吃早餐，主食是面条，桌上摆放的是清一色精加工的卤菜，有肝、肫、肠、舌、耳等，我们面对这些菜肴，曾似相识，却记不起就里，显道二姐说：“这些全是你家吃面条的专用菜肴，我年青时在你家学的，现在我年老了，做不动了，但下一代也学会了。”历经几十年世事沧桑，又见到童年家中的“面条席”，而又出自当年女仆后代之手，怎不令人有隔世之感。
叶姐身强力壮，过年时她回家走亲访友也把我帯上，扛在肩上到处跑，一次在姚沟一亲戚家堆牌九，她给我几个小钱下注，俗称钓小鱼，一看形势不对，庄家还未反应过来，叶姐抓住我的小手火速把钱缩回去，有了我，叶姐在牌桌上只赢不输。她还有监管孩子不剩饭的职责，每顿饭后，我和显硕等孩子都要将空碗让她验收，不剩饭，没饭粒，否则不能过关，有时饭后找不到人，只有拿着空碗边找边喊：“叶姐！叶姐！我吃完了，没剩饭。”直到找到她为止。
叶姐因为喜欢我，还做了件“见不得人的事”。乔大妈为照顾乔大伯，每餐单独在饭锅里蒸一点卤菜，乔大伯吃得很少，但每餐都有一点。一次晚饭，叶姐给我一碗饭，拉我到厨房暗处，吃几口饭后，我发现饭里埋了几块卤猪肝，又怕又喜，一会叶姐悄悄问我：“吃到没有”，“嗯嗯”，这叶姐胆子也够大的，万一被发现，我和她都没脸见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姐好像在胜利后，她已离开我家，夏天早上见她从竹床上起来，走路一跛一跛的，听人说因为她偷人被丈夫割断了腿筋，人残废了别人还看不起她，大人们的残酷不是孩子们能理解的，我只记得过年时骑在她脖子上走亲访友的快乐；记得她每顿饭检查我碗里有没有剩饭时的认真；感谢她冒风险偷乔大伯的菜给我吃的绝密行动。
刘老头是负责看管凤凰颈江滩上的[寿记木号]房子的，我记事时他已很衰老了，很少外出，定时由家人给他送吃的用的，养他老。
钱老头是抗战初期男仆，正值中年，身强力壮，脾气暴燥，一次为开饭时间晚了与女仆叶姐发生冲突，钱老头冲进房门，叶姐正坐在马桶上，边系裤子边应战，大家边笑边拉住。
和我家感情最深的也是我家最后一位男仆张老头，为人忠厚老实，孤身一人，做事动作慢但极认真，春节除夕和家人团聚一桌显得有些拘束，我们就把他碗里菜堆得满满的，他激动地连说“当当！”大概是够了的意思。因为他是孤寡老人，逢年过节怕他感情上不安，大人事先给孩子们打招呼，不要提他家里的事。有一次我不懂事，好奇问他为什么过年不回家，让老人伤心不好回答，后被大人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建国后，无法收留这个老人（当时他六十岁左右），不知流落何方。有人见过他，提到我家就伤心落泪。
他肚子里有许多民间故亊和民歌，我还记得一些。
菜园歌：“冬瓜打扮进菜园，茄子大椒站两边。回头叫声葱蒜韭，芥菜儿郎听我言：这南瓜在园中势力大，他在园中欺西瓜，丝条与我牵藤来搭架，回头把本奏黄瓜，黄瓜一听怒气生，搬来菜瓜一大阵，要与南瓜动刀兵，会杀人，刀豆大刀拿一把；不会杀人，豆角钢鞭拿一根，大小萝卜全上阵，芦葫、瓠子一扫平。”
等郎媳歌：“十八岁大姐两岁郎，爬上搭板抱上床。睡到半夜要奶吃，夹头夹脑几巴掌，只是你妻子不是你娘，不是看你母亲面，一脚蹬你见阎王。”
他喜欢戏曲，听到远处锣鼓点就知道这戏演到什么地方了，他将演出结束了称戏团圆了。我喜欢跟他同床睡觉，他睡时不穿衣服，浑身上下，像火炉一样暖和。
在几十年“人斗人”岁月里，没有一个仆人，一个佃户和“四房”过不去的。
仆人也是人，生活中关心照顾，人格上尊重是“四房”的传统。
村子里也有主仆之间相互不容的，仆人们也非羔羊，当时虽无革命、造反之说，他们可以“跳糟”不干，可以编民歌臭你，下首就是一首民国初年黄家湾流传的民歌：
攀根草，节节黑，合兴祥家短工打不得。一起早，二摸黑，碎米粑粑搭稀粥。想吃肉，过时节，想吃鱼，塘开裂。端碗小菜子，大师娘讲：搁毫油；二师娘讲：不搁油；老奶奶在锅底格，脚一跺，眼一睺：看什么小菜搁什么油。
如今父辈已全部作古，我们显字辈这一代人均已年逾古稀，多数业已过世，所剩无几，不论在天堂或人间的都有着共同的情感，怀念黄家湾，怀念环溪村，怀念先辈、怀念兄弟姐妹，也怀念谢三姐、显道二姐、张老头这些与我家长期相处，患难与共的男仆女仆们。
族考
家谱载：黄家湾这支黄氏家族一世祖应为元末江夏逃难农民黄思本、黄思诚弟兄，思字可能为江夏黄氏班辈，其时应为1366年左右，即明洪武前二年（元至正廿五年），至今已历六百多年，黄氏班辈从明末清初“大庭吉兆”至“永远显达”（下限1940年），历时约三百多年，大字辈与元末逃难弟兄相距三百年左右，这三百年应为先祖艰苦岁月，不可能立祠堂、排班辈应在情理之中。
按我国惯例，卅年为一世，即一代、一辈，一些历史名人：孔子、诸葛亮、岳飞，他们后代沿革与此惯例基本吻合。
“大庭吉兆”这四代应生活在明末清初，他们生存条件比先辈没有多大差别，他们的财力、社会声望也不具备立宗祠、排班辈的条件。清中期宗族面貌逐渐起色，出现了像文质公那样的人物，能将自己财富一部分归族有，“万世荣昌”应为家族兴旺发达的鼎盛期，立祠堂、排班辈成为现实，我认为黄氏形成后来的规模关键在“万世荣昌”四代人，即清中叶，“大庭吉兆”可能属后人追补的班辈，有辈无人，“万世荣昌”才得以实际应用，“万世”为兴起时代，“荣昌”为鼎盛时代，即我高、曾祖辈。到“永远显达”开始由鼎盛到衰落，这已经是我辈有目共睹的事实了。
六爷常说：我家咸丰年代即为大户，大致与史实相符。实际时间可能更为提前一世纪。黄家的鼎盛时代约在一百五十年上下，即清中叶至民初。我们在黄家湾并没有发现二百年以上的建筑物，祠堂规模也不大，最后的重建装修还是乔大伯手里经办的。村口天河边的老坟茔就在河边圩埂上，毫无富家景象，坟边临河大石块围护还是不知哪代后人重修的。建国后祖坟被挖，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显道二姐伤心地对我说：祖坟被挖，黄家不会发达了。
黄家湾最能代表家族气派的当属曾祖辈的“三房公中”，三座相连又各自独立的三座大宅，它是黄家鼎盛时期的产物，不由我想起徽州屯溪的“三门程”。这座建筑当为曾祖三弟兄联手建造的，后又为各家长房长子继承，建筑时间当在清末，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我听到江堤上一位姓陈的老木匠口述，他年青时参加过绘图和建造，老木匠当年约六、七十岁，时间完全吻合。
有人说：三房公中是明代建筑，这匪夷所思，明代的黄氏家族还是“贫下中农”，不可能有这样财力，我们亲眼所见它们为曾祖三弟兄所有，如为三百年前时代所建恐怕早成了三十、三百弟兄所有了。曾国藩文集载：当时姚沟、泥汊是长毛与清兵交锋的战场，农村像样房舍均被战火洗劫殆尽。沿江百姓躲到江中荒洲芦苇丛中偷生逃命。乔大伯说，故乡残存的明代建筑只剩姚沟肖家，即二姐璞英婆家，矮小阴暗，完全符合明代建房制度与平民住宅风格。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