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停产编写节目
1．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初到三中队，由于地震刚过去不久，从狱方到犯人惶惶然的状态仍在，管理较严，害怕出事。由于政治是暗箱操作，中国人喜欢从一些外在表现去猜度政情的变化。此时我和三中队的其他一些犯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毛主席的健康问题。当然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个头疼脑热本属正常，可是只要毛主席一出现，那时的报纸就会说“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好像毛主席有金刚不坏之体。这样给民众一个误导，只要毛主席久不在报纸上出现就一定是有了大问题了。五一之前，毛主席接见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时，大家从看电影时放的新闻纪录片（一监每两周看一次电影，一般是放两个片子和短小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老人的身体明显的不行了。他的健康关系着许多“现行反革命犯”在监狱待多久的问题，因而反革命犯中不管说不说，头脑中都在转这个问题。然而我又有点担心，这样绝对权威人物的弃世会不会导致天下大乱。如果两派甚至多派斗起来，会不会先拿现成的“反革命”开刀祭旗？我根据自己的体验感觉到最近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往往越斗越左，因为只有“左”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最简单的是杀一些现成的、已经被关起来的反革命。这最省事、最安全、成本也最低（这正像文革之起，不论保皇派、还是造反派都是先斗、甚至先杀五类分子一样）。因此我也对这个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到来心怀惴惴。此时的刘老师在小说写累了的时候，背着手在筒道散步，如果碰到我就会小声而神秘地说：“看来，我们那位老乡不行了，他撒手归西、你们那个老乡接班后，会不会有点变化呀？”他是湖南人，我是山西人，所以有“我们老乡”，“你们老乡”之语。我很难回答，也不愿意回答。
这个日子终于来了。9月9日中午12点，监狱筒道的扩音喇叭郑重宣布，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广播员声音凝重，悲怆。我暗暗猜度：“这个不可避免、不知是福还是祸的日子来了。”下午4点犯人每人拿着自己的小板凳整整齐齐低着头笔直地坐在板凳上，队长、指导员在一旁瞪着眼睛监督。一会儿，喇叭响了，先是哀乐，然后是播音员低沉播报，这证实了我的猜度。完结之后，指导员、队长训话。自然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会后要求每个犯人写思想汇报。回到监室内我坐在床铺前，回想1976年1月在K字楼，那时赶上周总理逝世，在押的犯人许多也觉得悲从中来，而在主席逝世时则是恐惧大于悲痛。这种紧张没有持续多久就粉碎“四人帮”了。这在三中队也引起一片欢腾，不管在政治倾向性和敏感度上，绝大多数犯人对这四位没有什么好感。平反出狱后，由于工作调动我回房山河北公社办户口和人事关系时，公社干部对我说，1976年7月，县里得知你判了十三年，准备开全县批斗大会，以促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公社有个重点发言。筹备了一个多月，全县花了十来万，定在9月10日开会。没想到9月9日主席逝世，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还让你逃脱一个受教育的机会。他说这些时还在心怀耿耿，有点遗憾，真是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伟大领袖去世了，阶级斗争消沉了下来；英明领袖华主席也不怕人家批“唯生产力论”，要实现当年周总理号召的大搞“四个现代化”、全力抓生产了。这开始了一次“洋跃进”，“洋跃进”一来，本来已经十分虚弱的经济马上东倒西歪，失去了平衡。这一点我在监狱里最深刻的体会是压制塑料凉鞋的原料树脂供不应求了（当时著名的短篇小说《陈奂生进城》就是写社队企业千方百计进城弄树脂以维持塑料厂的生产的）。清河塑料厂的生产也开始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料来了，就干几天，没有了就停工。塑料厂每天有五六百人干活，停工了去干什么？最初还是安排犯人整理整理内务（一监的清洁整齐在北京卫生评比中是榜上有名的），拆洗被子衣服，被窝叠成一条线，与军队营房类似。然而内务总有整理完的时候，后来又强调学习。此时正值周总理去世一周年，总理去世时“四人帮”禁止悼念，这次动员大家悼念，有文化的写诗作文（三中队大多有文化），在壁报上贴出来给大家读，好的发表在小报上，还可以编些节目让没有文化的唱或演。
2．小报组
小报很受监狱领导重视，专门派了一个队长管理，它是北京劳改系统由犯人编纂的一个小刊物，名为《劳改通讯》，一个月一期，报导各队的情况和发表犯人写的文章。小报组四个人，由他们负责全部的编纂和写刻。这四个人同住在独立的一间号子里。在停工和编写节目这段时间内我与小报组的人打了不少交道。
初看小报，使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监狱条件如此差的情况下，能把小报刻印得如此精美。特别是封面，根本不像通过写刻蜡版油印的，神似胶版印刷。里面刻的字大小匀称，笔画轻重一致，仿佛是铅印的楷体字。我在学校也帮着教务组刻过蜡版，印油印的考卷，要命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小报组的人说，油印在张培利的手里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小报组的美编，为人精细，而且每天琢磨此事，追求精益求精。张培利比我大个一两岁，一米八以上的身高，是个刑事犯，因伪造火车票被判15年。他犯的事在北京文革中也算个大案，造假火车票，获利较多，这个案子曾广泛传达。
张培利肄业于艺术师范学校，音乐感不错，也会一点美声唱法；绘画篆刻都有一套，因此，他造的假火车票简直跟真的一样，拿给售票员和剪票员看，有时都分辨不出来，后因为假车票的票底是用站台票改造的，而站台票比正式车票略薄，有经验的剪票员，拿在手里就感到不对，才被发现。他对我详述其半生经历。父亲原来是追随冯玉祥搞倒蒋（推翻蒋介石）活动的，在政军两界都有一定的人望，受儒家影响深，很爱面子。解放后他以民主人士身份任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主任。张培利爱好唱歌与美术，初中毕业就考上艺术师范。父亲本来就不太同意他不上高中上师专，他又在上学期间与女同学搞恋爱，并发生了关系，而且怀了孕。这不仅在家里引起轩然大波，学校当局也不会轻饶。1950年代，青年人的恋爱受到多方面的干预，学校，特别是中学严禁学生恋爱，按规定艺术师专是中专，也就是中学，是不许恋爱的，而且他们竟然怀孕，简直被视为犯罪了。他们双双被开除学籍。张培利没办法，只好回家结婚。培利的资质不错，父亲对他期许甚高，没想到弄到被开除的下场。两个青年人结了婚，整天在家待着，没有正式工作，父亲很生气。他们住的又是政协的宿舍，父亲的老朋友、同事很多。父亲看着人家儿女或留学，或上大学，或工作，没有一个被开除的，觉得很没面子，十分尴尬。父亲催促他们搬出去住，不过那时还好租房子，于是，培利就与妻子搬出去过独立生活了。好在夫妻二人全都会画，那时中国工艺美术进出口公司有些简单工艺美术品散到街道，请一些闲散人员加工。因为是计件付钱，二人收入还不错。那时青年人没有正当工作是被视为异类的，如果父亲不是民主人士、不是较高级的国家干部，像张培利这样的情况很容易被送去劳动教养。不过这样平静的好日子没有延续多久，文化大革命来了，工艺美术搞的都是“四旧”，被砸烂了，夫妻二人没收入了。父亲那样的经历，历史问题肯定不少，被赶回农村，没工资，也不能帮助他们了。最初张培利还去拆城墙，做些简单的体力劳动以糊口，但收入太少，父亲已老，在农村也难养活自己，还要给父亲寄些钱和粮票。于是张培利陷于困顿之中。据张自己说，有一次他丢了粮票，那时丢粮票比丢钱还要命，他急得没辙了，就自己画了一张，没想到竟然用了出去。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还有这种“能耐”，于是他开始犯罪。画粮票、油票、布票，这些仅仅还是个人消费，画火车票，还有画其他有价证券都是为了骗钱、骗东西。他就沿着这条道路滑了下去，直到被发现。
张培利一度关在炮局（北京拘留所）。那时男高音歌唱家刘秉义搅在作家杨沫女儿自杀案（怀疑是他杀，怀疑对象就是刘）中，刘也被关在这里的死刑号中。张培利被派去陪他，怕他自杀。培利也跟刘学了一段发声，他很看重这段经历，说刘使他在唱歌上进了一大步。
小报组能写的是之雄，他比我小几岁，虽是工人，但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体诗词，其“犯罪”也与写旧体诗有关，在他判决书中就写了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举证就是之雄的两句诗“北门累上无疆赋，南海频传万岁歌”。平常一块儿聊天也爱说大周天、小周天、子午流注一类的话题。他也是被关押到了刑期（七年）出去的，他出去我尚未平反，到我家去过。
3．编节目及其副产品
（1）活报剧与相声
这次写节目主要是李少白、之雄和我。少白主要负责写歌词，当时监狱要求写一组歌颂中国革命的联唱，共有五首歌，由马贵峰、董清旻作曲。借这个机会，董清旻等人还让家里寄来关于谱曲的书籍，如和声、对位、变奏、旋律的专业书都拿了进来。我见董清旻整天沉入学习之中，连弹琵琶时间都少了。我也从家里要了许多书，如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杜预注的《左传》，王力的《汉语诗律学》等，有的黄色纸的线装书，看守不认识，要质疑，只要你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那时法家正吃香，很容易就拿进来了，而且还会嘱咐你：“好好学习学习”。
联唱是仿照《东方红》那样写的。从“三座大山”压迫，然后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等。这个联唱曾在全监演出过，受到好评。我和之雄主要写了一个活报剧和一个相声，内容都是讽刺四人帮的，这个题材是当时我们和狱方都能接受的。活报剧名为《故宫惊梦》，用的是京剧形式，以念、作为主。当时批判江青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说她想复辟封建主义，要当“女皇”，其实那些年搞的就是皇权专制的一套。这个小戏是通过江青游览故宫，袒露了她的女皇梦野心。这个戏弄得挺受欢迎，好像还在全监演过。其中最吸引人的是第一场，为了保护首长安全，先派两个小丑上台为首长来“扫雷”。两个小丑由徐连生和一小队一个能闹的年轻人扮演。两个人上了台，每人拿着一个扫雷器（一根竹竿，前端安个铁圈儿），满台跑，口中还念叨着我们编的“数板”，如“忙扫雷，扫雷忙”等。人们笑得前仰后合。这个戏出场人物，除了小丑以外，王张江姚四人帮都出场了，人们还缝制了一些简单的行头，制作了纱帽。这个戏演了多场，最后一场出了事。大约是在1977年8月，天气很热，演姚文元的是二小队的蔡志刚。他是走江湖跑大棚、走野台子戏的，比较会演戏，而且能吃苦耐劳。文革中，干这些的被视为搞“和平演变”，是要严厉打击的，被判死刑缓刑二年。他自己有件很厚的毛巾浴衣，演姚文元时就穿这件衣服。他头大，光而圆，又胖，有点像姚文元。他一扭着上台就引起大家哄笑。这天天太热了，又是在仓库（本来是存料的，由于没料已经空了）中演，密不透风。戏到了快结尾时，有个姚文元弯腰头顶扇子耍宝的动作。蔡把折扇放在头上，慢慢地弯腰，突然蔡摔倒在用桌子拼合的舞台上，脸色铁青，汗流满面，晕了过去。大家都惊呆了，队长和几个杂务赶紧上台，掐人中的掐人中，脱衣服的脱衣服，一会儿，把只穿着背心裤衩的老蔡从台上运了下来。他牙关紧咬、直直地躺在地上。我马上想到演《没病找病》之后死在台上的法国戏剧家莫里哀，想到田汉的《名优之死》中的刘振声，难道监狱中也会出现一个死在舞台上的演员吗？蔡被送到监狱医院抢救了过来，他是中风，从此说话不利落了。后来听当时在医院的王湘恒说，中风摆脱了危险之后，最困难的是康复，帮他恢复语言能力。后来蔡被送到延庆，那里有个北京劳改局老弱病残队，没有了他的消息，不知道以后平反没有？
相声名叫《白骨精现形记》，写江青游览北海（北京北海公园在文革时关闭，专供首长休息游览）湖心岛，见岛上有寺庙名为永安寺，特别反感，觉得没有革命性，与当前形势不合，非要把“永安”改为“大乱”；而且还把寺庙两边墙上镶嵌“四大皆空”（这是我们设想，不一定是事实，但北京广济寺大门两边有“法轮常转”）改为“四大不空”（意为“四大”上虽未由江青来组阁，但也捞到几个部长，所以“四大不空”）；“法轮常转”江青认为“‘法’字好，改为‘法家掌权’”等。我们通过叙述虚构的故事设计包袱，揭示当时推行的极“左”路线的荒谬性。这个荒诞故事中的包袱很多，还有讽刺“罗斯鼎”“石一歌”（这些都是四人帮在上海的笔杆子）的包袱，时隔太久，多已忘却。这个相声不成功，缺点是“皮太厚”。由于我们都没有写过相声，以为我们觉得可笑的就是包袱，不懂得“包袱”皮有薄厚之分。像这段相声中的上面提到的几个“包袱”都是皮太厚，不够通俗，听众一时反应不过来，很难发笑。其中有个包袱：甲说谋士“螺丝转”走出来说（螺丝转是北京早点中一种小吃，用以影射罗斯鼎）……乙（打断甲）：有蜜麻花没有？（蜜麻花也是北京小吃）。这样包袱皮就薄，听了就懂，马上哄堂大笑。可惜这类包袱太少。这个相声经得起阅读，读时，会发笑，这就不适于演出了。另外，也缺少好的演员。这个相声只在三中队演过，高中以上文化的说不错。不过，通过写这类东西，我感觉写这种不反映个人思想情绪的“作品”，由几个人一起议论着写，非常快，一个活报剧，半天就完了。这个五六千字的相声，也就用了两天。1990年代以来，我发现一些人写电视剧就是这样，有个故事梗概，设定几个人物，有几个能侃的躺在炕上神聊，雇两个文字誊录人员，一个二三十集电视剧一个月就完了，谓予不信，打听一下电视剧制作过程，可知此言不虚。
（2）读书与听音乐
也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对于文革中倒行逆施的批判已经逐渐启动，狱方对于大多数“现行反革命犯”是否犯罪也起了疑惑，所以管的逐渐少了。停产写作，其实也是监狱希望少出事而已。只要你不闹事，不违反监规，许多事情在过去要管的，现在也懒得管了。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空间，也可以任自己的爱好干点其他的事。例如看看书，记点读书笔记；聊聊天，只要没有太出格的话，基本上不管。我在筒道里写读《文心雕龙》的笔记也没有人干涉。此时由于存放犯人东西的库房出了点问题，把犯人的东西交还给犯人自己保存，一下子书多起来，过去存起来不让看的书都发还了。也有不少线装书，如袁枚的《小仓山房集》正编续编。袁枚的四六骈文很多，如果在外面，谁有那么多时间读这些，在监狱中，生产断断续续，有的是时间，慢慢去读。关于读书，还有个笑话。有次下了早班，下午两点多钟，按规矩是睡觉，我躺在被窝里睡不着，就拿一本线装的《左传》看。此时监狱领导查监，一看我那本线装书很醒目，他把拿过去。看了题目，笑了笑说：“你们犯右的错误，向左边转转也好。”
最令人兴奋的是一小队的邢长春有台手摇留声机和许多唱片也搬到监室来了。他的唱片多是西洋交响乐和室内乐，这引起我们一阵狂喜。这些曲目当时在外面也未必能听得到。我们首先找出了施特劳斯的轻松明快的《蓝色多瑙河》，洗洗监狱的霉气。您想，一群穿着黑色监服的被整得已有几分滞重的犯人在监室通铺上围着一台旧唱机听在奥地利金色大厅演奏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场景？长春笨笨地为机头安上尖利钢针，把吹干尘土的唱片安上机盘，我们都屏住了呼吸静待那美妙的仿佛是浅蓝色的音调从唱片流出，刚刚有几个音节出现，接着就是长长的牛吼……“没弦了，没弦了”，长春边说边不停地摇唱机手柄。终于音乐就像多瑙河一样静静地流淌在这间不大的监室里，一曲听完，长春抱怨“我胳膊都快折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有点“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感觉，可是谁也没有找我们的麻烦。我不相信，看守真的不知道。唱片中还有一些小夜曲、小提琴曲、钢琴曲，都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流行的唱片，二小队有个专业小提手乐坏了。
4．三中队其他犯人
（1）两个中队统计
初到三中队只认识一个监室的犯人，待久了特别是通过劳动接触和停产编节目认识了更多的人。真是感到世界的荒诞，感到谁都有到监狱一游的可能性。2007年，我住过一次医院，花了一万多，住院费、医药费两三千元，而检查费用花了八九千，结论也多是似是而非。我很感慨，写了篇文章说，现在从医院门口随便拉进一个路人，检查上一个月，花上一两万，都能查出两三样病来；正像文革当中从公安局门口随便拉进一个路人，审查上两三个月，内查外调，都能判上三年五年的（其实这还说轻了，北京那时判刑，只要你够上“现行反革命”这个衔，一出头就是七年，我没有见过判七年以下的。军事法庭，反而相对宽松。有个小青年也是“现反”，原是军人，军队判的，是五年，押在一监）。
三中队作为一个车间，有个负总责的统计，这个统计叫李芝源，是个脾气极好、很有修养的人。他干的活是要与三中队所有的人打交道，统计他们的产量进度，这是个最得罪人的事，很容易与人发生冲突。可是从没有见他与别人拌过嘴、吵过架；遇有分歧，他总是能够和颜悦色地与当事者进行分析，以理服人。就这份修养，不知道的以为他有多高深的文化，其实不然，他来自北京最贫困的延庆县山村，文化程度大约也就是初中。他是七十年代初进来的，判七年，也快到期了。李芝源的“罪行”很可笑，文革初期，他是本生产大队文革筹备小组组长（实际上就是生产大队队长）。有一次同村的一些青年夜里吃喝闲聊，也许是喝了点酒，人们狂了起来。中国人一狂，马上就会想到皇帝。有个领头的青年说我要当了皇帝就封谁为大臣、宰相，谁为将军。李芝源后到，他开玩笑地问：怎么把我忘了，封我为什么？那个青年说，就你这个样子，封你为狗头军师吧！到了“一打三反”时，强调对于阶级敌人要深挖细找，于是就把“我要做皇帝”这件事挖了出来。那时北京每年都会出几件皇帝案，这个“我要做了皇帝”的案子不仅在运动中被作为重点来抓，连公安局也关注了。那个说“我要是做了皇帝”的青年家庭出身是富农，很恐惧，马上交代了“反动用心”是变天复辟。因为运动是“坦白从宽”，那几个“大臣”“将军”“宰相”一看形势不好，也纷纷“坦白从宽”了，结果就剩了李芝源。李芝源出身贫农，又是干部，觉得那纯粹是一场玩笑，根本没有什么“反动用心”“反革命目的”。他强调实事求是，不仅自己没问题，那些已经坦白从宽的也没问题。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就“抗拒从严”了，以“现行反革命”进了监狱。
徐连生给我说了一个李芝源的故事，更可笑。李家所在的村子很穷，到了一监后，李芝源过上了他从来没有过的好生活。家里来探监，李芝源把刚煮出来的饺子端了出去，着实让老婆孩子大吃一惊，没想到老李比家里人过得还滋润。老婆回去以后，在村里一传扬，于是，老李的岳父大人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老婆回来说，你到北京享福去了。长久下去会不会把老婆孩子忘了呀？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将来你可别把老婆扔了呀。据徐连生说：“老头大半是个私塾先生，信还是用疙疙瘩瘩的文言写的，当时我们在车间里一读，大家笑得喘不起气来。”老李1977年底就到期了，走的时候，徐连生还半开玩笑地嘱咐他，回家别把老婆扔了。
接李芝源班的是原来在保全组的董玉昆。小董三十来岁，就住在昌平回龙观一带，现在已经都算市区了。出身于富农，原是高中毕业生，好文学，常写日记，文革一开始被斗得特别厉害，几乎难以存活。他逃跑了，一下子跑到东北，游过鸭绿江，到了朝鲜。刚一上岸就被抓起来了，关了四五天，连饭都不管，快饿死的时候才送还给对岸。在中国看守所里，好歹还管饭，他真是从内心深处认识了错误，无论如何不该跑，尤其不该往朝鲜跑。大约由于认识深刻，给他定的虽然是反革命叛国投敌罪，但只是无期徒刑，没有处死，这在文革初期还是不多见的。跑到非洲大使馆的沈元与董玉昆这两个案子是一同交给“革命群众讨论”（当时在正式宣判前都要印成传单交给“革命群众讨论”）的，沈元被枪毙了，而董活了下来。董玉昆胖胖的，很爱笑，为人温和，许多人爱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能算叛国投敌呢？应该算叛国投友啊”！后来他也被平反。1980年代他到北京当民工，由于经验丰富，有组织能力，成了包工头。有一天，他找到我家，我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他回答：“我是你学生啊。”这一说我更奇怪了。“我是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班的函授生，到所里办事交费，看到你的名字，先以为重名，后来一问真是你，我就找来了。”他还跟我讲，他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都发过文章。那时他已经快四十了，还没忘了学习，真为他高兴。最近传闻他去世，但愿这是一个谎信。
（2）老保全
李聘伟在老号中间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位，又为人稳重，不害人，因而受到年轻犯人的尊重。比如徐连生有点事就好找他商量。解放前李就高中毕业了，正在家游荡时，北京解放了，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前两天浏览“天涯社区”时看到一本“知识书店”1949年11月出版的《思想反省笔记》。它由知识书店编辑，收录“革大”一期学员思想总结40篇。其中有李聘伟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流氓习气》，这个李聘伟肯定是一监这位，他是“革大”一期学员。“改变了流氓习气”的李聘伟参了军，成了南下干部，一直打到湖南。五十年代中复员回到北京，在某化工厂做技术工作。反右中成了右派，本来右派的情节不重，但在劳动改造时，碰到一个香港富商的公子让他进了监狱，判了无期。这位公子在大陆读大学也被划了右，两人很聊得来。在三年困难时期，饭也吃不饱，还要干重体力活，那位公子就与他商量想回家、回香港，策划偷渡，结果香港没去成，二人双双下了大狱。公子瘐毙于K字楼，李聘伟被判无期徒刑，来到一监。
由于性格较好，社会经验丰富，在监狱待久了也会处事，在犯人中人缘不错，看守觉得也可以接受。后来他也平反了，用他的技术、能力和耐心开工厂、办公司、当老板、赚钱，买了不少书。老了，他想到自己的经历和近二十年监狱生活，感慨万千，静下心来回忆自己的一生，写自己的一生。
（3）几个特殊人物
老号中有几个特殊人物，他们或是为人独特，有理想、有坚持；或是案子离奇，听过之后，使人很难忘却；或是为人性格有些偏执，偶有抵触就被罗织入罪，特别具有时代特点，也有愚昧的、胆大妄为的，帝制消失六七十年了还梦想当皇帝的。
老崔。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监狱与社会上一样，犯人大多都是亦好亦坏，可好可坏，但狱中也有极少数世上难见品行最好和最坏的人。老崔是属于最好的一位。本来他是体制内人士，少年时即参加革命，到过延安，建国后做公安工作，专门到苏联留学学指纹鉴定技术，是公安部内指纹研究机构负责人，在文革当中又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成员。这个专案小组直接属于康生与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可见在文革当中老崔是属于整人阵营的，他只是一般工作人员，只要兢兢业业去干，一般不会整到他的身上。可是，对于内情知道颇多的老崔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他有不满就要本着毛主席所说的对国家、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去提意见，意见一提，立竿见影，马上就被关了起来。听别人讲他的一个小故事，可见其为人。中央专案组一次开大会，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都坐在台上，听报告的干部坐在台下。当时的礼堂简陋一些，主席台上的桌子就是一排长条桌，铺上桌布，权作会议桌。康生在讲话时，江青百无聊赖，就开玩笑，踩张春桥的脚。桌布只是半截的，遮蔽不住台上坐在桌子后面的人腿部以下的动作。在下面听报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掩口而笑，坐在台上的浑然不知，坐在会议桌一端的老崔却看清了台下听众掩口而笑的原因。大会小会开完之后，记录员向江青汇报，汇报完之后，老崔还站在江青眼前不走。江青很奇怪，问他还有事吗？老崔就把踩脚一事说了，希望首长注意影响。江青听了勃然大怒，骂他半天。这个故事，我始终不太相信，觉得像老崔那种阅历的人不应该干出这种鲁男子才能干出的颟顸事。不过从他发现国家大事出了问题不顾个人前途和安危贸然上书中央的做法，这类事也许干得出来。他被判二十年。1978年平反过程中三中队大多反革命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而其中没有老崔，有人说老崔反的人物还在位，有的说公安部还有人压他，因为当年他反部长李震，李震虽然在文革中不明不白地死在公安部地下室，但其余威尚在。二小队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祝平反后，曾约我到崔家打听此事。我随他去了一趟，因为崔妻也是公安系统的干部，对于刚从监狱出来的人不信任，说了半天不得要领，我没再去。老祝特别热情，继续跑了多次。后来听说，由二十年减为六年，关押时间已经过了六年，也就放了。
老祝。老祝是与老崔类似的人物。他是个小矮个，大约不足米六，江浙一带人士，口音很重，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文革当中，妻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迫害而死。老祝身为外地人单身住在北京的妻子家，伉俪情深，他十分悲痛。
1966年底，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前疾驰，在凛冽的寒风中散发传单，抗议文革违反人道的行为。想想那个时代的背景，真是使人感到这位身长不满五尺的小老头，胆大包天，心雄万夫。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被判死刑（当时民众只要对文革微有抗议都会面临死刑，可能是老祝本身家庭与经历好，放他一马），被判无期。在监狱中他一直不认罪，还被关过小号（单独监禁）。老祝平反后，我到他家去过，他家住宣武门外的铁门胡同，我当时住大吉巷，相距很近。祝家实际上是妻子的家，岳母也在，妻子很漂亮，遗像挂在房间的中央，注视着每一个往来的人。文革给这一家造成的灾难还没有消退，冷清而凄凉，那辆作为犯罪工具的自行车还靠在台阶下。出监不久，他又骑着这辆自行车往返于菜市口到鼓楼之间，为老崔出狱忙开了。也许他们是惺惺相惜罢。
邢长春。与老崔、老祝这样敢干类型的犯人还有邢长春，不过长春是青年一代了。自幼丧母，父亲再婚后，他就辍学当了工人，搬到工厂去住（他存在监狱东西特多，就是因为他的“家”就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他爱好音乐、文学、哲学，关心时事。在文革中一帮青年人感到文革中的许多做法违背马克思的学说，他们要纠正这些，成立了秘密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可能他们活动不多，又都是工人，主犯只判了无期徒刑，在五中队当保全工；长春是第二犯，被判十四年。他为人低调，不好张扬，在小队，平日不是看书，就是拉小提琴。不过他的音乐天分不是太好，听他拉琴，总有点像锯木头的感觉。长春进了监狱，家里也没有人来看。母亲是后妈，父亲老了，妹妹是后妈生的。可是这些长春从不形之于色，也很少与人说起。他从不说别人坏话，对谁也没有怨言。平反了，是工厂把他接回去的，厂方给他补发了几年的工资，妹妹结婚时，他资助了不少。后来长春也结了婚，爱人是位再婚的女士，这桩婚姻等于招赘，女方家里大多都是现成的，只是长春搬到她那里住。房子在东四十条东端路北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现在已拆）。结婚时，我去了，庆贺他最终有了归宿。然而长春是个理想主义的人，很难进入世俗生活，一些文革中的同志有转行做生意的，也有发财的，拉他下海，他不肯去。后来不久，长春辞了职，也是去与中央党校合作办班。他无冬历夏骑着自行车在东四到三四十里外的中央党校之间跑来跑去，每个星期都要跑好几趟。那时我住六铺炕，他常从我那里过，有时停下来到我家坐坐，谈谈读书和心得体会。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爱音乐（家里置办了在当时看来很高级的音响）、爱读书、爱思考。那时我工作紧张，内外压力都很大，有一次半夜惊惧，再也睡不着了，以睡觉为恐惧事，又无解决之道。长春知道了就劝我到他那里去聊天。那时他妻子闯巴西去了，朋友到他家去更随便了。我们聊了很久，回忆过去，谈谈中国的现实与前途。后来，我搬家了，往来少了，听说他肝有点毛病住院了，还没来得及看他，突然听闻他去世了，令我悲痛莫名。我觉得他身体很棒，一张黑脸，光光的头，仿佛生铁铸就，年岁又比我小许多，死怎么也与他联系不起来。后听说他患的是肝癌，这是个过于委屈自己的人患的病。
小杨与王某。老号中还有两位其事可笑、其情可悯的“反革命”。他们都是大部委的，一位姓杨，一位姓王。小杨原是某部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的，会拉会唱，在三中队乐队里他也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在宣传队时杨与一个女声独唱演员好上了，结果被老婆大人知道了，家里家外大闹，最后把杨“反动日记”交给了单位，原本很积极的小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被判八年，老婆也离婚了，女孩也与他划清界限了。为什么一个很积极的青年变成了反动分子了呢？原来小杨在运动初期就积极参加运动，成为对牛鬼蛇神专政的专案组人员。专案组是经常要提审牛鬼蛇神的，让他们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和反动思想。牛鬼蛇神中的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是小杨的监管和审查对象，两人老谈话，越谈越觉得他有道理，小杨被这个“阶级敌人”征服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听了那位“老鬼”话之后的心得体会都写在日记里，大约平时也跟老婆透露过，这次后院着火都暴露了出来。
另外一位王某跟我一样，属于文革前的毕业生，在大部下属的研究院做科研工作。家在西安，只身一人住在集体宿舍里。他特别爱干净，甚至可以说是有洁癖。住在同宿舍的同事是党支部书记，平时邋遢一些，两人在生活上时常有些别扭，但也没有吵闹过。俗话说“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党支部老开会，而且一开会就在这位书记的宿舍里。王某不是党员，支部开会时，他就躲了出去。可是每次开完会都是烟头、瓜子皮弄了一地，使得王某很不爽，提了多次，但也改进不大。王某是个脾气特别执拗（用北京话说就是特别“轴”）的人，认死理，平常寡言少语，不招人，不惹人，但如果逼急了他，什么极端的事他都会干出来。一次，又赶上支部开完会，他回来了，看到不仅屋子又脏又乱，而且自己的床铺也被人坐得皱皱巴巴的了。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便与书记理论。书记有点厌烦了，于是就用大帽子压他。这是那个时代的人都会的，直到现在我仍能看到许多孩子对于这门技艺不学而能。“这是革命，哪能计较那些鸡毛蒜皮。你计较这些也说明你对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的态度”。有些人（也包括我）最讨厌人家以大帽子相压了。于是王某马上喷出一通在当时不能为舆论所容忍的语言。大家都惊呆了，谁要是对这种语言不表示“义愤”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院里的同事纷纷揭露他、批判他，大字报贴到他床头。王某的执拗劲也充分表现出来，批判与对抗都在不断升级，直到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七年徒刑。经过七年的改造，这种性格也没有多大变化。有件小事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在他距出监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有次下了夜班，王负责把压好的鞋装在纸箱里，用一个两轮车运到仓库码好。下了班的犯人都集合在仓库清点人数等待下班。王拉着几个鞋箱子来了，从车间到仓库之间有个小小的门槛（也就两三厘米高），王拉的车，前面没有厢版挡着，一过门槛，鞋箱子就从车前滑了下来。他只好停下来，再把箱子装回车上。装好了再过槛，再次滑下，一连弄了四五次，都没弄好。排好队等着下班的犯人看着王某装上滑下、装上滑下的样子十分可笑都忍不住笑了。这下王某火了，当箱子再次滑下的时候，猛一用力，把车也翻了过去，然后，用脚用力踩踏鞋箱。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更可笑，可是再也不敢笑了。队长看到这种情形也火了，马上让杂务、执行员把他押住，关了小号。大约五六天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已经憔悴不堪了。在文明的社会里，王某这些行为肯定被认为是病态的（是不是强迫症），如果犯了，人们给他请医生检查治疗，而在那时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王傻头。听公安局的人说北京常出皇帝案，差不多每年都有。三中队就押着两个皇帝，都是农村的。一个出自山区，一个出在平原地区。平原那位与我接触较多，也姓王，外号叫“傻头”。可是看本人长相一点也不傻，像个聪明伶俐的人。本来是个高中毕业生，作为知青到房山琉璃河一带插队的。五六十年前，琉璃河一带是会道门特别活跃的地区，解放后，这里也常常被当做阶级斗争的重点地区。傻头插队的老乡家的女主人原来就是巫婆，是职业的神职人员。傻头初到农村，表现不错，文化水平也较高，还当了赤脚医生，背个药箱走东家串西家的很有人缘。房东老太太也看上了傻头，认为他是真龙天子，将来一定做皇帝，因此要把女儿嫁给他。听说傻头还有点不同意。老太太说，你别不满意，你是真龙天子，应该有三宫六院，我女儿只是你的正宫娘娘，以后还要娶好多，这个傻头就答应了。他们还有些活动，也封了一些人做丞相、将军等。“一打三反”被挖出，成为房山县的大案要案。老太太被判了无期徒刑，傻头判二十年。山皇上的案情不太清楚，听说也只有六七个人，皇帝被判无期，他也搞什么三宫六院之类，大家听了很好笑，好像当皇帝的兴奋点就在于“三宫六院”。可见愚昧的通俗文化给人们的影响之深，特别是在文化落后的农村。1970年代正在批判《水浒传》，其罪状之一，就是宋江不想当皇帝，只想当忠臣。当时我就想“不当皇帝”是什么大缺点？中国人想当皇帝的还少呀。
“大拿”老孟。三中队中保全工中有个“大拿”，别人干不了的活，总是他去干。这在犯人当中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中队的保全工是上正班，早8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6点。他们是在筒道吃饭，不像我们三班倒的总有一顿饭是在车间吃。可是这位“大拿”常常是吃过饭很久才干完活从车间出来，要重新热饭吃。不仅是车间的机器维修，监狱的汽车出了问题也常常找他。大家称他为“大拿”，就是不管什么活都能拿得起来。
“大拿”姓孟，大圆脸盘，黢黑，厚嘴唇，平常显示着力量的脸上，老冒油汗，还有点疙疙瘩瘩，外号“大老黑”，一看就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形象。用他做模特做出的雕像，人们决不会误解，一定会认为这是个老实能干的现代工人，但老孟判的是死缓。他犯的事，一度也是北京大案。那时报纸不兴登载社会新闻，但这老兄造出的新闻不胫而走，在市民中广泛流传，特别是宣武区一带。
他的原单位（工厂）与一监是邻居，就在白纸坊一带。他是厂子的厂长兼支部书记，党政一人大拿。老孟军人出身，上过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就来到工厂，他肯干，有使不完的力气，又心灵手巧，干起活很麻利，又性格活跃，喜欢开玩笑，这样领导自然就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不是北京人，家住廊坊，一个月回去一次，平常就住在办公室里。也许是离家远，成为久旷之人，他与厂内食堂的女工相好了。那时全国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到处都在挖地道。北京市内起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人干此事。这个工厂厂长办公室到食堂之间也有地道。女工在值夜班的时候，往往卖完了夜班饭，就悄悄地从地道到老孟的办公室与他幽会。日久天长，这个桃色事件就慢慢传出来了。女工在厂内有个男朋友，是个电工，知道了，非常生气。然而这个事不抓到“现行”，谁也不会承认的，况且，老孟在厂子里的优势，是他无法与之抗衡的。人们说“捉贼要赃，捉奸要双”，这个电工打的也就是这个主意，他还自以为挺得计。他算计好女工值夜班的时间，准备两人幽会时抓他们的“现行”。老孟不用说有领导的威势，就是平常的人脉也较这个电工好很多。有人马上通知了老孟。老孟错在不是先暂时回避一下，而是要报复电工。他把金属的门把手上通上了220伏的电，要让电工吃点“电打”的苦头。一般情况下，如果只是接触到220伏电的火线，那是电不死人的，因为没有与地场接通。偏偏很凑巧，那天下了点小雨。电工怕湿鞋留下痕迹，脱了电工鞋提着鞋去推门把。这一下子糟了，220伏的电流一下子从手通到地下，这对人是最危险的一条通路，几十个毫安的电流经过心脏就可以导致死亡。当老孟听到屋外有人“啊呀”一声、应声倒地的时候，他觉得有些不好。他招呼女工从地道回食堂，自己开门一看，非常紧张，马上抱起电工上医院抢救，不幸，终于没有救过来。
最初老孟还有点想倒打一耙，说电工在门把上通电想谋害他，不想害了自己。待等公安人员一侦查，再听听厂内关于他与食堂女工的传言，就感到老孟说法不对。又在办公室老孟睡觉的床下发现一双解放鞋（文革中流行一种鞋子，男女都穿，是军绿色帆布橡胶鞋）一大一小，小的肯定是女人的。原来女工离去时，走得慌张，穿错了鞋。老孟认账了，把错误都揽在自己一人身上，他被捕了。按说这是过失杀人，老孟主观上没有故意。可是由于被害方在高层认识人，这个案子被认为是大案要案，于是判成死缓。
三中队人老拿此事与老孟开玩笑。三小队有个四十多岁的电工喜欢开玩笑：“大老黑，你要早认识我就好了，我会给你出个好主意。你用火线接门把多危险，弄不好先把自己电死。”老孟自己也从不避讳此事。有一个星期日早上，我们在三角院洗脸，老孟用一条崭新花毛巾擦他那张大黑脸。我顺口说了一句“真花呀”！老孟用手拍了拍新毛巾高兴地说：“知道吗？孔淑贞给的。”头天（星期六）刚刚看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孔淑贞”是其中的女主角。我也笑着说“你真是至死不悟啊”！那时他还没有改判。不久，他改判为18年有期徒刑，死缓改判一般是无期徒刑。是不是法院认为原判畸重呢？我想可能有，但监狱干部肯定也为他说了好话，很快又减刑两年。“孔淑贞”是不是就是那位食堂女工呢？后来听传言，他判死缓，老婆与他离了婚，但那个女工还在探监的日子来看过他。
（选自《监狱琐记》，王学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