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后重上考场
童年时，母亲曾给我讲过前清上考场的故事：
从前，有个秀才进京赶考，半路上遇到一位相面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他考不上，还说他有大难临头。秀才继续赶路，过桥时，见河里正发大水，河面上有一个很大的黑球在滚动着，他蹲下一看，是一团蚂蚁紧紧地抱在一起，心想蚂蚁也是生命，他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把这团蚂蚁从水中救了上来。
他进了考场，有一道题，怎么做也做不出，正当他焦急万分时，发现考卷上爬来了密密麻麻的蚂蚁，组成一个个的文字，给他答案的提示。他救了濒临死亡的蚂蚁，蚂蚁在考场上报答了他。
母亲还告诉我说：“一个人要有德行，要心善做好事。”
她还说过，外曾祖父在前清是晚间进考场，开考前，考场外有人一边敲铜锣，一边高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这时冤死的鬼魂会来考场上向做过坏事的人讨命讨债。
我想，我平生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农场里的一次翻车事故，我在其中，但没伤着什么。有一年夏天打雷，雷电刚好落到我住的土屋窗前，一棵大树被劈得像牛肉丝一样，我平安无事。一个冬天漆黑的夜里，军代表通知紧急集合上山抓人，我离悬崖只差一步，被人叫住。三次大难不死，我想我是有点德行的，考试应该能行。
母亲说：“只要祖上不缺德，你们就有希望。”
考试前的晚上，我洗了笔，生怕笔管被堵，我把墨水瓶举起放在灯光下仔细地照了照，看墨水是否有杂质，还准备了铅笔，检查了准考证的号码与贴在上面的像片，又告诫自己，考试时要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免得瓜田李下。
我一夜没睡好，我想把考试作为离开农场的跳板。鲤鱼跳龙门，跳过是条龙，跳不过是条虫，反差实在太大了。
我还虔诚地洗了个澡，像斋戒沐浴一样，希望有神灵助我一臂之力。
天还没亮，我的精神特别兴奋，像注射了肾上腺素，觉得自己头脑异常清楚，我想自己在苦难和绝望中，挣扎了多年，这次终于等到了机会。
约在早上四点钟，我就摸着黑，背着书包，从城东朱家出来一直向西走，大街上路灯还亮着，路两旁的商店都关着门。
人在无法面对、无法左右客观世界对你的控制时，会想到神灵的力量，想到超自然的力量。我在街上走时，好像感受到我会受到支助，包括我去世的父亲。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在冥冥之中保佑我的。
当我走到县财政局楼下的时候，铁门已开了。我毕恭毕敬站在大街的中心，对着财政局的大楼，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进了大门，走廊里灯光昏暗，一楼房子的门全都关着，都加了大铁锁，通向二楼楼梯上的铁门没锁，我回头看看前后没人，就双膝跪在楼梯上，仰首对着正前方的铁门，虔诚地磕了三个头，我祈祷着神灵、祖先能保佑我考试顺利。念念有词地说：“我什么人间苦难都受过了，给我一条出路，让我跳出苦海吧。”
我想，从这里出发，我将看到人生的转机，昏暗中我看到三楼的一扇铁门也开着，我又向这扇门磕了三个头，我从三楼到四楼，依然如此磕头，一直登上第五层楼。
我想我这么虔诚，又是第一个来到考场，如果真有所谓上帝、神灵、菩萨的话，他们是会保佑我的，他们是会同情我这个可怜人的。爬上五层楼后，四周空无一人，我在走廊的灯下，席地而坐，从书包里取出书本，摊在地上，低头看书，等待天亮。
渐渐地天亮了。监考官正是我报名的那天晚上遇到的老师，他夹着个大包走进考场，考生也陆陆续续来了。
考生一共十人，有郎溪医院的医生，有县中学的物理教师，原是清华毕业的，都是白面书生的模样，只有我浑身漆黑，像是从非洲来的。
这是一间很大的教室，每人一张宽大的桌子，各人报考的专业和学校不同，有的考医学，有的考物理、化学，也有考文学、史学、农林的。试题各不相同。
我的考试科目一共五门，每天上、下午各一门。第一天上午考外语，我知道这门是考不好的。在农场里，是禁止学外语的。俄语单词我背了不少，可语法都忘了。我有些后悔，如果我在1978年报考复旦“先秦两汉文学史”，是不考外语的。现在，只有几门主课考到高分，才有希望破格录取。
拿着复旦大学的俄语考卷，一看考语法的句子，几乎一句也连不起来。
在劳改农场这些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天天搞阶级斗争，我始终是批斗的重点对象，早被七斗八斗斗得七荤八素，昏头转向了，我每天只能像牲口一样埋头干活，哪里还敢学外语？学俄语，会被看成想投靠苏修，学英语，会被看成想投靠美帝。何况我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我随便说一句话，或者笑一声，哼一声，都有人汇报给队长。如果我用俄语发音，那还了得？他们会说我用外语喊反革命口号呢！我的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早就被他们没收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急得满头大汗，再一想，这是早就预料到的，反正“死猪不怕烫”，能捞一分就算一分，我想当然地做题，能打勾的，我一个也不漏。
最后是一篇翻译文章：“你是一只山鹰……”
我看来看去，好像出自斯大林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原文的题目是《论列宁》。
我记起来，高中《语文》课本里有这篇文章。我在十多年前读过它，而且还背诵过。然而，此刻我已经全忘了。这篇文章的翻译，占考卷一百分中的六十分呢！
别人都在沙沙地写，监考老师在教室里不停地走动，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的头不敢抬起来，因为我的卷子几乎是一张白卷。
一场考试三小时，尽管做不出题目来，凭着我坐牢的基本功，在那里静坐着。
我依然琢磨着，思考着，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监考老师摇铃为止。
我想如果我的专业基础课能考到一百分，学校也不得不考虑，我自认为自己实力很雄厚，我面对的竞争对手大都是文革后的学生，十年文革大家不看书，而我顶着批斗看了十年古书，想到这里，我一点也不灰心。
下午考中国古代史，不知怎的，我一看考卷，就浑身出汗，脑子里多少年积累的知识，一下子冒不出来了。监考老师说：“考研究生可以抽烟。”我打开一包香烟，抽了起来，我再看试题，心定了下来。
《中国古代史》的第一道题，列举了十本古书的书名，要考生回答对应的朝代和作者，如《观堂集林》《贞观政要》等，每题有二分，这十本书我不是全读过，可我从小跑古籍书店，书名和作者姓名是有印象的，这十本书的作者我全答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三道论述题目，其中：
1.论汉武帝时代历史文化背景；
2.谈“安史之乱”对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3.论明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斗争。
我一看题目，除第３题不十分清楚外，其他没问题，可我不知怎么下笔。突然一条思路出来了，第一题是综述，要写出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要把汉武帝之前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许多重要方面全部写下来，如“文景之治”带来的富强，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对外用兵……
第二道题目也是综合性的题目，我只感到自己来不及写，我写的又是繁体字，显得很吃力。
最后一个题目，怎么也想不起来，时间还有半小时，我很急，明朝末年的党派斗争究竟是什么？忽然，我心里一亮，想到孔尚任的《桃花扇》，想到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的故事，又想到明朝末年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是统治阶级的主要矛盾，此外我知道明朝末年经济发展出现了市民社会，书生中的东林党，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看着太监专政，独断专行政治腐败，他们在无锡的东林书院提出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向朝廷上书，要求铲除太监党羽，遭到魏忠贤的迫害，许多人死去……
我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做了逻辑推理，回答了上述问题，出考场后我忐忑不安，生怕答错，回去马上翻书，果然幸运地答对了。
出了考场，我只觉得全身的骨骼和肌肉已经凝固了，考试时除了脑子和右手在动，整个身体像雕塑一样硬化了。三个小时下来，写了二十张纸，考官说：“你是洋洋大篇嘛。”
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感到浑身一点点松开来，饭一点不想吃。
第二天上午考《文学史》，第一道题是：略论《诗经》和《楚辞》的艺术创作手法对后世的影响。
这既要讲《诗经》现实主义手法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又要讲《楚辞》浪漫主义写作手法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我拿到题目先是发楞，汗直冒，等静下来，我才下笔把《诗经》中反映现实人生疾苦的诗句默写下来，与杜甫的诗句作比较；又把《楚辞》中带有浪漫主义情调的诗句默写下来，与李白的“想落天外”五彩缤纷的诗句作比较，并且作了发挥。从中学时代起，我就能背出李白、杜甫的许多诗，到了考场上，这些诗一股脑儿涌了出来，我一边默写，一边加以比较分析，在这份考卷上，我还是用半文半白的文言文来论述的。
下午考政治。
最后一天，上午考文艺理论，下午考古文阅读。
拿到考卷，其中一篇是翻译古文，选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里有关高启的一节书评，清代的古文比起先秦实在不好读，我看第一遍就是看不懂，看了几遍后，才看懂了些，我就作了标点，并将此文翻译成白话文。
我正在埋头翻译时，忽然窗外一个闪电和响雷，风一下子猛吹过来，我坐在窗口，这突如其来的惊雷和巨风，使我心里一惊，双手一下子按住墨水瓶，我生怕墨水瓶打翻，墨水泼到我的考卷上，那不全完了吗？
出了考场后，我想着刚才考场上的动作，又想此生经历了十五年磨难还能够上研究生考场来几个回合，就是不成功，也是自豪的。
我躺在县小学朱老师家的一间小屋的单人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到了半夜，只觉得头一阵阵剧烈地痛着，好像要裂开来似的，我的胸口非常难受，我从床上爬起来，独自去了水池，将胃里的饭菜全部呕了出来。这可能是用脑过度的反应吧？
第二天，我辞别了朱老师，回到农场继续劳动，我的头痛持续了二三个星期。
不予录取
1979年7月1日，农场里开大会，宣布摘掉一大批人的反革命帽子，我也在其中，多年来一直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但就是摘不掉这顶帽子，现在整个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全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四类分子、专政对象都摘帽了，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也一下子被三中全会的落帽风吹掉了。
8月份，印着复旦大学红字的通知单来了，拿着这张通知单我手发抖了，我以为是录取通知书。
通知书上写着：
孔祥骅同志，根据我校招收研究生的要求，你未被录取，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转给第二志愿的其他学校，这次你能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刻苦地复习功课，愉快地接受祖国的挑选，这种精神是好的，希望你今后在工作，学习岗位上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学好本领，搞好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下面一看分数，《中国古代史》80分，《中国文学史》76分，《政治理论》60分，《文艺理论》61分，《古文阅读》69分，《俄文》不及格。
我一下子瘫倒，受到一次很沉重的打击，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想讲，躺在床上半天，想到最后我一下子爬起来，我想古文绝对不会只有69分，是不是搞错了。
夜晚，瓢泼大雨，我冒着雨赶到分场，浑身淋得象只落汤鸡，我对分场管教干部说，我的成绩单下来了，我感到分数不对，要求到上海去查分数。
他们说不会错，要我相信学校，因为农忙，他们不批准我去上海。
为了查分数我准备豁出去了，那天晚上我逃跑了，我在农场那么多年，在最苦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人逃跑，我没动心，每次探亲按时回来，这次我不得不逃跑了。
半夜里我拿着一张分数单，两件衣服，摸着黑从郎溪出来，一路漆黑，天亮到社渚，再到溧阳，下午五点从无锡上车，晚上九点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本想去复旦大学查分数，结果有位朋友劝我不必这样做。
我又去了朱东润先生那里，他一见到我说：“这次复旦没给你一个位置，实在是因为名额有限，加上你外语成绩较低。”
他安慰我：“你不要对复旦大学太迷信，真正的学问是自己干出来的。”我心里才渐渐平静了下来。
农场看我成绩考得不错，把我借到分场小学当代课教师，我终于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可以埋头看书了。
第二次考研
1980年初，得知复旦大学不招收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生，三月份我报了杭州大学黎子耀先生的先秦文献整理专业。
我带着自己写的《关于朱东润传记文学研究》大约五千字的文章，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求教胡道静先生，胡先生表示他要帮助我寻找发表的机会。
我没等胡先生给我回音，就赶回农场学校。
我在凌笪分场的小学里，写了封信给朱先生，把我报考杭大研究生的意向告诉了他，朱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
祥骅兄：
来函敬悉，今年决定仍考研究生，具见立志坚决，倾服之至。
大约大学方面始终脱离不了前门槛高之习气，不独复旦如此也。因此如在安徽大学或安徽师大试考，似亦可供考虑。
研究生入学以后，除应付学校规定的少数课程以外，所留余地极宽，如此即可为日后活学打好根基。
东润
一九八○年三月十一日
无缘杭大
1980年5月9日，我去宣城参加考试。
从宣城回农场后，我将我的一篇论文《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寄给杭大黎子耀先生，可是，他老人家原封不动重新寄还我。
我依然抓紧时间写论文，同时又忙着平反，等待杭大的消息。
我日日夜夜看书，把在农场十多年来写下的读书笔记改写成几篇论文：《先秦华夷融合论》，三万字；《〈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一万字。《中国封建宗法史纲要》，二万字。
其时正在审判“四人帮”，我对“四人帮”倒行逆施感到愤慨，写了一篇《唐玄宗与安史之乱》。
1980年暑假，我回到上海。
我去绍兴路上海人民出版社找胡道静先生，先生告诉我，他已写了一封信给杭大的姜亮夫教授，并通过他转达黎子耀教授，推荐我读研究生。
胡先生对我说：“不知你能否考进杭大？因为姜先生的眼力很差了，我给他推荐你的信，不知他是否看得清楚？”
1980年8月上旬，杭州大学来了通知书，我的古代史要籍及文选74分，先秦史81分。依然是外语没考好、平反未宣布未被录取。
恩师朱东润教授
不久，上海交大招聘古文教师，我去应聘，回答人已招满。
我想，考不上研究生，就做朱先生的私淑弟子，这也是一条路。我依然在研读朱先生的《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杜甫叙论》，继续修改关于朱东润传记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天上午，江湾五角场雨下得很大，我的裤子都淋湿了，套鞋里都是水，朱先生一看见我来了，很感动，朱先生每次对我的到来都很热情，并没有因为我的穷苦潦倒而看不起我。
朱先生与我谈起他为什么从事传记文学？又谈到中国传统的传记文学的特点。
不久，我又把五千字的《关于朱东润传记文学研究》扩充为一篇二万字的《朱东润先生和中国的新传记文学》文章。
朱先生鼓励我说：“你虽然没有考上研究生，但你是会成功的。等你有了工作，就有钱买书，书看多了，慢慢你的学问就大了。”
在我走投无路到处碰壁的情况下，朱先生讲的话鼓舞着我，也引导着我继续努力。
他说：“现在机会来了，我可以介绍你去安徽师范大学教古文。”
他要我写一篇文言文给学校看。
我写了一篇古文《才运即国运说》：
吾读史，至於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尤留意焉。盖人主举贤才、远奸佞则国治，亲奸佞、弃贤才则国乱；信忠良、爱人才则国兴，妒人才、害忠良则国亡，岂不信哉。
汉高、光武、唐宗、宋祖所以异军突起、芟夷大难，平群雄而定天下，安民生而致太平，无不以虚心待贤、远求异士，举用天下英才而致之。而古今刚愎自用之人主亦无不以弃置忠贞英杰之士而自取毁败也。
夫贤才难为世所知也，况古来雄伟卓绝之英才，其视富贵如浮云，人主纵诱以利禄，终不为之心动也。弟令贤才为世所知，然人主知而不用、用而不信、乃至疑而害之，历观前史所载，不可胜数矣。岂不闻藏弓烹狗之事乎？此诚使才智卓绝之士幽愤扼腕、悲时运之不济、叹人主之寡恩。
即以战国事言之，秦自穆公以来，皆以礼贤下士、广开才路而致富强，六国庸主亦皆以妒贤嫉能遂至灭亡。秦之胜六国也，在行“客卿制”。设使“逐客令”行之国中，则秦必不能扫尽六合、并吞八荒矣。迨始皇焚书坑儒、戕害忠良，由是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六国材能特异之士，怀宿怨而匿民间，从此天下鼎沸矣！于是陈涉倡难于大泽，应者云集于四海。当此之时，智能豪杰之士，必乘势推波助澜，为谋主而摇动天下。是时，秦虽欲宥之、信之、任之，则不可得矣！彼自毁栋梁，安得不速亡耶？
由是观之，举贤才，国则强盛，弃贤才，国则倾危。故贤才之幸，国之幸也；贤才之厄，国之厄也。是以才运即国运，古往今来，其揆一也。
然此又不惟华夏如是，虽欧美亦尽然，其强盛赖科学之发达、人才之辈出。要之，其选才任能不拘一格，无分阶级、国域、种族也。彼爱因斯坦犹太人也，其在德则见害於法西斯之暴政，其求生存之权，犹不可得，将何以施展其研究智能？及赴美，如龙归大海而於原子物理建旷世未有之奇功。彼李政道、杨振宁乃中国数理之奇才也，在旧中国，欲觅一平静之书桌，且不可得，及赴美，始有用武之地，於理论物理有重大发现，荣获诺贝尔奖。嗟夫！何以同是一人，在故国则为“草”，在他国则为“宝”耶？
请以吾国今日之事而审之，人才之造就乃四化当务之急，然有司何以舍近求远，以极高之代价聘用外国专家，而於本国现有之人才反弃置不顾耶？
中山先生尝言：“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此三者，“人尽其才”乃四化之急务也。人不尽其才，焉得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耶？此犹欲渡江而无舟楫，欲伐木而无斧斤也。世云：“才运即国运”，当国者可以深思矣。
朱先生劝我不要勉强，推荐我去安师大教大学古文的事因该校人事部门从校内选拔，不对外招聘，也就作罢了。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