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以后，经过我舅父的介绍，我母亲就送我到汉口的圣约翰女子中学读书。汉口与武昌（我的家乡）仅一江之隔，这个学校是意大利天主教会办的。它的教育与进步的模范小学的教育是完全相反的。全校每天早晚两次都要去圣。约翰教堂做礼拜。圣约翰教堂是一个很大的教堂。按照规定，每次进教堂礼拜，女人都要用黑色纱巾遮住头面。
天主教在中国到处出现，是八国联军侵略的结果，是根据条约的规定，进入中国的。女人戴黑纱，表明这个宗教有轻视女性的落后思想。这个学校的女生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汉口的资本家们用金钱从妓院中租赁出来充作临时姨太太的妓女，她们被送到这所洋学校来镀金的。平时在这里上课，星期天就回到这些资本家身边过社交宴会活动，充当门面。除了她们以外，其他的女生则都是富裕人家的真正的小姐，这些女生，她们平时的穿戴就十分华丽，就像在晚会上的打扮。她们来上学，也不过是为了追求时髦。
意大利的神父们平日在圣坛上宣扬爱的教义。我心里想：你意大利人是侵略者，是靠大炮机关枪，杀戮我们的人民，强迫我们接受你们的宗教，你们的天主教是跟着你们的军队后面，进入中国的。你现在在圣坛上宣扬“爱”，不觉得你们自己可耻吗？几千年我们中国是实行的儒教，亚洲许多国家年年进贡，但我们还是团结互爱，互相尊重的，我们从来也没有去侵略别的国家。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比你们的宗教更诚恳地爱人们的哲学。你应该来向我们学习，而不是来教育我们。我们的武器落后于你们，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在道德和文化比你们的落后……我越想越忍受不了那个天主教学校的教育。它甚至连一个体育场都没有。但是这个学校教我的歌是赞美上帝的，而我却从来不认识上帝。它教的歌，我不喜欢，它的操场上也没有体育活动。我多么想念我在我的小学时唱的那些歌，它赞美我们国家美丽山河，和我们国家的英雄人物。我越想我的整个灵魂都起来反叛这个学校的教育。我终于生病回家了。我告诉我的母亲，我再也不能去接受这种奴役的教育。
我在圣约翰女子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我发现汉口有许多的外国租界，它使我很伤心。在那个时候，俄国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是第一个主动地把租界退还给我们的。我深深地受到了共产党人行为的感动。我想假如全世界的国家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国家，那么我们就会有国际民主与世界和平。所以，我就开始阅读列宁与共产主义的书籍。我开始相信苏联的共产主义的民主比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更好。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没有剥削，每个人各取所需，而且没有阶级的区分；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真正的平等。没有侵略，能有国际民主与和平——这是我当时所向往的共产主义。
1925年的春天，所有的学校都要等到秋季才招生。我不能白白浪费半年时间。这时，有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补习班，这个班里有一位美丽的女老师，她是从美国的田纳西州来的。我就参加了那个班，很用功的学习，是想在秋季去考圣希理达女子中学。这也是我父亲的愿望。但他总是不在家，总是随着军队驻扎在别的地方。
后来1938年我在田纳西州做抗日演讲，那是一个很大的会场，有一千多人参加，这位美丽的女老师就在会场做维持次序的工作。
在那一年的秋天，我终于考上了圣希理达女子中学。虽然武昌有许多女子中学，但以圣希理达的学风最好，这是美国圣公会在武昌郊区的一个教会学校。虽然，美国也参加了八国联军，但是他们用战后赔款，在中国建设了清华大学，和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清华大学在中国的学术地位等于哈佛在美国一样的高。而且当我在汉口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美国人不像其他国的人那么傲慢，所以，我愿意去一个美国学校读书。
因为圣希理达离城市很远，所以，只收住宿学生。一年有四次假期：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还有春假与秋假各四天。学生只可以在假期中回家，平日不得离校，礼拜六上年有两个钟头是每班师生或校长与全体同学谈话的时候。还有两个钟头是有些小组学烹调，同时也教我们参加中外大宴会的一些礼节，其他学生都在大礼堂学裁剪缝纫，有老师指导。
学生平时在思想上或生活上有任何问题可以写纸条告诉班主任或任课老师或向校长请求帮助解决，这种谈话等如谈心，学生诉心中苦闷，师长很体贴地解说。帮助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了父母与子女间的代沟问题，择友问题，做人的种种问题。记得当时我学校最注重教训培养学生诚实的品德。我从这些谈话中得到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考试不可作假，如夹带，偷看书等都是不诚实，不诚实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虚假的人，失去了人格，这比答不出考试的问题要严重得多，答不好考试的问题只是知识上没好好努力学习，而作假则是人格品德上的污点。
因此学校教我们这些少年孩子必须敬重自己，就是不能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如果做了，即使谁都不知道，但是瞒不过自己，你自己是对你自己的思想行为一清二楚的。这些话跟我母亲从前教育我们的十分吻合，她说虽然人家都不知道你想了什么恶念做了什么恶劣行为，但是你自己知道。人家说你好，但你自己知道你坏，你不快活，你看不起你自己，你以你自己为耻，这比答不出一个考试问题要糟糕得多，老师也不知道也不能帮助你，虽然他时时准备从各方面帮助他的学生。
每当我们礼拜天去做礼拜之前一天或一夜，我们就检查我们个人这一周的思想行为有没有可耻的事，如果有就在祷告中向上帝坦白，请上帝原谅，允许我再也不做了。第二天把自己身心洗的干干净净地去礼拜堂崇拜上帝，尤其是那些受过洗礼的教徒在礼拜天清早参加圣餐礼拜之前一定十分认真的检查自己的身心，干干净净地才好去与基督一起同餐。
校长还常常在谈话中教训我们要为别人着想，凡事都要先为别人着想。这是十分重要的。有一次我刚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十分喜欢排在我盥洗位子隔邻的那个女生的肥皂盒子，太美丽了，真想也有那样一个。一天下午我去盥洗间洗手，一个人也没有发现那个肥皂盒怎么滚到我脸盆旁边，我就偷偷拿走了，我想不是我要拿它，是它滚到我脸盆边来的。晚上，我怎么也睡不好，因为我知道这是偷，别人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我是小偷，我不快活，我又想到校长说凡事要为别人着想，我想她一定也爱那个肥皂盒，不见了一定很难过，可能是爱她，她也爱的人送她的，不见了她们都不快乐，他们的忧愁比我得了这个美丽的东西要大的多，我决定还是把这盒子还到她脸盆里，再也不做小偷了。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学生的家属和亲友可以来校访问。礼拜天是安息日，女学生们都穿上蓝色的制服，上午九时全体做礼拜，受过洗礼的学徒还要提早一点，在早上七点，就要去领圣餐礼拜。圣坛上的布道牧师讲的都是很有教育性很有启发性的内容。这些布道的牧师也是中国人。
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就开始了，他们从广州一直打到了武汉，目的是消灭军阀们对中国的割据。当革命军打到武昌时，军阀肖耀南宣布关城门，要与革命军战斗到底。如果真是这样，城里的人民就会饿死，而且还会受到军阀军队的抢劫。因此，当时城里的人，都向四乡逃难。有的逃过长江，去到汉口，躲在外国租界里，因为租界是外国土地，是不可以打战的；有的逃到汉阳；有的逃到郊区。
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车，不仅车子难雇，而且车资疯涨，难民脸上的表情紧张而且失魂落魄。至于那些无处可逃的难民，就一齐拥到米店去买米。因为谣传说：“米店里的米都要留给店主自己吃。”这个城市一下子就混乱不堪。我们全家往汉口逃，逃到我的姨妈家里，留下两个男人和一个老厨子，看守我们的大屋。武昌的四座城门关闭了四十天，还留在城里的人都差不多要饿死了。革命军终于攻破武昌城，军阀们的兵丁四处逃窜，人们用屎罐子打向逃兵，表示自己的气愤。同时市民们还大放鞭炮，欢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革命军进城。
1926年国共开始合作，教育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我考入汉口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初中二年级。当时所有的外国人所办的学校都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律加以封闭，武汉三镇组织了一个“学生联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管理所有的学校，当时这个联合会命令所有的学生，每天都应该上街向人民宣传：“我们为什么革命？为什么要有这一次的革命？”五月是一个可怕的月份，在日历上，五月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赤色”，它纪念着外国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国耻……。
从开学起，两个月过去了，我们才刚刚有机会上第一次的物理课。当时我是多么积极地要想学习啊！
那天下午，当我们刚在教室里坐下，听物理老师给我们上课。“学生联合会”派来了一个共产党员，她推开教室的门，通知我们去大礼堂开会，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我们学生都很厌烦，但是不能不听从“学联”的命令。我们一到大礼堂，才知道这个会议是要我们所有的人剪去辫子。那时我们姑娘们都喜欢留着长发，梳成两个圆髻，并且在圆髻的周围装饰一圈小花，这是当时的时髦。由于要剪辫子，有些姑娘都哭了。这时，一位“学联”的代表，他是一名高大而且脸上长满了麻子的男人，他手执一把亮晶晶的大剪刀，走向第一排第一个女孩子。我当时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立刻站起来大吼一声：“要剪辫子，就先剪我的。我是学生会主席。”那个麻脸男人，他真的傻里瓜叽地停在我的面前，举起了剪刀。我就怒吼一声：“你敢！剪不剪辫子与革不革命有什么关系！一些革命的伟大女性，例如孙夫人，何香凝，秋谨，她们剪了短发髻了吗？你的话简直是在吓唬人！我认为你是整天没事干，所以是想在我们头上闹点明堂出来。我们学生很忙，我们要读书，读书是我们的责任。”面对我的愤怒，他是欲辩无词，只好宣布散会。
第二天，我刚去上课，一进大门就发现一个大的布告，上面盖着“学联”的大红印，上面写着：“刘德伟语言乖戾，行为反动，就此开除。武汉三镇的所有的学校都不可以给她录取。”我对此毫不在乎，转身就回到了家，家里的亲人们对此也都不在乎，说反正读不了书。后来，我姨妈自任我的中文和历史的教员，我舅父为我介绍了一位英语老师，他是当地英文报馆的主笔，他同时还是英国保守党的党员。他除了教我英文，还教我英文打字与小提琴。由于他很喜欢我这个小姑娘，所以他说好是不收学费的。他叫我每天用英文写一篇日记，交给他来修改。那时，我的思想中对蒋介石的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是死心塌地跟着他走的。但是我这位英文老师，他是死心塌地反对我们的国共合作。所以在他每天改我的日记的句子的时候，由于政见的不合，而天天吵架。后来，我就对他说：“你是我的英语老师，你只要纠正我英文文法上的错误，你根本不用管我的政治思想，就与我不可能改变你的政治思想是一样的。”他气愤极了，马上指着我，骂我是：“一个小雌布尔什维克！死硬保守派（afemalebolshevik）。”我就骂他是一个煮的又硬又老的保守派（a hand beiled conservative）我以为他不会再来教我英文了，没料到他告诉我舅舅说他太喜欢我这个犟脾气小姑娘。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对共产党员进行大屠杀。我亲眼看到，很多的大学和中学的好青年，从教室里被拖出来，不经审判，就地正法，而且不准收尸。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我对此，也强烈的反抗。
1928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同意所有的教会学校重新开学。我离开了汉口我姨妈家，回到武昌，找到一个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做我的家教，补习代数与几何，准备重回圣希理达。同年，我就考上了圣希理达的高中一年级。因为是一个教会学校，校内老师多是来自美国，教学都是用的英文。只有中文课，与历史课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用中文。
我热爱诗词。我羡慕诗人们能从普通的事物中发现美，用美的词句表现美。但是，所有诗词中，都有一层凄凉的雾，感叹人生如梦般的短暂。我认为诗人们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他们能够了解事物中的意义和存在的美，而这正是被普通人所忽略了的。至于人生，确实是太短暂了，我们学习了多少年才能为社会所用，在我们为社会所用时，又经历了多少烦恼、委曲和伤害。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认识了这就是人生。为什么造物者创造了我们，又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业？它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创造我们？在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宇宙是安排得很美的，每一个行星都有它自己的轨道，而不闯入别人的轨道，宇宙是被设计得非常奇妙，所有的创造，都不是为了好玩！在地球上所创造的所有的生命，无论它多渺小，科学家都能发现它的结构都是非常精密的，科学家只能发现它们如何如此，而不能知道它们为什么如此。
宇宙与生命被创造的目的，它们还离我们能知道的太远，所以我想来想去，认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长河中的一小部份。那个大的生命，才是我们将要去继续完成的目的。孔夫子的儒教教我们伦理，教我们如何做人；基督教教我们宗教，告诉我们真理与宇宙是同存的，它告诉我们，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后面还有更永恒的生命存在。这就是我思想中的永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中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它造的。”这些话，给了我生命、希望和快乐，让我能勇敢地活下去，1929年我十七岁，我受洗。我的教母，是我的世界历史老师，美国人，她的名字：玛格瑞特。康福－布朗（Magrete C Brown）。
给我受洗的牧师，是圣希理达学校圣公会教堂的牧师，他姓黄是中国人，我经常与他讨论神学上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的领引，我在少年期就找着了我生命海洋中的岸。我不知道上帝创造世界和生命的目的，什么是永生，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当需要的时候，他（上帝）会让我知道的。
我的父母信仰的宗教是佛教，佛教是不谈创造者，也不谈创造的目的，也不谈永生的。佛教只教育我们“出世”；而基督教是教我们“入世”的，它教育我们如何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美丽，前者认为一切皆空，后者认为事事都是一个梯阶，引着我们一步一步地踏上去。
自从我接纳了基督进入了我的心中，我就失去了我暴躁的脾气和傲慢的性情。过去，无论做什么事，我只考虑自己的愿望与感受，现在我开始也考虑人家的愿望。因此，我心中就有了谦虚与平和，成了一个比从前快乐的人。我高中教育中有几件事，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第一：我们这些姑娘们，都被教育的要绝对诚实。假若我们没有诚实，就失去了人格的完整，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感到羞耻。尤其是在考试中，从不弄虚作假。当时国家规定，毕业班的学习，要在一起会考。根据湖北省教育厅的调查报告，圣希理达的女生，从来没有弄虚作假的作为，表彰我们。
第二：校长克拉克（Clack）女士，每当毕业班的最后一个学期，她就邀请了各行各业不同的人们，每个星期六的第一堂课，请他们轮流地来给我们作报告。他们可能是图书馆管理员，新闻记者，中小学的教师，甚至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妇女，都会被邀请来，请她讲一讲她是如何持家的。这些人的报告，第一，都讲他和她所从事这个职业如何能为社会服务：第二，应该如何去干这门工作才能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快乐。当那位家庭妇女站起来向我们讲演时，我们心里都以为管家有什么好讲的，不过是过过日子吧，可是她说她每天做家务劳动把全屋弄得整齐清洁使全家的人都感到舒服，养成爱清洁整齐做事有规律的习惯，她自己觉得老老少少都爱好这个卫生的环境，在思想行为上保持整洁，她心里也舒畅。
每当星期六中午以后她住校的儿女放周末假回到家以前，她总是记得要提早半小时午餐，赶快去睡一个半小时午觉，以争取有完好的精神来欢迎她的三个儿女回来，她一定不能有疲劳的感觉使她马马虎虎的回答她儿女从学校带回来的一些对生活、学习、交友、劳动各方面的一些不如意的问题。她一定要有一个聪明理智的头脑来洞察体贴孩子们问题后面的心理状况来如何在回答中予以正确的教育，而这些教育的方法表面不能有学校教育的那种庄严，要显得轻松，但在感情和趣味上要能深深地给孩子们受感动的能力，受到好的教育。
在周末给孩子们好吃的好玩的时候不能让孩子们坐享其成，这不是好教育，要让他们一同做一次好的晚餐，让他们学着互助的乐趣和必要的合作。母亲的一举一动都是对子女的教育，家庭主妇要时时动脑筋，时时注意。
对家中的老人也要时时关心他们的情绪，令他们没有“我老了，没用了，不受人的尊敬和重视了的感觉，这也是对小一辈的教育，让他们也学着对老人自然而然的要敬爱的教育。一个家庭妇女对家中的老中幼一举一动时时都要自己注意如何能给大家正确的观念，愉快的感情和适当的帮助。
我们听了她的谈话以后才知道做一个家庭妇女并非悠闲享福而已，她们也是和职业妇女一样要动脑筋服务身边的亲人们。帮助我们认识了求职不是仅为着赚钱搞好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是要大家帮助搞好服务社会，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前途做出选择，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交友这一问题上，校长克拉克也很关心，也给我们教育：
1，她赞成我们女生中外男女朋友都交，可以广阔视野和心胸。我高中二的时候她跑进教室给我一个美国高中女童子军的地址，瞩我跟她通信。她说：你交朋友可以得到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跟这个朋友通信了五十多年，记得通信十年后我到美国休士顿城去宣传抗日时，她当时也已经是大学毕业当女青年会干事，帮了我宣传上一些忙。我丈夫80年代去美国宣传改革开放，她和她丈夫也帮了一些忙。我高二是在文华中学结识了一个男生，姓崔，也是我姑妈同学的侄儿，我们通信了，校长每次去文华中学办事时总问我是否要她带封信去给那个姓崔的男生。文华中学是我们圣希理达女中的姊妹学校，都是圣工会在武昌办的中学，我常托她带信，她都带到了。高三时我们同学由老师带领去武汉大学参观，也认识了一位武大男生，是我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我们也通信了。校长有一次出差武大也帮我带过一次信，我把信交给她时，我说我怕人家说我交男朋友是谈恋爱，她说交朋友是交朋友，与谈恋爱是两回事，你们中学生太年轻了自己还不能想清楚你们的前途应该怎么样，不能谈恋爱，只可以多多的交朋友。这个武大的学生姓杨，后来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得硕士回国，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连自己的婚姻问题都找我商量。他在德国工作时，一个德国少女追求他，当时中日战争德国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那女孩子又崇拜希特勒，我劝他不要跟她继续好下去，他听了我的话，后来跟一个京陵女大的女生结婚了。解放后他当了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有一次到昆明出差，就建议云南省政协聘请我为第五届委员。在国民党执政时他是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副署长，因不听国民党的话，把联合国救济物资大量送给红区，湖北法院判他通敌，我丈夫当时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经济调查处处长，亲自跑到汉口法院去救了他。后来他们也成了好朋友。
2、我高三时校长还准备在体育馆里开一次交谊舞会，请文华中学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来，也请双方家长参加，她瞩体育老师教给了我们一些舞会上的男女之间的礼貌和礼节。后来，因为当时湖北武汉人民思想仍很落后，不开通，这个交谊舞会没有开成。
当圣诞节前夕的礼拜天，她教我们都应该预备礼物彼此相送，尤其是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给”。教育我们，人不能只想受人家的给予。也要学着给人家一些好处，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她也教我们做了好事不要想让别人都知道，因为圣经上说了“右手做了好事不必要左手知道”。在每年圣诞节前夕，她就瞩我们检查自己的身心做过什么上帝不喜欢的事，如有，一定要忏悔，要预备一个纯洁的心灵才好过圣诞节。我也曾到牧师前去忏悔，我想人不知道的坏事牧师是能绝对保密的。校长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做了坏事是瞒不了自己的。自己查出来，忏悔了，向上帝允诺“我再也不干这些坏事了”，你就心灵得救了，会感到平安，她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就这样做了，可以有一个纯洁的心灵快乐的过圣诞节
第三：每个礼拜六的早晨10：00～11：50，全校的学生来到大礼堂上音乐欣赏课。我们的音乐老师，卡克丝小姐放留音机让我们听世界有名的音乐家各自的代表作，对我们讲述不同的音乐区别和不同的音乐家的传记。因此，她开阔了我们的精神境界和我们对人生的欣赏。
由于要使我在音乐方面的能力更进一步，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学校鼓励我学习了钢琴，我热爱歌唱，但是时常由于音调不准，所以我就总也不能进入唱诗班。这是我一件大的憾事。我喜欢演剧，每当我们班演戏的时候，我总是被选为女主角，同学们都喜欢看我的演出。我在球类方面，很差劲；但是在舞蹈方面，特别出色。在学生会以及其它一些活动中，我是一个活跃分子，尤其是在辩论会和扶贫的运动中，我的表现能力，特别出众。但是我永远也没有被选上学生会的主席这个职务，那是因为，主席一定要在各门功课上都拔尖，而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很糟糕。假若一个学生，她的每门功课都能在85分以上，她的名字就会上榜。我不难在其它的功课上超过85分；但我在数学上却从来不行，无论我如何用心。所以，每次寒暑假，我都不能休假，我都要对数学进行补考，否则我就升不了班。这就是我为什么永远不能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以上事例说明，中学教育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使我很愉快的。我在这方的烦恼并不太多，令我感到有矛盾的，还是我不能同时选择共产主义与上帝。我很崇敬共产主义，也很喜爱上帝。
我常常想共产主义如果能同时包容上帝，那该多么的好啊！我觉得，那时世界就有了人类最好的希望，人类的需要就和创物者联合起来了，那些小册子告诉我们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富强而民主的国家，资本家就不能再剥削工人阶级，也没有了种族歧视，全国都实行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世界上再没有饥饿和犯罪。地上就和天堂一样。可是对我来讲，共产主义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上帝。
虽然我的数学成绩最差，我也最怕我的数学老师，她叫汤姆林，是个老姑娘，教学时对学生严格而毫不留情。有一天，她上几何课上的一个新的课题。她讲了四十分钟，留下15分钟给学生提问题。我是第一个举手提问题的。当我的问题才说完，全班就哄然大笑。因为我的问题说明我从头到尾都根本没有听懂老师讲的课。正在这时，我打一个喷嚏，我就习惯地用手绢去捂住我的嘴和鼻子。林老师误认为我的喷嚏是在傻笑，她很生气，认为我又不用心听讲，不懂得还要傻笑。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会把我的喷嚏当成了傻笑。我一贯是一个在数学上不好的学生，我哪里敢问她为什么发脾气？从此以后，我见到她的背影都害怕。——一直等到八年以后，我中学也毕业了，大学也毕业了，又工作了三年，才碰上一个机会，她（林老师）请我吃饭，饭后，我又打了一个喷嚏，而且我又蒙着鼻子。她又认为我在傻笑，还问我：“笑什么？”我突然恍然大悟：八年前，我在教室里打喷嚏，她误认为我既不好好听课还要傻笑，所以大发雷霆，大骂了我一顿。我这时才向她解释了那一次的误会与冤枉。我们相互开怀大笑，我虽然最怕她，我几何课的学习成绩虽然不好，但几何课使我对事物的思维方法上的帮助却是受益匪浅的。有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分数是59.5，我想任何老师都会把它加成60分，但她没有，她说如果加了就是对所有同班同学不公平，都得加0.5了。她的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影响了我人格的形成，对我以后的做人，她的这种精神成为楷模，我在今后的教人育人中，她的品德的模范是我终身也用不完的财富。我终身都感谢她。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