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第六章）美国之旅

当“诺曼地”邮轮在美丽的太平洋上，将要抵达美国的东海岸，轮船直向自由女神像驶去。自由女神像亭亭玉立在广阔的海岸边，她高举着自由的火炬。引起了船上乘客们心中对民主、和平自由的向往。岸上的中国军乐队的鼓声和号声响起来了。华侨来欢迎我们代表团的汽车，在码头上排成一条龙。中国的华侨们沿着岸边，摇着国旗欢呼。当我们被欢迎到中国城的时候，中国城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墙上贴满了标语，街心悬挂着很大的横幅，用中国字写着“公理属于我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团结就是力量”“最后的胜利必归于我”“中国人不流泪，只流汗与血”这些都是红纸黑字或者是白纸红字。华侨们沿着街道两旁排队站立，拍手欢呼，欢迎我们参加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人群的热情，使我流泪。我知道，是由于前方的战士和被轰炸的后方老百姓赢得了他们的同情，而不是我们这些代表。他们寄厚望于我们，我们应该做出对得起前方的战士和后方人民的成绩来。我们被请到一个豪华的酒店，主人们中的女人们都穿上绣上国花(梅花)和凤凰的旗袍，男人们穿上整齐的西装。一共有十多桌，桌上都摆满了美味佳肴。我们这些代表们见到男主人就称：伯伯、叔叔；女的呢？就称伯母或婶婶。如果他们中有年龄与我们相当者，就以兄弟姐妹相称。饭后我们还来到厨房与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一一握手，我们也一样称呼他们为伯伯、叔叔，并向他们道谢。我们代表团团长，也向他们承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在第二届世青代表会里，宣传我们的正义和抗战的精神。最后感谢他们的热情招待。

当天晚上，中国城的人驾车送我们这些代表们到长岛出席开幕仪式。与会的全体代表有五百多人，代表五十八个国家，与会者一共有二十万人。会场是个临时的建筑，会场的席位是阶梯式的，当我们中国代表团这16个代表高举青天白日的国旗进入会场的时候，全场代表（二十多万人）肃立致敬，拍手欢迎。然后由纽约市民所敬爱的市长拿瓜地耶致词。他的演讲是非常精彩而动人的，讲话中强有力的鼓励了国际民主和世界和平。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他演讲时的容貌。然后主席宣布，全场静默三分钟，对中国抗日军民致敬。那二十多万人的静默真是做到了，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我热泪盈眶，一股热情冲突在我的心中。我深深地感谢世界对我们的敬意。我想我们这个古老而贫弱的民族，被帝国主义欺侮了一百多年，现在站起来了，保卫自己并带头与法西斯战斗，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尊自立的重要。那天的会议举行到午夜12时才散会。各种的汽车像长龙一般驶离长岛。五百多名代表们被送到纽约郊区华沙女子大学住宿，我们将在这里开八天会议。为了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代表们彼此交流，所以在安排住房时，是错开安排的。我的同房是一位印度女子医科大学的学生。

第二天早上，每个代表团的团长高举各自的国旗，58个国旗排成长队非常壮观，用进行曲的步伐走上主席台，旗帜在台上插成一个半圆。大会主席是一位美国姑娘，副主席是一位印度姑娘。她们很成功地主持了大会。每一个与会者都戴上了耳机，会议用三种语言：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同时传达。每一个国家代表都说了几句简单的话。五百多个代表被分成许多组，每个小组不超过五十人，对政治、经济、宗教分别进行讨论，我参加的是宗教组，组长是天主教徒，一位美国的孤立派。很不运气的，他的世界和平观念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参加任何战争，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战争才会消灭。”我们这个小组与会的有一个国家的代表提议，在大会结束以后，我们每一个人要带一份写好了的大会宣言，给他自己的组织，说明：“日本的战争是侵略的，是非正义的。”但是我们的组长坚持认为我们的与会者，不应该站在任何一边煽动战争的火焰。但是有些人就坚持：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不义之战。我们这位组长一再地要粉碎我们的想法。所以，全天都花费在辩论中，以致这个提案就被搁浅，未获通过。

第二天，我预感到会议的趋势是向着孤立派的。我就去拜访加拿大营，因为我知道他们中间有好多人的思想和我们中国人是一致的。我希望他们能来参加我们的辩论组，增加我们的力量。于是就有十多个加拿大人来参加了，他们辩论的十分强烈。当然，那个组长不高兴，但是小组秘书是个荷兰人，他非常快活，因为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忽然一个日本青年来参加我们的小组。组长非常高兴,他认为他的一方力量加强了。组长就宣布：这个日本人的发言是最后的发言，以后就举手表决。而且特别给了这个日本人较长的发言时间。这位日本人站起来用非常流利的英文发言，大意是说：他完全彻底的反对这一次的侵略战争，并且相信它是绝对的错误，大会必须要有一个办法，来制止这个战争。他说他十分赞成用联合的力量来压制日本的侵略。组长最后只好按照他自己的宣布：“停止发言，举手表决。”这一次的举手表决是一致通过那位代表的提案。对日本战争进行谴责。全体鼓掌。那位日本人也站起来离开了。我都无法去问他的姓名。他和凡尔塞宫殿那对日本夫妇一样教育了我。判断一个人，不能用简单的公式的偏见的思想方法。我们必须要客观地了解那个人的各方面的事实，来公平判断，不然就是我们的头脑太狭窄了。

大会完毕以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个大型茶会。许多代表团都受到了邀请，美国代表团与加拿大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表示了极大的同情。邀请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一个旅行演讲，宣传抗日。我用他们的原话说：“请你们帮助我们，来更好地帮助你们中国！”有一些欧洲和南美洲的国家，也伸出了邀请的手。

当我们团体选派代表的时候，美国与加拿大代表团，指定要刘德伟与杨慧敏担负这一个旅行宣传抗日的工作。我们的团体就指派了我与尹保宇两人去美国的东南各州。彭乐善与杨慧敏两人去西北各州。在美国的宣传完成后，我一个人再独自前往加拿大。我们的其它代表就被指定去了欧洲与南美洲宣传。

第二天早晨，我们向华沙大学告别了。当我从房间里取出我的行李时，一群加拿大的姑娘们抢走了我的行李。要我陪同她们去纽约市。她们是多有趣的姑娘们呀！我同意了。上车以后，我发现有五位姑娘挤在前面的司机位置上，将车后的位置留给一个青年的男子与我。我就说：“前面挤成这样，警察一定会罚你们的，后面的座位非常的空，你们至少可以过来两个人坐。”她们说：根据她们的经验去纽约的这条路上，根本没有警察。我注意在开车以前她们把车中的后视镜转到一个角度上，使得前座的人完全看不到后座的人。那些姑娘们疯疯颠颠地介绍了我和那个男青年，他的身材高挑，头发是深黄色，眼睛大而黑，名叫艾伦·路根。我有个印象，似在哪儿见过他。我想了想：他就是那个在宗教组织会上，以及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茶话会上，作了激昂的演说的人。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他愿意牺牲性命为中国正在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来奋斗。当时我不明白中国代表团的那些男代表们正在指指戳戳并且傻笑。眼睛望着我说：“这位先生还不如说是为了你而愿意牺牲自己性命。”我以为他们又在逗我。所以没去理会这件事。现在想来，他们或许已经听到了什么风声。车开了，我们(我与那个外国青年)谈话了。一开始，他有些腼腆，他自我介绍是安大略州汉默登城基督教男青年团的干事。他问我的家是否住在美国？我说：“我只是来开会的，我的家在武昌，在这里的任务一完毕，我就得回去。”他就问：“那天拉你上旗台，大声地宣布：‘这是我的姑娘’的那个人，他是谁？”我笑了，我说；“那个疯孩子，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又说：“为什么他今天不来接你去纽约？”我说：“他现在正在加拿大参加一个关于土地经济的国际会议。”他问：“你们要结婚了吗？”我说：“没有，我们没有时间。他忙于学业，我忙于救亡工作。虽然我们已是八年的知交了。”他问：“他在美国有多久了”？我说：“两年。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时候，我们的小车已经到达纽约的国际公寓。我们两人都在这家公寓中办理了注册入住手续。黄昏时，艾伦.路根来敲我的门，邀我去公寓的花园中散步。我们坐在石凳上，我感觉到有一滴水滴到我的右臂上。我说：“在中国深秋才有露水，西方的露水来得这么早！”月光通过树叶的空隙，照在他的眼睛上，我看见泪珠在里面闪烁，我很惊骇，吓得没敢再说下去。

他就说：“当他(指向景云)喊着说，这是我的姑娘时。我看见你冲下旗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对自己说：她是如此美丽，这样地有魅力，我必须战胜她。从那时起，我就创造一切机会来认识你。在那个宗教会和茶会上，还有几个其它的场合里，我都失败了。你就像一阵旋风，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里，抓不住你，这些姑娘们(他指着汽车前座)真是好心人。她们为我创造了今天早上这个机会，但是我总感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给了他(向景云)与你公开交友的机会，给我呢，连八个钟头都不到！但是，就在看见你的那一刹那间，你教育了我，爱是什么，为何爱。我的假期后天就截止了。明天，我就要开车回加拿大。你可否大发慈心，给我一年的时间，来向你表示我的感情与思想。我要用这一年的功夫，来战胜他(向景云)八年的努力。请你千万在这一年内，不要与他结婚。看到底是他还是我在爱情中比较真实。”我知道我不会接受的，我就对他说：“我尊重你的爱情，因为我体会到它的真诚。但是在人生中，就是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我认为：最聪明的还是忘记爱，而建立友谊。友谊在我们之间可以无穷尽的发展，但爱只可能使我们立刻分离。”他叹息着说：“上帝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第二天上午，艾伦·路根就开车送我到纽约第11条街，张希先和唐锡朝的家中。张希先是我燕大同宿舍的同学，唐锡朝是清华一位很进步的学生。当时他们新婚不久。我因为等待旅行宣传的安排，而暂时住在她家。他们俩都是从小生长在美国的华人。唐锡朝是中国城一份共产党报纸主编。张希先在一家私人办的托儿所里工作。夫妻俩的收入很低，每月入不敷出。张希先她的父亲是美国西海岸的一家大庄园主。缺乏远见，很反对他们的婚姻。没有想到那时很穷的女婿，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联合国的大使，他就是唐照明。当时他们家里穷的连一把椅子都没有，平时吃饭都是站着吃的。不过他们终于借到了一张折叠床给我睡在他们的起坐间(客厅)里，我住在那里，就是在等待美国的14个民间团体，为我们中国代表筹备旅行演讲的一切事宜，这14个人民团体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的干事叫玛丽·瑞得小姐，她的办公室设在纽约第四十街八号。它借用美国青年团的办公室工作。委员会有一位先遣人员，他是美籍墨西哥人，他要事先联系，具体安排我们的演讲活动。我现在住在张希先的家里，就是在等待他们对我的工作进行具体的安排。

当我住在张希先家中的时候，我利用等待的时间，去了解那些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国人民团体有：援华会，美国大学女生联合会，美国青年团，中国之友，等等。

我也经常被一些美国家庭妇女们请去出席她们的聚会，这些聚会都是轮流在各个家庭中召开的，这些家庭妇女的会是很有趣味的，她们邀请不同的人物前来演讲，其中包括了政治、国际、社会、各种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儿童教育与父母教育。开美术展览会，请音乐家来弹奏乐曲给大家欣赏。她们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节目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家庭妇女们去寻找合适的演讲者，去参加某一个家庭妇女们组成的会议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家庭妇女，也自动地组织起来，不仅仅是去学习政治报告，也是学习各样的知识，讨论各种问题。开拓她们的视野与思想范围。当时她们最强烈的愿望与呐喊，就是，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各国领袖应该坐下来讨论，而不是诉诸武力与战争。现在七十多年过去了。各国的领袖，已经有坐在桌子边讨论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良好开端了。这说明她们的呐喊是有用的，世界是在进步的。

九月快结束的时候，通知来了，我们这四个被指定的代表，要到纽约市政府大礼堂作第一次的宣传演讲。那天晚上，男女听众们都是穿着礼服来参加的。据说那一次入场券的票价很高。礼堂里座无虚席。新闻记者们在里面穿梭。尹保宇教授在首先的演讲中分析了战争的形势，然后引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中国。他的演讲具有学者的风度，讲得非常好。

第二个上台的是彭乐善，他是青年会干事，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是纽约腔，如果你不看他的脸，会认为是一位纽约人在讲话。他的演讲是非常活泼有趣的。台下掌声不断。

第三个是杨慧敏，讲她送旗的故事。彭乐善担任翻译。那天晚上，她是由苏州河的这岸游向日本人的阵地的，当晚，夜色漆黑。她当时剪短发，着男式的童子军服装。她上岸以后，穿过日军阵地时，曾被日军的刺刀刺穿了小腿，但她终于将国旗送到了四行仓库(中、中、交、农四银行之简称)中据守的中国国军八百战士手中，送完旗帜后，她又继续从苏州河游了回来。当她上台演讲时，穿的是当时送旗时一样的男式服装，(短发、短裤)，人们可以清楚地从她现在的小腿上看到痊愈后的伤疤。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我。当我看到台下的听众, 女性都是坦胸露背，男性则是衣着燕尾服打着漂亮的领结。我吓得把演讲词都忘了一半。我的表现很差，很糟糕，但是听众们还是很礼貌地鼓了掌。我讲完以后，一位工作人员(姑娘)来告诉我，有一位非洲的教育学家现在在后台等着我。我立刻就去了后台。这位非洲人是一位又高又大的老人，很慈祥的握着我的手说：“我热爱中国，我全心全意的，拥护你们的抗战。我祝愿你的旅行演讲宣传成功。但是你必须修改你的演讲词，理论是太严肃了。你要记住，你的听众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要的是趣味，小故事，你要讲难民的生动故事；你要讲伤兵在战地的故事、你要用这些故事，把你的听众带到战场上，和被轰炸的城市中去。他们恨不得亲眼看到你所讲的。我明天一早，就要上船到非洲去了。我祝你成功。”

我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我的演讲稿。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姓了。但是永远记得他的真诚，感谢他的忠告。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到波士顿，那是1938年10月初。我们又惊又喜发现有许多中学的男女童子军队在火车站欢送我们，她们的军队奏起很美的音乐，我们思想上完全没有准备，不知所措。我们匆忙地躲进车箱，没有与她们握手，也没有向她们表示感谢。我一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后悔我们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好像初出茅庐的乡巴佬。恨不得那一幕重演，我们会像一个正式的中国国家代表来应付这个场面。

到了波士顿，我们四个人都有了进步。我演讲的时候，已经能够轻松，听众鼓掌的时候，我会感到是鼓励。演讲以后，彭、杨二人就与我们分手了，去了美国的西与北的各州，去履行他们的任务。尹和我继续在美国的东与南各州，开辟我们的天地。一位中年的女士走到我的面前，她说，她是乌斯特市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她说，她从纽约一直跟随着我，担心我的演讲难得成功。但是，她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感到我一定能够把我的听众完全引到中国这一边来，她说：“你的成功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放心了，我用不着再跟随你了。欢迎你到乌斯特来。它是你的第三个演讲城市。我代表全乌斯特的市民热烈地欢迎你。”我对这样一个外国朋友的关心和鼓励，增加了我对自己的自信，也对全世界充满信心。

以下是我在美国各地演讲的摘要：

1、正义是属于中国的。日本是侵略者，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是罪犯，日本人民是受它的政府所欺骗的。

2、中国不是专为自己在战斗，而是在为全世界战斗，这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战争，因为日本的野心，不是仅仅占领中国，而是想占领整个亚洲。日本是要和欧洲的法西斯联合起来，他们最大的野心是要占领全世界。

3、中国虽然仍然是弱而穷，但是她的民众占世界的人口的1/5，而且中国的土地是全世界的第三个大国。我们是联合统一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合作的。团结就是力量。

4、我们不要求别国的帮助，但是我们迫切地要求别的国家不要去帮助日本，但是直到今天为止，美国与加拿大还在经济上支援你们在道义上谴责的日本。美国95%的丝是日本丝，每当看到美国女士们脚下的丝袜，我们就看到中国士兵的血，从你们的腿上往下流。因为一双丝袜的丝，日本可以赚七颗子弹的钱，来杀中国的士兵。我们希望你们的人民向你们的总统施加压力，要求他发出命令来，禁运军火，抵制日货。1939年美国就从煤炭里发现了尼龙可以制成丝袜代替日本丝袜。女人们就半夜起来排队买尼龙丝袜，打倒日本丝袜。我的美国姑娘朋友们叫它珍珠丝袜。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珍珠。她们说因为是你的演说刺激我们所出的产品。我一生没买过一双长统的尼龙丝袜，因为总有人到了圣诞节就送我尼龙丝袜。这三个月的抗日宣传的结果，根据日本记者Konida Kutsuichi著的一本《南京大屠杀》书中的记载：

              美国民意报告

                   拥护中国者     拥护日本者     不知谁是谁非者   
        1937          40                     10                         50    
        1939          73                      3                          24 

在当时的演说中，每次当我说：近一百年来，中国是被全世界看成是东方的睡狮。现在这个狮子醒了，它发现在它周围，是一个沉睡的世界，每当我说完上面这句话，就引起不断的掌声。美国人心胸宽大。有聪明认识，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这才是能够启发人类进步的因素。有一天当我刚要讲完抵制日本丝袜的时候，一个美国少女站起来大声喊着说“我以后再也不穿日本丝袜了”，立即当场脱下了她两条丝袜，又喊着说“别的我做不到，这点我想我们美国女人都能做到。”全场拍手赞成。

每次演说完毕，会议的主席，就号召听众捐钱和药品给中国的伤兵与难民。又电报罗斯福，要求禁止军火商运军火到日本。要大家写信给当地的媒体，号召人民抵制日货。

我永远不能忘记有一天下午我讲我从难民口中听来的一个故事——当日本军队占领了我国河北省的一个乡村的时候，日本兵四处抢女人，每当他们强奸了一个女人以后，就用他们身上的刀割开女人的肚子让血和肠子流出来，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令这家人痛不欲生。

日本兵发现婴儿就用枪头上的刺刀插进婴儿的屁股，高高举起在空中打圈圈，被挥舞着的婴儿在大哭，那个兵就疯狂地大叫大跳着。他身边围着许多日本兵都狂欢地拍着手，也大笑大叫大跳的乱成一团，认为极其好玩有趣。日本兵的心比狼还残忍，他们完全没有人性。可惜当年农民中无人有像机拍摄下来。

每当我讲完这个故事全场听众就愤怒的站起来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拳头大喊“打倒日本”久久不停。我也有时悲痛气愤地边讲边流下泪来。

事情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种民族的国家的奇耻大辱我们中国人永远不可忘记，我们政府在战后宽大无边的免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日本并不感谢还在赖帐，不承认战争中所犯的罪恶，还拜战犯的庙，在军事方面暗暗地还在准备卷土重来。我们有的中国人没骨气，今日买汽车还只是为自己省几个钱，而买日本车。抵制日货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轻而易举的事，可是都办不到，可恶可耻之极！我们可以对一般日本人民态度友好，但是在经济上我们何以帮忙，我们应该保持国格的尊严。日本有些人还在暗暗垂涎我们这块大地呢。

所有这些捐的钱和物资，就要送到纽约，“欢迎中国代表”委员会总会，再由它们转送到香港宋庆龄，她知道中国什么地方最需要，她就转送，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捐款和多少捐物，是通过这个渠道转运到中国的。我们四人，杨慧敏、彭乐善、尹保宇和我，这次走遍全美国和我又一人走遍加拿大东南的抗日旅行宣传效果很好，根据近日（2004年夏）我一队加拿大友人Lausel（麦吉尔大学人类学教授）Nathen Bassen来昆旅游说他们读了日本记者Honda Katsnichi所写的《南京大屠杀》（The Nanjing Massaone）一书美国的民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