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二百个难民从韶关坐上公共汽车抵达桂林。
从桂林就开始坐火车，直到重庆。我们是1941年八月就离开芝加哥，到重庆的时间是1942年2月24日晚上九时，其间辗转经历近半年时间。一下火车，这二百个人，全像饿马奔槽，统统各奔各人自家去了。
景云立刻就找到一辆出租车，回到重庆郊外歌乐山。他的家是半山坡上一所独立的小屋。据出租司机告诉我与景云，这里是豪门贵族所居之地。一到他家门口，他的哥哥嫂嫂侄女们，还有他的弟弟们都出来欢迎我们。我首先去看望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正卧病在床。这是我第一次到公婆家，按照中国规矩，媳妇第一次见公婆，是应该行跪拜礼的，但是，公公早已去世，婆婆又是病卧在床，按习俗向睡在床上的人跪拜等于是咒她死，所以对她就不能叩头了。他的母亲送给初次见面的媳妇的见面礼是很贵重的：一枚猫儿眼蓝宝石戒指和一件狐皮旗袍。至于我则没有可送她的东西。她也知道，我能捡回这条命来拜见她，就是天大的礼品了。
第二天一清早，我与景云两人乘车去北碚我的家，汽车刚到北碚车站，我的二哥刘德诚来欢迎我们，旁边还站着一位漂亮的姑娘，手捧鲜花。原来这是我们的表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她是复旦大学教育系的学生。我们是从汽车站坐轿子去的高梯子(地名)我家的房子也在半山坡，是一个大宅院，大宅院里共住了三户都是从武汉逃难来的。我们家住的是中间的几间房。
轿子停在大天井里。母亲正在堂屋前等待我们。我立刻就扑了上去，拥抱她并不停地吻她。我的大哥大嫂也跑进来抱着我们，两个小侄儿也抱着我们的腿，大家又叫又跳地快活得不得了。我大哥是因在前方受伤而返家病假休息的。
我们两人仅仅在“高梯子”停留了一天，就返回重庆城里，住在一家招待所。向景云赶快去了“平准基金会”报到，任研究室主任；我去请求重庆市市长的夫人沈莲英介绍工作。当年她丈夫任武汉市长时，她筹备了“战时孤儿院”本准备要我去任院长，后来因为我要出国去美国，这事就作罢了。这次我去找她，请她帮我谋一个差事，也就是因为有这点原因与关系在内。我心想，事隔四年，她可能已经把我忘了。但是她并没有忘掉。见面后反问我在美国学的是什么？我告诉她我学的是“社会福利行政”她就把我介绍给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她还亲自陪我去见谷部长。可见她的热情。一见到谷部长，他说他正需要一位“育幼院”院长，育幼院属于社会福利司，于是沈莲英就领着我去社会福利司。司长见到我，表示他们正缺少一位儿童福利专员。他这个福利司里边，有一个儿童福利科也没有科长。所以他派我担任儿童福利专员，兼儿童福利科科长。等到育幼院盖好以后，还要我兼育幼院院长。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上班的地方是儿童福利科，科里有五个老年人在那里任科员。身穿长袍手捧茶杯。我想着，我上班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首先了解重庆市贫苦儿童情况，其中最苦的是流浪儿童。因此，首先要了解流浪儿童。这些儿童多数在晚上睡在街头屋檐下，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卖烧饼的灶，那里暖和。我安排我们五个科员每晚十一时至凌晨二时，去这些地方调查，晚上调查，上午不必来上班。科员都认为此事不可思议，都不愿意去。我只好说，这是部长批准的，他们只得勉强从命。
调查的第二步是了解重庆有多少机关，收容无人抚养的孤儿？发现全市只有一个天主教的孤儿院，两个慈善家办的孤儿院。而且这几个孤儿院收容的名额都已满了。我的领导教我，调查结束后，先写一个“特殊儿童机关教养制度”出来。领导对这个文件的批示是：“在适当的时候，研究讨论。现在归档。”我看了这个批示后，非常灰心。这时，我收到一份从贵阳寄来的文件。这份文件说：他们的部队，从广西行军到贵阳，沿途全是流浪儿童在讨饭，这些儿童都是在日军轰炸中失去了家庭的孩子。信中希望中央政府给与这些儿童救济。我立即建议政府，派员去广西和贵州省政府联系，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援救这些儿童。他们帮助不了的部分，我们再接到重庆来。我们的司长又批：“在适当的时间讨论，暂时归档。”我就冒火了。冲到司长的房里说：“现在不仅仅是适当的时候，而且还是紧急的时候，应该立即讨论，办理。”司长就望我笑一笑。他说：“今日的中国，紧急的事太多了。比较起来，这件事情就不太紧急。如果照你的态度做事，我们就不要睡觉了。”我满肚子的气，回到办公室。我那个科里的科员们抽着烟，喝着茶就笑说：“刘专员，你的工作方法，是太理想化了，大学生化了。我们上级的观点是非常实际的，典型的官僚化。你是太年轻，不能了解。我们这些当吏的流行一句话，你也应该学习。说的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假如你要保持你的工作和饭碗。你应该一味地服从上级。天下事太多了，你何必自苦你的小头脑。哪一天，你升官了，你也就是变得与他司长一样。”
有一次，我的司长外甥带了一群客人，要参观刚刚落成的“育幼院”，当时，院里还没有收儿童，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但是英、美国家的援华会已经送来一些援助的食品，如饼干之类。在战时的重庆，这些当然都是上等的美好的食品。它们都存在仓库里，准备收养的儿童们来到之后享用。这个外甥也是社会部的职员，他命令育幼院的工作人员，把外国饼干拿出来待客，但是，我们的职员说：“我们专员吩咐过，为儿童的食品只能为儿童用，所以我们不敢动用。”第二天，我的司长就对我说：“你办事要圆滑一点，不能太死板地遵守规矩。”一连串的事情，使我感觉到，在这种充满官僚的地方没有办法工作下去，我在这里，只是在糟蹋我的生命。
在平准基金委员会。我丈夫向景云的顶头上司是冀朝鼎。冀朝鼎他是该委员会的秘书长。他因公出差去美国。向景云就被派代理秘书长。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在法币与外币之间保持应有的稳定。人人都认为在这个机关里工作是一个“肥缺”，通过贿赂，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巨富。当时的美元与法币之间的兑换率，官价是1与3之比；但是黑市却是1与8之比，甚至可以更高。商人、文官、武官们都想以官汇的价格搞到美金，他们就可以发财。他们不惜用任何肮脏的手段来贿赂景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他们利用来我家闲谈，临走时在碟子底下，或者是在“礼物”的下面，都有支票，这些事情给景云增加了许多的麻烦。因为，景云从来不被这些贿赂所动摇，他从来都是按照规章办事。由于景云不收贿赂，常常受到恐吓，有时就会受到暗杀的警告。当时，做大生意的人，都是大官，这个秘密一经被暴露，他们就要杀掉景云。景云生活在很不安定之中。我就劝景云辞职。景云说，他不能辞职，那样就对不起他的好朋友冀朝鼎了。
冀朝鼎是景云的好朋友与上级，半年多以后，他终于从美国回来了，景云身上的重担总算卸下来。多少年来，景云对冀的钦慕是因为读过他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劳工》。这篇文章表现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可是这次，外界传说冀已经拜在孔祥熙身下为干儿子。他成天在孔公馆中跑来跑去。孔祥熙当时是财政部部长。有天晚上已经十时，冀从孔府打来电话。邀景云去打麻将。很明显，冀在讨好孔祥熙。景云就非常反感地在电话中大吼一声：“不能来！”把电话挂了。景云大叹了一口气，说：“你老冀要做婊子，为什么还要拖我下海！真是心痛呀！中国官僚社会的腐败，即使老冀也未能幸免。”
三年以后，解放前夕，我们复员到上海，老冀的家离我们家很近。说是，他的美国夫人带来了五个中美混血孩子。邀请至亲好友到他家团欢。我们因为是老朋友也被邀请。看见他的美藉夫人并未为晚宴而化装，而是穿一件中式男人的皮袍子，向客人们展示，说：“这件皮袍子是孔祥熙伯伯送的。”以此自炫。这种媚权者的面孔，令人作呕。那五个混血小孩既无教养，也毫不懂得礼貌。我与景云两人恨不得马上离席而去。那个时候，正是上海满布特务，处处搜查亲共份子。一个月以后，共产党部队进入上海。第二天晚上九时，电话响了，是冀打来的。他告诉我们，他现在住在国际饭店，要我们前去会见他的夫人。景云是一个人去的，我没有去，因为我只要一想到他那位夫人就要作呕，不想再见她第二次。景云到了国际饭店以后，来迎接他的是一位身着解放军制服的清华女同学。她的弟弟，曾是景云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冀朝鼎介绍说：“这位女同学是我的太太”，景云这才恍然大悟那个所谓的美国太太和五个混血儿，不过都是为帮助冀朝鼎逃过危险的日子，而假装的人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冀朝鼎的丧礼上，毛泽东曾评冀为“最出色的地下党员”。
由于我与景云两人的工作不愉快，我决心辞去社会部里的工作。正好那时陈文仙(她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生)在成都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学组任组长。她邀请我前往担任副教授。虽然我父亲非常诚意地劝告我：在景云精神痛苦时，不要离开他。但是我还是带着我们一岁的孩子——凯凯，离开重庆，去了成都任教。现在回想我们五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之间曾经断断续续地分离过十七年。其中“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分离了七年，“反右”运动分离了四年，在芝加哥求学期，离开了两年。现在回想起来，后悔也就太晚了。我真是愿意能重过这些日子。当时，这样的分离，真是太愚蠢了。我为了什么？为事业吗？我真正在儿童福利工作上做了什么有价值的工作吗？没有。我曾经立志要在社会学的园地里研究出一些问题的答案，例如小流氓的根源和治疗。出了没有呢？没有。我在社会福利救济事业的行政管理上有任何建树吗？没有。我在家庭里，做了一个相夫教子的好母亲吗？没有。因为这一些事实让我认识到我的这一生的努力，是一个失败者。人们在生活中，常常在真正可贵的情况之下，是处在盲目无知的状况中，一直要等到这个可贵的时光过去了，才恍然大悟。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四个教会大学，都从北方和长江下游迁到成都华西坝华西大学的校园里来的。它们是：北平的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山东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执教于金陵大学，它当时是名牌大学之一。我发现高君纯教授(他是S.S.A的毕业生)也在那里执教。我又发现老友王应安（他是金陵女大毕业生）和吴桢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讲师。我很高兴，我们五个人是同行同道的熟朋友。我当时开了两门课：个案工作与集体培育。同时我还辅导社会福利工作实习课的社区组织课。我发现：在大学执教比在重庆的行政机关中工作要有意义得多。但是，美国人用美国工作经验所得出的理论写出来的书，不合中国国情。我们急需在中国干实际的社会工作来获得经验总结理论，创造我们自己的结论，来教导学生。
我们这五个人都非常热心努力于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们虽然是不同学校的执教者，我们的课程是那五个大学的学生们都可以来选读的。但是，我教得越久，我发觉自己在这个学识方面的经验不够，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社会工作学在美国，只有五十多年的经验，我在金大教书的时候，这一门学问在中国还不到十年的历史。我感到我们这些社会工作者，应该创造社会工作的机会以赢得经验，得出结论与理论来教育学生。
1945年，中国战胜了日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了救济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难民，所以中国也就组成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与联合国合作，来救济那些中国的难民们。蒋廷绂任署长，他是清华近代百年史的名教授。他派向景云担任经济调查处处长，调查战后各省的经济情况，以便“行总”分配由“联总”拨来的经费与物资。同时，他也兼任外国专家组的人事处处长。我呢，当时也很想进入“行总”工作，景云就说：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申请，直接给蒋廷绂，请他安排。我就把我在芝加哥大学S.S.A的每一个课程都告诉了他。两个礼拜之内就收到通知，叫我去会他。我们面谈，不过十分钟。他就派我做赈恤厅社会福利组主任。组的下面有五个科：紧急救济、医药救济、儿童福利、安老恤残以及生产合作社推广科。另外还派了两位副主任：一个是中国人(男)，一个是美国人(女教授)，以及一位秘书陈定候西南联大毕业生，他们三人做我的助手。
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让中国的各个省的分署报告他们已经在进行的救济工作。第二件事，根据他们现在的组织还需要作些什么改进。以及行总对他们的最低要求。 第三件事，派员去各分署调查，他们有什么困难。
生产合作社推广科科长是一位富有工作经验的老年人，他曾在北方办生产合作社工作多年。我对这位科长安排的工作，他从来不照办。他每日只是埋头写他过去的工作经验。所以他那个科，很久只有他一个人。我一再地告诉他：无论“行总”还是“联总”都是短命的机构，它们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它们的使命，因此，希望他能尽快地开始实际性的工作，而不是去写书。当我发现在原北方后方，组织生产合作社的副经理已到上海。那个时候，我们“行总”的工作时间已经过半。而我们这位科长仍在继续写他的书，仍未做他应做的实际工作。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就将这种情况向厅长禀报，并请求他们换人。但是他们不同意，原来，这位科长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介绍来的，杭是蒋介石与蒋夫人的得宠人物。所以是不能动的。怎么办？我只得亲自上门去见杭立武部长。杭部长说：“你是他的上司，你知道他的工作情况，你完全有权决定他的去留。”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就向厅长禀报。厅长与秘书主任听后都非常惊奇我的工作方法。虽然他们也早已想开除这位科长，但是没有敢冒这个险。第二天一早，人事处就通知了这位科长，请他离开岗位。
我在这个时候，就通知了那位由北方来到上海的副总经理，由于他们在推广生产合作社方面做出的成绩，“行总”可以给予他们一大笔钱，给他们用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总之，我在“行总”的两年中，由于几千年中国的官僚作风，我推不动工作。我记得有一次，蒋廷绂为了怕中央的批评，没有敢把救济款与物资送往红区。我就站起来大胆地发言，坚持要按照联合国的规定，不分种族、信仰、主义，一定要根据需要把钱与物资送给红区。因为在会议桌上，有联合国派来的专家，为了与会者的方便，会议发言采用英文，我发言说红区的老百姓也是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也是同样受过日本战火的践踏，不应该在救济金方面给他们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在当天的会议上，显得十分气愤，而且声音也十分大，而且敢于在署长面前用快速的英文大声地说话。从那一天以后，我就在赈恤厅里得了一个绰号，叫：“机关枪”。蒋廷绂在那天的会议上一点也没有摆官架子。听完我的辩论以后，一句话也没有反驳或训斥，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马上实行了。
虽然如此，但是由于数千年的官僚制度，并没有能使我做出更多的成绩来。我感到在政府机构里做官，要想为人民做点好事，难呀！
我抱着一个无能者的忏悔的心情，结束了我在“行总”这一段短暂的生命历程。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