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天，我跳上火车，去县城里问那些大人物到底要如何处理我？现在我的情况比坐牢或者正式地判为劳动改造还要糟糕。前两者都有限期与改造的标准，我在这里，期限渺茫，标准模糊。我与方仁杰，似乎判了无期徒刑。我问县民政局，答复是：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档案。把我转到县的组织部。但是，他们那里也没有我的档案：从来也不知道上海民政局送来了两个受改造的右派份子。假若我没有来问，我们两个下半辈子，就会在定西失踪了！组织部的秘书，建议我去看组织部部长。部长当时正在一家旅馆里开大会。我就赶到部长旅馆的房间里，把我的情况向他说了。他站起来长叹一口气。他说：“把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放到农村，与谁有益呀？政府？农民？你自己？你现在回家吧！你的摘帽手续，我会给你办的。你的身份证明、户口、粮食关系及各种票证，我都会转给你。但是现在我很忙，开完会，我才能为你办这些事。你人不在，我反而容易为你办妥这些事。”我回到景家店，越想越不妥。我考虑到景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从来不会荒唐地动一步脚。他绝不会在我摘帽手续没有到手以前，寄路费给我回家。他一定会请教于他的干部学校的党委书记。我想这样一来，就麻烦了。所以，我决定写信给我在广州的母亲，请她借给我一笔回家的路费。当我在等待这笔钱的时候，偶然在路上邂逅组织部长的秘书。他问我：“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你应该即刻回家，老话说：夜长梦多呀！”我母亲汇的钱一到，我马上就去了上海。临走前，我再三叮咛方仁杰叫他直接去与组织部联系。
我的堂妹夫蔡医生，来到上海火车站接我。我知道他是我在上海唯一的一个亲戚，一个不怕极右分子去住在他家里的人。那些日子里，人们都害怕接近共产党不喜欢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受连累，即使我的亲妹妹也不会欢迎我的。我身上毫无证明文件，旅馆里也不会接受我的。虽然上海是我十几年的家，但现在是满目陌生而凄凉。只有这个堂妹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儿子，还像当年一样地待我。令我感到世间还有一点温暖。
几天以后，我去看上海民政局人事处处长。因为是他曾经说过：“摘了帽，政府还会用你的。”我一步踏进人事处，一看，面目全非。他(人事处长)一人坐在墙的犄角上，无所是事，靠边站。我问他：“摘掉帽子的右派，政府将如何处理？”他说：“我与你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我曾经做过的事，都是错误的。我没有听说过，摘帽右派应如何处理。”我说：“我们改造了，不用吗？为什么要改造？”他说：“三年来，事情都大大地改变了。共产党是靠着他脉搏的跳动来干事的。今天，我们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脉搏跳动中的牺牲者。”
我上了火车去广州，去看望我亲爱的老母亲。广州当时，除了米以外，市场上没有肉与青菜卖。我妈妈当时的伙食是：白米饭与青葱酱油。唯一的蔬菜是餐餐的茄子。我的到来，安慰了她渴望的眼睛。我在香港的弟弟给她邮寄面粉、面条、罐头食物与腌肉。当这些邮寄包裹来到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顿真正的宴席。我陪她住了一个月，就要去昆明看我的丈夫与儿女。我没有想到，那是我与她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见面。她到香港享受了十年的太平日子。我大哥大嫂从利比亚回台湾时路经香港，又把她老人家接到台湾。她后来在台湾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三岁。她不喜欢台湾，她要回大陆。她喜欢共产党的政治，她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二哥家被抄的时候，她的佛经都被红卫兵烧了。我三弟来信说：“在妈妈去世前头三、四天，他们有一次长谈，我妈妈还议论了国际大事，她用词之得当，不差于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当尼克松总统来中国的时候，她还写了一首长诗，庆贺这一历史上的大事。她对人的慈爱，乐于助人的心，和对人宽大的饶恕，一定会把她送上天堂。”
我在开向昆明的火车上想：我爱人的学校假设不相信我摘掉了帽子，我就不能住他们的宿舍里，那我怎么办呢？我不是在给景云添麻烦吗。他也没有想到，组织部会如此马虎，没有给任何证明，就让我回昆明了。因为他自己一向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我当时是太急于要离开定西了，那位部长和他的秘书又那么紧紧地催促我。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我越早动身，他越好给我做工作。
当车要进站的时候，车上有一位旅客告诉我：如何乘车去西站。(我家就在西站边缘，离火车站很远)那里很僻静，晚上很不安全。我离开广州前，没有电告景云来火车站接我。因为我只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现在我只得去一家公共浴室借宿一晚。找到一个浴室，找到一个能躺下的地方，我躺下就睡着了。因为我实在是太疲倦了。天一亮，我叫了一个三轮车，回到我这个完全陌生的家。我下了三轮车，走过了一条由常青树夹道的院子，到了宿舍，我们的家，是半开着门的书房，兰兰坐在沙发上，和一个中年人，还有一位小姑娘在讲话，景云站在书桌旁在做事情。我站在书房门口看着他们，没出声，兰兰忽然抬头看见了我，冲过来很高兴地喊妈妈。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分啊！兰兰急忙介绍我给她们的老师，他是来接兰兰去看电影的。她的全班都在电影院里等着她。我鼓励兰兰赶快走。因为我心想与景云单独讨论问题。最后，我们决定：景云先去这个干部学校拜访它的党委书记，向她报告我的情况，假设她要看我证明文件，我们就建议她，以学校党委的名义写信给定西县组织部，请他们把我的证件寄来。
我屏着气祈祷，希望我能跳过这一关，这是一条经过多年艰苦坎坷的道路，和一整夜噩梦的征途。我活着，从地狱里冒了出来，我感觉到当时比起以前自己已经到了天堂，自己是最快乐的人，因为我已经到了自己最亲爱的人中间。将来无论怎么坏，也比我过去的岁月要好。完全出于意料之外，这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听说我们这个家庭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妈妈回来了，她好快活。她一见我，拍掌大笑，她说：“我就为孩子们盼着你回来了。兰兰才十岁的娃娃就当了家庭主妇。她管着爸爸的工资，管着这个家庭的经济。这都是她爸爸不喜欢管的事。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姑娘，我对她深表同情。”她又说：“祸兮福所倚！妈妈长久的离开了家，但是给了孩子一个很好的锻炼自力更生的机会，并能很早就多承担责任。兰兰还是个小孩子，但是，哮喘一发，她会自己去看医生。有时半夜三更发了病，她的小哥哥帮着她的爸爸推着小板车送她去医院看病。”她又说：“你的爱人向博士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他同时担负起爸爸与妈妈的担子。他有用不完的耐心。轻言细语地教育两个孩子，我肯定他一直在关心你，虽然你一直在千里之外，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干部。现在你们一家团圆了，我也放心了！”
我真是惊奇这个党委书记和那个定西县组织部部长，是我第一次遇着的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我赶快写信给广州去安慰我那日夜翘首惦念我的母亲和哥哥。当天晚上，夜色将临时，兰兰去到学校门口。等她哥哥放学，好向他传达妈妈已经回家的好消息。凯凯回来了，看见我了，一点也没有惊奇的表情，好像他天天看见我一样。他拿起饭盒去食堂打饭。景云告诉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过饭，没有见过青菜，肉根本就没有。”我对他说：“今晚的饭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宴席。”他还告诉我：“鸡蛋一个五角钱，一块小点心也是五毛钱。”由于我没有粮票，所以，我们这顿饭是三个人的饭，给四个人吃，景云告诉我：“本来要请我去上馆子的，但是由于粮票不够，钱也不够，所以他只能叫我一个人去饭店吃一顿好的饭菜。”我注意到每个人的脸都非常苍白而瘦削。向景云的混名本来叫胖子，但是他现在穿的衣服，却像是借来别人的衣服，又宽又大。每个人的裤子都打大补丁。街上补衣服的摊头，比比皆是。因为61年，政府发给每个人的布票不够做衣服，只够补衣服的。假若有人有几件完整的西服，也不敢穿，因为怕人说成是资本家，而被人瞧不起。妇女们做梦也没有想过戴任何装饰品。婚礼，也不过是把新娘新郎的被子抱到一起来，给他们俩一人戴一朵大红花，区别于她们的家人，很奇怪的在很多场合即使是婚礼上，也挂上毛主席的像，新娘新郎必须对他三鞠躬。可是那时，中国人已训练得管它三七二十一，一味服从，以免麻烦。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