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元旦凌晨刚过0时,我妻被楼梯上的脚步声惊醒,马上敲门声中我也跳了起来。披衣开门,只见一群大汉,个个头戴藤安全帽,手持一根约两米长的钢筋,笃笃地朝地板上敲。他们一拥而入,其中为首的对我说:“我们是文攻武卫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里?”我边问边穿衣。

“文攻武卫总部。”

我回头看着惊慌的妻子说:“记住了,我是到文攻武卫总部去的。”

这时她还坐在被里刚穿好上衣,赶紧将一只手表递给我说:“拿着。”这是我们当时唯一还值钱的东西。

我被他们押出了门,往西走了约一百米到了对过绍兴路7号中华学艺社门前上了一辆大卡车,他们命我在车台上背对驾驶室坐在地上,而他们则排列两旁,一律站着。后面还有一辆压阵的卡车,也站满了伟大的文攻武卫战士。一路风驰电掣地向外滩驰去。我偷眼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一个个都严肃得连眉毛也一动都不动,真象演戏一般,似乎他们不是从床上抓了一个书生,而是在血战沙场后逮住了敌军主帅,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时候月明如画,他们头上的藤帽大概是他们自己想象的钢盔,却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字纸篓,这不简直是儿戏吗?所以竟一点害怕的心思都没有。

车过外白渡桥,一拐弯就到了所说的文攻武卫总部,也即是现在的俄国领事馆。当时人声鼎沸,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几个人抓住了手脚,他们训练有素地把我举起来隔着车拦板抛了下去,下面自有人接球。我只看见似乎水泥地在飞速地被拖动,原来我的手脚至少被四个以上的人分别抓着,脸朝下地向前飞奔。

然后我被按倒在地,有人楸着我头发让我抬起头来,面对着一个“革命女将”,她拿着一个木板纸夹和笔,嘶哑的喉咙逼尖了声音喝问道:“你是流氓阿飞?”

“不是。”

“是投机倒把?”

“不是。”我声音大了起来。

“是那里来的逃犯?”

“都不是。”我声音更大了。

“还要嘴硬抵赖!打!”

她一声令下,我的屁股上就是一顿竹板。打完以后被架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有约二十平方米大,被电灯光照得恍如白昼。里面沿墙已经蹲着一圈被抓来的人,个个都不声不响,见我进去只抬头看了一看。我被指定在一个地方蹲了下来。过了一会,趁看门的两个老工人不备,我旁边的人低声问我“哪里的?”我说“白茅岭的。”他说“这里都是农场的。”

后来又陆续被推进来了几个人,然后来了一个披黄色军装棉大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叠纸开口闭口“你们这些小子”地训了我们一顿。意思是你们都在上海作恶多端,犯罪累累。“现在,你们谁要坦白交代?如果坦白交代可以争取从宽处理,要的人可以来拿纸头。”我应声而起,拿了一张纸。

随即,我就写了一张抗议,声明既非流氓阿飞更谈不上投机倒把,也决非逃犯,是探亲来沪的农场场员,是公民。完全无辜地被非法绑架来此,要求赔礼道歉马上送我回家。缴给了看门的工人。

关在那里是根本不知天色的。等一会儿,外面有响动,知道是吃早饭时候了。这时进来一个大汉,叫我们站起来排好,报数。共约二十来个人,于是背诵老三篇,完了立正,那汉子带上白手套,每人被打一个耳光。这可真够英雄的!我说:“是不是背了老三篇该挨耳光?”他竟也未听出我话中的挖苦之意,嗯了一声。然后是排队去拿一盆粥,喝罢又要送空盆出去。送好回来,就在门口外的地方,我被喝令站住。那是个较宽大的走廊,我们的房间在其北边,东面则另有两扇门,是两个关人的房间。走廊尽头放着写字桌,是他们临时办公的地方。坐着一个人,阴阳怪气地问道:“你写的什么交代材料啊?”我说我是抗议你们抓错人了,这时我的背后就有人拿了大毛竹朝我打来。

我大声呼喊“不许打人。”

那坐着的也站了起来喊道:“看你还抗议不!”一顿乱打之后,就有人按着我的头要我向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下跪,我厉声回答“毛主席本人决不可能要人对他的画像下跪。”那按我头的人比我矮小,见按我不动也就算了。

那地方每天给两顿饭吃,我在头三天中每次饭后被打一顿,三天打了六顿。我心想这样不是办法,在第三天晚上去厕所回来后便装着晕倒在地上。于是来了一位女医生,她俯身看了我一下,翻起我眼皮,我知道瞒不过她便又装着醒了过来。说:“我小便时见到全是血,有点紧张了。”她给了我两片药。

转头对看门的工人说:“让他睡觉,告诉他们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的。”

这位女大夫救了我,此后三天我干脆装病躺在地上不起来,也免去了每天的耳光。那时候,每时每刻都会传来阵阵的惨叫声,尤以对门女号里刺耳的尖声叫喊最是凄凉可怕。那看门的两位老工人想来也是应付差事,往往摇头叹息,我还有一次听见他们在说:“骂人家流氓阿飞,我看他们自己才是流氓阿飞呢。”

事实上那时这帮人到处乱抓人,有的女的仅因为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就被抓来作为流氓阿飞乱打一通,还尽是往女人的敏感处打,巴不得打破了衣服可以窥视一番。而其实这帮人虽名为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被公安便衣怂恿操纵的,抓来的人的释放权在公安人员手中。

我在被抓后第二天就被连番提审。提审是在一间大屋子里进行的,两个猫脸的公安人员盘问我回上海干了些什么?我一口说我在上海就是家里和医院里两点一线,其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两个人什么事实也没有掌握,当然也诈不出我任何话,对我被打的抗议则推说不干他们的事。审了三天也就算了,正好接下去我也装病躺下不起来了。

其实我在沪期间,有一天有白茅岭的一位姓潘的场员来找我。他说起农场中场员的动态,原来其中一些人受了文革影响也想组织起来造反。他们的论点是:毛泽东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由此看来当前的农场所作所为并非毛的路线。则必为资产阶级路线无疑。他们就想通过揭露农场黑暗面来取得社会同情,达到出场回家的目的。而且据说他们还得到了驻沪空军第四军的支持。

他请我到马当路一家人家家里去,那屋子里挤满了人在商量着事,满屋的烟雾腾腾。因我曾对他们说过,现在据称农场里是两类矛盾交叉,你们的身份是不明确的,也有可能算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我则按他们说法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按文革规定右派也不能参加革命组织。至于大家的出场大事,我当然义不容辞愿意出力气,但我决不能出面,否则对他们也不利。所以他就引我到半楼梯的一间阁楼房间里,这时来了两个为首的,介绍认识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油印的文件。标题是《血泪控诉》。文章都是那文革时的文风,通篇全都是煽动性的笔触。除历数农场干部的上百条暴行外,还将这些虐待场员、劳教人员的行为一律归咎于所谓的走资派,然后大唱毛泽东思想万岁的赞歌,说如何坚信毛将解放大家于水火之中云云。

我看了以后,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们决不可以以革命派自居,把专政机关内的黑暗面抛向社会宣扬,这样必惹大祸。既然你们相信有空四军内左某人的支持,那也只能把文章做成向空四军首长的申诉。说明自己都系不足为刑事犯罪的受行政处分的人员,虽早已恢复公民身份,但多年以来仍被关失去自由,而且受到种种不公待遇。要求得到关怀。至于揭发材料,除有目共睹有许多人作证的外,可皆作为各个人的声诉,附在文后,如有出入也可不必为此负责。”

他们点头称是,虽已有部分油印件抛向社会,但仍希我捉刀帮他们修改文稿。我将稿子带回家,进行了一番修改。除按上述观点写了前言外,总结了四份揭露材料。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份是关于“万人坑”的,即饥馑时期成批的死者被草草地合埋在一个大坑里的事实。当然对于政府来说,本不以尊敬死去的区区小民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何况那时成批地死人也来不及一个个地入土分葬。但这也总算一件人所共知之事,对死难者家属亦为一件耿耿于怀的惨事。如果联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饥馑,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人如此惨死,也就是一件被忌讳的事实了。

另一件是反映白云山女队的事,在灾难时期,一位女场员饿慌了将衣服去与老百姓换食物,被该队的刑指导员发觉,竟然说,你既然不要衣服,那就罚你把衣服全部脱光了,在晒谷场当众走一圈。那女的和其他许多在场的人同时跪下苦苦哀求竟不得免。此事目睹者甚多。有充分理由相信是真实的暴行。

所附的控诉材料非常之多,记得很清楚的一案是一位女劳教,她原是个越剧演员,劳教来农场后被分在总长一个郭副场长家中做保姆。那场长对她动手动脚,意图不规,她被逼不过就要求将来准她脱帽、出场回家。郭满口答应后糟蹋了她。如是被反复地被蹂躏了许久,女的既已失身,以后便难以反抗,后来发展出许多不堪入笔之恶劣行径,她忍辱道来,令人发指。然后该场长玩够了倒也守信,将她弄出了场,回到乡下。但女的回顾郭的种种下流行为,愤然写了一信进行检举,不料检举信不但没有效用,反到转至郭本人手中,行文到她乡下,反控她在农场有腐蚀干部之行为而被带上坏分子帽子。

我愤然地改好文稿,给了他们。此事并未被发觉。潘本人于元旦日也被捕进来,但能守口如瓶。当然这事对他和整个他们的打算也利害攸关,他决不可能泄露。所以我们都过了这一关,未在当时就被上海警方扣留。

到了七日清晨,我们全房间的人被叫出去。列队到了院子里,只见早有一辆客车停在那里,车的后座坐着两个女的正朝着我们张望。

我们正报数时,忽然一声断喝“不许看。”接着又是一声“低下头来。”原来那两个女的是正常回家探亲的,听人家说白茅岭驻上海办事处今天有车去农场,就一早赶到香港路办事处前,问明了搭车而来。她们到了这禁地,未免好奇张望,被那无礼吆喝惊呆了,还没有反映过来,就双双被拉下车来,头发三下五除二被剪得乱七八糟,两人大声痛哭。后来一路上这两人哭得泪人儿般,无故受辱完全是这帮流氓打手为满足其下流心理而干的暴行。

我们耷拉着脑袋,排着队鱼贯地上了车,一个个禁若寒蝉规规矩矩坐好。等车一出文攻武卫总部大门,车内就砸锅啦。大家叽哩哇啦地说开了,原来都是些曾经沧海的老改造,虽然必要时装得混身发抖,又何尝真正害怕过?特别是有一个在被问话时装出个低能儿的样子混得对手发笑了不能对他怎么样的小家伙,开心得特别厉害,他说出那开口闭口骂“小子”的人是某分局的警察,还学着那样子取笑。文攻武卫这“革命群众组织”的真面目不就很清楚了吗?

傍晚时分,客车到了白茅岭总场。下车后并没有人管我,但我身无分文,混身酸痛也只能回农场了。我搭上了一辆去分流的卡车,车上都是干部,还有一个场长。车行至一个叫高大山的拐弯处,忽然被拦住了。拦车的人自称是当地的革命造反派。于是车被他们“征用”我们都得下车步行。步行虽苦,我看到了那些平时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的警察们也无可奈何地下车行走,心中却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不觉健步如飞。天亮前我回到了分流四队。

我在文攻武卫挨打的事却已先我而传到了农场。这是早我一天回去的前拳击冠军余吉利说的,原来文攻武卫那帮打手都是上体司,即所谓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人,余和他们中的某人相熟。知道有一个山上下来(41)的硬汉。然而,这些人人却也有他们的义气,虽受命打我,却手下留情。故打得尽管热闹,还不算厉害。

我脱开衣服,才知道整个后背以下直到小腿部全都皮下出血成为夹以青紫块的红色,成了半个印第安人了。于是我一面养伤,一面赶紧向家里写信报平安。家中来信除诉说那几天为我担心之苦,我妻子在文攻武卫门外整天地转悠打听消息而不得外,还说我父亲还坚强地活着,但我未免不安,故于二月下旬,凑了些钱又逃跑回去。

这次是利用一个大礼拜休息日,上午有朋友送我走到了梅渚镇,用饭以后上了一条驶往江苏省溧阳县的渡船。不料那船并不是定时开的,它要等足二十名乘客后才肯开航。我上船等了一会儿也只有另一位乡下老妇来乘船。我怎能坐在船上等呢?于是便对船老大说,我把船包了,反正一张票三角钱,也就是化六元钱吧。这样我们就出发了。船行时,有一段航程是逆水行舟,需要背纤。我出于好玩,便上岸去和船娘一同背纤。我哼唱着伏尔加船夫曲体验着背纤的滋味,又一次体会到原来这种种在电影里可以表现得很苦的劳动与我们吃过的劳改之苦相比,简直算不了一会事。

晚上船到溧阳,由于我包了船,又和船老大交谈甚欢,他便邀我就在船上过夜,这当然正合我心意,否则没证件还有麻烦呢。第二天乘车去无锡再转火车,晚上就又到家了。

我父亲这时候排尿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反过来成了多尿。人已经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呻吟了,神智虽仍十分清楚,但不免尿床。只好垫上了尿布,经常换下来用电熨斗熨干。身上也有了褥疮。辗转床第惨不忍睹。我到了他面前,他瞪大了眼睛望着我苦笑,无言以对。

这时,上海的情况大变,到处都是游街批斗,我家附近的中华学艺社此时已为上海京剧院,卡车上押了人就在我门前开出去斗,口号声不断。我感到的就象置身野蛮人之中送无辜者去祭神一般。我们住的里弄几乎每个门内都有被抄家的家庭,真可谓人人自危。在那个时候把银行存单往马桶里冲的,将金银手饰丢垃圾桶的比比皆是。这种事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其实是因为你若是个被抄家对象,则你拥有财物就是更有罪了。它“证明”了你是剥削阶级的人,因此,被搜到时不但财物要被抢走,反而要被批斗、殴打。

我们房子二楼亭子间住一个姓张的,她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却已有了身孕,男的是驻沪空军的一个政治教官,后来她生下孩子,雇了保姆同住,她们和我妻平时来往甚欢,小孩也很得我妻的宠爱。当我家第一次被抄家时,我妻趁人不备将一包信件和一只小手饰包塞给那保姆,那保姆也很机灵,收下后藏了起来,不料抄家将完时那张女竟会把包又拿了出来检举说“这包也是她家的。”我妻为此又挨了一顿批斗。

等我被文攻武卫抓走后,她更觉得机会来了,便伙同其丈夫多次到房管处,说我们是右派怎能住得比他们革命军人好。房管处的人屈于其势力要将我妻赶回娘家住,但我妻按着他们的调子以要改造好了才能回去,不能戴着右派帽子回去为理由坚决不同意,最后我妻被赶到绍兴路52号的一间房去。那52号是一座公寓,但分给她住的却是由后面佣人走的水泥楼梯上去的顶层的一间储藏室。那房间只有4平方米面积。而且屋顶是斜的,只有一半地方人可站直。

我回去的时候,那张姓夫妻已搬入我们住的后房,而我父母躺在前房屋中,眼看着房屋被占,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这些人眼睁着等他们死了好进一步占房子。家破人亡是已经在眼前了。

第二天,我妹妹从外面回来,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是在路口贴出了布告,写着勒令此地区的地、富、反、坏、右马上到某处报到云云。我知道已不能在家里待下去,答应了家人的劝告回农场。当然。我并不甘心回去。下午,我找了两处朋友家,他们是农场中的朋友,很仗义,答应我可隐匿暂住。但是他们自己的居住条件实在太糟。例如一位张姓朋友住北站附近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却住了祖母,他本人和两位妹妹,他和其中一位妹妹已经是打地铺睡了,仍邀我一同打地铺。我只好谢绝了他的盛情。

我又回到了家中,母亲坐在床上看见了我,就顿着脚说“还不快走!”她老人家卧病在床已多年了,平时几乎不说话,我回到家里每每坐在她床边,扶她靠在我身上时她会露出会心的笑容。可是这次她竟轻声而又焦急地说出“还不快走!” 边说边偷眼看着对面床上的老伴,唯恐这话被他听见了。我无可奈何地将脸和她靠了一靠,明知道这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次亲近。然后我站起身来,退到门口,从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两老。母亲是面对着我的,只见她满脸的焦急,父亲睡的方向相反,我不忍心和他告别,重病中的他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目光上翻地寻找着我。我默念着祈望着他能熬过这一关,然后就在妻的催促下转身走了。

当晚我到了无锡,找到了唐焕新的家。唐这时是探亲超假在家。如是在上海则也难逃文攻武卫的关,但他毕竟在无锡。他家住底层,在墙外搭了一个半人高的矮竹棚,有所动静时就睡在里面是没人会料想到的。平时则协助他父亲做些裁缝活。当地的风俗,婚事时往往请裁缝在家里干活,所以能吃住在客户处,公安局也不容易找到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去了惠山公园和鼋头渚,在鼋头渚遥望太湖,水天一色,回想56年时我曾和未婚妻随其兄的单位来玩过,才这几年,已经是“江山犹是昔人非”了。

我们商量了出路,唐有一位在丁山镇的至亲,他可介绍我以流浪汉的身份在该地的一个窑厂做工。有一位难友任寿春,50年进军政大学,后来当兵,位居空军中尉。因受不了部队生活的约束,脱离了空军部队,在乡下谋到小学教师的工作,又考到上海师范学校攻读中文,于是成了右派。起初在农场听干部口口声声今冬明春解决问题也还能忍受。看到了右派队后期的局面,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毅然逃出农场。他是个聪明能干又非常能吃苦耐劳的人,骑自行车一路流浪了两年之久,其中有半年就是和唐焕新一同去丁山窑厂做小工的。唐的那位舅父也够精明的,知道他们是黑人,只供食宿,不给分文工资,却要干很重的体力活。任身体结实还能使他满意,却嫌唐体力不够,要赶他走。于是两人只好离开。其中也可见人情的淡薄。我考虑再三,认为当时农场正在变动之中,不妨再等一等。再说一时也下不了决心隐姓埋名放弃与家庭的联系而去做苦力。这样我就取道溧阳又无奈地回了农场。

3月15日我收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又请假赶回家中。然而进门一看却只见五斗橱上一对骨灰盒赫然在目!

原来当我还在无锡时,1968年3月1日下午我父亲在连续两天两夜呼喊我以后就心力交瘁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母亲在对面的床上守着父亲的遗体,直到2日下午遗体被送走后,才喝了一碗粥,她示意要睡了。我妻扶她睡妥后刚站到窗口去透一口气,忽听得背后有些异样的声音。忙回身,则母亲也已走完了这苦难的人生之路。

那时局势混乱,电报不通。注射了一次防腐针后电报仍然不通,不得已而不待我回家就先行火化了。

面对着空荡荡的昔日充满欢乐的家,我当时的悲哀是无可明状的。至今,我夜半扪心犹不能不深深地自责我的不孝,竟在我父母亲最需要我的临终时刻背叛他们而走开了。的确,上一次文攻武卫的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活着走出那里不能不算是运气。啊!我竟没有胆量再熬两天,让两老走得安乐些吗?虽然,亲友们都为我开脱,认为如果我又当他们的面被捕,就会马上出事。母亲也正因此而赶我走。然而,我竟没有料到只要再坚持两天!当时这帮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造成的无法无天的,使人人自危的局面威慑着善良的老百姓,马路上杀机四伏,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暴行。我心中十分明白是谁应该对这种人间悲剧负责,然而又有何处可以诉说?

住后房的孙姓军官到前房来小坐,他居然假惺惺地对我慰问。我着实地对他冷讽热嘲一番,说我们根本是住不起这房子的,尤其是父母故世后,也没必要住这朝南的大间,还是住后面那间更好些,但可惜他已搬进去了,他如晚几天去房管处要那后间,原是可以住这前面的大间的。这位教官居然听不出我的挖苦之意,不但点头称是还大大地显出了懊恼。

半个月后,我不得不又去了农场。此后不久,房管处以欠租为由,将我妹妹赶到绍兴路50号的汽车间居住。

我家的老佣人原是我外婆的佣人,她年轻守寡在我家过了大半辈子,和我家多年共患难,这时她在苏州的一个侄子找上门来,表示要接她回去,事实上我家这时家破人亡,住房发生困难,她依依不舍地跟侄儿去了。不料这个侄儿接她回去是假,贪图她为佣多年积蓄的2000元钱是真。回到苏州,把她的钱骗光后,这位善良、辛苦一生的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被折磨而死。这是我平反后才知道的。

我回到农场不久,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每个分场来了一个军代表。这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权大无比,其实还不是被农场里那些老奸巨滑的干部利用着。于是经常召开大会,大会上气氛紧张,无非是当众逮捕反革命之类,然后是口号震天响,散会后则学习大会“精神”等等。

这时队里也二三天一个会,其内容说来滑稽,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开会时先要朗读毛语录,然后指导员训话。这方指导员是个具有非常卑劣性格的典型人物。这种人一旦有机会欺负人,他非挖空心思去实现他的特权不可。而如果被欺负的人胆敢那怕是流露一点不服,那当然就是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他欺负不了你时,就会比他受到了欺负还要义愤填膺,歇斯底里大发作。这种人我见到的不在少数,遍布社会各阶层。所以一个人若被无端地打成贱民,到处便会受到这种人的欺凌。此人态度恶劣,说起话来脑袋左右晃动,我后来替他起了个方摇头的外号,这一外号不径而走,他恨得我牙痒痒的自不在话下。这个方摇头说起政策来口口声声农场内是两类不同矛盾交叉,然后就举例说李某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第一次批斗我仅仅是以我的一句笑话为由。那是在一次我从食堂里买早饭回去,有人问我“有什么菜?”我随口答道“美味咸菜。”那人感到很幽默,这话便传开了,有好几个人都称咸菜为美味咸菜。方摇头批道“难道咸菜是美味的吗?┅”以此证明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我对这种挑衅当即于以反驳,这时的斗争必须使用语录战,大家利用毛语录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地作为理由。例如他说我右派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我则引用语录中看问题不能只看定义这一条说右派已是十几年前之事。他说右派是反动派没有言论权,我说我是因言论而成右派的,实际上就驳斥了毛的话。当他理屈辞穷时便狂呼“先整他的态度。”所谓整态度就是动手动脚了。例如将人弯成 90度以上两臂后拗即所谓的喷气式,我那时身体强壮,可并不是两个人制服得了我的,而第三个人也插不上手来施刑。结果总是一场搏斗。 有一次整态度时逼我站在一条长凳上,然后将一只粪桶挂在我头颈上想逼迫我低头,但我仍将头抬得高高的,就又用麻绳套在我头上两个人在下面坐着往下拉。我撑了一会儿后就假装从长凳上跌了下来,我是直挺挺地跌下来的,把粪桶砸在这两人身上。

每当这样地演出全武行后便以捆绑禁闭收场。五花大绑实在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我真怀疑,有了这根简单的绳子又何必要有老虎凳?后者无非是将人的膝关节向反方向拗,而五花大绑时却将手臂向后扭曲,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酷刑不过是将人正面地两臂分开,手上绑了绳子悬挂起来。这对我们所受过的刑罚来说简直就不算一会事。在反绑以后再把人吊起来,就用你自身的重量作用于你被反向拗过来的肩关节。无不在几分钟内大汗淋漓全身麻木的。这里也可看到电影艺术的局限性,因为如若用这种方式上酷刑,不但演员受不了,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角度来拍摄。

我对被捆绑是有思想准备的,若在夏季,被绑时要将手臂肌肉鼓起,那末在绑好以后放松肌肉时绳子才不至于嵌在肉里太深。那时候还好是冬天,穿着棉衣挨绑要好过些。绑好以后我被送到禁闭室去。会是在食堂开的,食堂的东面一小间是厨房,而与之对称的西面原来是仓库的小间那时便是禁闭室。我被关进去后就马上拿出鞋中准备好的刀片,将绳割断,再将断口在窗台上磨得看不出是被刀割的。

如此在若干次的被捆绑以后,居然当方摇头狂叫要绑我时那些打手不那末起劲了,说也可怜,原来这帮人竟是带了自己的铺盖绳来捆我的,被我割了几次未免有些舍不得!

关禁闭实在是很好的事,至少不必再开会,也无需劳动。我在禁闭室中还听得见外面的批斗会。有一次外间正要动手打人时,我将拉线开关一拉。原来我预先在灯泡上放了一小片碎刀片,这样短路了电源,会场一片漆黑,那几个打手在混乱中也挨了打。

由于我这样地对抗,关我禁闭或开会斗我都已长不了他们的威风,就不再关我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食堂买饭,刚走到食堂门口就被两个人拦住了。这两个人是养牛的场员,农场中大凡不在大田劳动而在所谓小单位即伙房、饲养、耕田等处劳动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要求改造”的人,也即是专事汇报讨好的狗腿子。这两个狗腿子拦住我的路说“你得在大家都吃完了以后才可以吃,而现在得90度站在食堂门口的路上。”说着就对我动手动脚,我们就打了起来扭作一团。这时早就在约20米外注视着的导演方摇头走了过来,大声喝道“你嚣张什么!”我说了情况,他说:

“你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应该天天站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

我说“这且慢说,现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流氓坏分子趁此机会把我的饭票全摸走了,你看该怎么办?”

其实我这是瞎说的。他们虽然声辩,而方摇头深知这些人的德性,也不搜我身看看饭票还在不在身上,大概他也知道如我真被偷光了,吃不成饭也是件麻烦事,便想了一想,吩咐另一个管晒谷场的场员汤三宝:“把他带到晒场去禁闭。”

汤是这些人中力气最大的人,所以这帮流氓都服他,此人却还有流氓义气,很懂道理。我关在晒场旁的草屋里跟他劳动并不吃亏。他很粗心大意,有一次他把一本语录连同其中夹的饭菜票遗失了,恰被我捡到。我将语录烧掉,将饭菜票陆续地送给他,另外也送些衣服之类给他,就有了交情。

不久,有所谓早请示、晚汇报等的荒唐事要做,即每日两次列队在毛的像前90度地请罪、念语录,做一种标准动作,即将语录先放在胸口心脏处(可不能偏离)然后一面喊万岁一面手持语录向前挥至手伸直。如是三次。然而当打手们来拉我去做这仪式时,汤却为我挡驾。说“这人是指导员交给我管的,你们要是插手,我就交给你们,我不管了,以后出事我概不负责。”这样我就免去了受这些活罪。而他们还以为我不能有此殊荣呢。

我在晒场的半年,其实是在该场员队最轻松的半年,我拿到了平均工资,我也无需参加所谓的学习。等等。

1969年1月的一天,忽然开大会,我从晒场劳动中被两个人架到了会场,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只听里面在大声喊口号。等一会儿,要我出场演出了。这次是演出一个被逮捕的角色,我又被五花大绑地送上了一辆吉普车。当晚送到了放马场的拘留所。

注:
(41) 当时,事实上直到现在如此称呼劳改单位出来的人。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