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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和平解放，全市人民欢欣若狂地庆祝了几天。解放军的宣传队上街表演大秧歌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等。这“雄鸡，雄鸡，高呀嘛高声唱……”的歌声两年前已在南京秘密收听陕北广播时多次听到过，现在看到解放军演出，内心真是非常激动。
在长沙失业三个多月，一解放突然全变了。8月5日长沙解放，第二天，或最晚第三天，我突然被聘入新成立的一家《新生晚报》当记者。不知何人举荐，也不知这是什么样一张报纸，何以如此之快就开了张，老板是何人，这一切都不知道。一通知，我马上就去。很快试刊，四开小报，内容颇丰富。这里有地方住，有食堂集体伙食，首先解决了吃饭问题。午餐时，几个大圆桌，员工在一起，不分工人和记者编辑，可同在一桌吃饭，这在解放前是没有的。但当时我的心不在这里，只在这里吃饭，也没搬来住，一天只往联华剧院跑，因为解放军在这里演《白毛女》。《白毛女》的剧本，我在南京通过“火苗社”的秘密管道已经读到过了，曾经感动过，现在可以看到舞台演出，这当然太好了，岂能错过。六队好多同志在帮忙，搞舞美设计的就是周令谟，他忙得不得了。杨从和他在一起，做布景。舞台装置、灯光，直到服装、化妆，大多都借用六队的有利条件。这时我跑到后台，知道和平解放长沙的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6军，演《白毛女》歌剧的就是46军宣传队，几天时间就认识了一些宣传队的同志，并萌发了参军的意念。
日夜盼解放，现在解放了，干什么呢？有什么打算呢？今后怎样为新中国做贡献呢？这些本应认真考虑的问题，当时却完全没有去好好想一想。那时我已22周岁，却还是那样幼稚，不成熟。革命的工作很多，解放了，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可我那时却认为，只有当上人民解放军才算是真正的干革命了。也没有想过自己能不能当好一个军人，能不能适应军队的生活，在军队能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自己能不能吃得了军队的苦。这些都没有去想，根本想不到军队生活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是完全不了解，一无所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突然想去参军，是带有很大盲目性的，这是我又一次以感性来处理重大事件，太不成熟了。然而，直到晚年回忆，我仍然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自豪，“一个人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后悔”。我喜欢这首歌，这句歌词也正是我内心的写照。
一天上午，我在联华后台看解放军在练锣鼓。打鼓的一个大个子．北方汉子，魁梧，大方脸，大眼睛，唇上微微有点小胡子，抡开胳膊打大鼓，打得好有气势。其他的锣钹全跟着他，打完一通，他指挥大家歇歇，自己掏出了烟斗，点燃抽起来。他见我站在跟前，随意地问：“你也是六队的吗？”我说：“我不是六队的。”杨从正从旁边走过，说：“他是我们队黄予的哥哥。”亚妹参加六队时改用了“黄予”的名字。那北方汉子吐着烟雾，看着我说：“愿不愿参加解放军？”我说：“正想哩。”他又讲：“解放军正在吸收青年知识份子，欢迎参加到革命部队来。全国马上要解放了，革命部队需要更多的同志。”我的心动了。
庆祝湖南和平解放的一个群众性大集会在教育坪广场举行，这是我为报社做的最后一次采访报导。在大会主席台上，我第一次看到当时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王首道，但程潜没有出席大会。我第一次听到“省委”这名词，感到挺别扭。湖南省委员会怎么可以简称“湖南省委”呢？我认为不通。但没有办法，只能照这样简称。以后才知道共产党的“文法”就是将“委员会”一律简称为“委”的。
我把想参军的想法对熊秉勋说了，他很意外地说：“解放了，有许多事情要做，为什么要参军呢？”我说：“我认为参军好。”他说：“我不是说参军不好，参军当然好，但也不是说只有参军才好。”亚妹听说我要参军，表示很支持，并告诉我，小弟已经入伍了。我大为惊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日子我在报社吃饭，整天跟他不见面，晚上他不回来睡，我只以为他在画广告的电影院睡觉，谁想到他竟不说一声就入了伍呢。第二天傍晚，我和亚妹就赶去他的部队（49军）驻地，在一个学校的大操场里，我们找到了部队，看见小弟正站在队列中，我们从背后看到他瘦小的身材（那时他还没满16周岁），穿着肥大的军服，还打着绑腿。干部正在队前讲话。小弟发现了我们，紧张地用手势叫我们不要上前。等那干部讲完话，队伍解散了，小弟立即跑来我们身边。我问他好吗？他说好。我说是不是当兵。他说刚入伍，还没有分，领导说高中生不下连队。亚妹说：“到部队好，不管分到哪里都好，部队是革命熔炉，好好锻炼自己。”我也说应该好好锻炼，注意身体。部队又在吹哨，小弟急匆匆又走了，在暮色中我们没有告别，就让他去了，甚至连如何保持联系都没有谈到。我那时想得真简单，把他送进革命部队似乎就万事大吉了，今后肯定会健康成长，十分保险，什么问题也没有。丝豪没有考虑到不利因素，也根本不懂什么“成份”、“出身”之类的问题，更想不到“反动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复杂”这样沉重的“十字架”会吃力地背负几十年，乃至使尚未成年的小弟的生命之花几乎被摧折。在以后苦难的岁月里，这常常是使我痛悔自责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内心歉疚。
但在当时，完全没有这些想法，而只有一片光明，对“革命”二字由憧憬、向往以致盲目崇拜，投身革命便是家。小弟的入伍更促进了我参军的意念，我又和胡有仪、蓝岗谈了。有仪对我的想法没有反对，也不予鼓励，只说他不参军，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是干革命。蓝岗却明确不赞成我参军，并指出我那种以为只有参加人民解放军才是真正投身革命的想法是小资阶级的片面性。他希望我留在长沙一起做新闻工作，我哪里听得进去，头脑正发热，决心去参军了。
8月18日，我到艺芳女中，46军宣传队暂住这里。我一去发现这里好热闹，全是年青人，有好些长沙的学生来打听参军的事情。我又见到了那位叼着烟斗的北方大汉，他笑呵呵地说：“你也来了，是来报名的吗？”我说是的，想找队长问问。他说：“你叫黄什么？”我说：“我不姓黄，我姓许。”他指着在不远处坐着的一位光头瘦小的中年人说：“你去找他吧，他是指导员。”他把我领到那人面前，对指导员说：“又来一个，你谈谈吧。”指导员叫我坐下，问我的姓名，我来以前已经想好参加革命要改一个名字，将许诒光改成许进，就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意思。没有什么深思熟虑，只是灵机一动就草率决定了。他又问我的年龄，我说22岁，这是周岁，按虚年算是23.正说话，他忽然往走廊那边去，我远远看见他和那大汉在说话，不一会，他又回来说：“你和六队的同志很熟吗？”我说是的。他说：“听说你是记者？”我说：“是的，我现在是《新生晚报》记者，以前在南京做新闻工作。”他说：“我们这里也很需要搞写作的人，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队伍。你看那都是些长沙几所高中的学生，他们都踊跃参军。”我说：“我就是来报名参军的。”他说：“那好，你就在我们宣传队吧。你先回去把自己的事情处理一下，完了就来吧。”
回去以后，我把情况告知了胡有仪、熊秉勋。秉勋说：“你既然决定参军，那就祝贺你，让我们今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革命吧！”隔一天蓝岗和我一同去照了张相片，作为纪念。
过了几天，八月二十几号，我就正式入伍了。在张文毅家放的皮箱，里面有西服、西裤等，我都没有拿，还有些生活用品，通统弃之不顾了。只带了几件衬衣和内衣裤，就到宣传队去报到了。还是那位光头指导员，叫我先填表，然后叫来一个小同志，说：“这是董晓华同志，他是你们组长，你有事就问他吧。”我看看这小伙，个子不高，有点罗圈脚，短发，眼珠大，笑嘻嘻的。“组长？”我怀疑，岁数似乎还不到18岁，就当我的组长？他很和气地跟我聊起来，带我去安排吃住，帮我领一套新军装，一双解放鞋，还有被子、床单等等，从此我就穿上了绿军装。
我填写完“军人登记表”，交给组长。董晓华详细看后说：“你家是什么成份？”
“什么成份？这一栏我没有填。”
他说：“你家有地没有？”我说：“在城市哪有地？”
他说：“你家经济来源是啥？”我说：“靠我父亲的薪金。”
他又问：“你父亲干啥？”我说：“是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
他问：“啥公务员？”我说：“在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当部长办公室主任。”
他说：“好吧，这一栏你就先空着，等确定了成份再填吧。”我又补充说：“我早已和家庭脱离了，我是为参加革命跑出南京那个家的。”
董晓华挺严肃地说：“以后再说吧。你这填表的日期怎么不写今天而写9月1日，9月1日还没到呢！”我说：“9月1日这日子好记，就写这一天。”
集体生活我并不生疏，很快就认识了许多同志。新参军的人都陆续报到了，有几个是湖南音专的学生，还有一些高中学生，女的多，男的少。这时亚妹也参军到了这个宣传队，她仍用黄予的名字。演剧六队只有她一个人参军，而我和她都是单独行动，白作主张，完全没有商量过，同走革命路，竞走到了一个单位。
先认识我们组的同志，组长董晓华，年纪虽小，想不到还是“老八路”呢（我们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统称“老八路”）！我了解到这宣传队和整个46军一样，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冀东和东北的，1947年挺进东北前参加的多为冀东唐山、乐亭、滦县、昌黎、丰润、玉田、迁安、遵化一带的人。46军以前是冀东军区，挺进东北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1948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6军。军宣传队以前即为九纵文工团，更早些在冀东抗日战争时期是“尖兵剧社”。冀东方言口音较浓重，称为“老呔”，一听就明白。除冀东老同志外，另一大部份是东北参加的同志，多为47年、48年入伍，我参军的时候，这些人也都成了老同志，他们参加过辽沈战役，打锦州、营口追击和解放天津战役。另外还有一些是天津参军的，再加上现在长沙参军的，宣传队成员大体由这几部分人组成。我们组只有一个“老呔”，就是董晓华，不过他的方言土音不浓重。听说他自幼生活困苦，12岁当童工，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挣扎，因此要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年岁小，就送到剧社，也就是今天的宣传队。
组里的人不多，让我第一眼就记住的是志琦。我记得百家姓上似乎没有这个“志”姓，猜想他可能是满族人。果然，他自己说“在旗”。矮个，眼珠凸出，牙微呲，头发稀疏，特别是腿似乎有点跛。他是天津参加的，一路南下，我很怀疑，这几千里路行军，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参军后才知道，百万解放大军打天下，全靠两条腿走路，交通工具是没有的。
新同志安定下来后，首先是学习。听说在天津参加的同志还专门编了个四分队集中学习。在长沙参加的人没有天津的多，就没有集中编队，而是在各自的组里学习。不过，这些新同志大多在解放前就接受过地下党的教育，像《新民主主义论》之类的基本学习材料大多都学习过，对革命都有一定的认识，文化程度普遍都是高中以上，相对来说素质是比较高的。我参加革命后，就没有是新同志的感觉，倒好像早都熟悉似的。
指导员叫我先写自传，其他同志也都写，可他叮嘱我尽量写详细点，这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亚妹是否也同时在写，我不知道，也没问问，关于家庭情况是不是应该写得一样，也没去想过。
新参军的同志大多十八、九岁，像我这样二十二、三岁的算是大的，比我大的只有一位舒德震，他是搞舞台灯光的，有相当的工作经验，他是经过动员才离开六队来参军的。
领导接到紧急通知，赶紧准备庆祝建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全体去参加庆祝大会。宣传队的老同志都参加秧歌队，军乐队吹奏着雄壮的军乐走在游行队伍前面。那时奏的是《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民主青年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而唱得最多的是《解放区的天》，还有一首《你是灯塔》，这歌以后不唱了。
长沙解放不久，部队就迅速南下去追击白崇禧部队，进行衡（阳）宝（庆）战役。46军留下138师作长沙警备部队，其余全部投入战斗。军机关也随部队行进，只有宣传队暂留长沙。宣传队属于军直机关，司令部有个直工科（直属单位管理工作科）负责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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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终于成立了，为了这一天，有无数的先烈洒尽了鲜血，献出了生命。而我自己也为了这期盼的一天而努力过。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感到无比兴奋，热血澎湃。一时情绪冲动，我写了一首新诗，120多行的长诗《新中国颂》，其中很多诗句是欢呼歌颂“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这诗以激情写完，未多加修饰就投寄当时的《新湖南报》，第一次使用许进的名字。没有多久，稿件就退了回来，盖了一个编辑部的长方章，写了编号，没有附信说明退稿理由，就此作罢。
10月中，宣传队奉命全体南下去新解放不久的衡阳。我们这些新同志只把自己的行装打点好，学会了打背包，领导说这次不行军，坐船去。这当然好，却没想到是乘坐木帆的民船，人多船少，非常挤。在队长的指挥下——我进队后不久，发现原来那位魁伟叼烟斗的北方汉子就是队长——我们空手踩跳板上船，背包都集中存放，人入舱内，不分男女，一律躺下，侧身，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在船上就这样青年男女混杂挤着睡觉，什么事也没有，这真是罕见的旅行。
衡阳当时是粤汉铁路的重镇，湖南第二大城市。十年前抗战逃难时随家庭到衡山，也来过一次衡阳（记得那时湘江上船连船搭成浮桥），现在成了人民的城市了。刚到衡阳，接到命令进军广西，马上出发，开始行军。这是第一次行军，老同志教我打绑腿，说打绑腿行军有劲。可是我的绑腿老是系不牢，走着走着就散了，甚至缠成一团，裹住腿不好走，干脆就把它解掉，引得大家发笑。这第一次行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队长，他叫纪良，男中音的嗓子，声音也好听。他是老同志，却不是冀东人而是东北人。在行军中他非常关心我们新同志，跑前跑后地招呼我们别掉队。怎样走这行军步武，怎样甩动胳膊，走得要不快不慢，一分钟走一百步，一小时可以走八华里，这样的步子很标准，一天走60里没问题。纪良那亲切的笑容，那动人的声音，那对同志关怀体贴的感情使我很受感动。他还不断说笑话，唱歌鼓舞大家。他领着我们唱苏联歌曲《穿过海洋穿过波浪》、《祖国进行曲》、《共青团员之歌》等，在他的鼓动下，我们的行军不感到疲劳，倒是一件愉快的事。到了宿营地，烧水烫脚，和衣而卧，第二天继续前进。有一位瘦高的年轻老同志，行军一休息或到宿营地，他立即解开背着的琴盒，拉起小提琴来。他的琴拉得相当好，大家都叫他小苏，苏志远。他是我队的小提琴手，是1943年就参加“尖兵剧社”当时最小的同志。和他一起的“小八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宣传队现在的指导员张瑞，也是小提琴手。而我刚来队认识的那位元是副指导员李英华，他们这些都是“老呔”，冀东老同志。
苏志远有张好看的娃娃脸，眉清目秀，甜甜一笑还有两个笑靥。他拉琴的勤奋使我惊诧。
走了两天路，忽然奉命停止前进，立即返回衡阳，另有任务。返回的路没有长行军，走了不久，就坐军用卡车回城了。任务是立即安排节目，准备下部队演出。我们没有演出任务的同志下连队去锻炼，以新同志居多，由董晓华带队下去。我们组有几个东北参军的老同志一起去，我记得有张殿士、吴希圣等，天津参军的有万向阳、刘纯等，长沙参军的只有我一个。
这次下连，我和晓华、向阳、殿士到136师406团×营一个连队，其他同志也都在一个营不同连队，晓华统一领导。下连，领导要求像当兵一样，但连队把我们当成上级机关来的领导同志，处处多加照顾。当时连队还在追击残匪，战斗任务紧张，我什么也不知道，就跟着部队行军。这回可没有纪良那样的好队长鼓动，行军速度较快，目的地是邵阳（宝庆）。第一天我脚就打了泡，晚上有同志帮我烫脚，穿水泡。第二天行军，走到下午我就支持不住了，勉强坚持，突然就昏倒了。等我醒来，发现仍在随部队前进，自己却是躺着的，有四个同志抬着我放在一块门板上，就这样抬着行军。当时我感动得一股热泪涌出眼眶，我极力忍住，又很难为情，只好闭上眼睛仍装做没醒。只听见队伍行进的脚步“嚓嚓”声，感觉到又来四个人换肩抬我，一步不停地前进着，直到天黑将我放到宿营位置。我听见大家和晓华商量，要不要送医院，而附近又根本没有医院。我心里非常难过，责骂自己不争气，给同志们带来这样大的负担，感到很对不起大家。这时我赶紧说：“不要找医院，我已经好了，只是昏迷了一阵，不要紧的。”那时自己年轻，身体是很健康的。大家见我醒了，都很高兴，没有一个人责备，没有一句怨言，相反，只是安慰、鼓励。连队还专给我煮了面片汤吃。我真感到羞愧难言，也真体会到革命大家庭同志们的温暖，互相体贴爱护的亲情真纯感人。第三天，我又背上背包跟上了行军的队伍。一路上，时常可听到零星的枪声，部队前锋在不断地扫清障碍，消灭零散的白崇禧残部。
我终于学会了打绑腿，不但会打“一字形”，还会打“人字形”。不但打得牢，还打得好看，松紧适度。实践使我体会到，打绑带小腿肚子紧实有力，走路也舒服。
到达目的地——桃花坪，这是邵阳很大的一个集镇（解放后已改建为隆回县）。部队驻下开始搞清匪反霸，土改建政。那时就提出解放军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的口号，连队战士也都要学习党的新区政策。部队战士几乎全部是东北人（东北土改翻身的农民在扩军时光荣参军的），连队干部则大多是冀东人。当时遇到的第一大困难是语言不通，湖南话特难懂。而清匪反霸土改建政就是做群众工作，跟老百姓打交道，语言不通怎么行？这次下连队，只有我一个人是湖南人，大家就叫我当翻译。我说恐怕不行，湖南语言复杂，我们家乡湘乡话连长沙人也不懂。同志们还坚持要我担起这任务，认为总比他们北方人强，我只好同意试试。第一天去和当地一个农会的几个老乡交谈，我讲长沙话，他们懂，但他们讲的我只能连听带猜，勉强听懂两成，八成还是不懂。一起去的同志都笑了，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农会干部了解我们的困难，就找来一位当地人的小学教师帮我一起当翻译，那是位30来岁很精干的青年人，会讲一些结结巴巴的普通话。他很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可是他说不保险，有些话他也不一定懂，他说这个地方，城里和城外的话就不一样，东乡人就听不懂西乡人的有些方言，但总归大体上能懂就行了。我们就在分的地段走家串户，宣传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讲解土改的政策，发动群众，每天都有些笑话发生。
在桃花坪，我们宣传队下来的同志集中住一起。那时11月初，天气凉了，连队都发了棉衣，而我们的棉衣要等回衡阳才能领到。白天东奔西走还不感到冷，晚上就不行了。那时我们住在一个祠堂里（湖南乡下有好多的大祠堂，都是一宗一族为祭祖而修建的永久性大房屋，大多修得很讲究），没有房，没有床，就在祠堂大屋的地上铺上厚厚的稻草。打开背包，被子也太薄，就不脱衣服，大家挤在一起睡。嫌冷，身上就加一层稻草，还嫌冷，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祠堂另一边一扇大门卸下来，压在身上，于是感到好多了。这大门又厚又大，压在身上挺重的，万般无奈会想出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主意。
发动群众后，要开一个大会。我到会场一看，有些被抓来的土匪一个个被绑得结结实实，由农会派人押着，一个挨一个排成长排，一眼望不到头，竟有一百多个。我们部队战士持枪在四周武装警戒。今天的大会后就要将这一百多人全部枪毙，当时那场面很令人悚然。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大规模的杀人，心灵的震颤也许流露了出来。晚上，晓华就对我进行帮助，讲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变化问题。他指出，枪毙这一百多个惯匪、坏人，从人民的立场看，这是革命的胜利，为了使老百姓得到解放，必须这样做。如果从另外一个立场看，可能觉得这是不人道，是残忍。这就是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也不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感情很脆弱，参加革命后，首先要转变立场，只有立场转变了，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才能有正确的观点来认识革命，思想感情逐渐起变化，这就是改造。我们大家都在改造自己，不但新同志，老同志也一样，思想改造是长期一辈子的事。
我觉得晓华讲得对，有道理。这样的革命道理，以前在书本上也学到过，但在实际中未具体地联系自己，这还是第一次。虽然道理上通了，接受了，但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联系到土改中一些听到的惨事，我总感到这样不好。为什么不能以宽厚长者仁人君子之心以待天下，而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王道教化的德治总比强权统治的霸道好。霸道讲法治，严刑竣法治乱世会有效，但治标而不治本；王道讲德治，和风细雨教化，不以力服人而以德感人，这是治本，才能长治久安。……头脑中这样想来想去，又责问自己，这是不是孔孟之道的封建余毒思想呢？革命了，应该把这些旧思想抛弃，要接受新思想，应该转变立场，好好改造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然而，我眼前还常常闪现那一百多名排成长排即将被处决的人影，他们有的还很年青，他们被杀后，他们的父母将何等地伤恸！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没有法庭审理宣判），他们的妻儿老小一家怎么办？他们各方面的亲友怎么想？将他们都杀掉，大多数老百姓真的都拥护吗？如果有的人案情有问题，杀错了怎么办？然而他们并非善良好人，而是曾危害过人民的罪犯。新政权镇压他们是必须的政治就是无情的。我只能这样勉强说服自己。
任务告一段落，我们奉命归队。董晓华领着我们乘坐后勤部门的大卡车回衡阳，正赶上宣传队改编为军政治部文工团，升格了，人也多了，装备也在变。我们搬进了衡阳市内一座相当规模的洋房，里面有二层楼，楼下有大玻璃窗，光滑地板的排练厅，住的房子也像样子了。文工团有团部，下面有戏剧队，音乐队，歌舞队，创作组（包括美术组），团长就是我很欣赏的那位魁伟的北方汉子纪良，副团长陈述，瘦弱，戴眼镜，患有肺结核，据说他是原东北骑兵师过来的（骑兵师过来的有不少骨干）。原来的指导员改称协理员，连级编制是指导员，营级编制就是协理员了（在机关称协理员，部队即为教导员）。我们的协理员还是那位拉小提琴的张瑞，他是团里最老的“小八路”，很年轻，长得有点像女孩，据说1945年他还男扮女装上台演戏。李英华是副协理员。
我们创作组组长是董晓华，组员有万向阳、张殿士、王太祥、志琦、刘纯、刘明、王碧辉和我，后来又加入一个吹拉管的马鸿韬。美术组有张之纲、赵晓光、吴希圣、钱进、伍文雄。其实我也完全可以搞美术，速写、素描、写美术字、调色配色这些我都尝试过的。而我看当时那几位同志也不比我高明，张之纲、赵晓光都是老同志，一瘦一胖，张的岁数已不年轻。那时常常用纸剪大字贴在横幅、大幕或宣传板上，他剪出的美术字实在比较差。在美术组我只见到一位能人王恺忭，他素描、速写的功夫都达到了正规美术学院的水准，但他不是文工团的，只在文工团短暂逗留，也不知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时，他级别已是副营级，在文工团是级别最高的。我跟他有过几次接触，主动找他攀谈，欣赏他的画。他发现我也懂一些，愿意和我交谈，挺和气，说话文静，轻轻的，有味道，后来他就不见了。
说到级别，我是入伍后近一年才逐步搞清楚的，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副排级，年轻学浅些的有些是班级。包括东北参加的，也有不少是副排级、正排级。我一入伍就被定为正排级，据说长沙参军的就我一个，因我当时是在职的新闻记者。正排级以上是副连级、正连级、副营级、正营级，再上就是准团、副团、正团级，当时文工团没有。冀东老同志大多是副连级以上，也有正连级的，评定级别的标准是德、才、资三方面，组织部门选定，也有群众评议一关。大家对级别都是很在乎的。那时，革命部队内个人努力争取的就是两个目标，一就是组织问题——入党，再一个就是提升级别。当然这都要靠自己提高觉悟，接受考验，在革命斗争中作出贡献才能实现。以前我只以为革命部队内部都是只讲革命，没有什么高下的，不知道同志们之间也存在着为实现个人进步（入党和升级是进步的具体体现）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更不知道这中间甚至还有倾轧排挤的明争暗斗。这都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帮助”的形式进行的。我最先感觉到的，是两位协理员，张瑞和李英华之间在进行着暗中较量。张瑞是协理员，已是副营级，据说资历比李英华胜一筹，李那时还是正连，差一级，但李英华动脑筋的本事比张瑞强。和张瑞在一起，时常可看到他仍存一些稚拙，却又常常言不由衷，或欲言又止，时存戒心。看他紧抿双唇，双眉微蹙，着实在处处提防老成练达的李英华。那时，李也拉了一些人支持他，不少人都说张瑞爱整人，如何如何。他们老同志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我们也难辨是非，但使我知道了革命同志之间也有亲疏喜怨，并不都是头脑一根弦。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呀！
在文工团，我特别注意到有两位被大家称为“教员”的年纪较大的同志，耿介和周方。耿介是河北丰南人，原名董化羽，1936年毕业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同时精通中国各种民族乐器，尤擅二胡、琵琶，这是我许多年以后才了解的。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老头，其实不过40来岁，极少讲话，目光深沉而和善。他作的一支歌我们演出时唱：“太阳那个出来，哎照四方……”很好听，他自己在乐队（西洋乐器）里弹个大三弦，特别有味。他的笛子也吹得好，并且动脑筋摸索，将传统的五音竹笛改造加孔，补上4、7两个半音阶，完善了竹笛的演奏，人们叫这种笛为“耿笛”。我还看到他为庆祝第一个国庆日赶画大幅领袖像，两个大白布框上，他涂刷彩墨，画一幅史达林，一幅毛泽东，他一个人画，叼着烟斗，坐在小板凳上，从容不迫地调颜料，画起来挥动大刷，各种颜色用得恰到好处，脸部细处用扁笔勾画，每笔都有讲究，不乱着笔，也不重复。我喜欢画，喜欢看他画，常常是，他一个人画，我一个人看。他有时瞅我笑笑，不说什么，继续吸他的烟斗，画他的画。我也不说什么，只是傻看。这两个巨幅画像画得相当好，以后在游行队伍中抬着走在前面。我当时不知道耿介是艺术院校科班的大学生，只感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值得尊敬。可是我一直没有向他表白我也自幼爱好美术和音乐，愿意他做我的老师。热烈的话语埋藏在我心中。以后他上调到四野，又去新组建的海军部队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另一位教员周方，是乐亭人。高大的身躯，戴一副极普通的眼镜，白净面皮，永远微笑的嘴唇总抿着，谦逊而腼腆。事实上他是团里最受尊崇的人，大家都说他有学问。那时他还没入党，听说过他在1945年新参军时，学习讨论中称共产党为“贵党”，大家都引为笑谈。我一听，知道这一定是位水准相当高的知识份子，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历史。以后才听说，他原名赵锡忠，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而且是一所高等学校的音乐老师，现在称他教员是名副其实。音乐队许多新手学提琴，都是他手把手教的。他还教大家识简谱，五线谱，指挥器乐合奏，他自己整理总谱，自己编写配器分谱，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许多曲谱都是靠他手抄（那时还没有这种出版物）。在衡阳，军首长批了一笔黄金，派人去香港买回了一些乐器，买回来我也围着观看，见到许多前所不识的洋乐器，经周方老师一一讲解，知道那大而弯像水烟袋的叫“萨克斯风”，那长的有许多键的叫“夫六特”，是长笛，那最短的叫“皮枯鹿”，短笛，声音特尖细。那特长而粗像红木管钉着许多银色键钮的叫“巴松”，是高级木管乐器，担任重要的声部合奏。那金色双层圆环的叫“霍龙”，法国圆号。还有一支精巧像唢呐的叫“欧波”，双簧管等等。团里原有的小号、中音号、低音号、黑管等我都认识了，乐队每次练习“咕、嗄”地吹响，我总去观看。周方指挥着，用一根折断了的康乐球杆当指挥棒（以后换了镀镍的漂亮指挥棒），敲打着，嘴里念着第×小节的曲谱，“重来！”一遍又一遍，不断纠正着某一乐器。大合练时，与弦乐，打击乐合练，周方奋力指挥，衣服一层层脱掉，最后只剩汗衫也湿透了。他指挥非常用力，我坐台下看他的背影，线条是那样的优美，使我常常想起1945年在重庆看美国著名影片《纽约奇谭》中，查理斯劳顿饰演的那位指挥家穿着辗转而来的燕尾礼服在指挥台上被一步步撕裂的镜头。
团里演出的全是西洋乐器，打击乐却是中国民间的，打大鼓的就是团长纪良，他还拉大提琴。乐队里没有民族乐器，但有耿介的大三弦，听说周方的二胡也拉得好。他从来不知道我也会拉二胡，会拉刘天华的名曲，我没讲过，也没机会拉。只有一次偶然听到有人在用高音胡拉广东乐曲，我过去一看是团里的伙食管理员果赤，他高音胡拉得不错，对广东音乐也熟，我当时凑趣地借他那高音胡拉了一首《步步高》，仅此一次。几乎团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对音乐的爱好。
当时团里演出的主要剧码是《白毛女》，是周方首先编配并指挥了大管弦乐队为这剧伴奏的，还演了《为谁打天下》，小歌舞剧《八月十五》、《兄妹开荒》等。
后来，军部在衡阳修建了较大的“前进礼堂”，文工团开始了正规演出。首先演的是歌剧《钢铁战士》，随后演了歌舞剧《幸福山》，这是47军文工团创作的（带曲谱），由长沙参军的湖南音专来的徐丹导演。这是第一次在正规舞台上演出全部是歌唱舞蹈的戏，剧中有虎、豹、狐狸等拟人化的野兽，舞台灯光布景都认真设计，演出十分生动，曲调活泼悦耳。主要二个男演员是沈仲武和吴占杰，这二人形象、声音都好。主要女演员丁玉茹、戴为都是湖南妹子，演出水准提高了。全团同志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用舞蹈动作贯穿全剧的演出，独舞和群舞都是以徐丹为主的同志们设计的，演出相当成功。此剧虽只在内部演出，演出的场次也不很多，但留给大家的印象是深刻的。
周方组织弦乐的同志练习外国名曲《军队进行曲》，后也成为演出节目。周方将贺绿汀的《晚会》作为管弦乐练习的第一支曲子，接着他将自己过去编写的《八段锦》再加完善，又新写了《秧歌大会演》，这几支管弦乐曲以后成为我们46军文工团演出的保留节目，乐队开始走向成熟了。
3
1950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开始组建，我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颇被人羡慕。我的介绍人就是我们组长董晓华，他当时已是党支部委员。这批团员为数不多，以后才逐渐发展。这批大多是天津和长沙参军的，也有东北的。那时的团员就是党的预备队，很受重视。我们编了小组，开始过组织生活，这使自己对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化了。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曾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所以才成为第一批团员的。
春天，文工团全体同志突然进行“制式教练”，每天上操场，练立正、稍息、齐步走等等，还要练正步，很正规地练了一气。领导一再教育，我们虽是文艺工作者，但首先是解放军，时刻要记住自己是革命军队的一个战士。那时换发了新军装，伫列整齐精神。原来这是一项任务，四野前线指挥部来衡阳，军直机关以文工团为前列迎接。这时我已认识了军首长，那时叫编号，一号是军长詹才芳，原为九纵司令员，大家仍叫他詹司令员，湖北黄安人（解放后将黄安改名为红安），以前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名将；二号是政委李中权，四川人，当时只有30来岁，想不到的年轻；三号是副军长杨梅生，长沙人；四号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段德彰，江西于都人。这些军首长全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包括师一级的几位师长政委如曾雍雅、肖全福等也都是长征干部，可见这支部队的水准非同一般。
一天上午，我们奉命整队到衡阳市北郊的一个路口，军直机关全体干勤人员和警卫连都整齐列队站立，我们排在最前面。文工团的同志都年轻，有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较好，还特意将军乐队放在伫列首端。我们都是三列横队，我在第二排，看见四位军首长还有参谋长都在一面交谈，一面等候。我们知道是在等四野“前指”首长，也就是“林总”。近一小时后，看远处有几辆吉普车在公路上疾驶而来，到路口，打头的一辆停车，跳下一位青年军官，打开车门，林总下车，詹司令员等人拥上前去与林总一一握手，后面几辆车上陆续下来一些领导。詹司令员陪同林总向我们走来，军乐奏响，我们听着口令“敬礼！”心情十分激动。我看见林彪在面前从容走近，他身材不高，浓眉亮目，面容白晰清秀，含着微笑，毫无威严反倒有几分谦逊地走过去，只有詹司令员一个人陪着检阅，其他那些领导都在远处观看。检阅毕，我们目送首长们再登车向市区驶去，然后列队归来。我第一次看见林彪，这位驰名中外的将军却更像一位文雅的大学生，具有儒将风度，当时我对他印象很好。
前进礼堂落成后，兵团（46军属12兵团，司令员是肖劲光）京剧团演出《九件衣》，随后我团正式演出有灯光布景的正规歌剧《白毛女》，都是售票公演。那时我奉命负责前台，在剧院门口领着几个人收验票，秩序一直很好。一天夜晚，来了一批伤病员，强行要入内看戏，一再劝阻不听，我忙去向领导汇报，团领导即打电话向警备司令部报告。当时我军在衡阳设立警备司令部，由副军长杨梅生任警备司令。正当伤病员哄闹甚至砸门窗玻璃时，杨司令赶到了。他站在吉普车上举起手枪向天鸣放，厉声警告。哄闹的伤病员立即静下来，杨司令大声训斥：“你们是什么人？忘了自己是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了么？我们是有纪律的部队，怎么可以胡闹！你们为革命负了伤是光荣的，但要自觉保持光荣，不是有了光荣就有了本钱胡闹。身上打个眼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来比一比，看哪个身上的枪眼比我多？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千万不要忘记！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即解散，如果再胡闹，马上抓起来。要看戏就买票，没钱买票，可请求上级让文工团为你们专演一场。”他带来一个班，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排在剧院门外两侧，严阵以待。闹事的伤病员们逐渐散了，以后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文工团也组织了专场慰问演出。
有天晚上，外面下着雨，已经九点，戏演了一半了，门口只有我和剧场的一个同志在闲谈。忽然闪进来两个穿雨衣的人，我正要去拦挡，却看见前面那人包在雨衣帽里的目光闪亮，迅速进剧场去了，后面那人紧跟。这时我突然想起是林彪，赶忙追进去看，只见他们已走入前排，那里早留好座位了。当时戏正在演，林彪这样高级的首长就这样悄悄地像普通观众一样来看戏，没有任何特权。
当时，苏联派了一个电影摄制组来拍摄《新中国的诞生》纪录影片，这个摄制组跟随解放大军前进的脚步，这时也到了衡阳。我们又听说西蒙诺夫也到了衡阳，纪录片的解说词就由他写。这西蒙诺夫是苏联著名作家、诗人，我们创作组好多同志都读过他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与德寇法西斯艰苦战斗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还有著名的诗歌《等着我回来》。那时，董晓华正在奋发地努力学习。他幼年失学，没有上过中学，自己深感搞创作基础太差，曾经问过我应该怎样学习，怎样学会写作。我向他讲高尔基、马克.吐温等人的经历与奋斗，建议他多读书，读得越多越好。晓华一开始就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人间》、《海燕》，还有《青年近卫军》、《毁灭》等，以后读茅盾、巴金等作品，再读古典的近代的，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的著作。他如饥似渴地读书，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那时还没有图书馆，晓华到处找人借书，特别是在行军的时候，别的东西可以“轻装”扔掉，但大部头的书是要背着的。休息的间隙也抓紧时间读书。以后有了较安定的环境，他更是日以继夜地读书，涉及面越来越广，除了中国古汉语的书籍无法读之外，所有能读的，特别是名著几乎都找来读了，有好些是读二遍、三遍的。也正是由于持之以恒不懈的努力，他以后终于成为有一定名望的作家。1950年听说西蒙诺夫到了衡阳，我和他商量，努力想办法去听听这位大作家的教导，哪怕是见见面。可是，这一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在衡阳，文工团着手正规化建设，将从香港回来的原湖南音专教授陆华柏夫妇邀聘入团，陆华柏到文工团写了不少歌曲。当时，我们创作组接受任务，为庆祝北京召开首届英模大会创作歌颂英模的歌曲，我被指定为歌词创作的主要成员之一。组里的其他同志大多没有写作经验，也基本上没读过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诗词，因而主要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我和晓华及全组同志一起，很快就写成了《送咱英雄上北京》组唱，内有《光荣花》等几支短歌，原词大多是我写的，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由陆华柏作曲。词作者当时不署个人名，而以创作组集体的名义。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后来由某某几人署名，没有我的份，只觉好笑。在写作过程中，陆华柏曾找我商谈过歌词的体裁、风格之类的问题，我问他怎样合适，他说最好不要太政治化，以唐宋诗词民歌化的诗体为佳，他又说，即使政治化我也可谱曲，连孙中山的“总理遗嘱”我也能谱成曲的。不过，作为歌词，应该有诗味的好。
团里排练胡可编剧的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是正规的话剧，由鲁克主演，女主角是亚妹，其他主要演员还有纪风、张德森、黄俊、杨景风等。陆华柏为此剧配曲，创造性给话剧配上音乐，不但有场景音乐，幕间音乐，特别是每幕开幕前插入主题歌曲。有一幕的歌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另有一幕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曲调动人，用合唱、重唱、轮唱，在开幕前歌唱，为剧情作渲染烘托，效果非常好。演出时，布景、化妆、灯光、道具、服装等各方面都认真，使演出水准大为提高，达到职业剧团的标准，受到普遍的好评。
陆华柏还写了一部多声部大合唱歌曲《苏联也有原子弹》，他亲自指挥，我也参加了合唱队，创作组还有吴希圣、张殿士、钱进参加合唱，这支合唱曲音乐水准相当高。
我们还排练了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作家陈其通的剧本《炮弹是怎样造成的》。讲一个兵工厂，工农干部的老厂长和知识份子出身的总工程师为厂里的生产方针指导思想和如何解决技术问题，展开的思想斗争。主要角色就是这两个人。陈述导演，当时采取自报竞选角色，老厂长一角由李英华争得，总工程师一角，没有竞争，领导上指定由我饰演，不知怎么回事，可能认为我的知识份子味比较浓一些。这是一个三幕或四幕的话剧，排练时，我台词都背得很熟，李英华却常忘词，总要我提给他，直到演出也如此，他一直没有背熟台词。这戏没有公演，给部队和机关演出，场次不多。
在衡阳有两件重要的事。一天，李英华副协理员突然交给我一封信，问这是不是你的信。我一看是父亲的字体，便说是的。接过信，当着李英华和组长董晓华的面，将信拆开，先给他们看，他们叫我自己看，他们站在旁边。信是给我和亚妹两人的，内容很简单，叫我们复信说明是否平安，通信处是香港中环皇后大道某某街巷，信内还附了二百元现金（这钱当然不是反动政府的金圆券，也不是人民币，也不是外汇，想不起来是什么钱，反正当时还很值钱的）。我为了表示革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当即表示不给父母回信，不再联系，也不要这钱，上交组织。董晓华和协理员当场劝说（看来是党支部已作过研究并有决定的），可以回封信，因部队行动不定，叫他们以后不要来信。钱既然寄来了，就留着自己用，和黄予两人一人一百元，信也给她看。之后不久，团里的崔鸿麟崔大哥随政治部两个同志去香港买乐器，领导上就叫我和亚妹一起写封回信托崔带去。我们简单地写了短信，报告平安健康，请二老放心，请他们多加保重。崔大哥把信带去，临走时还说一定带到。可是回来后，买了不少好乐器，却没有见到我们父母，信也没有交到。他说，那地方去过了，只偷偷地在远处望望。因香港国民党特务太多，生怕暴露，没敢直接去露面。只看见那地方是个大水果摊点，一位老太坐在那里卖水果。是不是妈妈呢？他描写的那模样不像，带的信他又烧掉了，这次联系失败，以后就失去了联系，我们也正在一心革命，改造自己，不想和“反动家庭”联系了。
可能过了两三个月，发生了一件突然的事：黄予失踪了！我和亚妹虽同在文工团，但经常不见面，各忙各的，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谈谈。这天听说她失踪，非常惊讶。团长、协理员都来问我，好像我知道似的，我极力解释说：根本不知道，没听她说起过，而且我们好久没接触了，这很难使人相信。大家问我她可能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亚妹从小就任性，有叛逆性格，幼时就多次离家出走，喜欢流浪。领导问是不是可能去香港找父母了，我当即断定，这绝不可能。如果出走，唯一可能就是去长沙。大家分头去找，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晚上也没找到，夜间再找，仍无踪影。第二天正当大家十分焦灼之时，她忽然悄然自己回来了。全团同志又惊又喜，我却大发了一通火，当着领导面严厉训斥她：“你以为这是在家里，一不高兴就出走，还像过去一样吗？现在是在部队，军人是有严格纪律的，你这样擅自行动，是开小差的行为，是可耻的逃兵！你知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性质，你……”我这样发作很大程度上无非是表白自己没有参与她的出走，表白自己很革命。当时领导制止了我，对她加以劝导，让她自己慢慢认识。以后我才听说，亚妹是在排戏时，因角色分配问题，有某同志与她争角色，而使她不满，一时气愤出走的。事后她又后悔自己不该出走，才决心回团，勇敢来承认错误。很显然，我没有给她温暖的慰藉，让她倾诉委屈，反而给一顿严厉的批评，这给她造成心理上极大的伤害，我真太不对了。这件事也充分暴露了我自己既虚荣又脆弱的心理，这是很久以后反思才认识到的。而亚妹在那次事件后，团里没给予任何处分甚至批评，她却一步一步前进，各方面表现赢得了同志们的赞誉，并逐步奠定了她在团里的主演地位（她是全团唯一毕业于戏剧专科学校的演员）。
秋后，我又随晓华到我军驻在湘南的137师409团深入生活，我分到一个连队和战士一起生活，当文化教员。解放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文化教员，在连部属“八大员”之一（八大员是教员、文书、通讯员、司号员、理发员、卫生员、电话员、炊事员）。每天和战士们一起出操，一起劳动，吃饭睡觉都在一起。那连队原有一名文教，名欧涤非，湖南的一个中学生，很不错，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我和他一起给战士们教唱歌，帮他们编排文娱节目，开展连队文化活动。战士们渐渐和我亲近起来了，什么事情都来问我，写家信啦，识字啦，讲解词语啦，美国佬为什么要在朝鲜挑起战火啦等等。有一天，开党小组会，也要我参加。我不是党员，可是自己又不好说。那时在部队，比较进步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党员，他们认为我们是军政治部来的，那肯定是党员。临要开会，我非常尴尬，就撒谎说我要去营部开会走了。并将此事向连指导员讲了，请他对战士们讲清楚，我们下来的同志有不少是非党的，但都是革命同志，以后才没有这类误会了。这个营有位陈教导员，对我非常好。他是工农干部，但极看重知识份子，也渴求知识，很愿和我谈心。
部队驻湘南山区，肃清国民党残匪，每天部有任务。当时又正值雨季，供应跟不上，每天吃不到新鲜蔬菜，每顿饭都是山区那种大竹笋，又没有油，菜很难吃，又不得不吃，战士们真够苦的。
从连队回来，我写了个独幕话剧《敌人在哪里？》，主要针对连队部分战士认为全国已解放，仗已打完，可以休息了的麻痹思想，说明敌人就在自己头脑里，麻痹就是大敌。这剧本送上去交领导审阅，没下文。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