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李乾的作品《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完稿成书的一天。借这个机会，我们在东湖边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活动的主题一是纪念李乾的作品即将成书，二是对四十年前发生的《12.5事件》进行反思，对事件的受害者表示我们的追悼和忏悔。
需要说明一下，今天的活动，是由我、柳英发和李乾三人发起组织的，其他几位朋友，都是作为这一活动的见证人邀请来的。所以我想我先代表我们三位发起人对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感谢。
其次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两个主题放到这一个活动当中来。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李乾的这本书，记述的是他的文革经历。而李乾的文革经历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2.5事件》。正因为这样，《12.5事件》不仅是他这本书的开头，也是他这本书记述的中心事件。也正因为这样，李乾对文革的反思，离不开对《12.5事件》的反思。李乾对《12.5事件》的反思与忏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和柳英发对《12.5事件》的反思与忏悔。这就是我们要把纪念成书和反思《12.5事件》两个主题放在同一个活动中的理由。
四十年前，我、柳英发、李乾都是武昌实验中学的学生，同时又是当时学校中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12.5事件》就是我们在当时策划并组织实施的一场震惊武汉三镇的血案。在这一血案中，两名同我们年龄相仿的中学生，在半夜，在他们家中，在他们睡梦被惊醒的那一刻，遭到枪杀。与此同时，还有四人误伤，其中包括受难者的两名家属因伤而终身致残。
血案发生以后，我们这几个对血案负有直接罪责的当事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这些惩罚，既有法律上的，也有行政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灵魂上的。事实上，当这一事件血腥的、残忍的恶果一目了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下子就陷入了巨大的震撼与恐惧之中。自那一刻起，直到一次次“触及灵魂”的学习班早已结束的今天，我们的灵魂一刻也没有真正平静过。可以这么说，《12.5事件》不仅断送了两条年轻人的生命，毁掉了两个家庭，也葬送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另外，我昨天才听说，这一事件还牵连到一些完全无辜的人，如当时22中的某老师。所以，这一事件使我们一生都不得不在无法卸脱的负罪感中度过。
《12.5事件》不仅因为它的血腥、残忍震撼了许多人，也因为它的不可思议困扰了许多人。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曾向我们当面表达了他们的不理解。他们说：你们实验中学的学生，看起来一个个文质彬彬的，怎么做出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来的？当时公检法的办案人员更是绞尽了脑汁想要寻找一个合乎常理的“作案动机”。就是我们自己，多年来也在苦苦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些从小学到中学一贯优秀、文革中又那样忠心耿耿地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学生，会沦落为一起严重罪案的制造者的。但是，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学习班”，写了无数字，无数页纸张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批判”，挖了无数次的“思想根源”，这一答案始终没有真正找到。最后能够归结的，只有一句话：“受错误思潮影响”，而这个“错误思潮”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由于谁也没有找到答案，使得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76年对《12.5事件》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成了一份罕见的、一字不提作案动机的判决书。因为办案人员无论怎么努力，都找不出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事件的涉案人员是出于私利、私情或者其他不正当的目的和动机制造了这一血案。相反，他们的调查只能一再证明，这些案犯都是充满了革命理想，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的年轻人。他们的作案目的和动机只有一个：要革命，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今天回想起来我认为，事实上，当年的办案人员已经走到了真相的边缘。如果不是一层难以穿透的政治雾障，他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对那些分裂人民，鼓吹暴力的所谓“革命理论”“革命学说”一步步地，把这些年轻人引上了邪恶之路的！
这一结论，是我个人得出来的，不代表别人。对我个人来说，拨开这些政治雾障，得出这一结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对这一结论的讨论，我想可能是以后的事情，今天我只想引用我前年给李乾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我对这一结论的简单解释。在信中，我对李乾说：
……
我自幼腿有残疾，身体孱弱，加之学校跟家庭教育的结果，使我一直对暴烈的举动怀有反感与恐惧的心理。然而文革和文革前的“革命教育”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反复灌输的“阶级斗争”思想，给人道主义贴上“反动”的标签，并加以反复地批判、蹂躏，人为制造的仇恨与对立，这一切早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销蚀大半了！我害怕流血，但我更害怕自己的害怕！我厌恶武斗，但我更厌恶自己的厌恶！我恐惧暴力，但我更恐惧自己的恐惧！我，或者说我们，就是在那些噬血理论的驱动下，以及全民施暴的氛围中一次次地践踏着、泯灭着自己的人性，终于走上了不归之路！要不，虐杀两条年轻生命的事情，我们怎么会那么简单、轻松，以致以不可思议的草率就决定下来了？什么叫“草菅人命”，不就是《12.5事件》吗？如果那会儿，我们头脑里哪怕只有一点点对生命的珍爱与敬畏，这件事，还会发生吗？
……
这封信，是我第一次对李乾，也是对另外一个人，坦露自己在《12.5事件》中真实的心理活动。我认为，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我们才可能真正地看清历史。
后来，有人曾经问过我：“你们决定去杀人的时候，难道就没想到过，杀人是犯法的？”我反问他：在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中，有谁，在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们：什么叫犯法？我可以这样说，在《12.5事件》整个策划过程中，“犯法”这两个字，连个影子都没有在我脑子里晃过。
所谓的“革命理论”可以为这次有计划的杀戮提供一千条支持的理由，但指望它给我们带来制止暴行的勇气时，它却显得十分地无力和苍白！
反思文革，反思《12.5事件》的话题还很多。但即使在今天，反思仍有重重阻力。李乾的作品不得不以自费付印的办法出书，而不能作为正式出版物出版，这本身就说明这一阻力的顽固和强大。但这本书终究还是出来了。李乾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曾几次打电话给我，说他几乎快没有勇气继续往下写了。为什么呢？写得太难过，太痛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简直就像用刀子在心头一刀刀地割”。但他终究没有放弃，终究还是把书写完了，而且今天这本书终于出来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李乾是钦佩的，感激的，因为他代表我们这些当事人对我们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作出了某种交代，同时也是对阻止反思历史的顽固势力作出了某种回应。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专门为这本即将问世的书举行一次纪念活动的理由。
转自华夏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