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4天前,12月18日,是捷克剧作家、捷克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统哈维尔的忌日,也即哈维尔逝世两周年的日子。今贴出旧文一篇,以纪念这位20世纪下半叶中东欧地区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同时纪念捷克的民主化。捷克的民主转型始自1989年6月4日,当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德政权的垮台、匈牙利的民主化和立陶宛的宣布独立,这天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民走上街头要求司法独立和公开的自由选举,同年底,捷克举行了该国史上首次真正的民主选举,成为捷克民主转型的标志。——楚寒于2013.12.22

被誉为“自由象征”的捷克剧作家、哲学家、诗人、七七宪章的主要发起人和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哈维尔,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家乡逝世,享年75岁。一连数日,捷克全国教堂的钟声齐鸣,向这位捷克史上贡献卓著的老人的辞世致哀。捷克为哈维尔举行了国葬,这是捷克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国葬。当哈维尔的灵柩从布拉格市中心的十字路口运抵布拉格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捷克民众一路相随,街道上无数次响起这个伟大的名字:瓦茨拉夫·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

作为二十世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一位重要的人物,如今当他告别人世,我们在纪念、缅怀他、回顾他的言行、著作和一生事业的同时,应当思索的问题是,今后我们该如何研究、理解乃至吸取他的精神养分?在这个新的世纪,他的思想、价值标准和道德风范是否仍应在我们的时代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位老人一生经历丰富但历经坎坷,因为渴望自由、致力于国家民主化,他受过官方批判,作品从图书馆消失,家中被安上窃听器,更是数度被判刑入狱,后来当选为捷克民主化转型之后的首任民选总统。他留给世界的精神遗产可谓丰厚,在这个信息空前发达的资讯时代,我们仍有必要静下心来阅读他的作品、思考他的意义。作为一个捷克人,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儿子,哈维尔深爱自己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在他四十多岁时,曾两次以“危害共和国利益”、“颠覆共和国”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但他深爱这个国家,因为这是他生长于斯的土地,这片土地带给他梦想和耻辱,他不愿意逃避,他要深刻地介入这个国家的生活。捷克作为中欧地区的一个内陆国家,一个欧洲的小国,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太起眼,但有了哈维尔,捷克在世人的心目中才变得重要而又清晰,并且引领我们的心灵向上提升,即使面对世间的黑暗也能够期待彩虹,向往一片自由和希望的天空。

哈维尔本来是一名剧作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创作的剧作不断地在剧院上演,由此为他带来名声。但在华人世界,哈维尔为人熟知是在1989年当选捷克总统之后,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得以传播,我们才得以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著作在中文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是北京学者崔卫平翻译、李慎之、徐友渔作序的《哈维尔文集》,因为生存环境、生存遭遇和价值追求的相似,这本文集流露出的哈维尔作为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的一面,让我们感到格外亲切,也感同身受并深有共鸣。

同时,在1989年之后中国思想界沉闷的年代,哈维尔著作思想的引入无疑具有重重的意义。但作为首先是文学家的戏剧作家和诗人,中文世界对哈维尔的剧作等文学作品却很陌生,就连李慎之在《哈维尔文集》的序言中也坦言“对他的剧作没有看过一个字”,知识界乃至普通读者更是很少有人读过他的文学作品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年轻时的哈维尔申请过就读人文学科和戏剧学校,但屡遭拒绝,后来完成了戏剧学校的校外课程。作为一名热爱文学和戏剧的青年,哈维尔在20岁不到就开始写作有关文学与创作的文章,24岁时开始写作剧作,27岁时他的第一部剧作在剧院上演。之后,因不满文艺领域的思想管控,他屡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协会和言论管制。二战之后的捷克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实行一党执政,1968年发生民主化改革的“布拉格之春”,在此期间,哈维尔发表文章直接要求实行两党制,更要求筹组社会民主党。但这场“布拉格之春”在苏联的军事干预下失败了,恢复哈维尔曾经在文章中命名的“后极权社会”。1975年,哈维尔发表《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后来直至今日都广为人知的命题:是生活在谎言还是真实中。

“谎言”、“暴力”、“绝对权力”,就这样在“真实”和良善的生活态度面前被溶解了。哈维尔提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在真话中生活,按照人的本性、内心的道德良知说话做事,这对极权主义来说是难以容忍、且是极端恐惧的事情。因为,“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他认为在这种后极权主义的时代里,在政治的强力压制之下,造成了社会上弥漫的恐惧气氛,这种恐惧配合着权力的威慑力来获取人民违心的服从,导致全社会普遍通过谎言谋求生存和利益,个人和社会道德堕落、良知泯灭,整个社会缺乏生气、缺乏对美好生活的想像和对未来的憧憬。哈维尔以作家的良心说出了这幅现实景象,这还不够,他更对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道路,那就是——“在真实中生活”。

在后极权社会里,个人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塑造成了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原子化个体,社会上充斥着一种无力感。生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是否就应该宿命地接受现实的一切,被动地顺服无孔不入的权力巨手,对一切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呢?哈维尔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被剥夺了权力的无权者仍然是有权利的,这就是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的观点。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他指出,“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叛,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

哈维尔不但是一个思想者、言说者,也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布拉格之春后,处于被监控状态的哈维尔仍然写作批评时政,呼吁改革,并要求当局释放持不同政见者;1977年,他与其他作家和异议人士发布“七七宪章”,要求当局遵守赫尔辛基宣言中的人权条款。这份宪章如今已经是现代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文献了,并且鼓舞了世界各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的心灵。哈维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被当局扔进了监狱,后来因为肺病出狱,出狱后的哈维尔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并且不断发表批判文章。1988年,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之后再度入狱。

他为了对自由民主的信念矢志不渝地与当局对抗,即使失去自由和健康也在所不惜,因为他相信:“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哈维尔一直所坚信的“最后一刻”终于到来了。时间,是1989年11月,这年,哈维尔53岁,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运动来临了,并且获得胜利,捷克结束了专制制度,转而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捷克迎来了民主的历史新篇章。这场民主化运动被命名为“天鹅绒革命”,以与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的暴力革命相区隔,就像天鹅绒一般平和柔滑,出狱仅42天的哈维尔当选为总统。发生在捷克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前苏联的这场民主化变革,改变了欧洲以及世界的民主版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1990年新年之际,哈维尔以国家元首身份发表新年献辞“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并不在他的人生规划当中,但是在人类的政治史中他既是一个异数,也是一个全新的范例。在从政过程中他实践着自己多年以前的信念,“反政治的政治”,也即对“政治是肮脏的”提出有力的辩驳,不再将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是一种人道的规则。他以作家的良知和知识人的品格,赋予政治人物一种全新的面貌,让国际政治舞台为之耳目一新,在一个利益至上、浮躁喧嚣的时代,一个清洁的知识人将道德良知带入到政治之中,,他的政治履历让我们看到政治的新的可能性,政治的人道的另一面。

虽然哈维尔先后担任捷克联邦及独立后的捷克总统长达十多年,但是对于这位在文学及思想领域卓有建树的剧作家,我认为不应用看待政治人物的眼光去打量他,也不应用政治家的标准去衡量他。我一向认为,文学和思想高于政治,政治是一时的,而文学和思想将永存。哈维尔是个择善固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他生于一个蕞尔小国,遭遇了严寒压抑的政治严寒,但他怀揣自己的梦想步入了历史的春天,并将自己的文字思想铸入了人类文学史和思想史,成为不分国界、种族的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如今他虽已离去,但留下了闪光的文字、思想和道德风范,它们会在历史和时光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我们所要做的,是带着敬意去翻阅这些篇章,然后祈愿,哈维尔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能够早日莅临我们的国土、我们的时代。我们更要从他的文字思想中汲取精神和信念的力量,义无反顾去走我们命定的道路。

曾将哈维尔著作译成英文的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于二零零三年为《纽约书评》写的一篇书评中写道:“哈维尔的一生,经常被比拟为一出戏,由他亲自披挂上阵,领衔出演。因为哈维尔身为剧作家的成就,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所受到的好评,让此种比喻恰如其分。”如今以剧作家安身立命的哈维尔走入历史,在他的人生舞台终点向世界谢幕。但他一生为自由演出的这出戏,会在世间永相传,就像一代代人类为自由所作的抗争、所上演的剧情,永远也不会落幕。

写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哈维尔辞世后第八天

来源: 共识网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