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我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第一次见到哈维尔,之后,我曾在笔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

我和他的座位仅仅相距三米,而且是面对着他,我,一个纯粹的观众——观察者,得以不露痕迹地、不被观察者意识到地注视他——一个世界舞台上的新型政治人物,兼有诗人、剧作家、异议分子、囚犯、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人,现为捷克共和国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

他稍显不安地坐在贵宾席上,神态安详,嘴里似乎在咀嚼着什么,偶尔会发出轻微的咳嗽声,这大概来自肺部——烟草的伤害。他的目光偶尔会变得游移、宽厚并带着怀疑地扫视演说台上对他发出无穷赞美,并详尽叙说着他生平的主持人。台下,是成千上万的哈佛人,他们不时地发出重复的掌声,并持续地用敬慕、荣幸、渴望了解(无知?)的目光端详着这位陌生的、曾经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几十年的制度终结者。作为荣耀的享受者,哈维尔的目光会和他们交会,同样也是友善、好奇和陌生的。标准的锦上添花,一个被象征化了的人物面对被同样符号化的“哈佛”大众。这是一年一度仪式性、历史性的一幕──哈佛大学1995年的年度学生毕业典礼。哈维尔是这场典礼的主讲人,他还将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面对我此生中最为关注的人物,整整三个小时,我得以冷静、不被打扰地“阅读”这个被赋予了人类历史重要角色的人的面部表情,犹如我数年来阅读他的作品一般。也许是多年来从事地下活动的职业反应,他扫视外界的目光是惊觉的,一划而过,并不持久逗留。更多的时刻,他陷入沉思,并不时被他左右及后面的欢呼者唤醒,他要点头应和别人对他的提示,他的沉思还不断地被仪式上演说者因提及他的名字而抬高的音量打断,瞬间,他回复了应持的常态,对诵颂他名字的人回以谦躬并带着羞涩的微笑。显然,他不是在权势者的氛围中长大的,他的谦逊则可能来自弱者因强敌环伺而显现的自制,而他常常不自觉地陷入的沉思是哲学式的吗?还是由于身陷陌生的语言环境所流露的心不在焉?总之,他在这一刻毫无权势者被奉承环绕时所流露的意满志得。这是哈维尔,而非总统哈维尔。

七年后,我在美国再次见到哈维尔,仍旧是戏剧性的。2002年9月19日下午,星期五,我的纽约公共图书馆驻馆作家任期的第一周。这座完全由大理石垒成、巍峨如宫殿般的图书馆主楼坐落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心——四十二街第五大道上,面积覆盖了第五与第六大道(Fifth Ave and Sixth Ave)上的整整三条街。这是纽约的文化地标,也是书和思想的重镇。

下午三时,图书馆内我的工作室中,藏族朋友小杨为我的计算机安装中文软件,纽约公共图书馆学者及作家中心助理主任帕米拉(Pamela Leo)敲门告之,她刚刚获知,捷克总统哈维尔今天下午将造访纽约公共图书馆并赠送他的捷文著作全本,三点半,图书馆将举行正式的赠书仪式,馆方特别请我前去参加。

我随着帕米拉来到与“学者及作家中心”同一层楼另一端的亚斯特大厅(Astor hall),厅外已戒备森严,工作人员和持通话机的联邦安全局便衣拿着来宾名单一一核对着每一位应邀参加赠书仪式的来宾。此刻,可容纳近百人的大厅内已坐满纽约文化界人士。我才坐定,哈维尔和夫人达格玛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莱克莱雷(Paul LeClerc)博士陪同下进入了大厅。

比我三年前在布拉格总统府见到时显得健康,气色很好,仍是那张被岁月刻下深痕的脸,但十年前照片上呈现的消瘦和深邃已不复见,多了些和蔼及笑容。他和夫人及随员迅速在演讲台右侧站定,纽约知识界的精英们带着敬意起立鼓掌——对一位结束了专制制度的传奇人物、一位人类思想进程中的资深作家表达敬意。

仪式是标准的纽约文化界主流风格,庄严、刻板及内敛的紧凑。图书馆馆长首先简短致词,他郑重欢迎哈维尔总统伉俪造访纽约公共图书馆。然后,纽约公共图书馆人文及社会科学部主任菲利普斯(Rodney Phillips)致正式的欢迎辞。在他饱满、抑扬顿挫的知性颂辞中,他回顾了哈维尔作为一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生,然后,向哈维尔介绍了纽约公共图书馆人文社会科学馆作为美国收藏珍本书籍和作家、学者手稿资料最多的馆藏图书馆的历史。十分钟的演说是快节奏的。随后,美国的思想重镇《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主编西尔弗斯(Robert B. Silvers)代表纽约知识界向哈维尔表示了热忱的欢迎。他说,《纽约书评》从1970年代哈维尔作为异议知识分子在捷克和专制政权抗争起便开始刊登哈维尔的文章,迄今已持续了几十年,《纽约书评》一直引以为傲。最后,是哈维尔的致辞,他言词恳切地陈述了图书馆在他人生中的重要性,他对自己的书能置身于纽约公共图书馆深感荣幸。最后,他用感性的语调宣告,卸下已近十三年的总统职务后,他将恢复文人生活。在人们的注视下,哈维尔将由绿色硬盒装着的十四本捷文著作交给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

一个多小时后,哈维尔来到离纽约公共图书馆只有数街之遥的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犹太裔作家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的注视下,向纽约市立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发表了以总统身份在国外的最后一次演说《政治,再见!》。

演讲中,哈维尔自嘲:“自己确实在历史的意外中被逼上这个位置……其实是命运对我设下的残酷陷阱。”但他也坚定地认知,“即便如此,有一件事是我能确定的。那就是,不管我是如何扮演了分配给我的角色,不管我当初是否要接受或是否配得上这个角色,也不管我有多满意或多不满意自己努力的结果,我把出任总统当作命运给我的一份厚礼。我始终是拥有了介入真正改变世界的历史事件的机会。也因此,为了这么一个人生经验以及创造性的机会,那所有隐藏在其间的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对的。”

无疑,哈维尔在此为他的总统生涯做了强有力的辩护,这种辩护的内在原因是哈维尔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自我怀疑和自省,同时,他也坦承,总统权位使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变化。

哈维尔可能是当代政治领袖中唯一一位亲自撰写每一篇演讲文稿的总统,甚至可能是人类史上唯一一位所有的文稿均自己撰写、从不假他人之手的总统。这些演讲的主题广泛,既深入探讨当代政治中危机、冲突的根源,也试图重新审视人权和国家主权的界定。令我难忘的还有,他甚至必须以电视演说的方式向捷克人民解释自己的私生活——为什么丧妻之后立即需要一位新的妻子。

应该说,哈维尔借由这些演说构筑了,或者说试图构筑一个道德的世界,而他要成就的也是道德的政治,成为一个道德的政治家,这一切仍根植于他的“反政治的政治”信念,如他在1984年接受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的长文《政治与良知》中所说:“我赞同政治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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