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重生记忆

三十八、噩梦醒来日已偏

到底等来了可以申诉的一天,据说是打错了的给“改正”。

为什么叫“改正”,主语是什么,宾语是什么?我弄不懂。打错了,判错了,要纠正,一向叫“平反”,“文革”后平反了大量的冤案错案,为什么到我们这儿忽然变成“改正”了?有点儿微妙,是不好意思认错,还是有所保留?还是又设了一个圈套,再来个什么“谋”,考验你是不是真的服罪?

“可以申诉”,反右后期曾经动员过我,动员得很诚恳,说是“党一向实事求是”,我还是不敢申诉。又启发我“要相信党”。好,相信吧,讲了些实话。得,“翻案!”“反扑!”“不老实!”“不服罪!”又是一轮批判,前边的一切低头认罪,几百页的检查交代都白费了。六二年又一次说可以申诉,我聪明了,不信。好不容易摘了帽子,别再惹事了,我不上套儿。“帽子拿在人民手里”是当时用熟了的话,再给你戴上是手到擒来的事。那个书生气太多的邹树民不就是“二进宫”的吗!

但这次大势显然不同了。毛主席死了,“四人帮”抓了,“文革”叫停了,四十二岁的我也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我登上东去的列车。既然可以讲理,当然要说说,争取恢复历史真相,讨回公道。在火车上我写道:“我的头应该抬起来了。二十一年了,我仍然是那副骨头,那副性格。”我在给自己鼓劲。

在北京火车站,一下车就见程祥徽和王宁来接站。程是我的难友,北大王力教授的高足,分在青海民院,“文革”后跑到港澳,日后当了澳门大学文学院长。王宁是我北京师大的老同学,青海师大的老师,此时在北京师大给陆宗达老先生当助手,今天已是北京师大博士导师,著名的训诂专家。

老程对我的“改正”很有信心,说我的申诉应该是论辩式的。他知道我和林锡纯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人民日报》反右的第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而事实证明我们的意见完全是对的。王宁却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她说北师大中文系当年打了一百零九个右派,现在改正工作阻力还不小,跟他们吵了一通,才开始打破僵局。她担心错过了时机有可能收,大门一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开。这种情况以前不是没有过。她还怕因为我是极右,也许会作为反右斗争的“成果”保留下来。

王宁以她的侠义心肠跟办事的人据理力争,甚至手把手地教具体办我案子的人一条条地辨析。我大学时的团支书张恩和(后来的北京师大和中国社科院教授)与团小组长朱东兀(日后宁夏大学教授)也到我的住处来鼓励我,给我出主意。二十多年违反历史规律的惨痛教训给很多人带来了清醒,老同学们的殊途同归以及他们的良知和理解着实让我感动。

但阻力依然不小。在校园里,我遇见一个当年在西郊农场的难友,原来中文系的助教,摘帽后留在系里工作,问他申诉了吗,他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看了看周围,小心地苦笑了一下。

这笑里含着很多的不好意思,为了自己的胆怯。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中一阵悲凉,很多难友,腰压弯了,灵魂的腰也压弯了。

这真怪不得他们。翻开当时《人民日报》关于“改正”工作的报道(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就能看到,“改正”要“以一九五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依据”,还说做好这个工作“既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又维护了反右斗争的成果”。大前提仍然是在肯定反右运动,标准还要遵循,成果还要维护。而参与这个工作的人员,拿中文系来说有不少就是当年的左派,是反右的受益者。他们多年来习惯于“一贯正确”的思维定势,要否定自己比较困难。有些人又没赶上反右,不了解情况,要让这些人转弯子需要一个过程。

系总支书记刘漠是后调入的,是个心地善良的同志,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情况,他很同情我们的遭遇。听说他在干部会上读了难友们寄来的申诉信,他们的冤屈和苦难经历让这位书记不禁落泪,也很有些人受到感动。经过“文革”,很多原来的左派也尝到过蒙冤的滋味。然而阻力并不容易排除。

我在焦躁不安当中等待。

前不久看到一篇回忆文字,是当年我那个班的党小组长孙一珍写的。我才实实在在意识到,这些老同学当时的担心真不是多余的,那完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孙一珍说她参与了原班右派“改正”工作,这个班的右派全部纠正过来了,但“校领导为了体现反右派不是全错,而是扩大化的政策界线,经过研究决定效仿人民大学留一个右派分子,那就是在中三(二)班的范亦豪”。经过再三据理力争,为我说了很多好话,学校领导终于接受了中文系的意见,范亦豪和全校数百名右派同学一起得到纠正。

知道这个内情,一位老朋友笑着对我说:“可惜啊,只差一步之遥老兄就是熊猫级人物了!”其实,可以理解,学校的原意是追随了某种中央精神的。但,万一当了大熊猫,我与林希翎作了伴儿,然而又是国内的唯一,我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我想像不出,或者说简直不敢细想。

也许就是多方的合力,经过若干周折和不愉快,我领到了那张改正的通知。没有留尾巴,而且格外好意地在给我临时所在单位西宁体校的信中强调“该同志当时在校学习成绩较好,业务能力较强,建议你校将该同志调到高等学校去工作,以发挥其业务专长”。对我很够意思了。

若是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对右派错案的否定是大势所趋,只是早晚的事。既然要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既然要从破坏中国转为建设中国,解放知识分子是非走不可的一步。而不肯彻底否定反右,坚持在原来的框架内模糊处理,还是因为不敢触及造成灾难的根本,但这种自相矛盾的尴尬也只能维持于一时,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如果此案不决心彻底清算,悲剧的重演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三十九、想起右字号的师长们

在赴京“改正”期间,我会见了一些当年的难友,并且在后来陆续得知很多遭难的师长和同学的情况,有的令人庆幸,有的令人感叹,有的令人唏嘘。

打成右派的同学大都发配边疆。病的病,伤的伤,死的死。有的劳教,有的劳改,有的被判死缓,有的到处流浪,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强奸,有的被游街陪法场,有的多年在深井挖煤,有的干各种杂活糊口,有的投河自尽(小女儿也随之赴水)……

都“改正”了,但无数惨状无穷摧残怎一个含糊其辞的“改正”可以了得?

我还特别为我那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感到惋惜和痛心。当年的北京师大中文系名家荟粹,为全国仰慕,中文系的人自豪地称这个专家群体为“十八罗汉”。反右以后,一举擒获八位教授,元气大伤。这八位是美学家、一级教授黄药眠,民间文学泰斗、一级教授钟敬文,古典文学专家、文艺批评家李长之,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诗人穆木天,俄苏文学专家彭慧,国学大家启功,中国现代文学教授陈秋帆,语言学家俞敏,这些都是“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民族精英、文化精英。当年的他们大都四五十岁,正处在学术的巅峰,却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竟然一点儿都不心疼,一点都不可惜!

想起“文革”后期我从青海回北京时去师大那次,在学生宿舍区枣树林,远远见到俞敏先生在前边踽踽而行,提着个布袋子,大概是买菜回来。我喊:“俞先生!”

先生抬眼看着我,半自语地说:“有年头儿没人管我叫俞先生了!”招呼我:“走,家里坐会儿。”

他知道我不会跟他划清界线。他的家(如果还可以称为“家”)在不远处新北楼学生宿舍一楼,阴面,一间小屋。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棉袄被褥、书本报章挤在一起。支着双层床,他和老伴住着。屋里冷,也为了做饭,生着一个煤球炉子。一个小桌上还有个围棋盘,上面有一部残棋。

俞先生曾是业余围棋健将,现在可能是在用研究棋局排遣忧烦。也可能是他超常的智力在专业上无用武之地,只能用研究棋艺发散一下。围棋可是好东西,它跟象棋不一样,怎么说也没有阶级性,俞先生玩儿这个应该最安全。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俞先生一向过于率直又从不掩饰,所以直到“文革”结束还没摘帽子,所以日子里还少不了劳动。这样一位通晓英、法、俄、日、梵、藏多种语言又极富学术独创精神的语言学大家,一个国宝级人物过的竟是这种日子,就这样,毁了他二十多年的学术生命。

我的李长之先生就更苦了。二年级他给我们上课时就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穿着洗旧了的黑色长衫的先生吃力地走进教室,吃力地登上讲台。当右派这些年真不知他是怎么过来的。李先生个子不高,戴一副老式的黑边眼镜,把中国文学讲得十分动情,尤其是讲到司马迁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文学史专著,是极有个性和感情色彩的论著,没有一点儿八股气。

四九年前李先生和吴组缃、林庚人称为“清华三剑客”。我在“文革”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翻阅三四十年代报刊才知道他是位十分了得的批评家,有人称他是“伟大的批评家”。他的文章极多,涉及广泛,反应敏锐,分析透辟,文采飞扬。据说他一天可轻松写得一万五千字的论文,是乃奇才。

早在一九三五年李先生才刚二十五岁就写出了鲁迅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著《鲁迅批判》。它的出版得到了鲁迅先生热情的关心,为他看过付印前的稿样,订正过其中的著作时日,连封面上的鲁迅像也是先生自己提供的。可惜在大陆多年见不到这本书,直到一九九五年我在日本教学时才在图书馆借到,是它的初版本。读了这本书,你可以知道什么是独立的批评家的品格。他对鲁迅十分崇敬,但对鲁迅及作品的评论是凭自己的艺术感觉和理性分析,有褒有贬百无禁忌,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难以超越的经典。但他主要就是因为二十年前对鲁迅的“批判”(其实就是评论)打成右派的,并且迟迟不给摘帽。

据说病中的李先生曾要求派助教帮他完成中国文学史后续几卷的编写,始终不被允准,而在一九七八年过早辞世,留下了他终身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我那两位老师穆木天、彭慧夫妇则在“文革”中双双被迫害致死。在外国文学课的讲台上,穆先生,胖墩墩地,圆圆的脸上一副超深度近视镜,没想到他曾经是象征派诗歌的大将,不但是理论的奠基人,更写出大量迷人的新诗。我是多年后才读到他这些诗的,而且立刻就让它迷住了。

他说“诗是要暗示的”。但不是让你猜谜,他用光感、色彩、音乐的美和律动,让你掉进他用细腻的语言营造的意境里。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么美的诗和印象中这位胖胖的老先生联在一起。但他的直率却跟他敦实的形象十分匹配。

他精通法文,翻译了许多法国名著。学生们都记得他曾告诉我们:“读巴尔札克的小说,不能看傅雷翻译的,要看我的。”多年之后我才懂得可能是傅雷的文字太雅,失去了原作的俗,而穆先生的译文保留了土气,也许更接近原作的味道。穆先生说话可真够直的,这就是个性吧。可这份直、倔,加上知识分子让人恼火的民主意识和天真,让他不为这个时代所容,早早走了。穆先生是南开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生,比我早三十五年,也算校友吧。这让我对先生多了份感情。

误的误了,走的走了,留下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这些“剩下头尾的鱼”,还要活下去。那么以后的日子,我的后半生,该怎么活呢?

我冷静地知道,今后的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做点儿有限的事情,而前提是悟。

四十、好一顶帽子

成了“改正右派”,尽管离“平反”也许还有一大截子路要走,但也算恢复了我的清白,在二十二年之后。此时我已经没有了激动,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可弥补不可挽回的太多了。

背着冤案熬过八千个日夜,多难啊!有人把这叫做“噩梦”,我真希望它是梦呢,可惜不是。

我多少次,早上醒来,在朦朦胧胧之中紧闭着眼,在心里对自已说:“也许那些都不是真的,也许是魇住了,是手压在胸口上弄成的噩梦?”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睁开眼睛,期望着原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梦。

可是偏偏都是真的,实实在在,我还是那个“右派”。一天天的盼望,一天天的破灭,二十岁的我直熬到四十三岁!八千个日夜啊!这是什么滋味!

想想这个过程的漫长、艰难和荒唐,你脑子里会跳出“残酷”二字,然而,这一切哪里是“残酷”这个词能承载得了的!

但我毕竟是活着等到了“重新作人”的一天,我感到幸运。而能坚持到幸运来临的这一天,我最要感激的是樵。我和樵在王府井的北京照相馆照了张相作为纪念。在相片的背面我题了四个字:“炼狱之后”。相片上相濡以沫半生的我们已是一对憔悴的中年人。

在日记里我说:“樵,我吻着你每一条美丽的皱纹,每一丝纯洁的白发——这都是我的啊!”

回到青海,我突然感到极度的疲倦,好像是长途地只是在意志的支撑下走完了艰难的路,太累了。我的心注满了苦酒,心被它浸透了,即使把苦酒倒了出来,留下的仍然是苦味。在受难的日子里我很少流泪,现在我反倒常常伏在桌子上呆呆地任眼泪去流淌。二十二年的创伤,露着鲜红的肉色,今天要缝合它,不免要触得更疼的。

这就是“痛定思痛”吧?我控制不住地常想,既然事实证明不是恶意进攻,而是善意进言,为什么会费尽心机地陷我于不义?为什么用“右派分子”这块巨石压在我头上,一压就耗尽了我整个的青春?

经过很久很久地苦思,我开始了悟,我告诉自己:不是你犯了错误,而是“犯了正确”;不是对方误解了你,是你“误解”了对方。你错把对方理想化了。你以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公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说自己的话。错!领袖的思想、领袖的语言是你唯一的选择!这是维护专政的需要。你犯了大忌,怎能不整?

我有了答案,尽管还不是终极答案。

从此,我豁然开朗。

回顾此生,如果我在当年不是因虔诚和轻信走了这条路,我将有怎样的人生?

我可能委委琐琐谨小慎微地过一辈子,有了平安,但失去了灵魂。我或者留着心眼儿而成了左派,因此还可能走上仕途,那我将会在无尽无休的斗争当中干下多少昧着良心的事,伤害多少人,欠下多少良心债!……

不,我不愿意这样活着。我选择了一顶好帽子!我为自己当了一个正直的右派而自豪!

这并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右派这副重枷我戴了二十多个年头,当然使我失去了很多,可是我却因此得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人生一世贵在体验,包括外在的内在的。因帽子而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砥砺我自珍,也迫使我自律。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有益。因此我远离可恨的腐败,值得庆幸。

——磨练了意志和胆量,开阔了胸怀。“曾经沧海难为水”,小漩涡乃至七八级风浪,已经不以为意。有时竟可达到轻生死的境界。

——不再有攀升的幻想,安心于在“卑微”的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

——逃避了可以伤害人的位置。在翻来覆云的残酷斗争中只有挨整的份儿,不大能也不愿伤害别人,因此内心是坦然的,我没有欠良心债。

——阅尽了鲁迅所说的“世人的真面目”,也深切感受着人间的真情。在无价的真情面前,歧视和冷酷都失去了分量。

——因为自己饱受误解和委屈,所以不愿轻易误解别人。多了些对别人的宽容,也多了些同情心。

——知道了生活的复杂,也有助于理解生活中的各种人。这对教学生,对理解文艺作品,对学术研究也大有帮助。

——由于深受其害,因此尤其憎恶大小骗子和各色打手,对种种为非作歹怀着近于嫉恶如仇的痛恨。

——正是多年在最底层过活,使我从不轻慢和歧视无权无势无钱的百姓,有一种强烈的平民情怀和平民的自尊,我深爱自己的布衣感。

——因为弄了个不明不白的罪,就不能不让我常常关注真相,常常刨根问底。

——使我始终从平民的视角看取这个世道,从而静观大舞台上的表演,难再轻信谎言,而坚信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绝对必要,因而一步一步地明白了。

……

这些无一不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我选择了这么一顶好帽子,不后悔。

然而,这桩冤案毕竟是我的悲剧。

这个悲剧最深刻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被迫害,而是被愚弄,长期的被愚弄,并且是和全国人民一起。

当年我自以为崇尚独立思考,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真的走出愚昧,在我被反右以及此后很多年,我主要还是当了个愚忠的角色。在领袖思想威力的作用下,在批判和压力下,我确曾以为自己是犯了罪。我虽然曾经说过“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也应该通过自己的脑子,想想对不对,再决定是否拥护”,而被视为大逆不道严厉批判,其实我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依照惯性无条件接受的,很少真正独立作出判断。我强迫自己想通、接受领袖的一切决策,包括“三面红旗”“文化革命”甚至“红海洋”“忠字化”,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才因震惊而清醒,开始从迷信中挣脱出来。

可是从另一角度看,在监督改造期间假如我没有用这份愚昧扭曲自己,不用说不能减轻处分摘掉帽子,很可能还会被送到哪家大墙里去。这么说,我的为上边所需要的愚昧还保护了落难中的我,这不是更可悲吗!

巴金曾经自责说,“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无条件地重复,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在我们的中国有几个人不是如此呢!愚昧在中国传统迷信和现代迷信的深厚土壤中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这已是非常牢固的集体意识。

五四的先驱们号召“冲破思想的牢笼”从而达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精神前进了多少?

四十一、邂逅癌症(上)

日子已经由阴转晴了,命运又来开玩笑。这么一个人生小插曲,给我增加了一点可贵的体验,也挺有意思,虽然在当时不免紧张和感伤了一阵子。

一九七八年我们俩调离了工作了十八年的海北州门源县。青海师院的沧石是个一向珍惜知识分子的老院长,由于王宁的全力推荐,他决心把我和樵调到师院去。他亲自跑了多次,把我从暂时工作的西宁体校调到师院中文系,樵也从海北调了过来。

青海师院(不久改为“青海师大”)多年来是北京师大对口支援的学校,这里有不少是我们的同学和校友,老校长对我们又细致入微地照顾,让我们完全没有生疏之感。“文革”刚过去,学校的一切开始走上正轨,整个校园很有生气。我们俩新的人生从此开始了。

偏偏就在这时候,出了事。是一次去医院体检,发现腰部皮下曾经割过两次的肿块又长大了。医生建议手术。手术就手术吧,这有什么!以前做过病理检验,是纤维瘤,良性的。这次虽然面积大了点儿,住院不过一周就会没事了。手术后,躺了几天,觉得已经差不多,过了这个周末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于是提前回到在学校的家。

刚刚走进家门,还没坐稳,医院的电话就追到了系办公室和院办公室,到处找我,说是检验结果出来了:恶性!要我次日一早就回医院检查。其实在樵接我出院时,路过护士办公室已经看到了病理报告,那上边写着“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但我们没有在意,因为不懂。大夫说:“你们不知道肉瘤的厉害!”翻开一本医学手册,才知道病理报告那一行字的分量就在那“肉”字上。“肉瘤”就是癌。

一想起癌就和死挂勾,我也未能免俗。

对死我在过去那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反复地琢磨过,寻求真正的参悟。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生是短暂的,死是永恒的。我们每天都朝着那必然的终点奔去,作为人生的运动员在长途跋涉之后,迎来冲线的时刻,即使没有胜利的喜悦也不必有死的恐惧。你将进入的是没有忧愁,没有恐惧,没有劳累也没有欲求的世界。那是佛家的“得大自在”的境界,是鲁迅所谓“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的所在。对这个所有人无一例外的归宿,实在没有什么可恐惧的。

但是我不会没有遗憾。我的还原成为人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我还没干什么事呢,就这样草草结束我不甘心。

最不忍看到的是樵的眼泪。为了我樵默默地流了多少泪!我如果独自走了,怎么对得起她,她又怎么能活下去?

为了我担忧半生的爸妈,刚刚松了口气,儿子如果先他们而去,怎么受得了?

还有我亲爱的孩子,我怎么能没有你们,你们怎么能没有我?

早晨,又像二十三年前类风湿发作时一样,我骑在自行车上,樵推着我。我觉得我们又在艰辛地合走着一条漫长的路。

“又是你推着我。”我回过头看樵,她惨然一笑。樵是坚强的,她在忍。一路上我多次转身看,樵的眼睛抚爱地又带着忧伤地看着我,眼睛里没有刺痛我的泪。

田野绿了,路旁的柳丝轻揺.我觉得我的身体仍然和这春天一样充满生机。是的,我还从没感到过自己的衰老呢,我仍然有着青年的心情、愿望和对生活的热情。

我还想和樵在办公桌的两边面对面地工作,不时抬起头,互相看上一眼,再微笑地埋下头去。我还想和樵一起去登泰山极顶,去泛舟西湖,去造访托尔斯泰的故乡,去欣赏大海的波涛,去重游初恋时徘徊过的每一个引起美丽记忆的地方……

我还想带着孩子去游园,看着他们在我们面前奔跑,我或许还高兴地追上去和他们比赛谁最先登上白塔。我还想怀着热情与冷静倾听祖国前进的脚步声——我和你有一样的遭遇,我也期盼亲见你和我一样新生。

我有活着的力量,我有信念。生活,你背叛我,但是,你降服不了我!

以上的话是从日记中抄录的,写于八零年五月五日回到医院的当晚。

后来,我看见樵同一天在日记本上写的话:

命运的打击太无情了!在我的豪刚刚吐出了郁结二十二年的一口冤气时。

命运这个敌人,它太残忍,太歹毒,我诅咒它!

我们生活得这么本分,这么艰难,这么老实,我们没有任何分外的企求,我们还常常警告自己,不要得意忘形,以免乐极生悲。但恶运不肯退去,这次来的竟这么凶猛!

面对命运的挑战,我曾勇敢地应战。

多少次我违反命运的安排,听从良心的召唤,我战胜了命运。我是一个从不呐喊但却坚韧的强者。

但命运必欲置人于绝望!

不,我不屈服,我不相信!我还要起来应战。

我们必须白头偕老,我们一定白头偕老!

可是,我多么脆弱,我难过极了。

在人前,我控制了一天的眼泪,当我一个人时,不停地流淌。……

前边我抄录的是两人同一天在不同地点(病房和家中)写的日记,我们还是那样“不谋而合”,这就是“力能断金”的精神,“癌”那个三只眼的怪物是会退避三舍的。

被召回医院之后,大夫们找出一九七二年第一次手术的切片,仔细一看,那时切下的就已经是恶性的肉瘤。但做过一系列检查,证实还没有转移。这下我倒乐了,八年都没转移,我怕什么?但是大夫和医书都警告说,它转移的几率是百分之二十五,而复发次数越多转移的几率越大。我已经手术了三次,转移的危险显然增加了。

然而目前并没有什么有效治法。我的对策越来越明确:一、不惊;二、不怕;三、不管。为什么不管?没法儿管,管也没用。既然白白伤神费力,索性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而且让活的质量更高些,趁活在世上的日子多干点儿有用的事。这对治病未必消极,它能增强机体的生命力。

听到我得癌症的消息,很多同学、同事来看我,外地的友人纷纷来信慰问和打听病情。“好不容易改正了,又得了癌,怎么好人就这么倒霉!”他们的关心让我心热,给了我不小的力量,我反过来安慰他们,让他们相信我可以平安过关。有的朋友说,这个病是不是很多年憋着这口窝囊气有关系?我想,这很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癌常常是右派帽子的副产品,不少与我有相似遭际的朋友压抑多年,癌这个家伙就找上门来。如果是这个原因,我就更不能服软,不是吗?

此后,我继续着在医院病床上就开始的备课。我的课必是自己的东西,我想。

四十二、夙愿的放弃

近年来,朋友们闲谈时常常不约而同地向往八十年代的日子,这很有意思。细想起来,那时生活条件和现在比显然差得很远,但在享有着今天优于昨天的物质生活条件时,却又时时感到缺失了当年的一些宝贵的东西,我想大概缘于那是希望大于失望的年代。

拿我当时所在青海师范大学来说,这所高校和全国一样是“文革”的重灾区,此时,“文革”刚刚过去,恶梦醒来,荒废了十年,谁都想好好干些事,为国家,为社会,也为自己,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至于我,要追回的就不仅是十年,而是二十二年。

我和樵是同时调入这里的,她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辽宁大学教过几年外国文学,有些基础和积累,我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从零开始。我常常觉得好像跑马拉松,人家已经跑过了半程,我才起跑,要赶上队伍太难了。算一算,如果六十岁退休,大学毕业后只能工作三十八年,而二十二年已经过去,我作为“人”正常工作的年限只剩了十六年,这笔账算起来真够可怕的。

且忘掉这真实而又让人寒心的数字吧,否则你就会在自暴自弃中打发掉这余下的日子,而这只能证明你的自私、无能、没出息。面对现实,唯有格外地拼命,虽然未必能合格,可是这一关非过不可,谁让你到高等学校了呢!

这种心情督促我加班加点地追回时间,追赶时代。北京师大我的老师杨占陞先生和老同学张恩和急我所急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回到北京去听唐弢、王瑶、李何林等前辈和樊骏、朱正、严家炎等多位专家的课。大冬天,我还多次起早冒寒风到北大去听孙玉石老师的新诗研究。古道热肠的孙玉石很够意思,他把我当作朋友,不用按学校规定办任何手续,免费旁听他给研究生开的整个专题。我一有时间就到图书馆翻阅过期期刊和最新研究成果。渐渐地有了一点儿入门的感觉。

回校后我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和鼓励,给全校开的公共选修课,各系同学也十分踊跃,人太多,只好在最大的阶梯教室开讲。我写的关于戏剧、诗歌、鲁迅、老舍的研究论文开始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受到好评。

然而,没有料到学校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要我当中文系主任。我当然死活不干,拿定主意只愿教自己的课,过平静的日子。更换系主任我知道势所必然,因为原来德高望众的老主任聂文郁已经退休,接替他的一个是学物理的,一个是行政干部,当年新四军的小鬼。为人虽都不错,但毕竟对语言文学是外行。为什么相中了我,大概是看我业务上有些能力,更因为看我适于与大家相处。

中文系在“文革”中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派性的遗害还没有消除,我则以为无论什么派都是被“文革”发动者愚弄的受害者,我不问旧账,一视同仁,至于派性斗争当中表现的人品如何,我心中有数就是了。我是外来户,过去的恩怨与我并不相干,能够与大家和平相处,这可能是让我当系主任的重要考虑。

我细一想,这个系主任可不是轻松的差事,因为要当就要当好,不是做甩手掌柜的,不是当维持会长。他既要管老师又要管学生,既要管教学又要管思想管生活,特别是必须要有新的有价值又切实可行的思路和理念,并且和大家一起去实现它。这就得把整个儿人都投进去,那就打乱甚至打断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设计,而做行政工作免不了和上级打交道和政治打交道,这绝不是我的兴趣。

就在我坚持拒绝的时候,我的同事也是友人毛微昭的话起了不小作用。他说,要把这个系办好,总得牺牲一个人吧。这话把我潜在心中的老毛病勾起来了,既然是牺牲,自己不肯担当往别人头上推,有点儿不够意思。而且我要老实承认这里还有点儿私心。我自知没有作专家的大才,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当了系主任,忙,学术成果少,就有了托辞。

这个“一闪念”我没好意思跟任何人讲。另一个私心就是觉得这也可能是一个机会,把多年来我因之受难又不愿放弃的独立思考精神,以合法的途径扩散给更多的人,再由这些未来的教师影响更多的孩子,这不是很有意义吗!如果谁说我这是“贼心不死”我也承认。

就这么,硬着头皮,打起精神,又揣着私心,把事情接了过来,时间几乎都搭进去。而且,即使是为了给大家做个样子,教学科研还要说得过去。于是家里的事,教育孩子的事,都扔给了樵。

随之而来的要求我就没有这么听话了。那是刚接过系主任这个活儿没有几天,党组织带话儿来了,希望我写入党申请,说只要我表个态就批。

入党,本是我的宿愿。我始终清晰地记得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在南开中学我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时那种神圣的心情。那是在听过党课之后,离我入团才一个半月,这时我才十六岁。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面对这敞开的大门,我却分外地冷静起来。此时,党员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光环,虽然还没有太多的反感。

我没有考虑再三就婉言拒绝了这份好意。因为我觉得党员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政治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它的变数太多,不可知的隐情太多,我已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此后必须躲它远点儿,不能往上凑。其次,当了党员必须听话,我可不能担保什么话都听。再有,党员要服从组织对他的工作安排,我是不想当官的,入了党将来想辞都辞不了。

特别是听到有人好意地开导我说,入党是提干的阶梯,这更促使我下了决心。入党就能得到好处,这是我最憎恶的。

我已经不再那么傻,不至于把心想的都摆出来。我向党组织表示的是,我现在私心杂念太多,党里边包袱够多了,不想给党再增加个包袱,还是让我先创造条件吧。领导上说,“你不入党会影响一批人”。此时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正在发展组织,和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业务骨干。

我表示,选择入什么组织是他们个人的事,反正我什么民主党派也不参加。后来,九三、民盟、民建都有人动员我参加,我一个也不入。

不入党给了我较大的自由,不想当官又不怕丢官让我少了很多顾忌,从此,我认为党委正确的指示就照办,错的就大胆提出质疑、商榷或抵制。我有了独立作出判断的自由,我成了最敢于直言的系主任之一。一次党委副书记在干部、教师大会上要求各系摆事实、梳辫子,开展“反自由化”运动,我不但在中文系拒不执行,还在教代会大会上联合一些老师坚持选举的民主程序,以致这位副书记最终没有如愿进入教代会的领导班子。

又一次,省上准备在青海师大基础上组建综合性青海大学,校党委书记未经民主讨论独自做主一口回绝,我在系主任会上当面坦率地批评他的失策和独断。一次管文教的副省长下令让我们中文系办个什么班,我系老师均认为不当,我当即公然拒绝执行。我说只要我还当系主任这事就不能办。结果抵制成功。

我是一个不听话的系主任,正因为“不听话”,中文系明显增添了生气和新意。

在准备接手系主任的那些日子里,我走访了每位教师,与大家探讨改革的思路。得出的共识是我们教学的核心目的不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养能力——更新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善于表达的能力。这其中,独立思考是我内心尤其在意的。经全系师生上下一心地努力,中文系的改革风生水起,很见成效。

我的运气不错,和我搭挡的系党总支书记张金亮与我相处极好,配合十分的默契,我几乎想不起任何一件事我们有分歧。虽然他动员我入党被我拒绝,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尊重。我也不见外,有时系主任会后校党委布置各系党组织下阶段工作安排,系主任里只有我是非党,我只好留下来作记录,回来给党总支传达。党组织在教师里发展党员,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某人品德不好不宜发展,就直率提出,他们也很尊重我的意见。

八十年代我所在的这所大学,民主空气是比较正常的。我和校党委书记虽然工作上常有分歧,有时不客气地顶撞他,但平时关系很融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樵带儿子回了天津,书记也一个人在学校住。我和书记在职工食堂吃饭,常常二人一起伙着吃,我点个水煮牛肉,他就点个木须肉,边吃边聊,说话很随便。

我口无遮拦,爱开玩笑,有点儿没大没小,他反倒爱和我“拼吃”。大概因为我没有把他当做官,毫不拘束,他觉得轻松。这位书记是藏族,没有架子,挺有个性。

(未完待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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