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外祖母的刻薄和父亲的离家出走
祖母去世以后，日子越来越难过。父亲、母亲只得背井离乡，用那根扁担一头挑着锅灶，一头挑着年幼的我，远走他乡。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去？那时的穷人无路可走。最后决定投奔到离黄瓜口五里之遥的小黑坨村外祖母家。
从黄瓜口往南2里，是大黑坨村。大黑坨因为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出生地而闻名全国。
图：乐亭大黑坨李大钊故居
从大黑坨再往南走2里，是小黑坨。小黑坨因为有“京东快马张”而闻名冀东。
本书开头说过，乐亭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乐亭“老呔帮”是中国最早的商帮之一。至清朝中叶以后，乐亭人闯关东经商，足迹遍布东北各地。到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呔帮”在东北经商人数达10万之众，他们在东北开设商店、银行、工厂达到1000多家，经商者共拥有资金2亿银元。他们把赚的钱寄回乐亭，盖房、置地、办厂。“老呔帮”富乐亭，兴乐亭，着实让关外人羡慕，难怪东北人说：“东北3个省，无商不乐亭”。
图：张希孔画像
小黑坨张希孔，就是“老呔帮”闯关东发迹的典型代表人物。张希孔，生于道光年间。青年时，他学会了木匠手艺，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到了东北船厂（今吉林市）的一家木匠铺当杂工。他为人忠厚，干活勤快，后来受人资助自己开了个小木匠铺。当时，适逢东北“木帮”们从东山里砍伐的一大批木料，积压在松花江畔，一时难以出手。这批木料便赊给了张希孔，言明次年秋后付款，可是，这些人去了四年也未来取钱。此时，恰遇当地遭火灾，灾后重建房屋，木料走俏，张希孔借此机会而获大利，他用这笔资金垫底，开设了万合木局。后来，又在宽城子开设了万合兴、万增兴商号，并继续兼营木业。子承父业，几年下来，张家成为乐亭县的四大富户之一。
张希孔家素有“京东快马张”之称。据传说，张希孔的曾孙张玉相（字功璞，世称张老功）30岁时进了一次北京，正遇到亲王们赛马，张玉相年轻气盛，又好骑术，由于好奇就溜进了赛马场。因为是王公大臣们赛马，朝廷一品官都进不去，他一个二品官，带着官衔进去多危险。张玉相一上场，就闯了祸，他的马超过安德海一头，安德海是代表老佛爷的，安德海问：“赛马者是谁？”张玉相没敢报真名，回答说：“京东快马张。”安德海下令：“关闭城门，抓京东快马张。”
张玉相惊出一身冷汗，扬鞭跃马，从京城连夜赶回小黑坨。此事在其姐夫杨御使的疏通下，费尽周折，方大事化小，终于平息下来。但“京东快马张”的大名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张玉相，我们当地人称他张老功，他家堂号叫中兴堂。他家宅院就在外祖母家的后街，我幼年时，宅院完整尚存，我们常到那里去玩。
他家宅院很大，正面门前有权臣李鸿章手书的“文下轿，武下马”的石碑，正门内侧悬挂皇族亲王赠给张老功的横匾。内廷长廊围栏，画栋雕梁，气象万千。正院房顶上修有炮楼和女儿墙，据说当时张家有洋枪几十杆，昼夜有家里的武丁守护，当年乐亭沿海闹海盗时，上百名海盗也没攻下张家的院子。1947年闹土改时，这个院子就成了农会办公的地点，那时张家已经人丁不旺，只有张家后辈子孙张振亚和他的父母。张振亚是我小学时同班同学，他人很朴实、很憨厚，没有大家纨绔子弟的恶习。
张家外宅主要是仓库、长工屋、碾棚、牲口棚，院子也很大，土改时村里斗地主开大会，都在张家外宅进行。
正宅外宅之西是花园，周围有用土夯实的土埝子，里面除了各种树木花草之外，中间是一片大苇塘。小时候，夏天我们经常到那里去捕鸟，到芦花飘白时，我们就去那里用筢子搂树叶当柴烧。
张家祖坟在花园之西，周围种满松柏，葬着张家几代人。可惜的是，1958年平整土地时，坟茔被村民们平掉。据说那柏树棺材还完好无损。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朴实的典型冀东农民，我对他的记忆不多，因为在我记事时他已离开人世。
旧时没进过学校的妇女只有乳名，而没有大名。结婚以后随丈夫姓。比如，外祖父家姓赵，而外祖母也姓赵，那么外祖母就叫赵赵氏。女人的名字只在百家姓中两个字转换，而张、王、李、赵同姓最多，女人的重名也就多。什么王赵氏、赵李氏、张王氏……人一多，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不过在旧时代女人的名字用处不多，结婚前用乳名，结婚后就用“XX媳妇”，如果生了孩子，就用“XX他娘”称之。
到1946年土改平分土地时，名字用的多了，就出现很多麻烦事。比如分浮财，农会在大会上一喊“赵王氏”，就会有很多赵王氏上台来领东西，究竟是哪一个“赵王氏”呢？为了区分，就在“赵王氏”前再加上丈夫的名字：“赵镇家的‘赵王氏’”。
外祖母与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是本家。赵纫兰也是大黑坨村人，李大钊的同乡。在李大钊与赵纫兰结婚时，外祖母也参加了婚礼。关于外祖母与赵纫兰是远亲、近亲，外祖母从没说过，因为李大钊尽管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但当时在愚昧的冀东农民头脑中，还没有那么大名气，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么一点。
外祖母家是下中农，有10多亩盐碱地，一辆牛车。平时土地耕作，全靠外祖父一人。农忙时，外祖母也常帮把手。小黑坨临近渤海，土地多盐碱，种的禾苗，死的多，活的少。10多亩盐碱地，只能勉强够外祖父母糊口。
外祖母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她对接生很有经验，有不少的难产的婴儿在她手下顺利降生。不论黑夜，还是白天，只要有人来找，他从不推辞。找她接生的人，即使是穷人家，也要借了牛车来接，有钱人家一定是套了马车来接她。
那时接生是义务的，大家乡里乡亲，从不收钱。接生后，要招待一顿饭，再送些红枣、杂粮之类的礼物。
外祖母家院子里住着不同姓氏的3户人家：西厢房住的是外祖母和我们的一家，东厢房住的是一个开鸦片烟馆的孤寡妇女，人们都叫她“三叨叨”，北房住的是一个叫二老吴的神汉。
这个院子虽小，但却是住有接生婆、开鸦片馆的、神汉3户人家，构成旧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三叨叨”的名姓至今不为我所知，只记得儿时她迈着她那3寸金莲的小脚，不管有人没人，无论是站着、坐着、走着，她嘴一天也叨念不停。她的烟馆生意很好，儿时我经常去看她熬烟土，一个铜锅，把烟土倒在铜锅里，用火慢慢地煨，大约两三个时辰后，金黄烟膏就熬成了，然后再分别用戥子称量后，分别包成一个个烟泡，装在盒子里等烟客吸食。
因为她进的都是云南烟土，货地道，熬制技术又好，所以烟客来的多。
她家有里外两间屋，里间是她的卧室兼烟馆，炕上铺着洗得干净的炕单并备有枕头，有钱的烟客可以躺在炕上自由自在地吸食。外间没有床，只有几个长凳，那是给没钱烟客准备的，只能坐着吸食。
那些来的烟客，衣冠不整，瘦骨嶙峋，趿拉着鞋，呵欠流涕地走进“三叨叨”的烟馆，来享受那吞云吐雾的欣慰感。
儿时我常去看那些烟客吸烟的情景：烟客们手握一根尺八长的烟枪，一头含在嘴里，一头对着烟灯，对着烟灯一头的烟斗上有一个小孔，烟膏粘在小孔上，在烟灯上加热后，冒出缕缕白色烟雾，此时烟客就如婴儿吃奶一样，拼命吮吸着那烟雾。于是刚来时无精打采的烟客，逐渐睁开迷离的双眼，人也有了精神。
“三叨叨”和别的烟馆不一样，她只卖烟，不卖身。有时，三叨叨也躺在烟客对面，帮助烟客烧制烟膏，但她自己从来不吸。她帮助烧制烟膏的都是躺在里屋的高贵的富有的烟客，不是坐长凳上吸烟的短衣帮。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自此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鸦片的输入，使中国官兵手无缚鸡之力，不可御敌。
图：吸鸦片
我曾听到那些吸食鸦片的人说过，其实吸食第一口鸦片烟，滋味并不好受。正如一个叫张昌甲的瘾君子说的“初犹艰涩刺喉，醇而后肆而贪馋”。等到吸食三五天之后，便能成瘾，成瘾之后，每天要吸上几遍。如果不吸，就会呵欠流涕，大汗淋漓，捶胸顿足，难受得要死。在吸食相当时间后，就会变得骨瘦如柴，面无血色，目光呆滞，呼吸急促，最后抑郁而死。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
我出于好奇，常去“三叨叨”烟馆去看那吞云吐雾的烟客，但逐渐却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那醇香的烟味让人满足，所以常常不由自主地去闻那烟香。母亲发现我的异样后，就再不让我进“三叨叨”家的烟馆了。
不能进烟馆了，我就常混在二老吴家屋子里，有时还跟了他去看他给人家作法事，测阴宅，但不久也被父亲制止了。
此后我才知道“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道理。
二老吴，是远近闻名的神汉。他能请神降仙，为人医病；还能相面揣骨，为人测字算命。有人家盖房，请他看风水，修坟迁墓也来找他测阴宅。据说他的功夫很高，法力很大，有一次我得了抽风病，身子抽搐不止，母亲请他来治。摆上桌子，烧了高香，他嘴里念念有词，说我是有鬼神附体，他做出驱鬼抓魂的几个动作，几天后，我的病果然好了。是二老吴的功法呢，还是我自然就好了呢？谁也说不清楚。
我这次的抽风病是由于惊吓过度。事情是这样的：我家西邻有一个叫张德安的人，他的年龄应该比我母亲大。他家孩子隔着篱笆往我家院子扔砖头，我也还击，往他家院子里扔砖头，被张德安发现。他气势汹汹跑过来，提着我的衣领到他家院子里，喝令我把砖头捡干净。他家有一条恶狗，平常谁也不敢到他家。我吓得浑身发抖，啼哭不止。
当天晚上我就浑身抽搐不止，嘴里说胡话。冥冥中我听到母亲隔着篱笆在骂张德安：“张德安，你个不得好死的，你怎么和小孩子一般见识！”
但是，二老吴没有彻底治好我的病，此后我的病时好时坏。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妈妈问来一个偏方，说耗子（老鼠）的睾丸能治这种病。但是献偏方的说吃了这个偏方，以后成人就不会再有后代。母亲也顾不了这么多，找来耗子睾丸焙干研成粉末让我吃下，我的病果然好起来。
我的外祖母性格暴烈，言语刻薄。有一件事至今铭记在心：当时我只有4岁，一次我向妈妈讨一分钱想去买一个糖球，被外祖母听到，她坐在炕的里边，我坐在炕沿外边，她一脚把我从炕上踹到炕下去，头上磕了一个大大的包，嘴里恶狠狠地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孩子没出息，将来是个拔茅屎栏的角色（冀东人称厕所为茅屎栏，所谓茅屎栏，一般是用秫秸篱笆遮挡，懒汉没柴取暖，就去把人家秫秸篱笆拔了当柴烧）。”外祖母的这一番话，一直刺痛着我的心，但它也时刻从另一个方面激励着我，让我奋发，催我自强。
此后，无论在我读书还是工作时，我都时时警戒自己，要勤奋，要自励，千万不可懒惰到成为“拔茅屎栏的角色”。
还有一件事，外祖母也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外祖母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母亲的姐姐（我的大姨）有一女一儿。女儿生下来耳聋，我们叫她聋姐。儿子比我大一岁，叫盘厮（乐亭人将厮（SI）字读成xe音）。我与盘厮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又一起上学读书。
外祖母晚年在考虑财产的（那是怎样的财产啊，十来亩盐碱地、一头牛、一辆车）继承问题，把盘厮作为她的财产第一个继承人，还在我们当地的乡政权作了公证。就在这一继承权确认不久，这位姨表兄盘厮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我们上一年级时，盘厮不知什么原因违反了学校纪律，受到处罚。那时，在我们读书的小学，如果学生违反了纪律，重则处罚打板，即用戒尺抽打手掌，十下、二十下、直至几十下，被戒尺抽打的手红肿直到渗血。轻的呢，就是罚站，一小时，两小时，都由处罚你的老师说了算。那天盘厮不知道犯了哪条戒律，放学时不准回家，罚了站。我们学校原是在一座神庙里，那神庙里泥塑判官，张牙舞爪，甚是吓人。盘厮罚站后，老师去吃晚饭，竟忘了被罚站的学生。直到深夜，姨父去学校找时，老师才发现自己忘记了还有罚站的学生。盘厮回家后，当夜高烧，说呓语，可能是惊吓过度，几天后竟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这位老师就是我的五叔王廷荣。当时农村法律意识薄弱，如果是现在，事情会闹得沸沸扬扬。因为是亲戚关系，我的姨父、姨母没有向学校和老师提任何质询和要求。
因为盘厮的死，我就自然成为盘厮的后补人选，被当作外祖母财产继承人。但是不久冀东地区闹土改，平分土地，这种继承关系也就成了空话。
在农忙时，父亲就帮外祖父下田耕作，农闲时，就到海边捕些鱼虾走街串巷去叫卖，赚点钱接济生活。
凭添我们家三口人，外祖母家生活过得更加窘迫。外祖母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父母，所以拌嘴的事就经常发生。记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和母亲又吵起来，还骂了父亲。父亲一气之下，披着一件蓑衣离开了家。外边刮着大风，下着大雨，雷鸣电闪。我看见，父亲刚刚跨出门槛，就跌倒在泥水中，爬起来，他再没有回头，身影消逝在茫茫雨幕中……
我拽着妈妈的衣襟，不住地叫着父亲，问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次离家出走之后，父亲就没有再回来过。后来听人说他参加了八路军，外祖母恶狠狠地向母亲说：“这次你男人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还是考虑自己出路吧！”
外祖母终于在确定他的财产继承人后不久，离开人世，外祖母弥留之际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楚。
前边已经说过，外祖母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接生，本来是一项公益事情，是善事，但按迷信说法，接生婆的手沾满了血，是肮脏的。据说接生婆死后到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把她的手剁掉。记得外祖母临死前，妈妈给她缝了两个红布手套，套在手上，据说这样阎王爷就不会再剁她的手了。
外祖母死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迷惑不解：她躺在凉床上（冀东地区人死前要抬到凉床上，不能死在炕上）三天三夜，已经停止呼吸，但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似乎还在看着什么。神汉二老吴说，外祖母有冤魂附体，如果让她安息，就必须把附体冤魂驱走。于是他来到外祖母凉床前，向天作了一个抓捕的手势，嘴里念念有词，外祖母果然闭上眼睛。二老吴说附体的冤魂，被他赶走了。
外祖母终于平静地走了，因为外祖母没有儿子，而我又是她的财产继承人，所以外祖母死时我要披麻戴孝、守灵、扛幡、倒枕头里的高粱壳、摔烧纸的盆。
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感受到中国解放前丧葬繁缛的习俗。外祖母咽气之后，母亲将一枚拴有红线的制钱（富有之家则用珍珠或金玉等物）放入外祖母的口里，谓之“噙口钱”。再将一面镜子面朝里放在胸前。灵床前摆设供桌，上摆糕点、供果、长明灯、打狗饼子、打狗棒，小碗内放上小米当香炉。然后，焚香烧纸，全家举哀恸哭。
外祖母因为生前是接生婆，她把不只上百个婴儿迎到人间，被她挽救的难产的妇女，也数以几十计，所以前来吊孝的人络绎不绝。这些吊孝的人，都哼哼唧唧干哭几声，既没有鼻涕，又没有泪，然后将准备好的“冥轿”（也称“倒头轿”）拿到大门外烧化。
因为我是外祖母的“孝子”，所以要穿全白的孝袍，黑鞋要全包上白布。腰里系上麻绳，头戴用长条白布折叠成的勒头帽。
我要守在灵前，每天早中晚3次到土地庙“送纸”（也称“报庙”）。“送纸”时全家要排好队，自然是我打头，我的一只手要夹着一个装纸的陶盘，另一只手要提着一个灯笼。我的身后是大姨、妈妈等按亲疏远近排成的队伍，一路要喊爹喊娘地恸哭，不管是真是假。大姨、妈妈自然是泪水纵横，而我是外祖母的“孝子”，本来应该泣血稽颡、惴惴其情，但是我对对外祖母没有好感，硬是挤也挤不出泪水。当我看到大姨和妈妈的痛苦表情和撕心裂肺的哭声，再想到是外祖母把我这样一个难产儿接到了人世上，此时我好像忘掉了她曾把我从炕上踹到炕下的情景，我也流泪了。
然后就是入殓、送三、出殡、烧七等一系列的丧事活动，几乎把人折腾死。所以，我从小就本能的对旧时代的丧葬习俗产生一种反感。到我高中之后，我曾写过一篇《古代的裸葬》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我赞扬汉代王扬孙反对厚葬，提倡裸葬的开明精神。
虽然外祖母把我做为她“财产”继承人，但我却从心里不喜欢她，直到现在.
（5）歪脖子校长和我的五叔
1942年寒假之后，我刚满7岁的时候，进了小黑坨学堂读书。
小黑坨学堂原来是一座文庙，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处所，所以又称孔庙。一般文庙是按曲阜孔庙的格局建造，但由于各地风俗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在遵循总体模式情况下，各地文庙建造规模格局也不尽一致。
小黑坨文庙又称学宫，是祭祀孔子的寺庙。从前香火隆盛，每逢农历的初一或十五，都有人来上香。学童们启蒙入塾，也要来这里祭拜至圣先师孔夫子牌位。自从八路军开辟冀东根据地之后，破除迷信，这里才香消火灭，孔夫子牌位再没有人来祭拜，这样，这座文庙就改作学堂。
小黑坨学堂只有四个年级，学生四年级卒业后，就要到8里之外的胡家坨镇去上高小。
学校除四、五位老师之外，还有一位校长。记得校长姓陈，因为他的脖子天生歪斜，学生都叫他“陈歪脖儿”。在师道尊严盛行的旧时代，学生和校长、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很对立的，再加上农村历来有“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轻师轻教的传统恶习，所以学生对老师只有畏惧，缺少尊重。有时陈校长到教室里来，调皮的学生总是悄悄地说：“都6点过10分了，还不下课”，以钟表的时钟和分钟的角度作比喻，来讽刺脖子和身子歪斜到45度的陈校长。
我的五叔王廷荣在学堂教国文。五叔年幼时跌过一跤，摔断腿骨，留下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学生背地里叫他“王瘸子”。
五叔是乐亭县城育英中学毕业生（初级中学），他读书十分刻苦，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因为他腿有残疾，在那个“老呔儿帮”大闯关东的年代里，他没能去东北，而从事了教书的职业。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是五叔在教我们写仿影。他先教我们磨墨，然后教我们垫仿影，再教我们握笔的姿势。他要求我们在写字时，坐要端，肘要实，腕要活，手要虚，笔握紧……在教我们“手要虚”时，他拿来鸡蛋，让我们握笔后把鸡蛋放在手心中，在教我们“手握紧”时，他会随时从我们背后趁不注意从你手里抽毛笔。
一堂写仿下来，我弄得满手、满脸、满嘴都是墨黑。还有同桌的赵玉卓在我上唇画了两撇小胡子，那情景让人啼笑皆非。
“时辰钟，敲七响，我便起床。先刷牙，后洗脸，运动过后再吃饭……”这是五叔在教我们读课文，那琅琅读书声，从学堂一直传得很远很远。
抗日战争时，小黑坨是拉锯区。就是说，村子里有八路军政权，也有日本鬼子的伪政权。实际上老百姓是拥护八路军的，表面上应承日本鬼子的伪保长，实际上是真正为八路军办事的村干部。
日本人对地形地物不熟悉，所以清乡、抢粮、抓人，都是在白天，夜晚他们从不敢离开据点半步。而八路军大多是在晚上活动，所以这里的村政权，白天鬼子来了应付鬼子，而晚上则是给八路军办事。
八路军在村子里活动，容易暴露目标的是村子里的狗.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冀东平原地区的共产党敌后政权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打狗运动”。村村打狗，户户打狗，不留死角，其达到的标准是村子里没有狗吠声。
那时，坚持敌后平原抗战的八路军，对日寇主要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法。八路军多在夜间转移行军，然后就隐藏到广大的平原村落。但有一时期，八路军的行踪常常被日本人摸到，日本人往往能很准确地找到八路军的宿驻地，然后实行包围，使八路军受到很大损失。
起初，八路军以为是有奸细告密，但经过了解，八路军终于发现失密的原因。
原来，日本人在冀东平原修建了许多炮楼，在炮楼上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各地的声响。夜晚，每当八路军来到一个村庄时，往往会引来本村的狗叫声，一村狗叫，就引起一连串的狗叫声。日本人在炮楼上只要听到那个方向有狗叫声，就大概能判断出是那个村子来了八路军。于是便倾巢出动，包围村庄，实施围剿打击，确实还真叫八路军受到许多损失。
原因找到了，原来真是“狗汉奸”告的密。共产党敌后政权便发动群众打狗，目标是消灭一切“狗汉奸”。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用棒子打。有的村子里的民兵打狗很在行，手里拿着一把锄头，默默地挨到狗旁边，轮起锄头照狗耳朵后根上，猛地只一下，立马就把“狗汉奸”给消灭掉了。
经过几个月的“打狗运动”，终于消灭了所有的“狗汉奸”，冀东平原入夜一片寂静，无论八路军、游击队游走到哪里，哪里都是绝对的悄无声响、来去自由。日本人再也不能依靠“狗汉奸”了。
神汉二老吴成了打狗的能手。那时，我们天天吃狗肉，二老吴炖的狗肉又嫩又香。
武工队的干部下到村里，都受到老百姓的保护。一次，日本人的清乡队在追一位八路军干部，这个干部跑到小黑坨范庄大地主范印芝家，范印芝把这位干部掩护在自己马棚里，把他身上洒上灰土草屑，鬼子进院，他指着这位干部说：“这是我家的长工，他是喂马的。”鬼子信以为真，使这个干部躲过一劫。
这个干部就是当时乐亭县县长刘志一。刘志一解放后曾担任秦皇岛市某区区长，文化大革命前后去世。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范印芝那样，村里也有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当汉奸的人。小黑坨的魏殿风就是这样的人。
架在教室的房顶上，那戴着黑墨镜留着八字胡的日本兵，把膏药旗幌来幌去，一个挎着东洋刀的身上背着“王八盒子”（一种手枪）的鬼子，叽里呱啦地用生硬的中国话吼着：“陈歪脖子，王瘸子，他们是八路的有……”
这时，我们都按老师事先告诉我们的那样，拿出专门应付日本鬼子用的课本，大声地读着：“为了完成大东亚圣战，我们要．．．．．．”
我们知道鬼子是来抓陈校长和五叔的，同学们就故意把读书的声音放大，以便扰乱鬼子的注意力。
事后我才知道，陈校长是上级派到学校的共产党员，五叔是他在学校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这次日本人来抓陈校长和五叔，据说就是小黑坨汉奸魏殿风告的密，这从后来所发生的事可以得到证实。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村干部通知村民去开会，会场设在张老功家中兴堂外宅院内。会场气氛十分严肃，民兵们把守着院子的大门，一张长条桌挡住院门，参加会的人只能进，不能出。讲话的是区武工队队长张广文。他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从苏联红军包围柏林，讲到日本鬼子如何在作最后的挣扎，然后话题一转，讲道：“有些人顽固不化，甘心给日本鬼子当汉奸……小黑坨村的魏殿风就是这样一个死不悔改的铁杆汉奸，我宣布：对他处以死刑……”讲完这句话，他扭头就走。魏家的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赶紧跑出去追拦张队长，准备抢人，但被守门的民兵们拦住了，等他们再出院子时，只听“砰！砰！”两声枪响，这个狗汉奸就应声倒在了枪下。
这就是这个狗汉奸的可耻下场！
这时抗日战争进入后期，也是最艰苦的时期，苏联红军已经兵临柏林城下，日本鬼子频繁地来扫荡，在作垂死挣扎。
我们的教材，也不再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之类，而是“柏林被炸，如火海，东京也怕飞机来……”当时苏联红军已经紧紧包围了柏林，准备对德国法西斯作最后歼灭。
日本鬼子更加疯狂，黄瓜口的民兵队长孙克良，被日本兵抓住后带到小黑坨，用刺刀挑死在我家的后院园子里。
我们晚上睡觉不敢脱衣服，一听有“情况”，马上就跑（当时我们叫“跑反”）。有的妇女晚上带着孩子睡觉，听到有“情况”，抱起孩子就跑，跑到村外，才发现抱的是一个枕头，而把孩子丢在屋子里，可见人们当时多么像惊弓之鸟。
那时，我们“跑反”都是往海边跑，海边有船，日本鬼子追来，我们可以乘船下海，日本鬼子追到海边，他们没有船，只得望海兴叹！
有时“跑反”来不及，被日本鬼子围住，那可就遭了殃。尤其是年轻妇女，几乎难逃鬼子魔掌。村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竟然被鬼子们轮奸了。
前些年，我曾随一位朋友任先生到白洋淀的一个小村庄，在吃饭座席上，任先生悄悄告诉我：餐桌对面那位老者外号叫“小日本”，是他母亲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糟蹋之后生的他。
中华民族屈辱的过去，留给我们是沉痛的记忆！
中日恢复建交之后，曾饱受日本鬼子蹂躏的老年人，积在心底的仇恨始终不能释怀。
（6）我被日本鬼子踹了一脚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日本鬼子的铁蹄踏遍冀东大地，在铁路、公路沿线建立据点，修建炮楼，驻扎军队，在各村实行保甲制度，笼络日伪汉奸，疯狂进行清乡扫荡，抢粮食、奸淫妇女，对被他们抓住的八路军或村干部施以酷刑，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无所不用其极。日本人只在冀东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屠杀就有数百起，冀东平均每天都有100多个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和无辜群众惨死在日本人的屠杀之下，那时是“处处有新坟，户户闻哭声”。
在这样严酷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进入冀东，对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组织开展积极的抗日斗争，使冀东人民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意识不断增强，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贴抗日标语、挖地道、修工事，为抗日将士送药、送粮、送食品，妇女在家做军鞋。
小黑坨村成立了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
小黑坨小学的学生都参加了儿童团，每天清晨，我们唱着歌去集合操练：
四点五点钟，
太阳从东升。
儿童团呀来放哨，
盘查那行路的人……
我们儿童团共分3个小组：
第一小组是站岗放哨组。任务主要是在村口大路边盘查过往行人，看有没有奸细混进村里来。那时过往行人都要凭村公所开的路条（类似今天的出入证、通行证之类），是凡没有路条的，尤其不认识的邻村人，儿童团都有权扣留，然后核实身份，再决定放人还是扣留。如果有不配合的，儿童团就蜂拥而上，抓胳膊抱腿，制服后送到村公所审问处理。
有一次，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进村来，在路口被我们儿童团截住，儿童团问：“从哪里来，拿出路条来！”
“我就是邻村的，来这里走亲戚串个门儿。”那人回答说。
“你的亲戚是谁家？叫什么名字？”儿童团又问他。
那人支吾半晌也没说出他的亲戚是谁家。儿童团要把他带到村公所去审问，那人结结巴巴地说：“小兄弟，我忘了带路条，你们就放我过去吧！我不是什么坏人。”儿童团哪能饶得过他。那人听说要把他带到村公所，拔腿就跑，几个儿童团员追过去，把他摁倒在地，然后绑了送到村公所，经过村公所保安员审问，原来是个据点派出来的探子。
图：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
我们儿童团抓汉奸的事，受到区上的表扬。
第二小组是负责送信、送情报的。当时没有电话等现代化通信工具，八路军互相联系就完全靠信件。信件分3类：第一类是写着“沿村转”的信。比如住在黄瓜口的八路军干部要想与王家伙房的干部联系，就要写：沿村转：黄瓜口→大黑坨→小黑坨→甘草坨→羊栏坨→王家伙房XXX收。这类信一般不是很急，只要按时送出去就可以了。第二类是信封一角插了鸡毛的信，也叫鸡毛信，这类信都是比较秘密、并且要急送的信，一刻都不能耽误。第三类信是信封一角插了一根火柴的信，意味着有紧急的战事，或有紧急情报，这类信要跑步送出。
第三小组是宣传组。主要有两项工作：一是要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主要通过广播进行。二是抓懒汉，宣传大生产运动。
我担任宣传组的小组长，小组里共有8个儿童团员。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登上村子中心最高的一家的房顶，用大喇叭筒（铁皮作的一头大一头小的喇叭形圆筒）向全村进行喊话广播，广播的内容都是学校老师编印的小报上的文章。
再一项内容就是抓懒汉。当时边区号召生产自救，度过难关。村里有些二流子（即流氓无产者）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儿童团就把他们抓来进行教育。早晨要挨家挨户去查有没有猫热被窝不起床的，如果发现有不起来的，不管是不是懒汉，儿童团就会从水缸里舀一瓢冷水浇过去。
后来抓懒汉的事被禁止了，那是因为我们惹了祸。一个清晨，我们到一家去抓懒汉，正赶上有人猫被窝蒙头大睡，正好水缸旁边有一桶冷水，我们一下浇过去，没想到那是一位月子里的母亲搂着婴儿睡觉，婴儿因此着了凉，过了几天婴儿死了，那家人把这事告到区上，区文教助理找了学校校长，校长批评了我们，并且下禁令今后不再去抓懒汉。
至于挖地道、挖汽车道，那是儿童团全体都要参加的。
那时日本鬼子来扫荡、清乡，经常是摩托化的突然袭击，汽车摩托车（我们叫它电驴子）速度快，老百姓还没来得及得到情报跑出去，日本鬼子就围了村子，这样事我就曾经经历过。一次在一个清晨，日本鬼子把小黑坨村围了个水泻不通，然后挨家挨户去搜索。我和母亲躲在炕脚里，日本鬼子进了屋，这些鬼子进屋不是用手去掀门帘，而是用刺刀挑起门帘，先伸进头来看看，对他们有没有危险，然后，再进屋搜查。大约是他们过去吃过进屋让八路军摁倒在地的亏，所以不敢贸然进屋。
那个鬼子进屋，先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八路的有？”母亲向他摆摆手，说：“八路的没有，八路的跑了。”他又问母亲：“白果（日本人把鸡蛋叫白果）的有？”母亲为支应走他，赶紧从柜子上的罐子里掏了些鸡蛋给他，那个鬼子揣上鸡蛋走了。
鬼子刚走，我跳过后院篱笆墙，想把鬼子进院搜索的事告诉邻居左爷爷，没成想，我刚从后院进去，那个鬼子却从前院进来。他指着我：“小孩，死了死了的有……”。然后他又指着我：“趴下！”我趴在雪地上，心想，这下可完了，他可能他要用刺刀挑我，我有点害怕了，心突突直跳，等着挨他的刺刀……
没想到，那个鬼子没有用刺刀挑我，只是狠狠地从屁股上踹了我一脚，他那带着铁钉的大皮靴，踹的我实在疼，但总比挨刺刀好。那个鬼子刚从左爷爷家出去，我就赶紧跑回了家，没再敢出院子。
为了对付日本鬼子突袭，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每天晚上都去挖汽车道。我们扛着锹，唱着歌去破路：
一更的月儿上了柳梢儿，
扛起了铁锹，
去挖汽车道。
得胜得胜啊，
保卫呀，冀东区，
大家多安康……
我们把汽车道隔不远，就横着挖一道沟，沟深一米左右。据点炮楼上的鬼子用探照灯一照，我们就趴在沟里，探照灯一熄，我们就再挖。到天亮前，我们就撤回村子里。
这样，鬼子扫荡清乡，汽车、电驴子就没法走了。鬼子白天也抓民工来修路，但是他们白天修好，到晚上我们又给挖上堑沟。
那时候，王二小放牛的故事在边区流传甚广，歌曲《王二小放牛郎》几乎家喻户晓，每个人都会唱。这个歌唱的是晋察冀边区一个少年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图：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塑像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放牛的孩子是王二小……
王二小为了掩护山沟里的后方机关和几千老乡，将扫荡的日本鬼子带进八路军的埋伏圈，当敌人发现上了当，将年仅13岁的王二小用刺刀挑死，又摔在旁边的大石头上，八路军全歼日本鬼子。
干部和老乡得到安全，
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
他的脸上含着微笑，
他的血染红蓝蓝的天……
王二小成为边区儿童团员们的榜样。
那时日本鬼子常出来抢粮，我们儿童团就帮助老乡们“坚壁清野”。“坚壁清野”就是把粮食挖坑埋到地下藏起来。我们儿童团帮助老乡们一起挖坑、运土、填埋，让抢粮的鬼子抢不到粮。
1941年丰润县潘家峪，腊月二十八日被日本鬼子包围，全村1230人被日本鬼子集体抢杀，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潘家峪大惨案”。接受这样的教训，在冀东各地普遍展开挖地道，进行地道战的活动。
图：解放区青壮年、妇女、儿童都参加挖地道
在挖地道中，儿童团又成了青抗先的得力助手。那时我们儿童团除了当天站岗送信的以外，全都参加了挖地道，我们主要任务是帮助挖地道的大人们把挖出来的土运走。
那地道要往下挖4米多深，洞穴里边一米多高，宽几十公分。有出口，有入口，还有出击口、卡口、翻口、迷魂阵、迂回枪眼、暗枪眼等设施。地道里除了有隐蔽的射击工事外，还有防水、防烟防毒的陷阱、翻版、地堡等。
地道里村连村、户连户。鬼子围村后，老百姓钻地道就跑到了邻村。地道口都很隐蔽，鬼子发现不了。有的地道口即使让鬼子发现也不要紧，因为那地道里的“迷魂阵”，让进到地道的鬼子找不到东西南北，迷了路的鬼子想出来也不可能，弄不好还会踩上地雷。所以前来清乡扫荡的鬼子是不敢轻易进到地道里的。
有时地道口被发现，鬼子们就趴在地道口喊：
“八路的有，花姑娘的有……”
“快快出来，皇军大大地优待……”
弄不好，还会吃了地道里的暗枪，鬼子们对地道无可奈何。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逍遥派，曾骑自行车100多里去参观顺义焦庄户的地道，引起我对儿时在家乡挖地道的许多回忆。
一次，我被日本鬼子们追赶，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鬼子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一下我钻进了地道口……醒来时，却是南柯一梦……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