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去东北作秘密工作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在这一章里，我要写我的父亲。这是因为，在我成长中，离不开父亲对我的呵护和培养。可以这样说，父亲是我成长中遮风避雨的大伞，防止激浪冲打的人墙，支撑我生命的柱石。做人做事，他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一生仕途不顺，只做过芝麻大的小官，后又遭贬谪。为官，他则能在其位谋其政，刚正清廉；遭贬，则安贫乐道，心气平和；为人，则宽容大度，能济人之困，救人之危。我的一生，把父亲作为我做人的楷模。
父亲在走投无路，离家出走后，再没回过家，后来听人说，他参加了八路军。
父亲幼年读过两年私塾，他的启蒙老师是黄瓜口村的单子鳌。单子鳌是清末秀才，开学馆教书40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启蒙老师。
父亲学习非常刻苦，在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书之后，单先生就开始教他读《四书》、《五经》。父亲的旧学功底，就是从单先生那里学得来的。
父亲名字王廷举，这个学名就是单先生取的。“廷举”的意思是，在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中能金榜题名。在那个时代，读书就是为应对科举。当父亲还不满10岁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科举制度废除，所以父亲没能走上科举之路，而是走了当时乐亭“老呔儿帮”都走的闯关东之路。
父亲在东北习商两年后，回乐亭与母亲完婚。
我的母亲小父亲4岁，她出生在一个下中农家庭，因为外祖父没有男孩，只有两个女儿，所以母亲自幼就帮助外祖父一起干农活，养成了一种农村妇女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在她一生中，都能安贫忍苦，克勤持家，与父亲过着“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贫贱生活。
父亲参加八路军之后，被派往东北哈尔滨作秘密工作。大概是组织上知道他曾在东北习商两年，才作这样决定的。
父亲到东北做秘密工作，是他以后给我讲的。
初到东北的父亲，就住在在东北经商的他的姐姐、我的大姑的儿子单好德家。
前面说过，单家是黄瓜口的富户，单好德是哈尔滨一家商号的掌柜的（经理），家中住一座二层小洋楼。他家人住在二楼，父亲就住在一楼客厅里。一次，父亲在看哈尔滨地图时，被单好德的女儿看到，他告诉她爸爸说：“四舅姥爷（父亲行四）怎么老是看地图呢！”单好德本来对父亲到他家就不欢迎，听女儿一说，他更起了疑心，就对父亲下了逐客令：“四舅，我是个本分生意人，不想惹麻烦，你还是到别处去住吧！”父亲星夜被赶出来，离开单好德的家。
后来，父亲又投奔到一个在哈尔滨火车站做搬运工的乐亭老乡左玉林家。
左玉林在哈尔滨火车站扛大个儿（东北人对搬运工的称呼）。他为人老实厚道。在他们夫妻去东北之前，我认左玉林的妻子作“老妈”（冀东人称“干娘”为“老妈”）。因为我生下来是金命，而我母亲是火命，金与火相克，算命先生说，我必须认一个土命的“老妈”，因为土能生金。这样我就认了土命的左玉林的妻子作“老妈”。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左家人和我家就走得很近。父亲在哈尔滨作秘密工作一年多，就一直寄住在左家。
在父亲离家出走后不久，母亲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也从外祖母家搬出来，离开了开鸦片烟馆的三叨叨，离开了神汉二老吴。
我们租住在一户人家的厢房里，东边邻居就是左爷爷家（左玉林的父亲）。左爷爷、左奶奶对我们一家非常好，那时我们刚从外祖母家搬出来，生活非常困难，左奶奶就经常做些好吃的给我们送过来。
不久，村公所接到上级的通知，说父亲参加了八路军，批准我家享受抗属（抗日家属）待遇，每月每人可以到村公所领30斤小米，我家3口人，可以领到90斤小米。这样，我们一家3口就天天吃小米，小米粥，小米干饭，小米面饼子……
是家乡的小米饭把我养大的，我一生都忘不了家乡那黄橙橙的小米。
哈尔滨是1932年被日本鬼子占领的。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东北增兵达76万之众，妄图消灭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德国法西斯牵制苏军兵力，疯狂围剿抗联部队，哈尔滨人民的反日斗争受到严重挫折。
组织给父亲的任务是，了解哈尔滨日本兵营的兵力部署及日本人的仓库情况，并绘制哈尔滨日本兵营、仓库附近的地图。
父亲的公开身份是与“老爹”左玉林每天去火车站扛大个儿。那时日本兵营和仓库每天收发的物资、给养很多，有的物资给养要通过铁路发往东北各据点，而运进的物资也要及时入库，因此左玉林和父亲每天都有出入日本兵营及仓库的机会。这样父亲工作进展就比较快，白天父亲和老爹左玉林到日本兵营或仓库装货卸货，晚上父亲就根据白天见到的写成材料，绘制地图。
根据日本人的规定，搬运的人是不能随便进楼的。他们只负责把货物卸在楼口，再由人把货物搬进去。但是，有一次父亲得到一个给日本人送汽水的机会，他搬着汽水箱，一层一层地给日本兵送汽水。这样，他就得以观察日本鬼子兵营的驻防情况：日本兵很懒，爱睡懒觉，而且喜欢裸睡，一般是一个小分队10多个人住一间房，不混住。那俄式的3层小楼，楼内有暗梯是走人的，楼外明梯不走人，大概是为了防火或紧急时用的。父亲把这些都写成详细的材料，并绘制图表，转给组织。
一天来的货物不多，左玉林让父亲一个人到日本兵营卸货。没想到，父亲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被日本兵抓了劳工。
日本鬼子自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负担越来越重，于是想利用他们在占领区的资源，来继续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这便是他们提出的“以战养战”的政策，在华抓劳工，就是实施这一政策的一个方面。
父亲在日本兵营里被看押了4天之后，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被逼上火车，准备运往天津塘沽，再坐船去日本。
在从哈尔滨去天津的路上，车厢两头都有持枪的日本兵把守，而且车门都上了锁。那时的火车，因为根据地人民为了阻止日本鬼子的扫荡，拆桥破路的情况很多，火车只得走走停停，本来现在夕发朝至的一段路，竟走了几天。火车到达昌黎火车站时，父亲趁日本人上厕所的机会，他跳车窗逃走了。
父亲终于躲过一劫，回到乐亭。
这是自父亲出走以后，我们全家人第一次团聚。
春节之后，父亲被乐亭县公安局任命为乐亭县公安局城厢区派出所所长，时间是1944年。
（8）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
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2100万以上，财产损失达600亿美元以上。为这场战争，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解放区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冀东区抗日战争，应该从1933年1月爆发的长城抗战算起。它比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晚一年零5个月，比1937年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早4年半时间。从时间上看，冀东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应该是经历了13个年头。冀东区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洗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民在饱尝了艰辛苦难，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扬眉吐气了！
1945年8月15日的晚上，当侵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解放区，整个冀东大地沸腾了，人们兴高采烈，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图：1945年8月15 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
学生们举着旗子上街游行，高呼：“日本帝国主义向中、苏、英、美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口号，从这街到那街，从这村到那村；青壮年踩着高跷在走街串巷宣传着日本投降的消息；中老年人组成秧歌队，扭着唱着，那妆扮小日本鬼子的人，嘴上画着八字胡，头上戴着日本鬼子黄军帽，背上背着太阳旗，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被人用扇子抽打着他，无处藏身……
开始游行的只是学校的学生，一路队伍浩浩荡荡，一面唱歌，一面呼口号。到后来，一些妇女和小孩子也参加进来，这样队伍就越来越大。
有的人撕破棉被，掏出棉花，蘸上煤油，做成火把，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
许多人家杀猪宰羊，炖了肉，除了自己吃，送给那些没猪羊可杀的邻居。平时不喝酒的老人，也都在大口大口地喝酒。
从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之后，接连几天都在举行着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
学校的校园里，像炸开的油锅，学生和老师一起又蹦又跳，大家高喊着：“日本鬼子投降了！”有的女老师、女同学竟相互抱着呜呜地哭起来。
至夜晚，锣鼓声鞭炮声响个通宵。
操场上一边在唱皮影戏，一边在说大鼓书。无论唱皮影戏的或说大鼓书的，都加进了讽刺、揭露日本鬼子的笑料。
在唱皮影戏和说大鼓书的场子周围，是炸油条的，卖油饼的，卖年糕的、卖花生瓜子的小摊贩，叫卖着，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马蹄灯把整个场子照得通明。
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在这几年反扫荡的环境里，人们随时准备“跑反”，夜晚从来不敢脱衣睡觉，现在终于敢脱衣服放心地睡觉了。
这几年，在一切服从抗战需要的前提下，学校的课程上上停停，现在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坐在教室里安静地上课了。根据工作需要，歪脖子陈校长调离学校，五叔也调到县委会担任秘书。
心散惯了的我们，一下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讲着那枯燥乏味的鸡兔同笼的算术题，着实很不习惯。
教我们数学课的是新调来的一位女老师，她提问同学说：“鸡兔同笼共XX只，鸡是兔的5倍，问兔是多少只？”
一位同学站起来，说：“老师，我们家的鸡从来不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
一阵哄笑，弄得女老师红了脸。
在这百废待兴，万事待理的年代里，党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指示各地立即恢复文化教育事业，尽快培养各方面的建设人才。
在抗日根据地，由于长期战争环境的影响，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多，人民群众政治意识淡薄。因此，在群众教育方面，上级指示建立“冬学”，在“冬学”中加强战争和土改教育，把参军、支前、生产、破除迷信、扫除文盲作为成人教育的目标。
那时小学校的教室，白天学生们上课，到夜晚村民们就到那里去上“冬学”。学校的老师，又是“冬学”的老师，也有高年级学生作“小老师”。先从学习写自己的名字开始，然后再学习写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字。
上冬学的以年轻人居多，老年人来的少。有的家中没小孩子负担的，夫妻俩都来上“冬学”。
图：解放区的识字课本
当时流传在边区的《夫妻识字》，唱出广大农民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
庄稼人为什么要识字，
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
旧社会咱不识字，
糊里糊涂受人欺。
如今咱们翻了身，
受苦人变成了当家人，
睁眼的瞎子怎能行……
但是，并不是所有农民都能认识没有文化的苦楚，很多农民对上“冬学”的事不重视，我们小学生就挨家挨户去作动员宣传工作。
那些拿锄板子毫不费力的农民，让他们拿笔写字可费劲了，那真是连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那时没有简化字，一个叫“多头”的农妇，让她写自己的名字，当时没有简化字，那个繁体的“头”字，她不是丢了“豆”中的“口字”，就是丢了“页”中的横。整整教了一个晚上，“头”字她还没学会。
这一年的旧历年底，小黑坨村笼罩在一派祥和欢乐的气氛之中，家家户户都做着过年的准备。扫房、糊窗纸、贴窗花，把屋里屋外、门口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很多人家都在忙着漏粉条，磨豆腐，到腊月二十三，家家都在祭灶王爷，换上新的灶王神像，门的两边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的大红对联。过了小年，妇女们忙着杀鸡、煮肉、蒸年糕，准备着除夕的菜肴，她们的手被水泡得通红，忙得团团转，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男人们忙着赶最后一趟“穷汉子集”。
大年三十，大人孩子都穿上了新衣，喜气洋洋地吃大年团圆饭。到夜晚孩子们提着灯笼走街串巷，送门神爷的汉子在门口喊着：“送门神喽！”颤颤巍巍的老太太，走到门口，一手接过门神，一手将早已准备好的一角钱递过去，然后认真地把门神爷贴在门扇上。
至午夜，男人们领着孩子们燃放鞭炮。小鞭炮像爆豆一样，噼噼啪啪响个不停，震耳欲聋的“二踢脚”，在空中闪亮炸响，五颜六色的烟花，此落彼起。
初一清晨，孩子们给长辈磕头，然后伸出小手讨要压岁钱。
在我家门上贴着父亲亲手写的春联“驱除倭掳辞旧岁，和平建国迎新春”，横批是“万民同庆”，这是自抗日战争以来，我们全家和父亲一起过团圆年。
祥和温馨的1945年，在万民同庆中过去了。
（9）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冀东土改
日本投降以后，各解放区的农民迫切要求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冀东区党委按着中央指示精神，在1946年5月30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会上确定了贯彻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7月布置到冀东各村的。于是以清算减租、查黑地、算负担、诉苦、复仇为步骤的土改运动，在冀东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土改的第一阶段是发动群众，进行诉苦运动。
图：土改运动中的诉苦会
土改期间，村里成立了专门的诉苦委员会的临时机构，引导广大苦大仇深的农民打破传统的面子观念和宿命观念，土改工作队通过启发、诱导、讨论、拉家常的方式，来引导农民诉苦，还提出以下口号：“是穷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谁苦最多谁光荣”“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在这些精神指导下，穷和富就成了善和恶的代名词，诉苦和不诉苦就成了判断是不是“真穷人”的标准。
开始上台诉苦的并不多，许多农民觉得说那些苦事一是让人心酸，再是觉得那些事见不得人，把苦往肚子里咽，不想上台去诉。土改工作队就采取培养典型，培养积极分子，让他们在诉苦会上带头诉苦，这样就打响了第一炮，于是一场诉苦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展开了。
当时很多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农民兄弟都上台“倒苦水”，讲他们的土地如何被地主霸占，他们的妻女如何被凌辱，他们给地主当长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通过诉苦运动，激发了广大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那真是越诉越痛，越痛越气，越气斗争地主的劲头越大。通过诉苦这一转折点，群众斗争从温和走向激烈，“极左”倾向在土改中就越演越烈。
那是一个盛夏的晚上，在小黑坨中兴堂“京东快马张”家的外宅广场上，群众开大会，斗争小黑坨乜宝庄的伪保长赵如宽和小黑坨后庄的地主史子衡。两个人被绑着押上会场，让他们各自靠在事先埋好的两根柱子上。
赵如宽在日伪时期曾担任过小黑坨的保长，他是少爷秧子出身，只是嘴臭，嘴贫，好说是道非，说别人坏话，但是没有更多恶行。他经常到庄里一个卖大烟的外号叫“三叨叨”的寡妇家抽大烟，“三叨叨”和外祖母住在同一个院，那时他抽大烟常是在晚上，为他们开门关门都是外祖母的事。
图：土地改革斗地主
坐在台上的贫农团委员问：
“赵如宽，日本人时期，你做了哪些坏事！你是不是出卖过八路军？”
靠在柱子上的赵如宽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做啥坏事，日本人来清乡我只是应付一下，我从来没出卖过八路军。”
接着是一连串的审问：
“你家隐瞒了多少黑地？”
“你在保公所赚了多少黑心钱？”
“你家金银财宝，都埋在什么地方？”
……
在一连串审问之后，贫农团发了话：
“赵如宽，你不老实；吊起来，打……”
于是几个年轻大汉把赵如宽吊在事先早已埋好的柱子上，下边群众上来一阵乱棍。
打红了眼的人，已经不管不顾了，直打得赵如宽满头是血，皮开肉绽，不到一个时辰，赵如宽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在赵如宽还没断气时，几个农民找来一个抬筐，抬着一息尚存，还没断气的赵如宽，埋在村外野地里。
最近听我三弟说，现在小黑坨乜宝庄赵如宽的儿子赵玉柱还在世，他是高我两届的小黑坨小学时的同学。赵玉柱人宽容和善，据说因为受家庭出身的牵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受了不少折磨。
在旁边陪榜的史子衡，已是面如土灰，吓得半死。
史子衡是小黑坨后庄一个连买点虾米小鱼也要算计的土地主，他凭了自己省吃俭用而发的家。他家和赵如宽不一样，赵如宽因为是公子哥儿，又吸鸦片而家境破落，而史子衡是地主中那种殷实人家。所以贫农团的审问不在他的劣迹上，而在金银财宝的去向上。
贫农团问：“史子衡，你家的银元首饰都埋在哪儿？”
史子衡哪敢再说半句谎话，战战兢兢地答：“埋在后院杏树根下。”
“有多少银元和首饰？”
“一坛子，说不清有多少。”
于是贫农团马上派人去挖。等挖的人回来，再问：
“还有呢，赶紧说！”
“还有在猪圈里也埋着一罐子。”
“还有哪……”
就这样，审一点，打一次，打一次，说一点。
大约是在没有可交待的了，不管怎么打，他再也说不出来了。于是一阵暴打，直打得他血肉模糊，断了气，几个农民用抬筐抬着已经被打死的史子衡埋入野地。
这天晚上，在中兴堂“京东快马张”的院子里，两个地主被活活打死。
在冀东土改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的农民“乱打乱杀”的“过激”行为，有些做法甚至让人胆战心寒，究其原因是在土改运动的动员结构和运作模式上存在问题。
这种极左思潮，影响了党的正确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有些土改工作队狂热地煽起农民过激情绪和过火的斗争。
还有的地区，把地主家的媳妇、闺女强行分配给贫下中农中的光棍汉。我曾亲见，被县城公安局枪毙的一个村干部，在贯彻《土地法大纲》时，他在村子里说：“土地法大纲，姑娘媳妇不出庄。”他在村子里竟然给男男女女派对，他自己把一个军属大嫂霸占了，结果是他自己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处决他那天，在乐亭县城东边的空地上，召开群众大会，会议结束，一个小战士把他推下台，嘭的一声枪响，他的脑浆崩裂。
村子有些地痞流氓，他们一无所有，划分阶级成分时，也被划成贫农。他们说：“老子受了一辈子苦，现在翻了身，享受享受也是应该的，共产共妻就是好。”
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对地主富农大开杀戒，甚至把个人成分和家庭成分不好的党政军干部抓来斗争。不少地方的贫农、雇农及流氓无产阶级，把抗日战争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砸烂，出现好多反党乱军的事情。
1948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的“左”倾错误》的通告，纠正土改中一些过左过火行动。但是，这时老区土改已经完成，被杀被斗的人也已成为过去历史的记忆了。
在打死赵如宽、史子衡不久，村里又准备开会斗争地主范印芝。
范印芝是小黑坨范庄一个大地主，他家不单土地多，而且家里人在东北有商号。范印芝本人为人厚道，从不依势压人，他家在东北做生意的人，经常往家中寄一些药品，那时农村缺医少药，穷人家有人得了病，都到范印芝家去找药，范印芝从来没有拒绝过。
在今天看来，范印芝应该是属于开明士绅一类人。在抗日战争时，一次日本人扫荡，追捕当时担任乐亭县县长的刘志一。刘志一从甘草坨往北跑，日本人从南往北追，刘志一情急之下，躲进范印芝家。范印芝马上给刘县长换上长工的衣裤，把他脸上撒上草屑，让他到牲口棚去喂马。就这样，使刘县长躲过一劫。
农会的人说，范印芝是笑面虎，我们不能让他的假慈悲麻痹住。
听到斗争范印芝的会要开，父亲星夜从县公安局骑自行车赶到小黑坨，他赶到会场时，斗争会还没有开始。那时父亲担任县公安局侦察科科长，他跟农会的人说：“范印芝的情况上级决定由公安局带去审查。”父亲在村里威信极高，农会的人没有说什么，表示同意父亲的决定。
当晚，父亲把范印芝带走了。
在那个极左的土改形势下，谁如果敢为地主说话，那就会被认为阶级界限不清，是“右倾”。
这时，住在黄瓜口的大姑家也被划为地主，也将被清算斗争。大姑家女儿单冬莲曾来找父亲，希望父亲能在农会里为他家说句话，父亲没有这样做。大概父亲还没忘记在他下锅没米时，向大姑家去借粮遭拒，在他去东北作秘密工作时，单好德将他赶出家门的情景。在这一点上，父亲的阶级界限是十分清楚的。
范印芝被父亲带走后，一直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里。
天渐渐冷了，范印芝还赤着脚没有袜子。他通过看守员转告，希望父亲能够给他送双袜子。父亲到看守所看了他，悄悄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提向他要任何东西，这样不利于父亲对他的保护，范印芝也心领神会，知道父亲把他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是在保护他，为保护他，父亲要担多大风险啊！
一年以后，范印芝被释放回村里，那时土改风暴已经平息，他劫后余生，保住一条命。
范印芝一生都感激父亲，此后逢年过节，他都要去我家探望我的父母，直到他死。
我不知道现在小黑坨范庄还有没有范印芝的后人。
在中国广大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这场大变革的牺牲品。
从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杀乱斗的做法，都有所限制。但是出于对巩固新生的政权的需要，保护贫苦农民与旧势力做斗争的积极性，这些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执行。
从小黑坨的土改，现在来看，我觉得有以下几点教训：
（一）杀人过多，部分农民为追问地主金银财宝的去向，而对地主做肉体上的消灭。据统计，冀东地区在土改和“复查”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的有7600余人，蓟县马伸桥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半个小时打死48人，乐亭县在土改中打死和自杀100多人。据统计大陆土改自杀和打死的地主共450万。
（二）发动群众，应该给他们讲清楚土改的意义，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激发他们所谓阶级仇恨。在诉苦后期，群众发动起来了，诉苦人诉苦内容真假难辨。
（三）一部分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混入贫农团，这部分人的破坏性最大，要改变生活现状的仇恨心理十分强烈。
（四）过多侵占了部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土改中我家邻居赵书国（乐亭一中历史教师，已经去世）家被划为富农，分浮财时农民到他家翻箱倒柜抢东西。那时赵书国的父亲（赵裕民，现90岁高龄，仍在世）参加八路军多年，赵书国的曾祖母是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姑母，我们都称她“老祖”。那时她已经70多岁，对土改根本不理解，一边哭一边骂：“这是啥事！这不是红胡子（土匪）吗？见东西就抢。”建国后，老人家被李葆华（李大钊长子）接到北京暂住，老人家回家后告诉我们，他向李葆华还讲了这些事，葆华没有吭声，并且说：“葆华生活挺紧的，毛主席看他生活苦，给了他600元钱。”那时李葆华是水利部副部长。
回望历史，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10）平分土地和分浮财
土改和“翻身”是同义词，冀东农民不说“土改如何如何”，而是说“翻身如何如何”。有一首歌叫《翻身道情》，就是唱的农民“翻身”的事：
太阳一出来，
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
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咳呀
共产党救咱翻了（呦嗬）身（哎咳）呀
旧社会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哎哎咳哎咳呀
受欺压一层又一（呦嗬）层（哎咳）呀
打下的粮食地主他拿走，哎咳呀
咱受冻又受饿，有谁来照应啊，哎咳呀
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土地，哎咳呀
为的是叫咱们有吃有穿呀，哎咳呀
往年咱们眼泪肚里流，哎咳哎咳呀
如今咱站起来作了主人，哎咳呀
大家团结闹翻呦身，哎咳咿呀咳，大家团结闹翻身哎咳呀
这本来是一首陕北民歌，从延安鲁艺唱出来，一直唱到各解放区。在冀东解放区几乎家家耳熟能详，妇女们或小伙子们都会哼上几句。
冀东区老百姓对平分土地、分浮财叫“分胜利果实”。
在平分土地之前，要先对土地进行丈量。过去地主家为少交土地税，瞒报的黑地多，部分富裕中农也有瞒报的情况。所以，只靠地契就不能准确确定土地的数量。
图：平分土地之前对土地进行丈量
我参加了当年的丈量土地。丈量的方法，是把两根木棍的一头用钉子钉在一起，在另一头再各钉两个钉子，类似学生用的圆规一样，然后把两根木棍带钉子的一头掰开，就像圆规的两个支点，再量好两个支点间的距离，把它们固定住，再沿着地的边际，循环往复地去测，这样地的长宽就测出来了。我们把这种土法测量工具叫“地弓子”。
图：分得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
平分土地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进行彻底分配，富农的土地也纳入平分的范围，中农拿出多余的土地，一般不变更原来的土地位置。
上级一再强调，在平均分配土地中，不能损害中农的利益。对中农的土地采取抽多补少、填平补齐的方法去处理，尽量以不动为原则。因为中农多年经营的土地，勤耕细作，土地荒芜情况一般不存在，土质、肥质都比较好。这样就稳定了中农在平分土地中的忧虑情绪。
对于富农和中小地主，在他们自愿耕种的情况下，也可以分得一份土地。
在分配土地中，好坏搭配，远近搭配。
经过丈量，小黑坨村土地人均是“七亩六分三”。
土地分完了，然后就是发“土地证”，“土地证”上写着姓名、地段、亩数、左右地邻。按土地证上所标的长宽，到现场钉上木桩，这就是每家地界范围了。
“七亩六分三”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在心中，直到现在不忘。
前年我回家乡探亲，家里人告诉我，现在土地人均不足二亩。我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耕地的减少呢？是工业、建筑用地在增加，可耕地在减少呢？还是无限制地生育，人口的增加呢？抑或是二者兼有？
土改中平分土地，使世世代代没有土地的贫下中农获得了土地，对恢复生产、建立新社会、新秩序、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加速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崩溃起了巨大作用。
在平分土地之后，“分胜利果实”的第二项内容是分浮财。
土改时，陕西农民诗人王老九分到了地主的一只樟木箱子。王老九常对着它发呆，他知道光靠力气是搬不来这只箱子的。他在一首诗中，就发问道：箱子箱子你又没长腿，怎么会跑到我家里？
图：箱柜、家具、农具、衣物都属于浮财
这只樟木箱子，便是地主的浮财。相对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那时把金钱、粮食、首饰、衣服、日用杂物等动产称为浮财。这个词在土改中用得多，后来似乎很少用了。土改中，“挖浮财”是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叫法不同，有叫“斗财宝”，也有叫“砍大树、挖财宝”、“起浮财、挖坏根”，都是一个意思。
分了地主的土地，是无法让地主经济立刻垮下去的。东北通肯县的一个地主，被清算了土地后就说：“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把犁杖挂到房檐上，也吃他几年。”当年的东北局曾通过文件指示，地主除土地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布匹、衣服、粮食，这部分财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价值还要大几倍，如果只分配土地，对地主的经济基础并未给予彻底的摧毁。因此要“大胆满足基本群众的要求”，挖出地主的一切财物，分给群众用之生产、买马、造房、安家立业。
那时在“京东快马张”家中兴堂的院子里，堆满了从各地主家搬来的浮财。这些浮财怎么分，农会经过几天的研究，决定将浮财分成等级，再把每家分成等级，来进行对等分配。
参加分浮财的贫雇农共分四等：第一等是雇农，二等是赤贫，三等是中贫，四等是上贫。
浮财也分成四等，一等最多，二等次之，三等再次之，最后是四等。
浮财中的物品又多又杂，只能一样一样定出价钱，计算出总钱数，再按四个等级去分。
等级之间差距在百分之十。如果一等是100元，二等就是90元，三等80元，四等70元。然后把这些浮财按等级分堆，每个等级有几堆，要根据每个等级中有多少户来定。
分成堆之后，谁先谁后就通过抓阄来定。
这样的分配办法趋于合理，参加分浮财的人都表示认可接受。
按分配等级，我家是赤贫，二等。我家分得的“胜利果实”，除一些杂七杂八的家具、衣物之外，比较贵重的是：20个袁大头（银元），一件女式狐腿皮袄，一台缝纫机。
缝纫机现在看来是极平常的东西，但那时在农村是极少见的稀罕物，除了个别富贵人家，穷人家是连见都没见过。这台缝纫机就是母亲此后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求生之物，也是在此后“三反”“五反”运动中成了父亲“贪污受贿”的证据之一。
那件狐皮女袄，母亲一直穿到她去世。后来我上大学时，父亲又把这件作为母亲遗物的女袄改做男式，直到我工作以后还穿着它，至今还存在我箱子里，舍不得丢弃，因为那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它也是历史的见证。
我家还分到一处房产，是小黑坨二截地庄破落地主刘凤翔家的宅院。这样，我家就从小黑坨中庄搬到二截地住。
二截地庄也叫“王八赶庄”，这个庄住的是赵姓地主同一血缘关系的几个分支。原来庄子在河边，因为河水年年泛滥，河坡塌陷，危及房屋，为避免洪灾，庄子就年年往后搬迁，这样就有了“王八赶庄”这个不雅的庄名。但本庄的人是忌讳这个不雅的名字的，记得那时赶路的常有人问：“王八赶庄是在这里吗？”庄子里的人就会告诉他：“你去王八赶庄吗，再往东走10里，回过头来再问。”既至那人再走10里后，方知上了当，就要往回再走10里，这样就多走了20里路。以后就再没有人敢提“王八赶庄”的名称了。
当时地主家的房产分两类，一类是被“扫地出门”的恶霸地主，他们的房产全部分给缺房少住的贫下中农，二类是一般地主，他们除留下自己住房之外，多余的就分配给贫下中农。刘凤祥家属于第二类地主。
因为刘凤祥从小就抽大烟、扎吗啡，家境已经破落。刘凤祥当时在锦州帮助他父亲经营一个旅馆（鸿兴旅馆），家中只剩下她的媳妇李育玲（李大钊的本家远亲）和他的爷爷两个人。
刘家宅院分前院、中院、后园、外宅4部分。前院是辗棚、猪圈、牲口棚，中院正房五间，厢房东西各6间，耳房（长工屋）两间。后园种的是果树花草，外宅是一块种了庄稼的待用地。
宅院共分给4家：东正房是刘凤祥家，西正房是我家，西厢房北屋分给雇农杜少礼（也是我的表姐夫）家，南屋分给雇农杜少有家。杜少有是杜少礼的亲哥哥，他们弟兄二人都是从滦南县来乐亭扛长活（长工）的。杜少礼和我表姐（即前边说的聋姐）结了婚。刘家媳妇和他家老太爷人又和善，加上我家与杜家亲戚关系，所以4家相处十分和睦融洽。
那后园是我儿时的乐园。早晨埋上夹鸟的夹子，到中午准可夹到鸟儿，把那夹到的鸟儿放在火盆一烧，香喷喷的，在缺油少肉的农村，那真是美餐。春天里从树上采下香椿炒鸡蛋，至今让人回味。夏天杏子熟了，桑椹紫了，上到树上，饱食一顿。
辽沈战役解放军攻打锦州之前，鸿兴旅馆歇业，刘家大少爷刘凤祥也从锦州回到家乡。
刘凤祥外号叫刘大少，从小就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记得上小学时，他高我三个年级，他经常不去上学，在鸦片馆里混。为了凑买鸦片的钱，他向家里撒谎说字典丢了，要钱去买字典，钱到手，他就去吸鸦片。
那时刘大少是附近几里内唯一一个骑自行车上学的。那自行车是凤头牌，英国货。
刘大少这时虽然戒掉鸦片烟瘾，却又变得嗜酒成癖。从早到晚，离不开酒，只要有一点钱，他就去喝酒。
他好喝懒作，他分得的几亩地，草长得比庄稼还高。农村人都是土里刨食，地里长不出粮食，自然就要挨饿。土改后，农民基本上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打下的粮食都能足吃足用，唯有刘大少要东挪西借。
刘大少会缝纫活，他给人做衣服，当时农村年轻人都改变了土衣棉袄的时代，时兴穿制服，刘大少按说生意兴隆，应该过上比一般农民更好的日子，但因为它喝酒成癖，挣多少钱，他都能喝光！
因为喝酒，老婆与他离了婚，把两个女儿带走了。因为老婆的离去，缝纫活也没人再找他去做。他竟然将自己唯一的家当——一床棉被换了酒喝。
在我上大学时，寒假回乡曾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躲在一个既不能避风、又不能遮雨的棚子里，瑟瑟地抖着。他向我要烟抽，我把自己口袋装的一盒烟给他……。
后来再回乡下，听说他死了。是冻死，饿死，还是病死的，谁也说不清楚。
这几年，我常回乡下去。那只有6个门户的二截地，已发展成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新建的，家家有宅院，宅院周围有院墙，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当年的地主老财也都早离人世，他们的后代也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抚今追昔，让人有隔世之感！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