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三反”运动中父亲落难
大约是1952年春节过后，县里通知县直各机关负责同志到县政府开会，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县领导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说：“党中央指示，要在全国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会上布置各单位要尽快展开“三反”“五反”运动，要成立“打虎队”，并且分配了指标。按指标分配，公安局应该有大老虎一个，小老虎5个。父亲在会上发言说：“打老虎不应该向单位摊派指标，像我们公安局就没有老虎。”父亲这样的发言，自然与动员会上传达的文件精神相悖，这样他就成为公安局的第一个老虎。会议结束，父亲就被打虎队看押起来了。
也难怪，上级有指示，下级就不能违抗。毛泽东把检举、揭发、处置贪污行为称作“打虎”，曾连续发布了300多道“猎虎令”，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亲自督阵，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尽“大老虎”，抓尽“小老虎”，“自信一身能杀虎，留得高名万古香”。
在这样形势下，本来就心里有不平的勤杂人员就被煽动起来了，人人都想做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父亲被隔离审查了，他成了“三反”“五反”运动中公安局第一个大老虎。他被公安局的“打虎队”斗过多次。因为父亲自信自己清白，没有贪污，根正苗红，他参加革命后曾经历过“搬石头”“三查”等运动，他不像那些没经过任何运动，经不起轮番轰炸斗争和“劝说”的干部那样，什么都违心承认。在一次斗争他的会上，他竟然与“打虎队”的队长对骂起来，那个队长原来只不过是公安局的一个公务员。
接着公安局又按照上级下达的比例，揪出包括总务科长杨玉歧在内的5个“小老虎”。
这些“老虎”都被分别看押着，不准回家，连上厕所也有人在后边监视着，他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我曾亲眼目睹过“打老虎”的场面，那被定为老虎的人站在桌子上，几十个人围住桌子上的“老虎”，指着鼻子敲着脑壳让“老虎”交待，参加斗“老虎”的人，一班儿斗累了，另一班儿再上，轮番轰炸，几天几夜不让“老虎”睡觉，叫“熬鹰”，直到让你精神崩溃，不管真的假的，承认后让你签字画押。
图：“三反”“五反”运动中“打老虎”
父亲多年从事公安工作，是县上公安战线上审讯犯人的权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有整别人的经验，但是没有挨别人整的经验。
那时父亲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收入。他每月从公家领到粮食费、菜金费、津贴费、服装费等，只能够他本人的生活和支付，家中生活全靠母亲做小生意赚钱来维持。我们母子3人当时在公安局大院旁边租了两间房，里间是住室，也就仅仅10多平米，外间大，有20多平米。外间就成了母亲的经营用房。
为了维持我们母子3人的生活，母亲进行了多种经营：
经营的第一项是揽收缝纫活。因为我们家在土改时分了一台缝纫机，母亲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使用。那时城里的人已经不太穿土布衣袄，尤其是干部和学生，时兴穿制服，都来裁缝铺做衣服，每天可以收到很多活，母亲忙不过来，还雇用了一个缝纫工来帮忙。
经营的第二项是卖烟酒。刚解放时，国家实行烟酒专卖，母亲办了一个烟酒专卖证。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瓶装酒，都是散装零卖，买酒的人自己带着酒壶或瓶子来，一两二两都可以买。
就是靠母亲的经营，维持着我们全家3口人的生活。
因为我们就住在公安局大院的旁边，所以家里常是人满为患，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事没事的也常到我家来，或来聊天，或来买烟酒，或来缝补衣服。
但是，自从父亲被隔离审查之后，那些公安局常来的人就唯恐避之不远，再不敢到我家来了。
过了不久，公安局打虎队的积极分子，带人抄走我家那架赖以生存的、土改时分得的缝纫机。母亲质问他们，问为什么要搬她的缝纫机，那些积极分子说这是父亲贪污的赃物。
除了一架缝纫机，罪证之二是说父亲接受一个车铺老板贿赂的一辆自行车。那时一辆自行车在人们的眼里的价值，不亚于今天的一辆汽车。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过、没见过自行车。有时父亲出公差或办事，骑的也是公家的车。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三反”运动开始，那个车铺老板，被逼被斗得没办法，只得违心地承认他曾贿赂一辆自行车给我父亲，这实在是子虚乌有的事。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个修理自行车的车铺，作为赃物的自行车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车铺老板被逼被斗的没办法，又找不到他说的行贿的自行车，只得连夜用废旧零件攒了一辆，算作赃物。
乐亭县城没有大资本家，车铺老板在“五反”中就成了被斗的资本家（实际上应该是小业主）。事后，这个车铺老板说：“我实在受不了这样无限期的日夜轮番批斗，为了求一条生路，我再三考虑，只好胡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来迎合他们的要求。”
这个车铺老板，解放初期曾被公安局羁押过，他的家人曾请托过父亲帮忙。因为他罪行不多，不久就被释放了。为感激父亲，他被释放以后常来看我父亲，父亲也只告诫他要遵纪守法，不作越轨的事。那时的公安局没有汽车，出差办事都是骑自行车，公安局的自行车维修，父亲就让他来，那也都是按规定由总务科支付给他修理费。
在“三反”“五反”中，县里还搞了一次赃物展览，缝纫机、自行车就成了父亲贪污受贿的铁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父亲在公安局工作多年，对于他，我们是最了解的。
那时经常有些犯人的家属到我家来，请托父亲在处理和量刑上帮忙，父亲总是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不能离开政策办案。对他们通过各种形式送的钱物，父亲一概拒收。父亲有肺结核病，一次一个犯人家属送来一些药品，并说这些药如何如何是特效药，父亲也拒绝接受。
还有一次，有人送两条鱼到我家，母亲收下了。父亲下班回家，看到鱼，问是哪儿来的，母亲告诉他是别人送来的。父亲不但批评了母亲，还让她把鱼给人家送回去。母亲也不认识送鱼的人是谁，被父亲逼得没办法，只得把鱼送到公安局机关食堂，骗父亲说，鱼已经送还人家了。
父亲“三反”“五反”中被当作老虎来打，自然是打错了。但是在此后，没有人出面来承担这一错误，只是把从我家抄走的一架缝纫机又还回我家，而那辆作为父亲“受贿”的铁证的自行车，也不知去向。
没有人宣布再恢复父亲的职务，只是让他临时管理一下监狱里的事。战争环境中出生入死，解放后工作的辛苦劳顿，现在无所事事，这对他来说倒也是轻闲了许多。
这样一个公安老战士，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廉洁自律的，但当时在运动中却被当作“老虎”来打！
若干年后，那个在“三反”“五反”中表现良好的“打虎队”队长，升任了县公安局局长，他此前只不过是一个给局长扫地打水的公务员。
“三反”“五反”对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巩固新生政权，是必要的，使人们对贪污浪费深恶痛绝，对干部廉政自律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毛泽东曾公开表态，“三反”运动是好人坏人一起整，好人整了以后可以更好，坏人有多少整多少，开除400万党员还有180万，在所不惜。“
“打老虎”，所采取的是工业生产的方式：编制计划，确定比例和数字，确定对象……当对象确定之后，就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轮番斗。毛泽东有一个指示说：“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的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是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老虎袭击。”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就造成了为数不少的冤假错案，打出了为数不多的真老虎，也打出为数不少的假老虎。据后来的统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有184，270人被捕，119，6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66，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
而这种扩大化的倾向，在此后肃反，反右的运动中，不但没得到教训，而且是越演越烈，这不能不说是个刻骨的教训。
（18）我的二姑母
我的祖母生下5男2女。我的大伯父大概对祖母为他包办的婚姻不满，结婚不久就去闯关东，一去不回。我小的时候，只知道家里有一个大伯母，带着她的女儿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那个女儿比我母亲大2岁，我们叫她大姐，大概她小的时候生过天花，落下满脸的麻坑。听当时和大伯父一起闯关东回来的人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他的名字至今不为我所知。我的三伯父幼年夭折，旧时代农村有“多福多寿多子女”的传统习俗，为了表示人口多，人虽然死了，还要在同辈人中给他留个位置，所以三伯父也排在同辈人的行辈里。这样，本来应该是排行老三的父亲，就成了老四。我的五叔王廷荣，在前面已经写过了，这里不再冗赘。我的大姑母自从嫁到黄瓜口地主单家之后，就不再与王家人联系。我们当地有句俗话是“穷怕亲戚富怕贼”，大姑母自嫁到富家之后，怕王家人甚于怕贼。
就这样，父亲一辈姐妹兄弟间，有来往的就只是二伯父、二姑母、五叔和父亲。
在父亲一辈人中，二姑母是我敬佩的一个人。
二姑母家原来也住在黄瓜口村，后来搬到乐亭嵩林村小李庄。
二姑父叫徐宇庐，年轻时在东北习商，作过帐房先生，打一手好算盘。我小时候学数学，学到让我十分厌烦的鸡兔同笼之类的算数题，怎么也算不出来，他都可以用算盘给我打出结果。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弄明白鸡兔怎么可以同笼。
大概是沾了商气，二姑父很小气。小时候，我常到他家去玩，有一次我去他家正赶上他在啃老玉米，他把一个啃了一半的玉米棒子递给给我说：“你来的正好，不然我把棒子吃完，你就没得吃了。”我小时候生性好动，去掀锅盖，看到锅里还有好多煮熟的玉米，正冒着热气。
二姑母却不是这样，她常当着二姑父的面奚落二姑父的小气。并且告诫我们，以后长大千万不要学二姑父的小家子气。
二姑母是一个贤慧的农村妇女。祖母早逝，年幼的五叔就是由她哺养成人的。五叔因为小的时候摔跤，腿留下残疾，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所以洗衣、做饭、照料他上学读书，就都落在了二姑母的肩上，她真是又当姐姐又当娘。
五叔是感激这个呵护他长大成人的姐姐的。解放后，五叔随部队进城，他把二姑母接到天津去住。当时按着进城干部级别待遇，叔叔吃小灶，他给二姑母入的是中灶。所谓中灶，也是大米白面，几菜一汤，但二姑母吃惯家乡高粱米，不习惯于这种生活，住了不久，她就又回到乡下去。
二姑母是那种守旧的农村妇女，她对城市一些事情看不惯。在天津，五叔为让二姑母开眼界，到周末带她去参观礼堂举办的舞会，农村人哪儿看得惯这种灯红酒绿的场面，看了一眼，她扭头就走，嘴里不停地叨念：“男女搂抱在一起，成何体统，那女人把奶水挤在男人身上，多害臊！”
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那舞会的场面和音乐，可是偏偏遇上二姑母这样的“下里巴人”！
临离开天津，她让五叔给她买几尺阴丹士林蓝布，说是回家做一件上衣，比她用柴灰染的土布要鲜亮得多。
二姑母对父亲也是呵护倍至的。1947年春天，配合国民党顽军进攻乐亭的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抓捕父亲，一次父亲被敌人追得无处藏身，就躲在二姑母家厢房的炕洞子里，一直躲藏了半个月，使父亲躲过一劫。所以父亲也是十分敬重二姑的。
二姑只有一个女儿，叫徐素贞，因为她乳名叫卜子，所以我们都称他卜姐。她同二姑母一样贤慧，人也长得俊美、漂亮，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心灵手巧，善女工，做得一手好活计，缝衣绣花，样样做得来。也做得一手好饭食，她切的肉片像纸一样薄。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她30岁还没出嫁，直到解放后宣传婚姻法时，她才嫁人。
为了能守护在父母身边，他找的丈夫是“倒插门”女婿，所谓“倒插门”，就是男方到女方家来，共同照顾两位老人。这位表姐夫，比卜姐大10岁，在黑龙江一个烧砖的窑场干扣土坯的苦力活。每年初夏到窑场扣土坯，到秋后天冷回家，然后明年开春再去……这样赚点钱，家里生活就活泛些，他们生有两个男孩。
二姑父、二姑母在卜姐和表姐夫的照料下，安然度过他们的有生之年。
此后多年我在外边上学，就再没见过卜姐。
前年我返乡里，专程去嵩林小李庄去看望卜姐，她还健在，已经80多岁，头发已经全白，蓬乱着，双眼木滞无神，脚上穿着一双解放绿球鞋，已经看不出鞋面上原来的颜色。她木讷地两眼看着我，似乎在寻找她的记忆。但当我向她报出我的名字时，她摇摇头，看来她已进入失去记忆的老年痴呆。
眼前的卜姐，分明一个典型的“祥林嫂”！
邻居告诉我，她两个儿子也在同村住，不常过来。白天她就去捡拾废品，屋子还是当年二姑母在世时住的老屋，年久失修，墙皮已经剥落。屋子堆满了烂纸、矿泉水瓶、易拉罐之类，让人很难下脚。
我问及她生活和身体的状况，她也不回答，只是摇头，呆呆地望着我，不说一句话，看来她不只失去记忆，也没有语言表达能力了。临别时我给了她500元钱，她不推辞，赶忙收起来，装进衣袋里，好像生怕人抢了去。
我同她的大儿子通了电话，说明我的来意及同他家的关系，那大儿语调冷漠，语气中可觉察出他们对母亲是不孝顺的。
当年孝顺父母疼爱子女的有大家闺秀风范的、漂亮的卜姐，老境竟如此颓唐。我打了一个寒颤，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袭上心头。我落寞地离开了童年时那熟悉的常常去的卜姐家！
（19）二伯父的一家
我的二伯父与二姑母不是一类性格的人。二姑母待人温和、大度、宽容，二伯父却是一个脾气暴躁，待人苛刻，不与人为伍的人。二姑母不大愿意与他有更多交往。
二伯父叫王廷桂，在日伪时期曾在东北警察局混过事，好像还是个警察的小头目。我小时候在他家曾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上二伯父穿着警官服，手里握一把洋刀，威风凛凛。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二伯父脱掉那警官服，放下洋刀，改给共产党作事。
那时八路军经济困难，二伯父曾替八路军跑生意，据说他为八路军很赚了些钱。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在东北公安厅担任了总务科长。这段时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磊落、最值得炫耀的光荣历史。但他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坚决请求组织批准他还乡。
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那时被战争破坏的铁路还没完全通车，组织给他发了路费，并且配备了一匹马，同意他还乡。
二伯父骑着马，奔走在还乡的路上。但随在他的马后，有公安厅的人追了过来，对他进行了例行检查。检查结果是：身上除了公家给他发的路费之外，没有一点别的钱物。后来才知道，当时公安厅领导怀疑这位老总务科长急于还乡，是裹携了公家钱财，因为当时总务科既管钱、又管物。
这次检查，倒是还了二伯父一个清白：这个管钱管物多年的老总务科长，廉洁清正，两袖清风，解甲归田。
我的二伯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善于词辩，思路清晰，每讲一件事，他能说的头头是道，让你心服口服。她生有二男二女，四个儿女都是她含辛茹苦养育成人，所以儿女们对她十分孝顺。
说实在话，我一生对二伯父没有好感，对二伯母却敬爱有加。记得前些年我偕全家人返乡里，就和二伯母住在一个火炕上，二伯母总是把子女们寄给她的、平常舍不得吃的巧克力之类，给我的孩子们吃。堂兄传璞知道我喜欢睡热炕，每天晚上都把炕的热热的。而他自己却搬出去寻宿。
我的大堂兄王传贤（后改名王巨文），抗日战争时参加八路军，做了军医，直到离休。二伯母的两个女儿秀莲、秀芝，远嫁他乡，和母亲离多见少。唯一在二伯母身边照顾她的是我的堂兄王传璞。
我的堂兄王传璞，也是我在渤海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半路休学，没有能穿上干部制服，吃上“官饭”，在家做了一辈子农民。他为人平和、厚道，做事稳健，能忍辱负重待人。他孝顺母亲，冬温夏凉地服侍母亲一辈子，直到把母亲养老送终。
我在外做事多年，是反家里有些马勺碰锅沿的难办的事，我总是让他去解决，他总是尽心尽力去平息，在村子里，他是王家的族长。
二伯父回乡之后，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是，在外头混事多年，使他有一股一般百姓不能有、也不敢有的傲气，他瞧不起村里的干部，并由此惹出许多麻烦事。
他的长子王传贤抗日战争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前，王传贤正在读书，有一次他去向二伯父要学费，正赶上二伯父赌博输了钱，他怒火顿生，把气撒在要钱的儿子身上，拿炉捅条把儿子打跑。王传贤于是离开了家，参加了八路军。
儿子参军，二伯父按规定应享受军属待遇，应该有人代耕（即村上派人对军属家土地帮种、帮收）。但是，因为他对村干部有所得罪，所以村支书王德厚对他进行报复，不给他家代耕。
这件事使他十分恼火，他到处告状，说村支部书记王德厚迫害他。父亲因忙于工作，亲戚朋友间的一些杂事不太过问，二伯父又跟我说王德厚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鱼肉乡里迫害他。
当时我正在乐亭师范学校读书，听了二伯父向我介绍的王德厚的一些情况后，于是我给《唐山农民报》写了一篇稿子报导这件事，题目是《村支书王德厚不给军属代耕》。不久，报纸在“读者来信”的栏目里发表了这篇稿子。稿子发表后，就更惹怒了王德厚，他发动村民给报社写信，说我的稿子内容如何如何失实，又说“别有用心”之类。报社把这些来信转给我，我自然又把我所掌握的材料回复报社，报纸就没再发王德厚发动村民们写的反驳我的稿件。这之后，王德厚对二伯的迫害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不久，二伯父所在村庄的一个妇女到公安机关告状，说二伯父强奸了她，并说二伯父曾两次强奸她。第一次是一个晚上，在二伯父家里，并说那天二伯父家里人都去看戏了，家里没人；第二次强奸她，是在两个人去赶集的路上。
这个妇女是村子里一个有名的破鞋。她说的那第一次强奸她的晚上，除二伯父长女王秀莲去看戏之外，二伯母和我的堂兄王传璞都在家里，一个晚上都没出过门，所以强奸她的事，完全是捏造的。
所谓第二次强奸她是半个月之后，去赶集的路上。从第一次强奸到第二次强奸她，时隔半个月，被害人没有报案，又跟“害人者”去赶集，发生第二次强奸，才报案，这本身就不合情理。况且时间是严寒冬季，庄稼已经收割，一马平川，赶集的人来人往，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公安局受理了这个案子，并在侦察之后转到法院。
冀东地区的老百姓爱告状，这大约是受“杨三姐”告状的启发和影响。杨三姐乳名杨三娥。是冀东滦南县人。她的二姐杨二娥嫁给本县富家子弟高占英，高占英与其五嫂金玉有奸情，嫌杨二娥碍眼，于是下毒手杀害了杨二娥。杨三姐告状为姐姐申冤，历经千辛万苦，一直告到天津高等检查厅，使冤情大白，终使高占英被判绞刑。
杨二姐告状的故事在冀东影响深远，直到现在冀东老百姓都爱告状，大概就是受杨三姐的影响吧。
二伯父这个案子就引起父亲和法院彭姓院长之间的分歧。父亲指出这个“被强奸”妇女供词的许多不合情理及前后言词的矛盾，认为这里边有很多人为因素，证据不足定罪。彭姓院长却不这样看，可能夹杂着他同父亲之间的私人恩怨。
当时法院刚成立，公安局与法院之间常在办案上有些分歧。父亲做公安工作多年，他对案件的审理、量刑的轻重，都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而那位彭姓院长呢，既不熟悉业务、又刚愎自用。这位彭院长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经常在宣判中把判决书念错。比如“怙恶不悛”这个司法界常用的词语，他竟然读成“古（怙）恶不俊（悛）”。这些，对于一个工农干部也难怪，但是不可原谅的是，他竟然将判决书上的时间“1951年”念成“1915年”，弄得去听宣判的人目瞪口呆。父亲与他的分歧，不是在他常念错判决词，而在一些案情和量刑的看法上。
我虽然当时正在读书，也介入了这件事。一是我给《华北人民》杂志社又写了一篇稿子，对王德厚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恶行进行揭露，这篇稿子在《华北人民》杂志上也刊登了。
此时二伯父却以强奸罪被判一年零两个月徒刑。
我觉得这是一件冤案，于是我又写了几千字的材料，亲自送到当时设在北京的华北局告御状。华北局当时地址在北京东城交道口附近，书记是刘澜涛。那时全国来北京上访的不多，不像现在上访的多如过江之鲫，更不像现在当局对上访人员动不动就送去劳教。当时华北局接待我的同志，把我安排在华北局招待所，并且在招待所吃饭不收费。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看到当时北京的繁华，在我们县城连汽车都很少看到的我，简直是眼花缭乱。
华北局负责接待的同志，认真看了我写的材料，还就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询问，然后将材料附信转给了当时担任乐亭县县委书记的李新华。
在我从北京回到乐亭不久，县委书记李新华通过学校找到我，他亲自带几个人和我一起到了二区区公所（即王德厚所在的区），把那个妇女找来讯问，那个妇女又装疯卖傻、添油加醋地哭诉一遍她“被强奸”的经过。
李新华似乎也没认真听那妇女的哭诉，那哭诉似乎是只说给我一个人听的。然后，李新华点点头，面向我说：“你看怎么样！”李新华那没说出的潜台词应该是：不像你说的，这是一宗冤案吧！说实在的，那时我只有16岁，从来没经历过、也没听说过这类事，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我真不想听，我只得未置可否。
后来，我听说材料又回报华北局，大约是肯定了这个案件判案的正确合理。但其中有一点涉及到我父亲，就是“公安局胡晓川，袒护包庇其兄王廷桂……”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此后，父亲以支援企业建设的名义，调离了公安局。
当时，我虽然涉世不深，但却了解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世上该有多少不合理的事，不能还他的真实面目，让人气破肚皮！
出狱后，二伯父靠串学校卖文具维持生计。他一生与二伯母离多聚少，两人感情不深，二伯母对二伯父也没有好印象，经常在孩子面前说：“是我把你们拉扯大的，爸爸没管过你们。”事实上，二伯母在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一手把孩子们养育成人。二伯父对儿女缺乏感情，在儿女小的时候，他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经常恶言恶语说出一些伤感情的话，伤了儿女们的心。因此，儿女们对二伯父也没有感情。到老年时，他与二伯母竟然分居了，这在当时农村老年夫妻间是绝无仅有的。
二伯父只身一人度着他的风烛残年。他瑟瑟地躲在土改时分的破屋里，走完他人生道路中的最后一程。
（20）浪迹天津卫
1952年初，父亲奉调河北省邯郸市磁山铁矿工作。
当时我正在乐亭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父亲调动工作，就牵扯到我家搬迁和我的转学问题。当时家里除了母亲，我还有两个弟弟，大弟传第13岁，小弟传玉4岁。
当时师范生转学，只能转入对口的师范学校。但受乡间“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影响，我不太愿意做教师，是属于师范生里那种专业思想不甚巩固的那一类，所以我就没转入对口的武安师范学校。
我到了天津，去投奔在天津工作的五叔。
天津市是中国大陆三大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经历600年的沧桑变化，特别是近百年来，造就了天津的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都市风貌，“近代百年看天津”成为世人共识。
我为自己能有机会来到这样一个繁华如梦的东方国际大都会，感到无比荣幸，无比自豪。
我的五叔叫王廷荣，是父辈行辈中最小的一个。五叔小时候跌跤，留下终身不愈的残疾，受伤的腿比好腿短2寸，所以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生活还能自理。他幼年刻苦自励，在本县读完初中，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他是在天津解放时进城干部，在天津市政治学校（后改为天津市委党校）工作，是行政12级干部。当时行政12级属于高干。
在战争年代里，五叔的腿疾一直得不到治疗。进城后，医疗条件好了，五叔想治好行动不方便的腿，于是住进天津市人民医院，一位方姓骨科专家为他做了矫正手术。手术的结果，不但没有治好他的腿，反倒比以前更坏，要驾着双拐才能走路，生活也变得不能自理了。
五婶也是个老干部，她十二、三岁就参加了革命。起初为一个县委书记当保育员，在他家照顾小孩。那时五叔担任县委会秘书工作，按当时规定，在县委工作的人必须是党员，所以五婶在没到入党年龄就破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叔当时享受供给制待遇，他吃小灶。吃小灶的都是12级以上的“高干”，他们有一个专用的小食堂，开饭时就都去小食堂就餐。当时在政治学校够级别吃小灶的干部不足10人，菜都是现炒。五叔因为行动不方便，每顿饭就由我到小灶饭堂去打。
小灶食堂的厨师工作十分耐心，每次我去打饭，他都要按小灶的标准把菜一样一样的炒一遍，然后又一样一样装进一个特制的能保温的两层提笼里。
每天为五叔打三餐饭是我的主要任务，另一个任务是为婶母买菜接送孩子。每星期一我要把五叔的长子树青（即我的堂弟王战生）送到重庆道（后搬唐家口）幼儿园，星期六再把他接回来。我这个堂弟从小不坐汽车，怕闻到汽油味，那时没有出租车，所以我每次去接他都要雇三轮车。
五婶文化程度很低，进城后五叔一直想提高五婶文化水平，曾多次送她去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但多次学习，多次失败，她文化水平并没有一点提高，写字总是歪歪扭扭的错别字连篇。
五叔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共产党员，他经常给我描绘他想象中的共产主义远景，他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不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而是将来他能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四白落地的书房，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这就是他想象中的共产主义远景。
从他给他的几个孩子取名，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人。
长子王战生，是战争年代生人；次子王镇生，是镇压反革命指示下达时生人；三子王津生，是解放军进入天津时生人；女儿王进军，是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时生人。这些名字都带着明显的时代色彩和烙印，也标志着他所走过的革命历程。
当时的政治学校，是一个改造、培训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旧职员和旧知识分子的地方，学员来自社会各界，大多是成年人，有的年龄还很大。五叔担任他们的班主任，给他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新思想，促成他们的思想转变。经过培训，再分配他们适当的工作。
那时我经常看到五叔挑灯苦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对我也经常进行政治说教。那时我就觉得，他对共产党、毛泽东信奉和崇拜，到了基督教徒对耶稣那样虔诚的地步。
五婶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共产党员，思想随时与党保持一致的。只举一个例子：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她哭得死去活来，一直哭得犯病，被送进医院抢救。这种“阶级感情”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出自她的朴素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
后来五叔又调任图书馆担任馆长，馆员中很多是旧知识分子出身，有些人还有历史问题。五叔经常写材料，向上一级党组织汇报他们的言行。记得馆员中有一个叫耿直的人，他把毛主席像夹在两腿之间，五叔认为这是污辱伟大领袖画像，认为是反革命行为，应按现行反革命治罪。他把事情经过以及耿直的所作所为写成系统的材料，汇报给领导，可是领导对这件事却未置可否，迟迟没有表态，由此他对学校领导充满怨气。
1957年夏天，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家里来电报说，母亲病危，让我回家。当年因为要反击右派，学校决定不放暑假，学生都要参加反右斗争，一个都不能少。为了我请假回家探视母亲病的事，师范大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刚还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留在学校参加反右斗争，不要回家。
在天津的五叔也写信教训我：“这次反右派斗争对你是个极好锻炼的机会，应该积极投入运动中去，捍卫党，捍卫革命事业！”
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暑假快结束我到天津去看五叔时，市委党校院子里贴满了“打倒右派分子王健民”的大字报，原来是五叔已经被划成右派，在隔离审查了。
后来听说，是因为领导对耿直等久久不加处理，对他写的材料不作答复，他对领导有怨气，给领导提了不少意见，就以反领导等于反对党的罪名被划作右派，过去那些被他“打小报告”的人，自然成了反右的积极分子！
此后，五叔就在屈辱煎熬中度过他的晚年岁月。他被监督劳动，打扫楼道，清洗厕所，游街示众，挂牌批斗……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是，他仍然对马列主义坚信不移，对毛泽东思想虔诚无比。
大约是过了几年之后，他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调离党校，担任天津市红桥区图书馆的一般工作人员。因为对被划右派不服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给江青、王洪文写信，申诉自己冤情。那信的底稿藏在他内衣衣袋深处，好像唯恐被别人翻出去。我到天津去看望他时，他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信的底稿掏出来给我看，他又认为王洪文、江青就是党。
尽管他把信藏得那么深，那么秘密，但还是以五类分子反攻倒算受到批斗，除挂牌子游街示众的时间之外，他要扫楼道和厕所。
晚年五叔成了植物人，在他弥留之际，已经难于吞咽，不吃不喝。照顾他的五婶发现，只要在他耳边说一句“毛主席说让你吃饭”，他就真的张开嘴吃饭。
五叔对子女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为了使子女受到良好教育，他把刚满7岁的长子王战生送到北京汇文小学读书。
子女们也耳濡目染地受到五叔的熏陶，在为人做事上都从不越雷池一步..
他的长子、我的堂弟王战生，在北京读书近10年。1966年正当他准备考大学之际，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只得放弃升学的初衷，加入上山下乡的队伍之中，因为他是黑五类子弟，建设兵团不允许他去。他就悄悄地登上北去的列车，到兵团说明他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决心，他的诚心，感动了兵团的领导，经过研究，兵团把他留下了。
由于他的刻苦自励，这个黑五类子弟在兵团入了党，担任了兵团的人事干部。他在兵团娶妻生子，度过10年兵团生活。
在知青中，他是最后返城的。
回到北京，他应聘到海淀区税务局工作，担任过海淀区税务局的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教育科长等职务。临近退休，税务局又安排他负责咨询答疑，别人的官越做越大，而他的官越做越小，他是税务局中唯一的一个负责接听客户电话的处级干部。他不会钻营，也不会作官。
他办事循规蹈矩，十分古板。在他担任税务局教育科长时，经常去给各税务所干部讲税法课，得到一两千元的讲课费，他也到局的税政科去完税。税务局的人都笑他的迂。
一次，局长到他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呼呼大睡。上班时间睡觉，这让局长很恼火，那之后，局长就安排他去接待客户，接听电话，这样他就没办法在上班时间睡觉了。他的确嗜睡，平时晚8点就要睡下，每天中午饭后也睡。他的小外孙女和他开玩笑说：“太阳都照屁股了，你还睡，真是个睡（税）务干部！”
其实，局长和他小外孙女哪里知道，当年五婶在战争年代过封锁线时，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目标，给尚在襁褓中的堂弟吃了过多的安眠药，留下了他成人之后嗜睡的痼疾！
五叔对我的学习也十分关心。那时我在他家住，除了做一些帮他打饭接送孩子之类的活之外，其余时间安排我学习文化知识。我准备升学，可是平面几何还没学过，自学有困难的地方，他就请他同事中的文化高的人给我辅导。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我学完了初中平面几何，对高中的学科也有涉猎。
1953年夏天，我被天津师范学校（中师）录取，自此进入读书不要交学费而且白吃饭的三年中师生活！
我一生都感谢五叔五婶，是他们给我搭建了一个走向社会、走上人生、走进知识殿堂的舞台。如果没有他们，至今我可能还是渤海边上一介愚昧的农夫。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