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由“谢师宴”所想到的
2010年岁末，李宝省等同学组织71届同学，为我举办“谢师宴”，有二十多位同学参加。当年十六、七岁的娃娃，如今都已年近花甲，女同学差不多已经退休，男同学也接近退休年龄。这次七一届为我举办“谢师宴”，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我从事教师工作近四十年，教过的学生无数，但唯一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当时七一届！那是因为我和七一届同学共同度过了那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岁月，和他们摸爬滚打整整三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余烬还没熄灭，四人帮的气焰还很嚣张，他们离开生活学习了六年的小学，排着队走进人大附中残破的校园，进入玻璃大部分被打碎的教室，开始了接受三年“抗大”式的教育：修防空洞、野营拉练、三夏三秋、灭虫救灾……
在诸多事件中，留下记忆最深刻的是挖防空洞和野营拉练。
在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挖防空洞搞备战的运动，在市区内很多学校都积极响应这一号召。
人大附中防空洞是在操场中心开挖，墙体是用砖垒成，顶上拱券是钢筋水泥浇注而成的，左右各有十余间教室，据说一旦战争发生，可防原子弹。
当时我负责的连队有四个排，这四个排上课、修防空洞轮流上阵。
修防空洞第一项工作是开槽，既然要防原子弹，槽就要挖的深，当挖到3米时，地下水汩汩涌出，怎么办？用水泥去堵，堵不住，因为水泥凝固的慢，水泥还没凝固，就被水冲走了。
有一位同学建议，他说用石膏粉堵，因为石膏粉凝固的快，他是从骨折打石膏受到的启发。
于是找来石膏粉，泉眼果然被堵住了。
人大附中的操场原来是一片坟地，在挖槽过程中，挖出不少骷髅，调皮的刘连弟拿着一个骷髅的头，去吓唬女同学，吓得女同学嗷嗷叫。
修防空洞需要大量的水泥和砖，当时各处都在修防空洞，砖是奇缺物资。于是我们修了土砖窑，自己扣坯烧砖。
扣坯的土就地取材，就用挖槽挖出的土。当第一窑砖烧出时，大家欣喜万分。
带领我们修防空洞的是副校长刘清振，工人滕明祥、旋兰普。我们可以日夜轮班，而他们却要夜以继日地坚持在工地。刘、滕两位，在防空洞完工不久，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各学校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
当时我担任七一届的连长（相当于现在的年级组长。当时学校按军事建制，年级叫连，班叫排）。拉练之前，军宣队政委李远泰做了动员，他要求参加拉练的师生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记得第一个发言报名的是年逾花甲的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邸校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扛过枪，受过伤。他认为这次野营拉练就是重温过去战争年代的生活。在他的带动下，老师们都纷纷报了名。当时年事已高、并患高血压的王乐义老师也报了名。
那时七一届学生只有15岁，他们冒着塞外凛冽的寒风，背着沉重的行装（被子、书包、脸盆、饭碗等），每天行军几十里，没有一个喊苦、喊累，那昂扬的口号，至今还记忆犹新：“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就这样，从北京西郊出发，经过北京的郊县满井、南邵、黑山寨、大庄科、珍珠泉、称钩湾、四海、黄花城、北七家、上庄，行程几百里，其间攀登了陡峭难行的十八盘，越过黑山寨杂草丛生的古栈道，再回到人大附中，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野营队伍进入昌平山区之后，王乐义老师病倒了，四个小同学就用担架抬着她走。王老师体重180斤，可以想到，只有15岁的小同学肩上负担该有多重。
野营拉练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中午吃的是冻得硬梆梆的窝头，喝的是行军水壶里冰凉的白水。晚上往往七、八点钟才能宿营，冬天昼短夜长，吃完炊事班同学做的饭，往往要十点才能睡下。为了保证住宿安全，一部分同学夜间还要在街上巡逻放哨。睡的是农村土炕，塞外三九天，天寒地冻，用行军间隙打来的柴烧炕，睡在炕头的同学早晨起来一看，被子烤焦了，睡在炕梢的同学，清晨起来脚还冰凉。
野营拉练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要一丝不苟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得一次行军是从四海到黄花城，早晨三点钟从四海出发，经过几十里盘山道，到黄花城已经是晚上八点鈡.刚刚宿营，却发现一件意想不到的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早晨出发时，二排高度近视的任丁秋同学，因为时间紧张（当时要求，从起床到出发，20分钟要洗漱完毕打好行李），错把老乡脸盆背来，而把自己的脸盆落在老乡家里。自己的脸盆取不取无所谓，但老乡脸盆是一定要还的。从黄花城再返回四海，几十里盘山道，况且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我问身边几个同学，怎么办？李春生等两位同学自告奋勇，表示要日夜兼程把脸盆送回四海老乡家。
他们夜行几十里山道，终于把脸盆送回去，当他们返回再赶上拉练队伍时，已是三天之后。
胡定裕同学在拉练路上，忍不住饥饿，买了一些饼干，还没来得及吃，就被老师发现，被狠狠批评了一顿（拉练纪律是不准买零食吃的）。然后老师让女同学把他装饼干的书包用针线缝死，胡定裕同学就一直背着被缝死的书包，直到拉练结束，打开书包一看，饼干已成了碎末。这些让现在孩子们难以理解的纪律，对于那时的同学，却像铁一样的坚定。
今天，每当放学时间，看到学校门口接学生拥堵的水泄不通的汽车，那些连书包都懒得背的小同学，我都想起人大附中七一届学生。我总是在想：他们和今天同龄人相比，究竟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虽然野营拉练已经过去30多年，而当年参加野营拉练的一些同学，如耿凯燕、崔小旺、陈扬等已离开人世，但他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是当年，抑或是今天，却是每个人都是永远需要的。
我祝愿早逝的几位学友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附录一】李宝省：《回忆花絮.点滴忆趣》
1968年9月，人大附中的王传业老师亲自来到我们西颐小学，接我们毕业生到人大附中报到。1969年全校师生员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砌砖窑、脱土坯、烧砖、挖防空壕、建防空洞。学校西教学楼东边的花园里被挖了一米宽、三米深的防空壕，有几百米长。当时，我很幼稚，加上北京乃至全国经常拉警报，搞防空演习、紧急疏散等，为了防止空袭，我把教室的窗户玻璃都贴了防震米字纸条。
当时学校经常学工、学军、学农的活动。
1971年5月海淀区苏家坨一带麦地发现虫灾，学校接到海淀区通知后，紧急召开全校大会动员我们到苏家坨公社灭虫害。捉虫子对我们男生来讲，都是一件发憷的事，对女生来讲就加个“更”字。我们2连3排的蕫上娜、孙际平、赵繁荣、王立芝、白黎明、丁若石等许多女生，为了加快捉虫的速度，把手套甩掉，用娇嫩的手指去捉拿害虫。麦地里的害虫被消灭了，全校师生为农业的丰收做出了贡献。
在这次灭虫活动中，学校给我的任务是打前站，号房子（找老乡家的房子）。我们住的屋子很久没有住过人了，当我们打开房门，“呼”的一下成千上万只蚊子飞了起来，我们打了半盆水，往水里兑了半瓶敌敌畏，用扫把蘸上药水，洒在房屋内……由于缺乏必要的常识，敌敌畏把我熏得头晕、恶心。
1970年到1971年初，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拉练的第一天我们从学校一直走到昌平的满井，第二站到达十三陵，很快我们就走进山区。一开始在拉练的行程中，连长王传业老师每次在休息时，都在重复地喊：“男左女右，男左女右……”
拉练走到延庆珍珠泉，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军代表说：“下一站，要组织急行军，要走140里山路。”急行军的那天凌晨四时许，通信班的司号员吹起紧急集合号，师生们摸黑就出发了，这140里山路，走起来异常艰难，最难的要属翻越十八盘（十八盘每座盘山道都要比香山的“鬼见愁”高多了）。在翻十八盘的路途中，一连的郑老师骨盆裂症发作了，通过军宣队、工宣队及学校领导同意，由当地老乡提供一头毛驴，让他骑乘，因为我是通信班的，每天都要跑前跑后，体力消耗支出很大，所以在那天我累得不得不拽着驴尾巴深一脚浅一脚才追上大部队，于夜里十点四十左右才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几乎所有的师生脚上都起了血泡或水泡，女生们就更别说了。王传业老师大声说道，女生要发扬风格，要互相帮助，把头发捐助给男生们点（血泡水泡如果只是用针扎，孔洞很容易被封上，如果在针扎的位置上穿上头发，水泡的孔洞不至于被封上，就可以保持血水顺畅地外流）。临睡觉之前，有些男生羞涩地来到女生宿舍门前，费了半天劲，才对女生说出要头发的请求，令那些男生没有想到的是，女同学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青丝长发捐给求发的男生。
第二天，那些没有向女同学要头发的男生，只有忍痛踩着血泡上路了……
拉练队伍到了延庆山区后，我们住在老乡家，老乡家家都有柴灶和火炕，家家院子里都堆着满满当当的山柴，在烧火炕时由于我们这些学生没有经验，不断地往灶眼儿里添加柴禾，一直把康烧热才罢手，可是等睡到后半夜，，睡到火炕上的同学就受不了了，即使把盖在身上的被子双折后铺在身下，也挡不住炙热火炕的温度，在那晚，我一会儿后背朝下，一会儿又前胸朝下，朝下的烫，朝上的冷，真像是翻烙饼。
次日早晨集合时，王传业老师举着一块烧焦的炕席说：“你们逮着老乡的柴禾使劲烧……你们看看，老乡的炕席都被烧焦了，和塑料床单都化在一起了……”大伙一听，都笑了起来，可是我却没有笑起来……
【附录二】母校情怀
原人大附中二连三排王敏英
没有沉重的行李，没有远方父老乡亲的期待，
我们是因“就近入学”跨进这所名校特殊的一代。
没有五湖四海的竞争，没有录取线的障碍，
我们一起从那个火红的年代走来。
那时候，天空笼罩着“读书无用”的阴霾，
“红色斗志”充满小将们的心怀。
老师们面对着一张张淳朴稚嫩的笑脸，
思忖着，怎样才能把这些飘来的朵朵浮云培养成才？
讲台上摊开了“工基”、“农基”奇怪的教材，
辛勤的园丁们循循善诱、苦口婆心，
设法唤起我们对文化课学习的热爱。
敬爱的老师们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不肯放过每一个能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舞台。
光阴似箭，匆匆三载，
我们记住了校运会赵国钧老师在跑道上传给我们的坚韧和顽强；
我们记住了家访时傅文彬老师心系责任从暴风雨中走来；
我们记住了张芷君老师千遍万遍地讲述着学习文化的重要；
我们记住了野营拉练中，通过山涧危险地段的时候，
王传业老师为了学生的安全，
高大的身躯在风雪中巍然屹立，护挡在悬崖！
母校为我们奠定了脚下的根基，
母校给与了我们无限关怀。
在怀着感恩之情，惜别校园的时刻
我们高兴的告诉老师，
今天，我们懂得了人生价值，
我们明白了怎样才能使人生竟放异彩。
带着母校赋予我们的人生航标，
我们怀着远大的理想，
在风云变幻中，坚定豪迈地走过漫漫四十载。
不论成绩大小，不论地位高低，不论成功与失败，
我们牢记恩师的教诲，
脚踏实地的战斗在祖国需要的各个平台。
今天，我们回到这里，
这是我们半生从不曾忘记的地方啊。
苍松依旧、恩师年迈。
带着笑声，淌着泪水，相聚无限感慨。
我们怀着感恩之情，向亲爱的母校致敬，
感谢这里赋予我们精神财富；
感谢这里给予我们伟大的博爱；
感谢这里陪育出无数令祖国骄傲栋梁之材！
2012年2月11日
（50）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文革开始后，1968年，中国人民大学被令停办，校园由第二炮兵进驻。“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人大附中成了有名无实的“附中”，不过人大子弟还照旧在附中念书。这时，海淀区一再催促学校更改校名，以便于领导。拖至1970年，人大附中改为“北京市172中学”，由区教育局管辖。改名后的人大附中，校园任人宰割，学生宿舍楼办起了海淀电器厂，招待所一带成了工厂的篮球场，校办厂地段盖起了区教工宿舍楼。而教师则被随意调出调入，原本宽阔整齐的校园变得七零八落，残破不堪了。
北京市教委委任工运学院的一位处长吴英杰担任校长。
吴英杰是烈士后代，他1938年参加革命，人很随和，办事谨慎，他虽然对中学业务不是太熟悉，但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原来的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退居二线，担任学校顾问。
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人大附中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准备在郊区建立以学农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基地，称作分校（那时的分校主要是学农，与现在的分校不同）。
在那物质与精神都十分贫乏的年代里，学农给学生增添了很多的乐趣。让城里的孩子知道、学到很多东西，知道猪是怎样喂的，羊是怎样放的，农村的同龄人在做什么。
但是，因为没有固定的学农基地，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与愿违的事情。
那时学生到农村，不但要参加劳动，还要在劳动之余去访贫问苦。所谓访贫问苦，就是请一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农民社员，讲村史，讲家史，讲个人的苦难史。一次一个学生小组到一个旧社会当过长工的人家去访贫问苦，那家主人讲：“旧社会，我们给地主当长工，有时还能吃上肉，可是现在一个月2两肉，还不够塞牙缝。”还有一次，一家主人给学生讲战史，他讲辽沈战役打得如何激烈，血肉横飞，死里逃生。
一个学生问他：“那时你在哪个部队呢？”
他回答说：“那时我还在国军（国民党军队）里干事。”
根据这种情况，人大附中决定在基础好的农村建立学农基地，学校指派我和副校长姜在敏筹办此事。
首先是选址。经过实地考察，我们决定在海淀区山后的白家疃建立学农基地。
白家疃（此字应读tuan，当地人读tan）村位于海淀区温泉乡的温泉村东，黑龙潭西，在风景幽丽的显龙山北麓，北临碧波粼粼的京密引水渠。据记载，明代时该村名叫白家滩村。因该村村落庞大，自古又为京西名村，而在村东部的百望山和西部的阳台山一带多有辽金古迹，所以该村在辽金时应已成村。
据说曹雪芹晚年的最后五年是在白家疃度过的。查阅有关资料，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确切地记载是乾隆二十三年春（即1758年），雪芹迁徙白家疃，有原注为证：“春间芹圃（雪芹的号）曾过舍以告，将迁徙白家疃。
现在白家疃还有一座小石桥，据说曹雪芹进出家门都从小石桥走过。小石桥是由四块很大的花岗岩石条搭成，为双孔板桥，两边有虎皮石驳岸。桥宽1米，长6.7米，桥板厚0.42米。桥西面是一大片荒河滩。桥头东北十余步有一座小小的五道庙。有南山上流下来的河水从桥下潺潺流过。
曹雪芹在白家疃生活的四五年间，正是他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终日写书，没有经济来源，贫病交加，已经到了十分贫困的地步。
曹雪芹最终病逝在白家疃。
考虑到学农基地要长期使用，所以准备把房子建的尽量牢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砖瓦、水泥、钢材是按计划供给，主要是保障人防工程，而且是奇缺物资。于是我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找建分校需要的材料。
六里屯砖瓦厂厂长张向峰是我校毕业生，我们让他解决建房用砖。他人手不够，我们就从学校抽一个连（年级）驻窑厂去烧砖。当时正是春节，同学都没回家过年。我曾经到窑厂去看他们，只见他们在连长蒋国垣老师带领下，用独轮车从炽热的砖窑里往外推砖。
砖解决了，水泥和钢材怎么办？我突然想到我们连的赵英朴的父亲是北京市第一轧钢厂的党委书记，我就去找他帮忙解决钢材问题。
说实在的，教书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求家长办过任何个人的事情，尽管学生中高干子弟很多，我觉得如果对个人的事有所求，我就在学生面前失去做教师的尊严，在学生心中就失去教育他们的威望。但是为了尽快建起学农基地，我只得违心地去这样做。
当时的钢材，是国家计划供应产品，赵英朴的父亲在计划外批给我们一大批乱了码的盘条（钢材），除留下自己用的以外，用多余的钢材到水泥构件厂换回足用的水泥预制板。
那时几乎每天我都要跟着笨重物件运输车，往返于卢沟桥水泥构件厂和白家疃之间运楼板，十多天后，几百块预制板终于全部运到工地。
我们盖的是平房，为了坚固，也为了将来扩大发展，我们用水泥预制板封顶。
这样，如果将来房子不够用，可以在原来基础上盖二层或三层楼。
没有起重设备，把吨八重的预制板安放在房顶，只靠人力是不行的，于是我又从毕业生刘连弟所在单位中科院化学所借来吊车。当宿舍预制板安放完毕之后，厨房却出现问题。
厨房建在一个高坡上，因为房子跨度大，中间有个2.5吨的水泥大梁要先吊上去，稳在墙体上，然后再上预制板。当时的解放吊车只能举高几米，而要把2.5吨重的水泥大梁安放到厨房的房顶，至少要举高10米，解放吊车就无能为力了。
怎么办？我和学校电工王云奇师傅商量，因为他有搬笨重物件的经验，但是他只有搬动几百斤水泥电杆的经验，像这么两吨多重的水泥构件，他也无能为力。
在工厂学工时，我曾经看到工人用三角架和捣练吊装机器，我提出能不能用捣链往上拽，但是，捣链的三脚架只有五、六米，不能举10米高，我提出，能不能用杉篙做成三脚架，这样试试，看行不行，王云奇表示同意。
事先我让一位物理老师计算了起吊的钢丝绳的承重能力，他告诉我，那根钢丝绳至少承重在3 吨以上，我放心了。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水泥梁吊到不足半米高时，钢丝绳“卡巴”一下断了，不幸中的万幸是，落下的水泥梁没有砸着几个拉捣链的同学的脚。
我问那位年轻的物理老师是怎么一回事，他又从合力、分力的关系讲了一通，我也听不懂。我说：“我要的是计算结果，而不是计算过程。”他他意识到自己计算的失误，但却不肯认错。
于是我们找来更粗的钢丝绳，重新起吊。大约是从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8点钟，水泥梁终于稳固地安放在墙体上。
所有在场的同学都欢呼起来，那几位拉捣练的同学，坐在地上再不想起来，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我感到意一种莫名的喜悦和兴奋，那天晚上，我请电工、木工、瓦工一起喝了酒，直喝的酩酊大醉，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这是我一生中既是空前、又是绝后的一次醉酒。
那时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农基地建设中去。记得是一个夜晚，我刚刚躺下，外面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屋顶上的保温层下午刚刚铺就，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温层就会被雨水冲走，前功尽弃。我顾不得多想，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带领学生上到房顶，用苇席把房顶全部盖上。
因为突然淋雨，我的膝关节受凉，至今留下关节炎的痼疾。
学农基地终于在忙碌劳顿中建成了，开始接待人大附中前来学农的师生。这一年中，我学会了木工、瓦工的全套活计。我砌的墙，连最权威的瓦工都找不出任何瑕疵。此后我从学农基地回人大附中，我打的桌椅书橱，不但让同事们羡慕，连职业木工也连连称颂。
我笃信这句话：“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
在“文革”逍遥的几年中，我学会了理发、修车、缝纫、做鞋、粉刷墙壁……时常有同事来找我理发、修车、做中山装、粉刷墙壁。我家既是裁缝铺，又是理发店。
前些时候，我在人民大学校园里看到王铸禹教授，他拉住我，扯着他的衣襟告诉我，他穿在身上的中山装，还是文革时候我给他缝制的，已经40多年了，他非常喜欢，知直到现在还穿在身上。
1975年7月1日，人大附中党组织，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无后备期，实现了我多年要求入党的愿望。
（51）挽早逝的好友侯文辉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有感召力、亲和力的人，我能屈己待人，我看不起那种“宁肯我负天下人，无天下人负我”的利己主义的市侩哲学。我一生不知受骗多少次，但至今毫不后悔。历史无情，终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骗子们终必为千秋后世笑。
也许，白发的积雪会淹没我的头顶，岁月的河流会冲去我许多美好的记忆，但好友侯文辉留给我的形象，却永远铭记在心，挥之不去。
我和侯文辉，可以说是莫逆之交。在那样一个“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时代，我们之间可以敞开心扉毫无顾忌地谈心里话。
侯文辉是一位十分敬业的老师，下面是一位校友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对侯老师的记载：
学校为了保证我们能考上大学，给我们配备的老师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教数学的侯文辉老师，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右手抱着一大摞作业本，左手拎着一个写满公式的小黑板，非常神气地往讲台上一站……他的课总是使人非常紧张，节奏快，并且不按当时的教材讲，下了课要留许多自学作业，课余时间搞数学竞赛，还经常留下学习差一些的同学补课。当学生们临近大考，心里紧张发毛的时候，侯老师安慰他们：“不要慌，有我呢我给你们编了三本讲义。”并且亲自刻蜡板，联系印刷。当学生学习不专心，上课开小差时，老师会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幸运儿，文革后第一届通过考试进了重点高中，自己应学会珍惜时机，咱们国家多么缺少大学生啊！这十年是一个可怕的空白！”当学生们为期末的数学考试得了全区第一而兴奋得意时，老师又告诉我们：“这算什么呀！考题太容易啦，没有得100分的同学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要丢掉那几分，科学是严谨的，从小就要养成仔细、认真的习惯。”这个班的学生，1980年的7月，全部通过高考且绝大部分被重点院校录取，而他们尊敬、爱戴的侯文辉老师却因积劳成疾，在半年前被诊断为肺癌晚期，于高考前两个月不幸去世，年仅51岁。
这段在“百度”网上登录的对侯文辉的描述，是十分准确而真实的，他是个爱岗敬业的老师，他数学功底好，课教的十分出色，他热爱学生，工作一丝不苟，他的教学得到学生一致的好评。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几乎是每天早晨很早他就抱著作业本，从人大到附中我家，给我的小儿王刚带些小食品，逗他玩一会儿，然后就像上文说的“拎着一个写满公式的小黑板”去上课。
学生的作业他一定从头看到尾，从不放过一个错误，他的勤恳工作，出色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和家长的称赞和爱戴。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爱岗敬业的老师，因为他出身在一个“反革命”的家庭里，在“文革”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当年的学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在清理教师队伍时，让他到北京西郊的一个煤矿去挖煤。
受到这样的歧视与“虐待”，他哭了。
在我们交往的几年中，我见他哭过两次：一次是他的爱女侯倩去东北兵团插队，我们送她到火车站，在火车开动的刹那间，他抽搐着，不由自主的放声大哭。那是一种父亲对女儿的眷恋之情，当时侯倩只有17岁。
这次他是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哭。
我解劝他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既然这样，就先去煤矿，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一辈子只是在”屈“，那”伸“过一次呢？”
他原本在人大教数学课，和我一样是在人大被入另册的人，他被入另册，是受他父亲的牵连。他曾和我讲，他父亲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他的父亲侯良弼，原是西安高中数学教师。他教学十分认真，课教的非常受同学欢迎。每次上课，他都背着一书包木尺、圆规、三角板及模型之类，学生昵称他“老木匠”。后来他做了西安高中校长，治校有方，桃李满天下。解放前，一些在国民党做了大官的校友，为了报答老校长，让他去做了三原县县长。1950年镇反，在共产党内当时已经处在领导岗位、原西安高中的学生，对侯良弼老校长镇压还是不镇压，两派起了激烈的争执。最后，为了贯彻肃反政策，他还是被镇压了。
就这样，侯文辉就以有“杀父之仇”的人，入了另册。
关于侯良弼校长被镇压，是耶，非耶？后人自有定论。最近，“百度网”有安保仁先生的一篇文章，对侯良弼校长做了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现将安文附录在本章之后，以飨读者。
他去了煤矿，每月公休他都到我家来，他讲掌子面如何，风钻怎么使，放炮前如何打炮眼儿，并说他们被评为先进小组……看来情绪有很大转变。他是个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人。
但是，吸入过多的煤灰和粉尘，损害了他的健康，成为此后他患肺癌的一个诱因。
他是个对朋友能披肝沥胆的人。1969年7月2日，我正在七一届学生到唐家岭支援“三夏”，那时淑蕙怀着王刚，已经临产。和往常一样，他早晨很早到了我家，看到淑蕙肚子疼得大汗淋漓，他把淑蕙送进医院，办理住院手续，一直守在产房外面，直到孩子顺利出生。
他还为孩子缝制了一套可体的小衣服。摊开布料，他用粉笔画出裁剪的线条，就像他在黑板上给学生画几何图形那样，然后裁剪缝制。当孩子穿上可体的小衣服时，同事们都不相信这竟是出自侯老师之手。
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来压在他头上的“家庭出身”的大山搬掉了，正是他大展宏图的时候，在一次体检时，他被查出是肺癌晚期！
得到这个消息，我如五雷轰顶，淑蕙也泣不成声。
他住进北大肿瘤医院，放疗化疗，使他难于进食，每天只能靠注射杜冷丁来缓解他难忍的疼痛。
杜冷丁是一种用来麻醉止疼的毒品药，当时这种药奇缺，我跑了许多医院，通过各种关系，才找来十几支。
在病中，他还在关心着来年即将参加高考的80届学生，同学来医院看他，他总是问他们学习的情况。
他是一个亲情极重的人。他在病中仍关心着女儿侯倩的婚事。女儿侯倩17岁初中毕业去东北兵团插队，他总觉得亏对了女儿，所以他想找一切机会抹平她心灵的创伤。在弥留之际，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让人用担架抬着参加了女儿的婚礼。
1980年4 月26日凌晨3时，他在经历了半年病魔折磨之后，离开了人世。不知道是天的感应还是巧合，这一天是他的阴历生日，是我的阳历生日。
学生为他举办了极其隆重的追悼会。只能容纳100人的人大附中三楼会议室，竟挤了200多人，没能进入会场的同学，就挤在楼道里，参加追悼会的师生，都流泪满面，会场一片哭声，这种追悼会的气氛、规模、地点和场面，是我来人大附中二十年所仅见。
我为他写的挽联是：
泪洒教坛祭良师
悲歌一曲哭九泉
【附录】《关于侯良弼校长》——为西安高级中学校庆而作（五）
侯良弼从1940年8月直到1949年6月28日任西安高级中学校长，将近10年，是截止目前西安高级中学历史上校长任期最长的一位。同唐得源一样，百年校庆时，董鸿德校长在《继承传统，开拓未来——在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清清楚楚地将他列为陕西教育史上治学严谨而深具影响的知名学者与教育家之一。但是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历史资料中，尤其是《沃土拾遗》中的《西安高中校史稿》、赵亚洲写的《我所知道的西安高中》和田滨写的《解放初西安高中的学运》等资料，都对他持否定意见。当然，我们也知道，侯良弼于1950年被西安市人民政府镇压了。到底是什么罪行，我们不得而知。近几十年来，有不少校友提出，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侯良弼校长，还其历史的真实面目。所以笔者认为，在撰写校史的时候，这将是一个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手头能查阅的资料看来，候良弼，华县人，学识渊博，才思敏捷，与候培仓、段绍岩、关中哲等，被时人誉为民国关中四大才子。曾任华县参议员、三原县县长，曾提议县临参会复办华县高塘中学。先后在陕西省立西安第一中学校（校址在西安西大街早慈巷）、陕西省立西安第二中学校（先在西安北大街，1938年为避日军轰炸迁宝鸡六川店的黑虎寺、石羊乡的石羊庙、虢镇的城隍庙等地艰难办学）、陕西省立西安高级中学（西安市东厅门）校长，现在的陕西省西安中学、陕西师范大学附中、西安市第一中学的校史都可以看到候良弼任校长的记述，而他校长任期最长的则是在西安高级中学。
在《沃土拾遗》中的《西安高中校史稿》、《我所知道的西安高中》和《解放初西安高中的学运》等资料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关于侯良弼的内容：“1940年暑假，校长亢心栽调职，教育界的大学阀侯良弼出任伪校长。侯良弼是出名的教育界的反动头子，他的统治是‘集权的法西斯’高压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各方面：1、他把学校当做他的‘家天下’。2、从来不召开校务会议，任何事情都有他作出决定，其他人不得干预。3、对待老师是严厉监视，要惟命是从，如有不满，轻则扣除薪水，重则排挤出校。4、对待学生是采取高压手段，企图钳制学生，在集会上不是训斥就是无理谩骂。更阴毒的是强制同学死啃书本，变成书呆子，从而脱离政治，以利他的反动统治。5、侯在课堂上胡说八道，在集会上总是向学生大讲《论语》《孟子》上的封建旧道德的一套落后思想，企图麻痹学生思想，使之俯首听命而已。”1948年，西安进步学生掀起“六二六”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侯良弼事先采取了防范措施，我校同学的斗争比较沉寂。”校长侯良弼“讲起话来，婆婆妈妈，老生常谈，多半从看到听到一些学生不守校规的事，训斥一通。有时无话可说，就从孔子《论语》中断章摘句。”“侯良弼为了遏制师生的进步思想，严禁地下党的进步活动，竭力禁止学生搞任何文艺、学术活动，不让排戏、演戏，更不能集会结社”。“不仅如此，对男女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都绝对禁止”。“男女界限很严”，“谈恋爱的更不行。有一次，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去女生院去会女朋友，被侯良弼发现了，侯大声结结巴巴的呵斥着，将那个男生撵出了女生院。”
事实上，侯良弼在西安高级中学执掌校政这10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最动荡的10年。从国家来讲，先是抗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继而是抗战胜利时的短暂的和平，很快就是三年解放战争；从西安来看，西安既是日军狂轰滥炸必欲得之的西北首府重镇，又是国民党防范延安进攻延安的前沿阵地，也是国共两党争夺青年学生最激烈的地方；而从学校来看，1940年由陕南洋县迁到关中泾阳县，又从经验镶嵌到西安南郊的翠华山北麓，1946年1月迁回西安东厅门。在这样频繁的折腾下，维持学教育教学之艰难，可想而知；再者，国共两党在西安高级中学教师中、学生中的活动较之他校尤为集中，斗争尤为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这样的环境里，执掌校政而使其弦歌不辍何其不易。
的确，侯良弼使用严格手段管理着学校，约束着教师和学生。“西安高中在省教育厅下辖的中学里，教师阵容之盛，教风学风之严是全省闻名的”。“西高的考试是严格进行的。首先，招生考试就难以过关，常常是十里挑一。平时课堂纪律、作业检查非常严格，在当时全省说来都是有影响的”。“西高学生学习刻苦、勤奋，在西安市颇有口碑，学习成绩以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成绩称著”（见《我所知道的西安高中》）。然而，这些都有错吗？都是反动的吗？更何况，在战争岁月里，在国共两党都激烈竞争斗争的形势下，我们还查不出侯良弼向国民党当局举报西安高中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事例，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中，也没发现西安高中教师和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或抓或杀的事例。我们倒是看到了，侯良弼校长，按照张峰伯、张凤翙等人愿望，安排学生照常上课，使国民党精心筹划的要动员四万人参加的西安第二次“反苏游行”以失败告终。我们倒是看到了，西安高中教师中的地下党组织一直在活动着，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两次迁校运动和迎接解放军进城活动，其中地下党员余达夫一直安然无恙，成为解放后西安高中第一任校长。我们的确看到了，他曾表情凶狠地说过，“延安派来共产党，要在我这里活动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更清楚看到了，他对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的进步学生王哲说：“你要处处小心，胡宗南那边派来的三个人盯着你”。当训育主任告诉他胡宗南派来的人查出了两个进步学生时，他很着急地挥着手说“叫他们快走！快走！”在场的人感到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不然就来不及了”。进步学生就这样被侯良弼开除学籍“撵走”了。
侯良弼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反动当局的“伪校长”，还是知名学者与“教育家”？搜狐网上一位先生2009年9月19日在“坐看斋”里说，“毕竟，侯良弼任西高校长的十年是西高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年，也是对西高贡献最大的十年，其本人又是陕西当时教育界最具个性的最纯粹的教育家。时过境迁，我自己认为，侯良弼是那个时代最高尚纯粹的教育家。作为一生中年龄段上最关键的生涯，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他当时不只将意欲在西高发展学生进入党派的共产党严拒，也将统治者国民党关在门外，以免使他的学生过早的介入党派之争而耽误了学业。他在这上面的言行这都是有证据的。而当国民党要打击那些参加了共产党活动的学生时，他又保护这些学生，或促其快速走开，免遭毒手”。“这都说明了：他的教育，就是爱学生。再就是，他认为学生就是读书的，学生应以念书为第一，而不应以其它为第一”。
如何客观评价侯良弼，“坐看斋”之言值得参考！如何鉴古知今向未来，西安高级中学的师生三思啊！
（安保仁2011年5月12日于西安安定门里）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