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说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式两份，一份供监狱存档，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4月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江棋生
2003年4月7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思想改造总结
我在20岁之前，读了一些鲁迅。20岁之后，读得很少。关于鲁迅，有一件事我记得极清楚：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与几个甚为相知的同学作过一个自问自答，即鲁迅倘若活到现在，会不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会。
30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报章终于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席间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 日）。
我相信“毛罗对话”确有其事。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震撼力，而在于它的发人深省。梁漱溟先生曾认为自己不能见容于毛泽东，乃在于后者缺乏雅量。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些道理：对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识相，毛说翻脸也就翻脸了。而鲁迅则不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鲁迅是毛泽东给予最高褒扬的顶尖人杰，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只能忍受鲁迅带来的不快。毛对这样的国宝断然容不得，看来不是什么容人雅量大小的问题。
我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与鲁迅所崇尚的价值观是不兼容的。为了维护不容异见、不存异端的制度，一代枭雄如毛泽东者，也不敢让鲁迅享有特别豁免权：有话直说，不予追究。只是毛泽东未免小看了鲁迅，认为鲁迅这位“没有丝毫媚骨”的汉子，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会呆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依我看，倘若二者择一，鲁迅的选择只能是：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立国以来，炎黄子孙中因说真话而以言招祸、以言获罪者，可谓大有人在，不绝如缕。首先我想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1997年后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处决的，高达数十万之众当是保守的估计。1957年，则有57万人被以言治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万言书说真话的“彭大将军”被罢官，跟著就整肃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到1976年间，因私下议论被揭发而惨遭专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横遭批斗者，因无限上纲而受文字狱迫害者，更是司空见惯，不计其数。我的母校——常熟市中（当年叫常熟县中）的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张振宁，因口无遮拦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给刘胡兰的题词）有语法错误，就被斗得死去活来，险些送命。张老师当时的痛楚绝望之情让我刻骨铭心，以至37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1979年，当西单民主“棤}始说出更多的真话时，就遭到封杀和取缔。1980年代，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当局整肃。1989年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局除了将其诬指为”动乱“并谎称演变为”暴乱“而加以血腥镇压外，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名在全国判了一批人。一大批八九民运中的呐喊者则被打入另册，视为异类。1990年代至今，当局继续以《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标志来维持言禁，惩治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其它敢说真话的人也继续受到权势者的打击报复。1995年，时任河北省卢龙县法院院长的贾庭润，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绝按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职务，贬为县司法局一般干部；后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别降两级（《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记者因为忠实于自己认为的新闻的真实而被单位开除（《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因仗义执言为出租车司机争取合法权益，而被以”诈骗罪“之名判刑一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说：”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北京记者都不敢对我进行报道“（《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吴青教授是敢于实话实说的，因此就有很强的力量在阻厄她。这种力量能使别人心怀恐惧，从而”不敢签名“和”不敢报导“。
不过，应当公道地说，言禁不是中国的专利；在中国，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作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言禁，它源于对有限理性原理的无知，对拒绝谎言说出真话的人类天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权化的拒斥。在帝王专制时代，说了皇帝不爱听的实话，将被视为大逆不道，脑袋搬家亦是常事。这里仅举两例。明世宗年间，大臣杨继盛向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后，又下狱3年。最后还把他杀了。他死后20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51岁时，由于说真话，被廷杖、被下狱、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体无完肤。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死在明熹宗年间（资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书）。所幸中国的言禁在民国时期曾经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沈从文等大师级人物。民国之后，中国本该取消言禁、实行民主，以消解“毛黄对话”中黄炎培袒露之担心。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纪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言禁还在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数国家中存在著。作为一名因挑战言禁而锒铛下狱的良心犯，我心情沉重。四年的牢狱之灾当然不可能让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愿坐牢的行为视作人生的骄傲。我只是痛苦地觉得，丑陋和恶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国之国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要被以言治罪，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将走出大“棜姚穧菪悀宏”，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言禁的制度优越于实行言禁的制度。后者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在容纳、适配和促进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生气勃勃，在激发人的创造性和人的善意，并形成宽容、友谊和信任的社会氛围上，远不能望前者之项背。在此，我真诚地呼吁：渴望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公民们，企盼中华民族复兴的同胞们，让我们尽快在神州大地上确立那样一种良好的制度，她能够容得下鲁迅，容得下每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
一生说真话
——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于是就有人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这么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第一，说真话是天性使然。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个什么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当然，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不亚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江棋生
2003年4月6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作者简介：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因参加“八九民运，”1989年9月被捕﹐被关押1年零5个月。获释后协助“六四”难属丁子霖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参加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各种和平请愿签名上书活动。1999年6月以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00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3年5月从北京市第二监狱刑满出狱。）
（《人与人权》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