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永远“安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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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位朋友的朋友所撰关于“一本书”的书所作

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来讲,书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不尽的话题。所读的书,所写的书。读过的书,有什么心得,所写的书,有什么感慨。后者似更有说道之处。

只因想到了那位获国际大奖的作家说的那番有关“安检”的话,我就想到了我的那本命运多舛的《中国一九五七》,想到从新世纪之初的艰难发表出版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同样艰难的再版,期间所经历的没完没了的“安检”不由感慨万千。

如同书名所示,《中国一九五七》写的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大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一场大劫难。五十多万(有说上百万)的文化人因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给党(包括党的干部)提了些意见,便沦为阶级敌人,打入另册。有的被监督劳动,有的被送进劳改农场改造,历时二十余年,经历了难以言尽的苦难,许多人悲惨死去。《中国一九五七》书写的是一所大学的师生如何被打成右派以及随后所经受的改造生涯。可谓不尽的屈辱,不尽的血泪。

文学具有反映现实,描绘人生的功能,不是唯一却是重要不可或缺的功能,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当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可以说是改变了整整一代知识人的命运,不应被轻易遗忘。其伤痕应警示于世。《中国一九五七》正是基于此而写就。

当然,这篇短文我要写的不是这部小说如何生成,而是作品生成后所经历的种种诡异无奈的命运。

先说发表,我先后将书稿寄给国内几家大型丛刊,答复竟完全相同:小说很好,很喜欢,但上面通不过,只好割爱。

好,喜欢,通不过,那什么样的作品可通过?持此疑问却无处可问。

转了一大圈,最后转到了《江南》,已不记得编辑给出怎样一种评价,很快分两期全文发表。其实采用便是他们无言的态度。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却又懂得:“安检门”的尺度原来并非一致,有的宽些、有的窄些。

再说出版。出书的周折绝不亚于发表。《中国一九五七》如同一个烫手的山芋,落到谁手里谁都赶紧丢弃。就在我快要丧失信心时,最后落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张森编辑手中,我同样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什么,只记得不久他便打电话传达了社领导的终审意见:用。不谙世事的我竟问了句:你们不怕?张森兄以笑作答。现在每当想起已作古的张森兄,耳畔总是回响着他那亲切爽朗不容置疑的笑声。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初版只印了一万册。怕招惹麻烦,没参加全国书展,也没进行宣传推介,“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书却很快售罄,又连印了两回,社会反响不错,中国小说学会将其列为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之首,入围茅盾文学奖(后落选),让我一直难忘的是右派中的一员——作家邵燕详先生写来长长一封信,给予了热情而恳切的鼓励(是右派作家中的唯一)。

同样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五年后出版社放弃了这部书的版权。尔后春风文艺出版社做为长篇丛书中的一部予以再版。后来同样也放弃了版权。《中国一九五七》如同一个不祥之物,不断被驱赶,流放。若干年来,书市上已见不到其踪迹。许多读者打电话询问,我无以为答。有时会说等再版。

对于再版,我努力过。始终无果。

在出版业早已商业化的今天,一本尚有经济利益可图的书连连遭弃,其中原委自是不言自明的。是上面有明确的指示?还是出版者自我领会,代以履行“安检”职责?不得而知。

终是厌倦了,遂放弃了《中国一九五七》的再版努力。

而打扫出來的“库底子”却在网上卖高价。

直到前年,曾为我出版以土改运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衣钵》,中篇小说集《小灯》的花城出版社编辑,著名学者的林贤治先生打来电话,说社里有意再版《中国一九五七》,但有一个条件:改一改书名。不用细说,我也明白“欲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伎俩”蒙混过关。对此,我开始并没答应,因有悖我一贯的原则,还怕别人说是为五斗米折腰,而自己也觉得妥协有失尊严。可后来我还是答应了,说实话与那点不够塞牙缝的“米”无关。至于尊严,当一个作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写作,写作本身已无尊严可言,拿这个说事就是自欺欺人了。而所以同意“换汤不换药”的更名再版,只是想让国人勿忘那段历史,让人们知道被处心积虑掩盖着的真相是什么。于是怪怪名字的《沧海客》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來了,有些羞于见人。前段时间,有人以此揭我的“短”,表示不屑,我没回,以上的说法就算是对此的回应吧。是的,没别的,就是想让更多人清楚五七年发生的那桩被无耻地说成“阳谋”的阴谋是多么的孰可忍孰不可忍。让没经历过的人知道真相,让经历过的人勿忘往日的伤痛与屈辱,此,当为我所想。

然而《中国一九五七》的安检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当又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多卷本系列丛书,其中的《中国一九五七》又再次遇到麻烦。

封面已设计出來了,内里也印出來了,在即要装订成册时被紧急叫停,重新过“安检”,且是最高“安检”。至今已半年多时间过去,安检仍在进行中,最终能不能通过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只是印出来的“内里”在库房里已开始发黄了,令编辑愁眉不展。

《红楼梦》里贾桂有句话叫“站惯了”,而我这些年却是“检惯了”(《衣钵》《小灯》亦难以再版)。好在习惯成自然,怎样都无所谓。我是个没有高期待的写作者,既不奢望拿什么大奖,也不想进排行榜当富豪只是这如影随形的劳什子“安检”让我惴惴不安,不是为自己,更是怕给发表、出版作品的编辑们惹上麻烦,故每每在寄出稿子前,都会由衷与编辑打个招呼:把把关,如“不宜”用,万勿勉强。

从拒斥“安检”过渡到自己提请人家“安检”,真是让人无奈又苦涩。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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