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女士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南非小说家、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被哈佛大学聘为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度讲座教授，并于一九九四年秋季客居麻州剑桥市。此专访由《倾向》杂志主编贝岭在助理编辑马一龙、业务经理芮梦达的合作下，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戈迪默的临时寓所中进行。
访：在您作品的中译本中有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意思是说许多流亡作家由于被放逐而变得性格脆弱和思维迟钝，从而失去了写作能力。您是否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流亡或内在的放逐也许可以使作家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成为写作的必要动力呢？
戈：首先，我没有说过流亡者会失去他们的写作能力。我只说过流亡是一种身心创伤，很多作家很难在流亡中写作。正如萨特所说：“进入流亡意味着失去你在世上的位置。”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位置。我认为，对于作家而言流亡是危险的。也许有些人即使在流亡中仍能保持创作的生命力，如曾在哈佛大学教书的英籍南非流亡诗人丹尼斯·布鲁塔斯（Dennis Brutus），他在整个放逐过程中都能继续写诗，从没有枯竭的时候。而且，他写的是对故乡及流亡生活的体验。其他我所知道的流亡作家却不能自我调整。而内在的放逐，是作家对于所受到的迫害及对所处环境反抗的一种形式。是作家个性中的政治构成。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一些人认为作家在放逐时或在政治压迫下能创造出最好的作品。然而，许多作品能够写出来并不是因为你的作品是当局禁止的。在南非，有文才的作家总被不擅言辞的人们叫到公共场合去发表谴责种族隔离政策的演讲，这必然引起当局的注意，结果，他们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对抗社会既定秩序的内在放逐是艰难的。内在放逐可以刺激作家的才华；但是，没有内在放逐，你就难以成为一个作家。
访：您曾说过：“对那些经历过审查制度的人来说，审查是永远不会完结的。”您又说“审查是打在想象力上的烙印，影响着受过审查的人。”时至今日，您认为审查制度仍然在影响着您吗？
戈：没有。因为我的作品被禁已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也被禁了。虽然我的书比其他南非作家写的书多禁了几本，但一般来说我们的书都是被禁的。但是那种写作时总想着“不知道这次我能不能躲过查禁”的感觉，我想作家们还记忆犹新。不知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访：你在这里的第一次讲演中提到，所有的写作都必然是政治性的。中国大陆有着极其特殊的审查和出版制度。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新闻出版总署及地方上的新闻出版局。中国大陆不允许私人出版社的存在。虽然中国没有成为法律的预先审查制度，但是，所有出版社的内部都有共产党的支部，他们对出版物的内容给予预先审查。简单地说，中国大陆官方一般不干涉作家包括性在内的大部分题材，但如果是涉及政治的，而且是直接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的，就不被允许了。请问，南非的情形更为特殊吗？您的写作是否受到国家的干预？
戈：这要取决于什么是直接的。如果你写的文章抨击了政府，这是一种情况，如法国作家左拉（Emile Zola）写的文章《我控诉》（J’accuse），那么你就会与政府有直接冲突。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作家，你创造了一些人物，你也许就能躲避。这取决于你能够把多复杂的东西组织起来放进你的作品。举例说，也许在你的作品中有一种人是反对政府的，而且在直率地表达他的意见；而另一些人物是比较保守的，即顺从政府主张。通过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对立的观点，你也许可以避免直接表明你自己的观点。我设想中国作家会这样做的，就象前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作家一样。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都是自由地写作的。我认为，审查制度最荒唐的影响是当你写作的时候总是去想我写的东西会不会被禁。令人欣喜的是，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严肃的非洲作家根本不去考虑审查制度。当然，过去的问题是，当作品完成时，地方出版商、那些胆大的小出版商会敢于一试，也许你可以避开审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让书得以流传一段时间。南非比前苏联幸运，我们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人们很小心，我们幸运的话可以让书发行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是，你必须取得出版商的合作。
访：请问，这些出版社是私人独立拥有的吗？
戈：是。有趣的是这种情况和一些大的国际出版商构成了一种对比。象牛津（Oxford）、麦克米兰（MacMillan）和朗曼（Longman）等西方大出版社，他们都在非洲赚了很多钱，因为他们出版了很多学校的教材及其他学习资料。但如果让他们出版一个年轻黑人作家的作品，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到了七十年代，南非的作家们在绝望中联合起来。因为没有钱，我们只能从一些慈善的富人那儿得到少许捐款，成立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结果很成功，这使那些大的出版商感到耻辱。这本诗集的销售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数字，竟售出了一万本。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例外，事实上却是一个突破点，一个开始。人们迅速创立了许多这种投资很少的小型私营出版社，这些小出版社只靠上一本书的收入来维持，最後有三家得以生存。其中一家是属于我们作家的组织——南非作家协会的。现在出版社的资金来源不足，因为我们的资金来源于国外，主要是欧洲共同体，特别是瑞典及荷兰。现在他们更关心东欧发生的事，并将资金投入东欧。他们现在更愿意将钱投入教育，即所谓的正规教育，我认为那也是对的。但让基金会或投资者承认艺术也是一种教育的形式，是一桩很难的事情。
访：这个时代日益盛行的学院式文学批评常常令人眩目。记得您曾对文学批评家不抱好感，可在另一篇论文中却赞扬了一位独特的批评家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您认为怎样才是好的、明智的批评？可以拿苏姗·桑塔格为例吗？
戈：我认为苏姗·桑塔格是个天才的批评家，也是当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我想，一般地说，明智的批评，首先必须出自对文学的挚爱。其次，批评家也应该从事一些文学创作。批评家决不应该把他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作品。这是一个批评家常犯的错误。当然，在高明的批评家中，这种错误不会发生。但在通常的批评中，在你满目所见的文学期刊和杂志中，你确实会感到批评家是想用自己的见解将书重写一遍。
访：当批评家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诠释或重写文学作品时，您认为这对作者会产生影响吗？
戈：这取决于作者。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及同其他作家朋友的谈话，我发现，当你刚刚开始写作时，每一个种评论都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你的书被误解了，你会觉得很难过和气愤；如果你的书受到夸奖，你会感到高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评论文章你会读得越来越少。也许会有一两个人的意见是你格外尊重或关心的，因此你会把他们的评论仔细读一下。有时你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最好的是有些评论家似乎确实理解你的书，于是，你会感到你已经写出了一本好书。但是太多的评论家总是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评论，或者他们只读他们自己想读的东西。因此，当他们看到一个来自南非的作家时，就会想到他写的书一定是关于种族隔离的制度的，于是他们自行删掉了许多内容，或者说他们误读了书的内容。
访：在您最新的长篇小说《无人伴我》中，您既很深地挖掘了书中政治活动家的私人生活，也非常清楚地刻划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您也在《七月的人民》中描述了相似的内容。您既描写了主人公的个人生活，又强有力地勾画出他们在政治上的问题和他们在极特殊的环境下的反抗与斗争。其他国家的读者怎样领略、读懂、并熟悉您在书中所表现的人的处境及人类关系中带有普遍性的困境呢？
戈：不要把它视作目的，或不刻意追求它。我想首先你应该写你最熟悉的东西。如果这种称为“普遍性”的东西能够表现出来，那么说明你走得比你所知道的更深，因为它触及了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及所有人的内心。
访：我及我这一代的许多中国作家能够开始写作是因为受到伟大作家作品的启发和震撼。这些年，就象我这一代的许多中国电影导演精心拍摄能够在西方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一样，一些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写作目的也变成了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出版。假如作品是需要读者的，你对给自己的母语读者写作与给国际读者写作的关系是怎样看的？
戈：我觉得不应该为任何读者而写。你写的是你所知道的，你所感受到。如果我在念一本中国作家作品的英译本时，发现它的风格和内容是模仿西方文学，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会期望一部不同的作品。当然，国际影响总是存在的。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我数年来所读的作品中，他的作品只有三部是有英译本的，他对于战争主题的审视角度是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他没有试图从美国人或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虽然他读了很多西方的作品。
访：那么，您认为您作品真正的读者是您自己？
戈：对，你的读者其实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不去想“这会不会使他（或她）满意”和“要不要符合某些人或外国人的口味”，你就能做成一些事。
访：十多年来，在中国，我这一代的许多写作者，特别是被国家和警察持续骚扰的诗人常常觉得坚持写作变得非常困难，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自我放逐的海外中国作家身上。您认为停止数年的写作对诗人及作家有什么危害吗？
戈：我认为，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是非常困难的。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犯人是不允许写作的。你也许会设法托人偷着带出你的手稿。例如，当一个南非诗人被从监狱中放出来时，他发表了一本诗集《内幕》（Inside）。他的诗全是在小碎纸头上，然後用各种方法偷偷带出监狱。对于因某种原因而短期无法写作的作家来说，他们写作的欲望似乎还会持续。但是谈到长期的影响，最坏的情况可以从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内在的囚徒式生涯中看到。某种意义上，整个世界都是他的监狱，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去。通常，如果你是个政治犯，你可能会逃出你的国家去另外一个地方。那时，你基本上还是自由的，但这对拉什迪来说不可能，他在任何地方都是有危险的。我想他感到继续写作非常困难。五年之後，他仍然不能正常地走上街头，他失去了进入普通生活所对人产生的刺激和影响。他不能体会正常生活对于一个人的意义。他完全丧失了与别人正常的接触。
访：一些短篇小说作家常常无法很好地驾驭长篇小说的内在结构，反之亦然。您先前写过许多精彩的短篇小说，後来您又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您怎样看待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不同呢？哪一种形式您更喜爱？
戈：对我来说，我更喜爱哪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是怎样在我脑海里出现的。也许某些事以缓慢的节奏发展，短篇小说限制了这种发展，而长篇小说则允许事件在长时间内缓慢地发展、变化。小说的形式是由它的主题决定的。
访：那么，小说的形式与作者常常抑制不住地想要表达的思想有没有关联呢？
戈：我从不试图用小说表达一种思想。
访：您觉得您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您的祖国南非近期发生的巨大变化吗？
戈：在我的国家，文盲在人口中的比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没有作家（无论黑人或白人）能从根本上接触到大众。这是一个出人预料的情况。因为有些人根本不识字，另一些人只能读懂大标题——象一个只给人笼统信息的通知，还有一些人是所谓的“连环画读者”——他们只能读懂连环画中的人物在“气泡”里说的话。这个现象使小说的读者非常有限。
访：您对自我放逐中的（中国）作家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怎样在放逐中持续写作呢？
戈：这会十分困难，因为你们有十分严重的语言问题。在我的国家，一些我的作家朋友放逐在外，由于他们能说、写英文，所以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赚取生活费用。他们有些是记者，有些教书，他们做各种不同的事。当中国的放逐者来到另一个国家时，必须接受语言上的再教育。当写作无法成为你生存的手段时，我觉得是十分可悲的事。我实在难以想象你们会怎样生存。
访：您曾答应要给我们您作品的中文版权，您会向我们推荐您的哪些作品来翻译和出版呢？
戈：我建议贵刊自己选择一篇来翻译，我给予翻译和印刷的许可权。你们只须（在出版前）通知我的出版商和我本人一下。我可以想到的是在我的长篇小说《无人伴我》中维拉在南非的街上行走，可是没有人认出她来那一节。
访：顺便告诉您，许多中文读者也喜欢您的短篇小说和您写的散文。您写的一些文章也非常有力。
戈：那些文章我真的不认为可以代表我的写作。我宁愿你们能从我的长篇小说里选一些。到现在维持我已发表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对我而言，文章不是我写作的中心，我想我推荐的《无人伴我》中的那个章节会十分理想。
访：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直接对话是极其重要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北京之春》1995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