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跟许多人一起在电影院里看《周恩来》。电影放映快结束的时候，邓颖超在周爷爷额头上轻轻一吻，影院里轰的一下爆发出我同学以及校友不合时宜的哄笑。出于我对周总理的热爱，所以其他观众这种出乎我意料的反应让我愤怒，可惜，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打架打不过别人，所以我只好保持我高贵的沉默。
这时候，班主任用低沉但严厉的声音说：“笑什么笑，谁再笑看完电影到我办公室去。”于是，周围的区域刹那间就安静了下来，只留下我在黑暗之中目光迷离地仰视我的班主任，就差双手托着腮帮子。我的班主任是个老实人，连名字都叫做“正经”，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黑咕隆咚之中成为我幼小心灵里的高大英雄。我们对于英雄有一种意淫的冲动，虽然1992年距离全国解放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还是想像班主任童年时候肯定给地主老财家做苦工，受尽了凌辱乃至小少爷的欺负，说不定他那总是弯曲着的手指就是砍了地主家的柴，被夺过去的柴刀砍伤所致。后来肯定是党和政府给了他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他一定是勤奋刻苦，大概也会在路灯下面通宵读书吧，少不了也会犯一些算不上错误的错误，也总会有和蔼且高瞻远瞩的长者及时开导他。当我年轻的班主任因为犯错误受批评憋红了笑脸眉头紧缩英气逼人的时候，那长者大概也会摸摸他的脑袋，一边含义不明地笑笑吧。
以上动人的回忆说明：第一，我具有国内电影编剧创作能力的平均水准；第二，国内电影编剧的创作能力不怎么样。我充分理解电影院里哄笑的那些同学，他们之所以哄笑和我想像出班主任那般曲折人生经历的原因大致相同：对于英雄伟人，我们永远只有一些类似的固定记忆和印象。在电视电影等传媒赋予我们的朦胧印象当中，他们好像总是一样的脸孔，说着差不多的话，区别顶多在于壮烈牺牲的刹那是堵住了枪眼还是用手举起了炸药包。导演和编剧从来不关心，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黄继光可曾有过青春期的怅惘，董存瑞有过早泄的苦恼吗？我不是不敬，只是想真正走近并且感受英雄的境界，须知三月又要显灵的雷锋同志也是一个骑着摩托车飘过天 安 门广场的潇洒少年啊。
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英雄少年叫Milos Hrma，他利用自己工作身份的掩护，成功地炸毁了一列装满28节车皮德军军火的列车，壮烈牺牲。根据1966年当时28岁的Jirí Menzel的影片《严密看管的列车》记载，Milos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位退休了的机车驾驶员，每天早上拿出怀表看看，然后坐起身来，透过窗户看远方一列火车默契十足地准时呼啸而过。纵观Milos的成长历程，其祖上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义正词严的苦难与不幸以供其转化为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的动力。曾祖父是个军鼓手，在查尔斯大桥上被学生扔石头砸伤了，靠救济金过活却总喜欢嘲笑最地层的劳动人 民被群殴致死；祖父算是个心理医生，从事使人迅速入睡的催眠工作，最终因为想用自己的手艺劝说入侵的德军回心转意，被坦克碾死了。Milos先辈的作为听起来像是个闹剧，更可怕的是他的大脑处在一片黑暗之中没有接受任何先进革 命理论的武装，他的思想阵地不设防。可怜的Milos就这样昏昏庸庸的在火车站工作生活，周围活跃的是整天风流快活或者寻找风流快活机会的同事Hubicka、整天想着巴结讨好当权者闲暇就养鸽子的站长Max、整天想着被Hubicks风流快活的女同事Zednicek，外加沉默寡言和老弱不堪的站长夫人和Novak。年轻漂亮的列车员Masa是Milos生活中唯一的亮点，他们互相爱慕，但是这唯一的亮点却让Milos发现了最让自己沮丧的事实：早泄。于是，当整个欧洲遭受希特勒铁蹄践踏之时，Milos说：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在乎自己的鸡鸡。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卡夫卡在1914年8月2日所写得日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一个沉溺于成长过程中小资产阶级自我情感不能自拔甚至跑到妓院割腕自杀的小子怎么可能成为舍身取义献身民族解 放的少年英雄？正如那个三更半夜被Zednicek成功勾引在后者腹部以下的身体上盖满印章的的Hubicks怎么可能是一位完成过多次秘密任务的英勇游击队员？这个因为沉默寡言看上去有些懦弱的Milos，其觉醒竟然归功于游击队一位性经验丰富的漂亮女同志指导和帮助他解决了早泄问题？游击队，他们不是神枪手和飞行军么？他们有吃有穿有枪炮，原来也有性生活的么？我原以为他们的形象总是一把揪下帽子，咧嘴一笑，被硝烟熏黑的脸上于是露出一口洁白的好牙。革命真好，投身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真好。除了感慨之外，我只能像《功夫》里面的阿星一样喃喃自语：英雄哎，游击队哎，民族解放哎……然后被鞋底抽得步步后退。ADIDAS说：Impossible Is Nothing。当Hubicks问Milos“你害怕吗”，Milos神态轻松：“不，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平静过，我彻底将自己从过去摆脱出来了，就像那样。”然后他用剪刀做了一个剪断的动作。于是，ADIDAS的观点得到了最终的证实，MIlos真的准备成为一名英雄了，无可阻挡。
是的，这就是所谓的“悖谬”。悖谬之所以称为悖谬，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理”的存在，并以“合理”的代言人自居。上小学时候学校没有包场像《严密看管的列车》这样的电影，一方面是考虑到我们看不懂，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这样的电影比较难找。这不完全是国内编剧的错，因为悖谬是捷克人的精神特质之一，克里玛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布拉格精神》详细阐述这种奇异的心脏跳动方式。布拉格精神，也就是捷克精神，其实也是曾经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作为一个城市，欧洲的无数次战争很少有不波及布拉格的，在反复的沦陷和被占领的过程当中，一个城市风骨的形成取决于这个城市人民的素质。在反复的蹂躏与痛苦当中确实比较容易发现生活的荒谬，面对荒谬他们选择视若无物的藐视和深入骨髓的幽默。他们像写了《好兵帅克》的哈谢克一样嬉笑怒骂，但他们的内心却始终不曾放弃卡夫卡那种对于自身缺陷与责任的关注，从来不曾放弃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捍卫。这种捍卫是最有力的捍卫，因为生活无处不在，所以反抗无处不在。
Milos被自己的早泄问题所困扰，这是因为他关心自己的幸福，关心这小小的毛病影响自己与Masa的将来。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唯一对他幸福的个人生活造成障碍的就是能在顷刻间将Masa叔叔的照相馆毁于一旦的侵略者。所以，当Hubicks因为和Zednicek的调情因为“侮辱德国的民族语言”而受到迫害之时，Milos接过了炸弹，去见证28节车皮军火在瞬间点燃的辉煌。这简直合理之极。在Milos中枪倒下之后，在一阵阵巨响从银幕上传来之时，我忽然又想起当年我的那位班主任。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他，听说后来他出了男女作风问题，再也不教书了。
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