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中国版诺贝尔和平奖之称”的“孔子和平奖”的主持人把今年度该奖颁给了古巴的独裁者卡斯托罗。这则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和热议的消息却让我琢磨起“孔子”和“卡斯托罗”迭加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和意义。

孔子和平奖创办于2010年,在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的头一天成立,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受到刘晓波获奖的刺激,一些国人为对抗代表“西方价值”的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围堵而创办了该奖。在那些抵御民主自由的国人的眼里,人权的普世价值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

其实,以对抗诺贝尔和平奖而抵御世界文明主流的做法并非中国人首创,这样的事,代表上个世纪人类两大恶魔的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都干过。1936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1935年度(当年的决策过程有些延迟)的和平奖颁给纳粹德国的良心犯Carl von Ossietzky,他的调查报告揭露了纳粹秘密重整军备。被激怒的希特勒立刻宣布:“为了防止今后发生此类羞耻事件,今天我创立德国艺术与科学国家奖基金会。今后德国人不准接受诺贝尔奖(不仅仅是和平奖:作者注)。” 希特勒设定奖项奖金为10万马克(孔子和平奖的奖金是10万元,惊人的类似,看来,这些国人一点嫌都不避)。

为了跟西方抗衡,斯大林创办了苏联版本的诺贝尔和平奖--斯大林和平奖,后来被赫鲁晓夫更名为列宁和平奖。

专制政权的相似性固然常常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细琢磨起来,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与目前的中国还是有许多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大的不同可能是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所以在此行文我可以给德国冠以明显的意识形态符号“纳粹”,而给苏联冠以“共产”,而当前的中国却无以冠名。纳粹德国和共产 苏联以某一意识形态作为其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主义”、“理想”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统治者用一套具有相当洗脑力的冠冕堂皇的理论掩盖其所有的罪恶。而当今的中国,无论当政者如何高叫理论自信,“六四”的一声枪响为中国送走了马列主义,自此后,中共已经没有一套象样的可以为其罪恶解脱的意识形态理论。今天,习近平可以任意解释他的“中国梦”,但作为统治中国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绝不敢坚持共产党的信仰向国人宣称他的中国梦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的中共政权一方面迅速滑向无底线实用主义,另一方面心里总是不踏实,一直试图寻找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重建自己不接受民意检验(民主)而长期统治的合法性。于是乎,在中共当政者操纵下,民族主义应运成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替代品,他们相当成功地把民主主义打成民族主义的敌人--西方 试图颠覆中国的意识形态,以此抵御世界民主潮流对中国的影响。然而,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是不够格的,因为它不能作为一种世界观解释人生和社会,而且中共又急需新的意识形态帮其在世界上寻找信仰同道,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显然不利于它在国际上建立政治同盟,于是,统治者又抬出了命运多舛的“孔子”,一方面在国内建立正统性,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输出中华文化符号,树立与普世价值不一样的拯救世界的思想体系形象。就这样,“反民主”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当政者试图用这个新的意识形态“不动声色”地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真空,而孔子和平奖正是为服务于这个目的而生。

人们会说“反民主”听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的,虽然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有众多分歧,但是无论如何,它起码应该是一套关于理想社会的政治信 仰系统,从这一严格意义上讲,“反民主”作为意识形态是不够格的,因为它充其量只告诉了它反对什么,却没有明确它的理想社会的目标是什么更没有实现政治信仰的实践理论系统。其实,这正反映了当今中共政权没有信仰、政治理论上捉襟见肘的匮乏状态。

“六四”后,共产国际老大苏联以及东欧共产政权接踵垮台,在事实上宣告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破产,中共再也无法用共产主义的说教欺骗人民、用其冠冕堂皇的信仰和不可挑战的真理性掩盖罪恶维持统治的正当性了,与此同时,国内民众人权意识逐步觉醒和世界民主版图的强劲扩展,使得中共政权在政治上处于了守势,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虽然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让中共政权喘息过来并变得十分张狂,但这种政治上的守势其实一直都没有本质改变。

习近平接班上台时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与他的前任胡锦涛初掌政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所差别者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人都似乎感觉,习近平可能是中共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就是“亡(党)国之君”。这种普遍的心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感客观上强化了习近平既有的救党保江山的使命感:守,一定 要守住;不仅要守住,还要做中共王朝的中兴明主。

像所有具有强烈使命感和领袖欲、又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一样,习近平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他的使命迅速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姿态使他亟需一套致力于正当化自己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模式以及“用来解释复杂社会现象,并指导个人或集团简单化地从事社会政治抉择的概念和信念模式” (Harry Johnson在“Ideology and the Social System”中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而不幸的是,他的选择在实质内容上延续了他的从邓小平以降的所有前任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抵御民主化,只不过从形式上他更加着力地进行了意识形态式的强化而已。

习近平在政治语言和姿态上倾心模仿的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到“意识型态”的部分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型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正是在这个会议上被打倒的,一直到1978年才复出,习近平自然对毛泽东在这次中央全会的讲话会字字铭记并领悟:意识形态工作攸关“保卫和推翻一个政权(权力)”,“失去了政权(权力)比什么都可怕”。无怪乎,以救党保江山为使命立志做中共王朝的中兴明主的习近平一上台就收紧意识形态的 控制对自由言论进行全面打压了。

为了守住江山必须抵御民主化,这是中共政权的内部共识。近年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概念越来越站领中国的话语中心,中共必须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便与强劲的自由化话语加以抗衡。当然,中共不会愚蠢地直截了当地把他们新的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冠以“反民主”,相反的,在习近平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二字豁然在列,然而,反民主的实质却蕴含在中共近来一系列历史化、仪式化、道德化、符号化、国际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构建和具体的刚性维稳的实践中。

中共的“反民主”意识形态和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首先要祈灵于超验的历史道德助其合法化。对既无宗教信仰历史纪录又劣迹斑斑的中共来讲,历史道德资源是非常匮乏的,情急之下,只有绑架””孔子”,让“孔夫子”入党按照中共的剧本粉末登场,为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统治的正统性和历史道德化背书,同时试图用一个 “中国梦”的虚幻红绸带拴住中国历史上所有可能的正面符号,似乎要向世人展现一个历史秘密:自孔子以降的中国先贤数千年来都在做同一个“中国梦”,而美梦 成真就在今天。

习近平通过高调祭孔,强调“不忘历史善于继承”,文艺座谈会讲话,在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厂矿、公司、学校以群众大会、演出、比赛、考试、街头标语等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仪式化政治活动,试图将这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占据主流定于一尊。

“反民主”意识形态和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需要在国际上寻找敌人和同志。不消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当然是“反民主”意识形态的天然敌人,有着抵御民主化同样需要的普京、卡斯托罗等老同志(共产主义)自然变成了新同志(反民主)。普京对内压制反对派,对外抗起反美反自由世界的大旗,在国际上中俄两国的行为让 “反民主”意识形态化,世界因此陷于新的意识形态冷战。俄国把冷战前线推进到乌克兰而中国把冷战前线推到香港和台湾,由于美古关系“正常化”,猪罗湾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又一个前线。

反自由世界、反“颜色革命”是中、俄的共同需求。2014年11月,俄国国防副部长安东诺夫在俄中两国防长会晤后表示:我们注意到不久前香港发生的事件, “颜色革命”威胁俄罗斯和中国,因此两国应联合对抗这一挑战,并向中方提出解决香港占中运动的方案。当俄国经济在西方国家的制裁下出现危机的时候,代表中国官方观点的《环球时报》在2014年12月18日的社评 里说:“必须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果蔑视中俄关系,是很’二’的。面对来自美国越来越沉重的综合压力,中俄彼此是对方极其宝贵的战略资源,双方谁都没资本削弱这一资源。所谓中国应当以中美友好代替中俄友好的主张是莫名其妙的,堪称’二’中的’极二’。”

上个月,美国总统突然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中国的当政者肯定窃喜:美国又一次走入“贸易换民主”的误区,毫无疑问,古巴会做中国的学生,放弃共产主义说教拥抱“反民主”意识形态与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世界长期周旋下去。中国政府在美古宣布关系“正常化”后第一时间表态,亮出“反民主”同盟的旗帜:“中国和古巴两国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关系,我们珍视同古巴的传统友谊。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古巴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古巴所采取的经济社会调整政策。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发展中古传统友好这一方针不会变。”

新 的意识形态冷战除了前线上的对峙,还有“敌后”的渗透,中共在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用“孔子”作为掩护的。近年来中国斥巨资在美国等国家建立了440 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主任许琳,日前接受英国BBC访问时,直认不讳她的部门就是要向外国的学术机构,无论是哥伦比亚或史丹福大学,甚至是小区的小学,输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已经开始引起各国的警觉和抵制。

中国孔子和平奖的背景虽然一直很扑簌迷离,但是不管它是否有中共官方在背后主导或支持,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样高调的运作,假如不是配合了官方的“反民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至少得到官方的默许,孔子和平奖是不可能这样一年又一年地发下来的。普京、卡斯托罗都是中国孔子和平奖的获得者,孔子、普京、卡斯托罗这些符号的迭加,恰好暗合了””反民主”意识形态的真实形象和内涵。在此不能不提该奖的第一届获得者、台湾民主的失意政客连战。连战这一符号迭加可以说是“反民 主”意识形态的绝佳陪衬,因为他不仅是华人社会中背叛民主投靠中共反民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加盟也提醒人们中共把新意识形态的冷战前线推到民主台湾的事实。

中共“反民主”意识形态毕竟不可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同日而语,它是维护一个无底线实用主义专制政权、为在政治上进行防守而七拼八凑起来的话语体系,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不成体系。然而,它的实践意义大大超过了它的理论意义,因为它在实践上几乎没有拘束,非常实用和灵活,以致于马克思主义、儒家还有中国梦都成了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辩证法唯物论成了””变着法为我论”,历史唯物主义成了“历史为我主义”,此实用性和灵活性正是中共抵御民主化维护专制政权取得相当 成功的根本原因。

中共政权的当政者心里非常明白,他们不指望他们的支离破碎的“反民主”意识形态具有传统意识形态的洗脑功能、可以成为社会大众和党员干部唯一的政治生活语言、可以提供他们认识世界的唯一参考架构、能为他们标示出一个明确的未来。习近平们知道,让人们明白权力的中心不一定等同真理中心但一定是利益中心(让人们彻底实用)、让人们明白不管用什么意识形态确立合法性,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军队和警察(让人们害怕),比让人们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重要。换句话说, 人们普遍的实用主义和道德堕落,将继续是这个政权可以维持的根本。因此,力图保江山的习近平虽高调反腐,假如他的官员忽然都不腐败堕落了,他会感到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假如无“腐”可反了,这个政权也就完蛋了。

文章开头说这一时期的中国,不像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可以冠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名头,中共政权的“反民主”意识形态没有世界观、没有理想和真实信仰者、不成体系,背叛了共产主义,不配成为法西斯,也不是政教合一,如果硬要称目前的中国一个什么名头的话,我们姑且称它为“反民主化时期的中国”。

2015年1月3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