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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9)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争论。《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以《争论的激进化》为题，以第三者的立场这样评述:
1989年是苏联体制路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混乱的消费市场，下降的投资，令人失望的GDP增长必定要对经济改革路线产生影响，其结果鼓励了争论措辞的激烈化。1987年，一个青年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在《新世界》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她主张，世界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体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是不相容的。这个异端之言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些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他们利用自由的大众媒体向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宣传他们的观点。1989年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乐于倾听这种观点。
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随后迅速展开。争论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 第一是经济计划或者市场力量指导的经济范围问题；第二是生产方式上公有或者私有财产的相对效力和愿望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改革理念是要建立一种既能保留经济的计划性，又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具有分散性和发挥市场力量的功能显著的经济。但从1989年开始，这种观念受到日益猛烈的抨击。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市场经济”术语开始被使用时，戈尔巴乔夫原来的观点有了微小的改变。这个术语表明经济应该主要是一种市场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和“计划”则是修饰语。1990年，“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开始使用，这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术语的演化在继续进行着，此后，“可调节的”一词被众多的评论家所抛弃，经济改革渴望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术语演化的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这一术语的提出使改革进入了最后阶段。尽管“自由市场经济”观点可能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经济完全自由地运行，但在如何实行“可调节”的争论中，这一术语还是通行无阻起来了。实际上，它是在改革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拒绝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信仰看来，如果一种经济要滿足大众的需要，计划的框架就是必需的。
所有制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起初，出于对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改革的考虑，人们呼吁建立一个“混合经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从1986年开始被允许同国有企业并存发展。开始，人们以为它们只是起积极的但微小的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作用。但接着居然有人鼓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这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很快，评论家开始讨论起“联合股份制企业”的优势，这是一种颇有些含糊不清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制关系的真正性质依赖于谁持有股票。如果公司代理人在联合股份企业中拥有大部分股票，那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然而，这种联合股份公司形式打开了大型企业非国有化的大门。
到1990年，媒体开始公开发表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的观点。私人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的观点似乎成了定论，尤其是当它基于这一推论时: 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企业的“非国有化”呼声也开始为人们所闻了。这一术语意味着解除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包括把所有权转手给职工或者地方政府。然而，这种术语的演变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尽头: 呼吁私有化，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
很快，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体上就经济改革展开争论，从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转到如何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了。主要争论的问题是: 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如何结合一些市场力量和在绝大部分生产方式公共占有的条件下如何允许一些小型非国有企业存在。最后，激进的改革者转而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了。
1987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无疑对促使人们走向亲资本主义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观点的影响会在1989一1991年间急剧扩大。如果不了解这个阶段实际的观点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人们反而会以为经济问题提高的只会是那些主张改革前的旧的集权体制的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正好说明了“激进改革”有危险。
就在苏联政府正在对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修改时，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组织以沙塔林为首的班子出台了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五百天计划”，提出要在俄罗斯联邦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1990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院士领导的专家小组，在俄罗斯“五百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五百天计划”: 《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
“五百天计划”主张对国有资产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除军工企业、核工业和天然垄断部门的企业仍属联盟所有外，其他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都应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联盟负责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改组为跨共和国股份公司；地方负责商业、服务业、农业、公共事业和汽车运输业以及小型工业企业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租赁、赎买、出售和改组为合作社。
“五百天计划”反对以行政手段提价，而主张分阶段放开价格。首先将属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100一150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冻结；然后从属于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非必需品开始，逐步放开零售商品价格；最后除对最必需品和服务的价格保持国家控制外，其余绝大部分商品均实行自由价格。同时，开放国内市场。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分配方式和结构也将发生变化， 职工工资将真正取决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财产收入将在居民收入总额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五百天计划”主张把苏联国家银行系统改造为由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央银行组成的联邦储备系统。央行地位独立，不再隶属于政府，而是向议会负责；职能不再是计划分配信贷资源，而是调节货币总量。国家专业银行将改造为商业股份银行。利率将放开。发展外汇市场，外汇牌价和买卖自由。在财政方面，将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增收节支，平衡预算，实行税收单轨制，共和国领土上的企业只向共和国和地方预算纳税，共和国依据授予联盟的职能和需要向联盟预算进行再缴纳。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谁也不领导谁，谁也不指挥谁”。“五百天计划”主张尊重各共和国的主权，经济改革不再按中央命令进行，而由共和国(地方政府)决定和规划，自己决定私有化的方式，调节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寻找土地改革和住房改革的途径，确定社会保障制度。共和国独立形成自己的预算，规定主要税收的税率和向联盟再缴纳的数额。与联盟中央划分国有资产。联盟中央的经济权力，应是各主权共和国所授权力的总和。
“五百天计划”把向市场经济过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头100天(1990年10月1日开始)，为非常措施计划阶段。主要任务是: 宣布实施改革的基本立法文件，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登记和出售国有资产，进行土地改革；压缩国家预算赤字；将苏联国家银行系统改造为由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央银行组成的联邦储备系统，将国家专业银行改造为商业股份银行；统一卢布汇率，禁止一切外汇买卖。
第二阶段(第101~第250天)，为价格自由化和严厉的财政限制阶段。“五百天计划”反对集中提价，而主张分阶段放开价格，并通过严格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实行居民收入指数化。在这一阶段，将继续实行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和小企业的赎买与出售，完成第一阶段的土地改革。
第三阶段(第251~第400天)，为稳定市场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价格改革，实现消费市场的正常化；发展外汇市场，实现卢布的国内可兑换；继续进行所有制改造，使工业固定资产的40%，建筑业和汽车运输业资产的50%，商业服务业资产的60%实现私有化。
第四阶段(第401~第500天)，为经济振兴阶段。在这一阶段开始时，应已形成理顺的价格、平衡的预算、现代的银行系统和外汇市场，应出现明显的经营积极性。首先是轻工、食品、农业和服务业的经营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逐步摆脱危机。到五百天结束时，70%的工业企业、90%的建筑业和商业企业不再属于国家所有。
1990年9月10日~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会上出现了“政府纲领”与“五百天计划”的方案之争。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向会议作了《关于起草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苏统一计划和制订稳定国民经济的措施》的报告，阐述了政府在五月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修改方案——《苏联政府关于形成可调节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制的纲领》的原则立场。报告指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向可调节的和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政府既坚持制订一个彻底而温和的过渡方案，同时又修改和发展了五月方案的内容。政府方案把承认建立在联盟和共和国权能最佳分工基础上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形成全苏统一市场和保证各种所有制切实平等，作为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三项基本原则。政府坚持自己纲领中与“五百天计划”的一系列原则区别。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两次讲话，表示他本人“更欣赏沙塔林的计划”。9月16日，莫斯科几万人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表示支持“五百天”市场经济计划，反对政府制订的市场经济计划，要求雷日科夫下台。这次活动是由莫斯科选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发起的，得到莫斯科市苏维埃的批准和支持。游行队伍中还出现一些反共标语口号，如“把苏共押上人民法庭”，“没收苏共财产”，“共产主义是政治艾滋病”等。9月17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西拉耶夫宣布，俄罗斯联邦从10月1日起开始执行“五百天计划”。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关于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的决议，决定组成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小组，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统一方案。
10月19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作为统一方案的“总统方案”。
对于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之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这样评述:
苏联领导层对日渐激进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开始是抵制的。阿尔巴金在1989年提名为副总理后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中呼吁，市场关系要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但这必须在经济的计划框架内，而且大型企业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在电视讲话中指出了私有制的危险性。戈尔巴乔夫说: “我不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那些要把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化的作者们”。他同意“也许以后……将开拓一种类似于小型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但他反对大型私人企业出现。雷日科夫补充说: “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剥削工人，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可能性。”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为了调节经济活动”，要寻找“一种计划和市场方法的有机结合的形式”。全会接受“创造一个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的，同时，也强调“没有集中的有计划的管理，现代生产是不可能的”。
到1990年，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建议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些观点构成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在当年广为流传。1988一1989年的经济困难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认为进行另一轮经济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布，现在“改革应该激进一点”，经济改革也应该进展得更快。他让副总理阿尔巴金负责这项工作，并配备一个由60名经济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制定出一个新的经济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包括: 大部分价格的日渐放开，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大型企业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失业补偿制度代替就业保证制度。然而，一些关键的部门，包括燃料、冶金、运输部门，仍然归国家所有，其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
尽管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对激进改革发出过呼吁，但4月中旬他对阿尔巴金小组的建议还是犹豫不决的。他抱怨说: “他们想孤注一掷，让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放开，把市场引进到一切地方，让我们搞自由企业，给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开绿灯……我不支持这种观点。”
相反，同年5月，政府通过了一个渐进的、五年转换到“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由雷日科夫负责实施，在转换期间仍由中央对经济加以集中控制。
在当时一个对戈尔巴乔夫采纳激进经济改革犹豫不决的预先性评论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佐特耶夫说: “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CP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似乎在向经济学家建议的方向前进。在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他拒绝“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垄断”，认为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有“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为了促进购买和销售，把股票、股份和其他同等物提升为生产手段的一个部分”。
同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联合指令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小组由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塔林领导，叶利钦的顾问亚夫林斯基也是领导成员之一。9月上旬，这个小组递交了著名的“五百天计划”报告，这一报告要求苏联经济大约在17个月内实行剧烈的改革。虽然这一计划后来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它在从改革的社会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计划的特点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 “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1985年至1990年对社会认清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毫无希望、从而勾画出向一个不同发展模式的转变工程是客观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式: “市场特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调节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劳动使用的理性化、物力和财力资源达到可能最佳的协调，并使国民经济处于平衡。”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避免收入的过度不平等，促进不同地区更加均衡地发展。他们呼吁在五百天内，至少70%的工业企业要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转变为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最后，他们要求在私人商业银行和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制。
这显然是一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蓝图。这一蓝图要求对许多价格迅速放开，削减企业津贴，允许大量的企业破产，鼓励廉价进口以降低成本，鼓吹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当总理雷日科夫反对“五百天计划”并制定了更缓和的计划时，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此很赞同。他抱怨一些反对者声称“五百天计划”是“一项通向资本主义的计划。很显然，这样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这种计划和他的观点——“个人所有制只是在某些领域起重要作用，但在整个社会中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他坚持认为这项计划符合社会主义，强调国有企业、合作社企业和集体企业将继续起作用。他指出: “本质上，我们正回归到‘把工厂归还工人，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口号上来。”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处于矛盾之中: 一边是他的一贯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边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发展资本主义。后者明显的是“五百天计划”的目标。
然而，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从“五百天计划”中退了回来，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上通过了这一计划。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称之为“总统方案”，保留了“五百天计划”的目标和主要特征，如大多数价格摆脱控制后的最终定位，工业的私有化，创造一个市场型的金融体制。它废除了五百天的时间表，提出一个更渐进的改革方案。面对苏联议会，戈尔巴乔夫坚持这项计划“同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不抵触”。但是，他指出这项计划将使“日用品生产者自由地创造他们的财富”，这项计划还要求“政府除国防、卫生、教育、科学和文化外，不要参与经济活动”。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分为两个阶段: 即从1985年3月到1990年年初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建立指导性计划经济；从1990年年初到苏联解体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阶段发生的三个经济改革方案之争实质上是苏联各种政治力量争夺改革领导权的斗争。鹿死谁手，且看下文。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