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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