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钱理群是当代的唐吉可德

Share on Google+

以周氏兄弟当年的某种方式,进入与今天社会对话的路途,他复活了一种理想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像五四的遗民,被中断的历史,在他那里被一次次接通,我们都成了那逻辑链条的一部分。

我与钱理群先生见面的时候,谈得最多的是周氏兄弟,他的许多观点,对我有不小的影响。当代思想界,其实是有一个周氏兄弟的传统的。言及周氏兄弟,涉及文化史的诸多难题,这在今天似乎更为明显。不能不注意的是,鲁迅逝世后,左派知识分子的分化加剧。在变化的格局里,鲁迅遗产的许多因素延续下来已经十分困难。追随鲁迅的胡风、萧军、聂绀弩都遇到诸多言说的困惑。现在看胡风在四十年代与舒芜的通信,其个性与环境的冲突已经难以掩饰,以鲁迅的思路面对现实则禁区屡现。而周作人的弟子完全边缘化,已经不在主流的话语体系里。不过,他们在学术层面的成就,却丰富了单一的学界的话语。

今天的读书人面对周氏兄弟,可能注意到的是他们并不重要的部分。但有一点被普遍所关注,周氏兄弟的遗产所纠葛的主要问题是,他们都曾在一个体制里,却又不属于这个体制。鲁迅在教育部的十几年,许多选择是有悖于公务员守则的。加入左联后,与组织多见冲突。周作人在“中华民国”的艰难时期,做了伪督办,成了民国的敌人。而在伪督办的位置上,又大谈儒家思想,与日本的文化政策相左,终于受挫。周氏兄弟的“在而不属于”,催生了各自的思想与艺术。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遗产,就牵连出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话题。连周氏兄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遗产的延伸里,这个困境成为一个情结,深嵌在思想的机体里。

钱理群的思想坐标是在周氏兄弟那里建立起来的。他是八十年代最早把鲁迅、周作人置于一个平台透视的人之一,对鲁迅基本元素的梳理,对周作人基本思想的考量,带来了许多新意。

从硕士论文开始,钱理群已经有意把周氏兄弟放在一个层面进行比较研究。他考虑鲁迅的时候带着信仰的成分,对于周作人则相对冷静。从基本倾向看,他可以说是一个鲁迅党。

128795_150114094108_1
《孔乙己》插图作者:王芊祎

在八十年代,他对鲁迅的解析,有突围的锐气。《心灵的探寻》主要是勾勒了鲁迅思想的基本元素,那些存在与自己的灵魂相契的一面历历在目。而后《周作人传》所处理的思想史问题,涉及五四传统的另一面。这与作者所在的学科有很大的关系。他意识到,不了解周作人,则无法完整廓清五四的基本话题。他研究背后的所指,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这独立性丧失的问题。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现代文化的路径的多种可能性出现,涉及文化史生动的一页。所以,这些思考给他带来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周氏兄弟那里所延伸出来的主体性意识、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话题、启蒙的盲点、思想与实践等,都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期待。在研究中,他以多方位的角度面对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拷问多于对文化机体的审视。鲁迅与周作人对于中国读书人弱点的批判,被钱理群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以学术的话语与现实对话,不仅受五四遗产的启发,也有他在“文革”留下的经验的触动。他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因为他的信仰与困惑都在一个逻辑链条里出现。他后来不断介入对于当代文化的思考,离不开的是这些资源。当儒学风甚盛的时候,他借用鲁迅思想讨论三十年代有关古代文化的几次交锋问题;当左右派对立的时候,他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空间位置的移动》的演讲;当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暴露后,他主编的课外语文读本,在思路上有智性和趣味的元素,都和周氏兄弟的逻辑相关。可以说,在与现实对话里,他巧妙地延伸了周氏兄弟的智慧。

周氏兄弟的反目,看似兄弟间的摩擦,实则也是知识分子分化的象征。钱理群在这里看到了大道多歧,自己也未尝不是在一条歧路上。他觉得,多年来自己的徘徊、焦虑等复杂心绪,都可以在前人的文本里找到对照的元素。而自己不也正是游移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么?

null
《狂人日记》插图作者:王芊祎

在他的学术漫笔里,父爱感与孩童之心俱在,乃至讨论问题的时候,自以为通晓世故的他,其实露出天真的诡异。胡风说自己缺少鲁迅的刻毒,钱理群亦然。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平静的周作人在。在回望历史与面对现实的时候,他有时候让我想起胡适的影子,你看他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路,与胡适的思想多么接近。而他的趣味又在周作人式的语境里,他谈散文的味道,言及北京与上海的文化沿革,在精神趣味上是苦雨斋的余音无疑。

钱理群在北大课堂上的风采还一直被人们所追忆。他的敢于直面当下风气的目光,那些不断拷问人的灵魂的言语,怎样地激动了青年学子们。他的著述惊人,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问世。那些挑战性的话语,对于学校多不合乎时宜,但触动到了国民的麻木的神经,给思想界注入的是一股生气。

钱理群叱咤风云的姿态,像一个斗士。但面对无数的难题,则又时常反身自问。一方面无畏地走着,一方面又迟疑于十字路口。当面对论战与批评的时候,他的悲壮感是隐含在词语的背后的。有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是充满了一种无力感的人。当现象界越来越复杂,知识界的争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在复杂性里涌出了一种无法理清的困顿。这在根本层面是与鲁迅相通的。他说:

我已经没有能力来解释周围的世界,也没有能力作出明确的判断——而我们又处在一个要求站队的时代,总是在要求人们明确表态:赞成,或者反对。而我的反应、态度却往往是复杂的,立场就不免是模糊的:很可能是既不赞成(反对)这,又不赞成(反对)那,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就会成为“公敌”,就得“横站”。而实际上我究竟赞成什么,主张什么,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只能说“不应该”这样那样,对“应该”怎样,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说到底,我对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也是怀疑的。于是就只剩下无词的言语,只能沉默。(《我的精神自传》325页)

在这个时候,他又不得不退居到周作人的苦雨斋式的状态里。他自叹道,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是”怎样——他承认这来自周作人的启发(《我的精神自传》340页)。他感叹思想的合理性并不是现实的合理性,而提出“还思想予思想者”,也是为了强调批判知识分子的有限性(《我的精神自传》340页)。周作人的科学常识解释中国的文化问题有效,而在实践上多是无效。这对于钱理群的学术理念是很大的刺激。比如,周作人说“生活的艺术即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于是在他看来,鲁迅偏执,周作人调和都有价值。他认为,今天看来,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教人率性而行是对的——

null
《社戏》插图作者:王芊祎

但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的现实实现,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因此,必须出现鲁迅所说的“偏执”,而且只有有了偏执,才会使某一侧面充分展开、发展,即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在这个意义上,我当年批评周作人,说将平衡、调和绝对化,任何一个侧面都未得充分发展,过分、过早地讲调和,追求静态的绝对平衡,就会形成早熟现象,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我的批评又是片面的,因为我没有同时强调,偏执状态只是追求人性健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能将其凝固化、理想化。(《我的精神自传》)

这样,周氏兄弟的难题与钱理群的难题就碰撞到一起了。也许恰在这个层面,他意识到民国精神史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是在民间知识分子那里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今天还有民间知识分子么?努力民间化的人们,是否还带着体制内的思维逻辑?更大的难题在于:一,周氏兄弟从域外文献翻译里思考中国当下问题,以新思维讨论社会变化。历史的经验与域外思想的交织,是钱理群这代人所少的。第二,无所不在的体制化,言说的边界矗立在旁边,只能以学科的方式应对问题。离开了学科,似乎无法言说。而周氏兄弟是没有学科意识的,所以其精神的纬度更大。这是学科的异化,也是现实的异化。

钱理群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两个问题,但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呐喊,彷徨,于是回到“自己的园地”,看“雨天的书”,“谈龙谈虎”,说“中国的气味”。也由此,当代学术的背后的隐含被悖谬化昭示出来。学术问题变成人生的问题,这恰是五四遗产在当下的境遇。

用周氏兄弟的遗产应对当下问题,的确存在困难。因为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于民国。我们看今天的青年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知识结构,看社会的深层框架的变化,似乎还应当寻找另外的资源强化已有的参照。鲁迅就是不断寻找同代的许多域外资源的,他没有满足于晚清的那些经验。这或许是钱理群之后的学者们要推进的工作。每一个时代的学人都有自己的限度,钱理群把自己当成历史的过渡者,颇为真诚,他期待青年人跨过自己的疆界,另辟新径,也别有意味。

在我看来,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在人们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太平之景中意识到了危机。他带着忧患之心面对众生,但热情之高超出常人。他常常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他自觉地把生命难题与社会难题转化为一种理论的难题,但这些难题没有给他退缩的理由,反而有着解析的冲动。而那冲动的过程,又带着梦幻之影,仿佛回到1919年的场域。以周氏兄弟当年的某种方式,进入与今天社会对话的路途,他复活了一种理想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像五四的遗民,被中断的历史,在他那里被一次次接通,我们都成了那逻辑链条的一部分。丰富的痛苦的背后,有无量的爱意,阅读钱理群文字的人,都感受到了此点。他追寻五四风景的时候,自己也成了一道风景。

来源:青阅读

阅读次数:3,169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