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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从一桩学界丑闻谈起。2010年4月,伦敦大学教授,著名的苏俄史研究学者奥兰多·费吉斯被发现数年间不断匿名登录亚马逊网站,对同行历史学家的作品连续恶毒差评,行径暴露后,只好公开道歉,并辩解自己心理失衡,对苏联历史研究过度,而被斯大林的幽灵所害。两年后,美国学术杂志刊登了对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的评论,重提打击同行的旧事,还列举出了他著作中的不少“硬伤”,比如费吉斯采用的口述者的资料与当事人的回忆有所出入,比如费吉斯在书中的描述过于文学化等等。

在《耳语者》中文版出版之际,提及学界旧事并非为了质疑或者辩护。坦白说,我们只有阅读的资格,并无质疑或者辩护的理由,阅读之后,也并无真相,因为真相扑朔迷离,早已远去。我们只有试着理解那段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熟悉斯大林时期的苏俄历史,这种熟悉也仅仅建立在各种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海外的流亡者的回忆录,还有像以赛亚·伯林一样的国际友人短暂访问苏俄后记录下的只言片语。我们只能说熟悉某个群体,熟悉某种文学性的题材,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缺乏认知和了解。对于那段历史来说,在未来肯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档案等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对于费吉斯来说,《耳语者》的写作与出版迫在眉睫,因为当年的最后一批幸存者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回忆弥足珍贵,如果不记录下来,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如此鲜活的故事样本。

与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不同,《耳语者》引述了数百份的家庭档案,主要是信件、日记、家庭档案、回忆录,以及家庭照片等等,这些珍贵的资料都被幸存者藏匿在各种秘密之地得以保存。更重要的是,书中的关于各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从当年幸存者的口述中得以获得,“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也许,本书最大的争议就源于这种口述史的鲜活性。我们无法得知幸存者的回忆是否真实,不知道他们是否篡改了自己的记忆。如果考虑到当年历史的遗迹,尤其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就能了解很多幸存者一生之间都心存疑虑,他们的恐惧已经深深烙在心灵深处,如何打消他们的疑虑,讲出真相,需要某种技巧。当然,回忆永远都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如何分辨其中的真假,如何学会从历史中寻找痕迹,或者不为人知的真相,都是写作的难题。

费吉斯说《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的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这本厚达七百多页的著作,通过数百个普通的苏维埃家庭,把1917之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如果说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关注的是古拉格的流放者,那么费吉斯的《耳语者》关注的则是流放者的家庭——那些留守者如何在破碎的家庭中重新建立摇摇欲坠的生活。《耳语者》是城市版的古拉格群岛。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所谓“耳语者”的含义已经注明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处。俄语的历史语境中,这个词汇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另外一种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者。在斯大林时代,耳语者是生存和留守者的常态,或为第一种,或为第二种。当然,还有第三种生存方式,那就是被捕,枪杀,流放到古拉格。

家庭曾经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保持自己私人生活的最后居所。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致力于粉碎家庭所保存的最后一缕温情,让每个人放弃留守自己的最后一点隐私权,完全成为服务于国家和集体的效忠对象。在他们的统治秩序中,革命的对象可以完全成为一个大公无私者,每个人都可以牺牲自己的亲情、爱情和家庭,只要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为了破坏家庭,他们建造共用公寓,他们实施各种监控和告密,对儿童进行集体化生活的教育,把任何反对集体化进程的人流放至古拉格等等。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社会正在此种意义上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

现在可以解释,为何在那种极端恐怖,随时可能被检查和逮捕的情况下,还会有人偷偷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耳语者》中提及的一个例子就是作家普利谢维恩。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到:“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利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利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共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利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倾诉衷肠的场所。普利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到:“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就普利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普利谢维恩的并非个例,而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学会了噤若寒蝉,默不作声,成为耳语者。《耳语者》借用了大量的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但是不可否认,幸存者的回忆有时并不可靠。就如同“耳语者”本身就是一种双重的意义指涉,告密者与受害者是一体两面一样,幸存者的回忆往往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幸存者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掩盖了更多真相的人。他们活在一个时代的阴影太久了,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巨大阴影的一部分。他们讲述它,又反抗它;认同它,又恐惧它;讲述的永远没有沉默留下的多。《耳语者》应该是一本沉默之书。

思郁

2014/11/7书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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