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从一桩学界丑闻谈起。2010年4月，伦敦大学教授，著名的苏俄史研究学者奥兰多·费吉斯被发现数年间不断匿名登录亚马逊网站，对同行历史学家的作品连续恶毒差评，行径暴露后，只好公开道歉，并辩解自己心理失衡，对苏联历史研究过度，而被斯大林的幽灵所害。两年后，美国学术杂志刊登了对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的评论，重提打击同行的旧事，还列举出了他著作中的不少“硬伤”，比如费吉斯采用的口述者的资料与当事人的回忆有所出入，比如费吉斯在书中的描述过于文学化等等。
在《耳语者》中文版出版之际，提及学界旧事并非为了质疑或者辩护。坦白说，我们只有阅读的资格，并无质疑或者辩护的理由，阅读之后，也并无真相，因为真相扑朔迷离，早已远去。我们只有试着理解那段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熟悉斯大林时期的苏俄历史，这种熟悉也仅仅建立在各种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海外的流亡者的回忆录，还有像以赛亚·伯林一样的国际友人短暂访问苏俄后记录下的只言片语。我们只能说熟悉某个群体，熟悉某种文学性的题材，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缺乏认知和了解。对于那段历史来说，在未来肯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档案等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对于费吉斯来说，《耳语者》的写作与出版迫在眉睫，因为当年的最后一批幸存者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回忆弥足珍贵，如果不记录下来，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如此鲜活的故事样本。
与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不同，《耳语者》引述了数百份的家庭档案，主要是信件、日记、家庭档案、回忆录，以及家庭照片等等，这些珍贵的资料都被幸存者藏匿在各种秘密之地得以保存。更重要的是，书中的关于各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从当年幸存者的口述中得以获得，“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也许，本书最大的争议就源于这种口述史的鲜活性。我们无法得知幸存者的回忆是否真实，不知道他们是否篡改了自己的记忆。如果考虑到当年历史的遗迹，尤其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就能了解很多幸存者一生之间都心存疑虑，他们的恐惧已经深深烙在心灵深处，如何打消他们的疑虑，讲出真相，需要某种技巧。当然，回忆永远都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如何分辨其中的真假，如何学会从历史中寻找痕迹，或者不为人知的真相，都是写作的难题。
费吉斯说《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的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这本厚达七百多页的著作，通过数百个普通的苏维埃家庭，把1917之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如果说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关注的是古拉格的流放者，那么费吉斯的《耳语者》关注的则是流放者的家庭——那些留守者如何在破碎的家庭中重新建立摇摇欲坠的生活。《耳语者》是城市版的古拉格群岛。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所谓“耳语者”的含义已经注明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处。俄语的历史语境中，这个词汇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另外一种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者。在斯大林时代，耳语者是生存和留守者的常态，或为第一种，或为第二种。当然，还有第三种生存方式，那就是被捕，枪杀，流放到古拉格。
家庭曾经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保持自己私人生活的最后居所。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致力于粉碎家庭所保存的最后一缕温情，让每个人放弃留守自己的最后一点隐私权，完全成为服务于国家和集体的效忠对象。在他们的统治秩序中，革命的对象可以完全成为一个大公无私者，每个人都可以牺牲自己的亲情、爱情和家庭，只要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为了破坏家庭，他们建造共用公寓，他们实施各种监控和告密，对儿童进行集体化生活的教育，把任何反对集体化进程的人流放至古拉格等等。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社会正在此种意义上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
现在可以解释，为何在那种极端恐怖，随时可能被检查和逮捕的情况下，还会有人偷偷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耳语者》中提及的一个例子就是作家普利谢维恩。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到：“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利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利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共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利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倾诉衷肠的场所。普利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到：“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就普利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普利谢维恩的并非个例，而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学会了噤若寒蝉，默不作声，成为耳语者。《耳语者》借用了大量的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但是不可否认，幸存者的回忆有时并不可靠。就如同“耳语者”本身就是一种双重的意义指涉，告密者与受害者是一体两面一样，幸存者的回忆往往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幸存者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掩盖了更多真相的人。他们活在一个时代的阴影太久了，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巨大阴影的一部分。他们讲述它，又反抗它;认同它，又恐惧它;讲述的永远没有沉默留下的多。《耳语者》应该是一本沉默之书。
思郁
2014/11/7书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