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王明霞
在中国的民族关系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这就是八旗中的“汉人满化”现象，即八旗中的汉人自认为是满族成员，即便在今天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祖先来源于汉人的时候，他们仍然执著地坚持满族人的身份。在现实中这种现象并非仅有几例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群体性，也就是说在中国范围内，尤其是在东北地区，这种现象具有相对的普遍性，它普遍的程度达到了在东北三省和关内原汉军驻防之地都能找到实证的地步。这在社会和学界都注意“满人汉化”的时候，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似乎有了更多的意义。这种研究的意义主要集中在可以更具体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对满族文化的广泛吸收成为“汉人满化”的基本条件。其二，满汉民族关系有着特殊性及特殊形成原因。其三，八旗制度对满汉民族关系产生了影响。其四，旗人意识的形成成为“汉人满化”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汉人满化”和“满人汉化”所涉及的内容涵义并不等同。“满人汉化”多指满人大量吸取了汉文化而削弱了本民族传统文化，而“汉人满化”则指汉人在吸取了满族文化的同时，在社会生活以及民族心理意识上，逐渐接近满族，经过长期的发展衍变之后，成为了满族的成员。从这个角度看“汉人满化”的课题便更具有了研究的必要。本文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做如下阐述。
一、八旗中“汉人满化”的历史状况
八旗中“汉人满化”现象主要出现在隶属八旗之下的这一部分汉人之中，这部分人又可细分为八旗汉军、八旗满洲内务府汉姓人，以及投充随旗的汉人几种类型。这部分人在清朝无论他称还是自称，都称为“旗人”。在清帝逊位、八旗解体之后，“旗人”的实体己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便自报为满族。在今天确定民族成分的时候，政府也对他们的这种民族认同给予了充分的确认。
这种现象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不妨先看一下美国人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所著《奉天三十年(1883—1913)》中，对当时东北地区的民族情况是如何感受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作为一个过去从未到过中国东北地区的外国人，尽管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他的感觉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许更具有客观性。作者在初到奉天(沈阳)的时候，正值清朝末年，他看到的是一幅满族风情的社会图画，并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那些初来乍到的观察者会问：满洲人怎么可能是汉人呢?因为无论去哪里，他都会看到奇怪的、别具一格和非常有代表性的满族妇女的发式，从而被那些闪闪发光的、银质的、镀金的和彩绘的装饰品所触动。她们穿着满人的长袍，而不是汉族妇女常穿的夹袄和裙子，他们用天足走路，而不是如汉族妇女一样把脚裹成残疾，像跛子一样走路。如此明显的满人风格，怎么可能是汉人呢?事实是：她们不是满人，而是满洲人。
“您的老家在哪里?”你问一个人。
“我的老家在山东。”
“您到满洲多久了?”
“两百年。”他庄重回答。
每年，移民仍然继续从山东、直隶和其他省份涌入满洲。在老家反对露齿而笑和留长指甲的妇女们解开小女儿一英寸宽的裹脚布，随着丈夫来到遥远的满洲，在天足大脚和面色红润的北方姐妹中间住了下来。她们长着天足，穿着满人服装。等到了因该谈婚论嫁的年龄，还要按照满人风格盘起头发，因为此们已经是满洲人。
作者对这种现象的感触相当深刻，但是他的认识却并不准确，他所认为的“满洲”是指中国东北三省地区，但是却认为“满洲”与“满人”并无关系，实际上这种“满人风格”就是“满族化”了的一种表现。然而正是在他真实细致地描绘中，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当时东北地区“汉人满化”的普遍程度。而那位出关已经二百年的满化了的汉人，很可能就是汉军旗人。他们受满族习俗濡染已深，当另有闯关东的人来了之后，也多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满化了的。只不过由于历史环境的严酷，当八旗解体之后，满族地位下降，他们中的一些人便不再固守满族习俗罢了。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即使如此，仍有许多人一直坚持满人的身份，并没有动摇自认为是满族的意志，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可能是早年入旗的汉军旗人，这在下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证明。其实“汉人满化”现象自清初就已经出现了，下面所举的例子只不过先说明它确实存在罢了。
八旗中“汉人满化”的例子很多，比如尚可喜宗族便是一例。《尚氏宗谱》现存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头道砬子村尚世昌家中。尚世昌为尚可喜直系后代，自报为满族。
尚可喜原为明朝副将，天聪八年(1634)降，授为总兵官，自领所降之人马为“天助兵”。天聪十年(1636)，封为智顺王，入关之际改为平南王。《尚氏宗谱》中有康熙十四年(1675)尚可喜写的序言，有康熙五十三年(1714)重修家谱序，有乾隆十七年(1752)再修家谱序，可知首次修谱当在康熙十四年。从其家谱中可以看到其后人“满族化”的情况。
此家谱之前有“先王实训”一篇，文中曰：“王(尚可喜)先世山西洪洞人，高祖讳生，迁真定府衡水县。生二子，长继芳，无嗣；次子即曾祖，讳继官。生子二，长学书，仍居衡水，次即祖，讳学礼。三世皆以王贵，赠平南王。先是曾主携学礼公过辽东，因家海州，遂为辽东人。”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知道尚氏后人对家族的世系源流了如指掌。尽管如此，尚氏后人仍然以尚可喜曾任平南王和其家族隶属于汉军旗的历史为准，自认为是满族。这份家谱的持有人是尚可喜第三十二子的后代，他们分为五支，一居辽宁省海城市，一居吉林省山城镇，其余三支均居于新宾满族自治县，这些尚氏后代均自报为满族。
八旗中另一个“满化”典型的例子，是明朝开国重臣常遇春的后代自报为满族。
现居住在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聂司马村的常氏后人，是常遇春第九世孙常朗的后代，这个村的满族则主要是由常氏家族人口构成。明朝末年常朗于辽东辽阳府任职，天命六年(1621)后金攻占辽阳城，辽东大小七十余城俱降。常氏的家谱中没有记载此事，不过从常氏第十三氏祖名阿虎达，十四祖名扎勒彬的情况看，满语化的名字似乎能够说明他们有被隶于八旗之下的经历。据《常氏宗谱志》记载，至常氏十八世祖常邦国，于顺治年间被编入吉林打牲乌拉，隶属于正白旗满洲，自此以后常邦国一支成为正身旗人。他们在八旗制度环境下，吸取了满族文化并在心理意识上与之接近，完成了满族化的过程。
此外，辽宁省凤城市李姓之后代也自报为满族，据《朝文子孙宗谱录》中收录，“朝文”即李朝文，为其族之始祖。其族“原籍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野桃园”，清初迁居“辽东南嵩子沟”。据谱书中所收录清光绪二十五年写的序中说，“吾族雍正四年入旗”，隶“汉军镶黄旗”。此李氏家族现分布于辽宁省凤城市、抚顺市、本溪市、东港市、铁岭市等地，均以家谱为依据自报满族。
另如现居住于辽宁省本溪县的王氏家族，也自报满族。王氏家族现存《王氏家谱》，初修于清嘉庆年间，再修于清咸丰年间。
据《王氏族谱》嘉庆二十五年序中记载，“本贯山东蓬莱县人，村落居址莫可考矣。”先迁至辽阳，后迁至沈阳，“授田入册，旗分镶红旗第一佐领”，又记载着：“吾王氏自国初以来，世居辽阳镶红旗磨石峪，至四世从祖有强、有时、有亮时，遂迁至沈阳城南镶红旗界各镇堡住。”王氏家族多以农耕为业，与前面几例为汉军人不同，王氏隶于镶红旗满洲。
再有如居住于辽宁省辽阳市的张氏一族，也自报为满族。
辽阳张氏家族有光绪三十年重修的《张氏宗谱)。其中“宗谱小引”介绍了家世情况，“我张氏之原籍，前无遗册，不知所本。由大清起义，我始祖等投诚来归，而纪念之也。为我始祖兄弟三人，择据京师之外城，明曰彰仪门，清改广宁门，又改广安门之人也。及清世祖入关，定鼎燕京，编为汉军正黄旗。迨八年，遂将我始祖张起云者，拨往盛京驻防，命其随汉军镶红旗第二佐领下当差。”从家谱中可以知道，张氏是在八旗入关之初被编入汉军旗的，顺治八年被拨往辽东，至此居住于辽阳，也是满族化了的汉人。
还有居住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的马氏家族。亦自报为满族，他们的先世也有入旗的经历。
在《马佳氏谱书》序中，马氏“自始代太高祖原是山西籍贯太原府太鼓县马家村人氏。初随龙到关东，至兴京界鼓楼处落户。嗣后，大清得国，四方宁靖，旗分满汉，设五府而分六部。祭分大小，按四季以供三陵。迨至雍正八年，分领地段，拨民入旗。我三代先祖马成龙改民为旗，拔入户部，始得庄缺，承领官地，分劈耕种。每年课赋，俱系供应陵寝祭品、仓库正款，以及杂项差徭，不能备载。”
马氏应该是八旗入关之前即被掠来的汉人，而后编入八旗，领地耕种，成为官庄庄头，为关外三陵之祭祀和承应差徭提供服务。马氏家族的这种历史，也使其后人与满族接近而自认为是满族一员。
现居住于辽宁省辽阳市的高氏家族，其祖先隶属于正白旗汉军，祖籍山东，也自报满族。其家现存有道光十年修立、民国六年重修的《高氏宗亲谱册》。其“谱序”中说，高氏原籍山东登州府蓬莱县高家庄，后迁至辽东，“康熙二十二年，入于沈阳汉军镶白旗第三佐领下……世为旗仆，入省充兵，获食粮饷。至我八世文彩赴佐当差，仰赖祖有阴功，积德甚厚，蒙宪拔擢，屡次超迁，现为盛京汉军镶黄旗第一佐领官职。”
据宗谱册记载，高氏家庭于清代多有于八旗中任官职者。如除八世祖高文彩任镶黄旗汉军佐领外，九世祖高起銮任镶红旗汉军佐领，九世祖高德庆任正红旗汉军佐领，十世祖常禄任镇白旗汉军骁骑校补用佐领，十一世祖高殿文任正红旗汉军佐领候补知府等等，另有为领催、甲兵者多人。
从目前情况看，以上各姓家族自报为满族者，每个家族人口数量大约都在200人以上。从这种情况看，全国“汉人满化”之人口当不在少数，尤其以东北三省、河北省为最多。
二、八旗中“汉人满化”的文化心理表现
上面所谈，不过是在说明确实有数量众多的祖先为汉人的家族，在历史的发展衍变中满族化了。究其根源，他们的这种表现并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利益，而是确实有他们历史的、文化的和心理意识方面的原因，也许他们与满族还不能完全相同，但是他们与汉族的差别或许更大一些。旗人的共同经历和他们对满族的民族认同，成为他们逐渐满族化的主要动力。这些满族化的汉人，并不是仅仅依靠家谱，就将自己满族化了的，他们的这种情感和认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文化的转变和情感的变化而实现的。如果我们真正深入了解每一个家族的历史，那么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与变化，都是在与满族漫长的密切接触中相互浸染而完成的，它甚至不是一种自觉的而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后果。如果不承认他们这种对自身民族身份的选择和认定，那么一定会引发他们带有强烈民族情感的不满。 “汉人满化”之表现除了他们自报为满族之外，还有许多“满化”了的具体内涵和表现，这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家族的入旗历史成为他们满族情感的基础。
自报为满族的历史上为汉人的家族，大多数家族是知道本家族确切的入旗时间的。即使有些家庭难知确切入旗时间，但也知道大致年代和本家族隶属于哪一旗。
在前面所列举的例子中，所有家族都十分清楚本家族在清代的八旗中隶用于哪一旗，有些家族甚至清楚地流传下来了入旗的原因和时间。这种现象除了能够表明这些家族有过入旗的经历并具有旗人身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反映出这种经历和这种身份已经为这个家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这个家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记忆和组成部分。在清代就已经形成的“只分旗民，不分满汉”的环境和观念，直到今天仍然对这些家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家族历史的缅怀和对祖先的敬畏，更使这些家族的后人产生了延续家族历史与文化的强烈愿望。在他们津津乐道于家族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哪个方面给他们的人为设计，而是出自于他们对家族的历史文化自觉传承的结果，这无疑更具有主动性，当然也更符合于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性。
正因为如此，至少有十数代人曾有过的旗人生活的家族，无论在现实的生活方面，还是在文化与思想情感方面也就更贴近于满族，这也成为他们今天自报满族的重要原因。
其二，姓名的满化反映了他们鲜明的民族归属感。
满族人的姓名标写方式自清代中叶以来就已经出现了汉化的趋势，为此乾隆皇帝曾下过严厉的谕旨予以痛斥，然而入关之后清朝皇帝之名，如福临、玄烨、胤禛、弘历，都具有了汉化的特点，禁止满人采用汉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不可能之事。现代尤其是当代以来，满人之名几乎完全汉化。
与这种发展趋势有些不同的是，在满人之名逐渐汉化之际，八旗中的汉人之名却表现出满族化的倾向，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当然八旗中的汉人命名方式并非都发生了这种变化，也就是说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家族的姓名没有满化，但已经出现了的并且还可以说是为数不少的汉人姓名满化现象，就足以证明八旗中汉人满化现象的存在了。这种情况自清代以来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例证，这些例证也能够对八旗中汉人的满化作出合理的解释。
始纂于雍正朝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载了“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即八旗满洲中的汉人姓氏。在这些满洲旗分内的汉姓家族中，绝大多数都有使用满族形式命名的情况。如李氏，“李拔，镶黄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国初归来，原任佐领。其子四十六，原任云南鹤丽镇总兵官。孙七十、孟来，俱任护军校。黑色，原任游击。杜来，原任三等护卫。”以上除李拔之外，其子孙均改用满族化命名方式。
如王氏，“王宏德，镶黄旗包衣管领下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子西特库，原任四品官。孙乌嘞，现任护军校；常保、佛保，俱现任员外郎。曾孙吉庆，现任郎中，巡视河东盐政；常住、傅庆，俱现任笔帖式；伊福如、伊福柱、常德、常泰，俱现任监生。”此王姓自王宏德以下不冠姓氏而全部采用满名。
如周氏，“周义强，镶黄旗包衣管领下人，世居集屯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子噶布拉，原任护军参领；老格，原任主事。孙关保，现任二等侍卫。曾孙平安，现任郎中。玄孙爱星阿，现任护军校。”此周姓自周义强以下全部采用满名。
如吴氏，“浩善，镶黄旗包衣管领下人，世居中后所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子七十，原任内管倾。孙西特库，亦原任内管领。曾孙常福，现任内副管领；常亮、常泰、傅海，俱现任笔帖式。玄孙武通额，亦现任笔帖式。”此吴姓自入旗始，已全部改用满人之名。
如康氏，“费扬古，正白旗包衣管领下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原任牧长。其子西特库，原任员外郎。孙三元，原系库使；王六，原任笔帖式。曾孙索泰、齐瓦图，俱现任员外郎；永泰，现任内副管领；保格，原任内副管领；十格，现任员外郎；八格，现任笔帖式。玄孙长莫，现系举人。”此康氏也从入旗第一代起就改用满族化之命名方式。
如侯氏，“优才，镶黄旗包衣管领下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孙六格，现任永定河道；国柱，原任员外郎。曾孙常舒，现任参领；七十九，现任员外郎；陶柱，现任七品官；柏龄，现任笔帖式。玄孙延福，现系库使。”此侯氏也是从入旗第一代改用满族化命名方式了。
如沈氏，“丰库，正黄旗人，世居辽东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孙沈都立，原任员外郎；绰尔岱，原任吏部侍郎；迈萨里，原任笔帖式；申保、原任主事。曾孙率柱，现任郎中，西泰，原任协领；僧额勒，现任编修；常占，现任司库；福禄，现任笔帖式；常柱、华善，俱原任笔帖式；七十八，现任八品宫。玄孙三保，现任笔帖式；英受，原任主事。”此沈氏除第二代名沈都立外，其余子孙皆系满名。
如赵氏，“常武，镶蓝旗人，居抚顺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孙华敏，原任护军校。曾孙王臣，原任典仪。玄孙哲先，原任工部侍郎。四世孙台柱，现任御史；台敏，现任同知。”此赵氏亦用满族命名之法。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些家族在为子孙命名的时候，不仅完全依照满人的习惯起名，而且有的还舍弃了汉姓。仅从名字上看，已经不能分辨出他们是满人还是汉人了。
还有的家族在起名之时，其子孙之名满汉相间。
如马氏，“马偏额，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原任即中兼佐领。其子桑格，原任吏部尚书；费雅达，原任陕西潼关总兵官；马二格，原任佐领。孙马维品，原任副将；萨齐库，原任郎中兼佐领；马维翰，原任佐领；马维范，原任骁骑校。曾孙葛本额，现任护军校；德林，现任千总；倭升额，现任笔帖式。玄孙永泰，现任二等侍卫。”此马氏家族，马偏额之名即满汉兼用，其子孙之名或用汉名或用满名，大致以满名为主。
从以上所列举的例证中，可以感受到在八旗满洲旗分内汉姓人，他们满族化的倾向已经非常清晰了。他们的后人自视为满族，应该说有着充分的依据。
以上这种现象除了八旗满洲旗分内的汉姓人存在之外，在八旗汉军中也有表现。如前面所列举的现居住于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聂司马村的常氏家族就是如此。据《常氏宗谱志》记载，常氏自始祖常遇春第十八代孙常邦国于清初入旗之后，第二十代已经出现与汉人命名不一样的“七十”、“二格”、“五七”等名字。第二十一代也出现了“猛姑”、“憨班”这样具有满族色彩的名字。从第二十二代起，一直到清末的第二十九代，常氏家族子孙的命名就完全满族化了。
比如第二十二代中有南珠勒、乌达气、拜色、四达色、阿库哩等完全满族化了的名字。第二十三代人中，则有七十八、明德、五达儿、八达儿、乌育气、乌灵阿、开德、开成、多龙额、都龙额、希龙额、珠龙额、宝山等名字，而且都不冠“常姓”。第二十四代人中，则有华连、华顺、哲楞太、布林太、福林太、乌林保、包理奈、吉林保、明福、金保、德亮、富勒通、依灵阿、爱兴阿、伊勒登保、穆勒通等名字，并且也不冠以“常”姓。自第二十五代至二十九代子孙更是如此，几乎没有一人起用汉名，而且完全依照满族习惯，在名字前面不冠姓氏。
如现居住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头道砬子村尚世昌的先人，是平南王尚可喜第三十二子的后代，原隶于正黄旗汉军。尚氏这一支派以尚达为始祖，据《尚氏宗谱》记载，尚达以下皆用满名，无一人用汉名。如尚达之子名阿拉蜜，阿拉蜜共三子，长曰合德，次曰花色，三曰伯德。合德生七子，长曰巴海清，次曰巴图力，三曰得成，四曰得楞额，五曰九保，六曰石保，七曰太保。花色生四子，长曰海青，次曰海隆，三曰哈尔萨，四曰哈达。伯德生二子，长曰五林太，次曰依林太。据《尚氏宗谱》记载，一世祖尚达以下直到第九世，各世子孙均采用满名，并且不冠以“尚”姓。
还有一些八旗汉军家族，虽然并不是从始祖以来都是用满名，但是满汉兼用的情况也不少见。总之，满族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浸染和影响了八旗汉军人。
其三，风俗的衍变显示了他们对满族文化的热衷与认同。
八旗汉军旗人之民俗虽然不尽同于满族，却也有许多与满族相通之处，而与民人则有较大区别。
以祭祀而言，据东北各县方志载，汉军祭祀祖宗供于厅堂高处，旧汉军供五堂，即左起为财神、关帝、七神、观音及祖先。新汉军供四堂，没有财神，每于初一、十五接香行礼。遇大祭，则先设香案，挂画像神位五轴，左置家谱。主祭者率众在神位前奠酒，行三叩跪礼，用猪一在神位前“领牲”，然后宰之，将猪首、猪肉贡献于神位前。晚间请跳单鼓者跳神，其人装饰如满族萨满，戴神帽，穿长裙，手执单鼓，连击连唱，大约二三个小时。跳神之后，移神像于室内。次日午间，仍跳单鼓，主人祭拜神位，筵款亲友。晚间跳单鼓者仍戴神帽，披五彩条装饰服，系腰铃，手持单环鼓，边舞边唱，其余三四人依声和之。舞毕，将供于神位前的猪首用手撕开，然后唱送神歌。有许愿、还愿者，则用纸袋内装纸钱等，在路边焚烧，谓之“烧包袱”。
汉军旗人的这种祭祀方式与汉人多有不同，不仅程序上不相同外，在祭祀形式上尤其是汉军“烧旗香”上，为汉人所没有。汉军之祭祀也因此被称为“烧香祭”或“烧旗香”，甚至直接被称为“跳单鼓”。这种形式的祭祀明显地受满族祭祀中跳萨满的影响，而“烧包袱”也与满族相同。
汉军婚俗与满族婚俗几乎完全相同。这在前面列举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描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比如汉军与满族均不像汉族那样指腹为婚，都是先由媒人介绍，女家同意后男方父母率其子拜见女方父母，并送猪、酒，送猪和酒有名目，此猪满语曰“载他哈”。另外，迎亲之际，新郎衣裳穿戴以及轿马仪从，皆与满族相同，新娘至婿家后，方开脸梳头，而发式同于满族。汉族新娘则于出娘家之前即已开脸梳头完毕，发式绝不同于满族。满族传统婚俗中并无新娘之轿落地之后射三箭和跨火盆之形式，故汉军也无此俗，后来满汉风俗相互浸染，满族方见此俗。另外，汉军族人在迎亲前一日，要烧香祭祖，跳单鼓神，这也不同于汉人。汉旗人和满族因同为旗人，所以在婚姻方面，都重门第而轻贫富，不似汉人以贫富为重。
在丧俗方面，汉军旗人与满族也有许多相近之处，而与汉族有别。如汉军与满族父母丧后，即日成服，汉人则三日内成服。汉军与满族孝服，以白布制成，前后开缝，腰带用一丈二尺白布制成，女子白布包头，孝服不开缝，帽与鞋也均用白布制成。汉人则用白布而襟袖皆毛边，孝帽用白布，于一端开一缝，腰系麻绳。汉军则与满族相同，孝帽多用白毡帽，且不系麻绳，女子不系腰带。此外，汉军与满族遇有丧事，均于院内竖二丈余高杆，杆上挂长丈余之红色幅，名曰“魂幡”，为汉人所无。此外，汉军与满族的丧礼较为简单，不似汉人那样繁缛复杂。另外，旗人与民人之风俗在一些方面还有许多不同，如满族家谱多用布而少用纸，汉军家谱用白苎布，汉人则主要用纸而少用布者。旗人于百日内(约90天)除服，汉人则必满百日方可除服。旗人之居房，其烟筒建在房屋两侧地上，而汉人则建在屋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具体的例子来看，前面介绍的吉林常氏家族，即具有典型的汉军旗人的风俗，近满人而远汉人。如他们的房屋样式与满人一致，其屋内也是如满族南、西、北三面环炕，并于西墙上供有祖宗板。其服饰饮食习惯，亦多同于满族。吉林常氏家族至今仍能够演示其家族的“汉军旗香”，并于2001年8月为在吉林市召开的中国国际萨满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进行演示。除了在吉林省仍有保存之外，在辽宁省的丹东市、铁岭市地区，以及黑龙江省的宁古塔地区，都有保存，有些地区正在申请成为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汉军旗人风俗自清代开始已经与汉人民俗有了区别，并且有些民俗习惯沿袭至今。虽然这些民俗随时代发展略有变化，但其影响仍根植于其思想意识之中，时时都会展示出来。如近年满族(包括汉军)秧歌的兴盛，以及旗人家族修谱风气的盛行，都是这种旗人文化的典型表现。
其一，八旗中“汉人满化”的历史原因。
促使“汉人满化”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八旗制度产生的作用。满族入关之前，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满洲、蒙古、汉军同在八旗制度管理之下，他们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基本一致，“旗人”成为一个区别于“民人”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他们不同于民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在许多方面与民人有了重大区别，八旗制度的严密性和八旗的整体性，使旗人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长期生活在同样环境的经历和八旗内部的通婚，更使旗人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八旗建立以来就被视为政权的根本，至入关之后更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对汉军之管理一如八旗满洲。加康熙二十六年(1687)选派一批八旗满洲官员任八旗汉军副都统和参领，其目的是加强对汉军“训练其骑射，导率以矩范一如满洲也”。而在八旗之各项制度方面，比如八旗兵制、八旗俸饷制、八旗军律、八旗抚恤制、八旗土地制、八旗服制等等，皆为统一之制度。与此同时，八旗无论是京旗驻防，还是各直省驻防，旗人都单独聚居与民人分开，严密的管理和集中居住的方式，使旗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在这种环境之中，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的相互儒染，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清朝廷一再强调八旗为国家根本，并给予旗人更为优厚的待遇，使八旗中不同民族间的融合成为一种现实，“旗人”成为了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的统称。在这种形势之下，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衍变，“旗人”已经成为了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社会实体，八旗汉军及其后代的满族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其二，八旗中“汉人满化”的现实原因。
八旗中“汉人满化”的现实原因与其历史原因有着直接的联系。民国初期，八旗制度已经消亡，八旗已经解体，但是八旗的影响仍然处于惯性运动之中。在北方尤其是东北三省，八旗制度的影响一直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进入现代以来，东北地区原八旗驻防之地的人口基本保持独定，并没有大的迁徙活动。这些地区，如辽宁省的新宾、清原、本溪、宽甸、岫岩等县，吉林省的吉林市、珲春市，伊通县，黑龙江省的宁安市，以及齐齐哈尔等等地区，旗人文化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仍然以各种形式在保留和传承，甚至在这些地区的汉族文化中，也或多或少地掺杂了旗人文化，旗人文化以满族文化为根基，成为了东北地区具有特征性的地域文化。这从东北地区的各县县志之中，都能找到旗人文化以鲜明个性存在的证据。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民族政策给予了满族包括旗人更为公正的待遇。从1985年开始，在辽宁省、吉林省、河北省的满族和旗人聚居地区，相继建立了十三个满族自治县，满族的政治权利和地位都有了进一步提高，汉军旗人的后代也有了自主选择民族成分的权利。在这种形势之下，曾与满族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汉军旗人的后代，绝大多数都填报了满族成分。从民族学的经典理论角度分析，我们会从他们家族二百年以上的经历中找到答案，也能从他们对自己家族历史演进的充满激情的表述中得到答案。以血统论民族的观点，显然完全不适合于他们。
其三，民族心理和意识的原因。
从上面论述八旗中“汉人满化”的情况中可以看到，这些汉人的满化绝不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更不能归结于各种利益的驱使。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这就是他们的民族心理和自我意识都已经满族化。
首先，他们能够熟知家族的历史。这些满化的汉人尤其是大家族，对本家族的历史相当重视，他们不仅用各种方法顽强地保存好自己的“宗谱”，作为家族永久的记忆，而且口手相承传授给子孙。他们家族有功绩的人物也都成为家族子孙骄傲的资本。前面提到的《常氏宗谱志》中，就记载了数十位在清代为官为宦的人物。并且多次修谱，以使宗亲和睦，家族繁盛。前面介绍过的《尚氏宗谱》《李佳氏家谱》《马佳氏家谱)《高氏宗谱)等等，也都是如此。其中尚氏先祖尚可喜在清代被授封平南王，常氏先祖常遇春在明代被授封开平王，其先世都出自汉族。但尽管如此，旗人的身份和生活经历使他们完成了满族他的转变，旗人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使他们更为感到荣想的是其先祖在清代八旗中的经历和所得到的功绩和荣誉。这种强烈的有别于汉人的心理与意识，成为他们坚定认为是满族的重要因素。
其次，他们坚守并传承着旗人文化。坚守和传承旗人文化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决定的，而对旗人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更体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坚定。
不要说以往，即使在当今，凡是自认为是满族的家族，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旗人文化或者说是满族文化。续修家谱算是一例。保存久远的先祖遗物包括清廷的诰命、圣旨等，又是一例。今天仍能够演示“旗香”也是一例。至于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在农村仍能够找到大量旗人文化的元素。比如经调查，辽宁省抚顺县马圈子乡金斗村的满族，基本上都是汉军旗人的后代，他们对自己的满族身份言之凿凿。并且他们在草房翻盖为砖瓦房的时候，仍然按照满族住房烟囱落地的老样式盖起新房。至于他们的饮食和起居方式，也依然具有满族习惯而处于不自知状况。满族的文化与习俗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溶于血液中的一种本能。
正是由于东北文化是以满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所以尽管二三百年来有数倍于满族人口的汉人迁入，也仍然没有使东北地域文化发生彻底的改变。东北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显示了满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汉人满化在这种格局中的作用。
再次，对满族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感。汉人满化的原因从民族意识角度看，是他们对满族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意识，这种意识既来自于内部，也来自于外部。
在这方面虽为典型的例子，是福建省长乐市的琴江满族村。清代福州驻防设立于康熙十九年(1680)，三江口水师旗营设立于雍正六年(1728)，全部为汉军，即今琴江村所在地。三江口水师旗营驻防之汉军，均为早期入旗之辽东汉人，故又称“老四旗”，非入关前后入旗之汉军可比。
这部分汉军由于入旗年代久远，在清代满族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他们的祖籍在东北，故与福建的风土人情相去甚远。三江口水师旗营有单独的营地，不与民人混居，所以一直能保持旗人风俗。直至辛亥革命八旗解体之后，这些人仍独成体系，他们也一直被当地汉人称为“旗下人”，没有能与当地汉人融为一体。又因为他们是汉军旗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便成为了汉族，但当地仍没有改变对他们“旗下人”的称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琴江汉军旗人及他们的后代，仍一直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和民族文物，他们对自己先人的业绩念念不忘，尤其是对在中法海战中作出的牺牲与贡献感到非常骄傲。当地汉人对他们在民族上的不认同，以及他们对满族强烈的认同意识，使琴江村的汉军后裔在1981年集体申请改报满族，并得到了批准，随之建立了琴江满族村。
福建省长乐市琴江满族村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八旗汉军及其后裔在民族归属感上的典型反映，其他汉军后面自认为是满族，应该说是与琴江汉军旗人及其后代的意识和感情是一致的。这种民族归同意识具有强大的力量，他们全村千余口人，在八旗1911年解体之后，又经过了70年再次提出加入满族，这不能不说明他们久已形成的满族归属感意识有多么强烈。这种民族的自然认同与融合，为“汉人满化”提供了极好的说明。
在本文之末需要重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目前各界而不仅仅是学术界都重视“满族汉化”问题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汉人满化”现象及其意义。这一现象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如何认识“民族”尤其是中国环境下的“民族”加深理解，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二)“汉人满化”这一课题所涉及的主体，主要是八旗汉军旗人及其后裔，在八旗满洲内包衣人及旗下人中的汉姓人中也多有这种情况。
(三)“汉人满化”和“满人汉化”的逆向运行，为我们研究满族和满汉关系，以及研究八旗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有志者可以深入开展此项研究。
(四)“汉人满化”在现实中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在理论上这一提法却不十分科学。这是因为这部分汉人的确自认为是满族，并以满族自称。但是他们的来源却是“旗人”。尽管满族与汉军同为旗人，但是旗人还没有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实事求是地讲，八旗满洲和八旗汉军在一些方面还是有所区别的，并非八旗汉军旗人完全摒弃了汉族文化和传统，只不过是在八旗解体之后，他们的历史与文化难于归入汉族而更亲近和认同满族罢了。
因此，“汉人满化”这一课题研究的内容实际上相当复杂，本文只能在相对性的层面上对这种现象给予总体上的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