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移民的墨尔本华文作家张至璋写过这样一篇极短篇小说 ：
她在驾车时，他正在看报。
路边闪过一只碾死的无尾熊。
她一阵心酸。
──它不该下了地的，真的，毫无自卫能力的无尾熊一生都住在胶树上，那是它们的家，一离开家往往就被撞死了。
她想撇开思绪﹕“报上有什么新闻吗？”
“又有一名大陆留学生因车祸死亡。”
在这篇题目为“家”的百字小说里，作者提供了一个隐喻﹕两个死亡，原因相似﹕离开了家、自己生活的根。这位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来澳后曾作过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的张先生，对“六四”前后到澳洲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当时的处境极度同情。
当年留学生中，的确不时出现死亡的状况，因车祸，因疾病，因纠纷，也有自杀的。在留学生文学中，作家常常以死亡作为主题。
其中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由不怎么写小说的凌之（原名刘海鸥）写出。这篇后来收进《她们没有爱情──悉尼华文女作家小说集》 的作品，题为“假如灵魂可以哭泣”，相当别出心裁——以一个灵魂作为主角。那个叫做“玲”的可怜、无知、滥情、心灵扭曲的女子，经历无数男人转换后仍找不到真正爱情后，以自杀结束生命。当其灵魂俯视自己的葬礼时，她发现竟无一个曾经和她发生过密切关系的“情人”在场。追忆一生情史，这个灵魂真可以长久哭泣下去。是因为滥情吗？是因为男性的双重道德标准吗？“玲”死亡的代价实在太重了一些。对她来说，既然在现实世界里无法觅到真爱，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与其让这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对自己施加局限，不如用自杀来表示对这个俗世的绝望和抗议。有论者很赞赏本身就读哲学专业又热衷于文学写作的凌之——她巧妙之处在于预设能够“哭泣”的灵魂，向人们传递死亡的哲学意义。
当年悉尼留学生杂志《满江红》1993年第4期发表的沈志敏小说《第三场恶梦》，描写一个名叫嵇独的澳华留学生的死亡悲剧。他本是中国某医学院的高材生，飘泊到异国他乡，面临现实的困厄，孤独无聊，万般无奈。死亡本能驱使他对曾奚落过他的按摩院女郎寻仇谋杀，借此来摆脱生之焦虑的折磨。于是，他终日陷入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充满叹息的“恶梦”之中，老在想：“我杀了人，我是一个杀人犯。无论走到那儿，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无耻的杀人犯。”几天后嵇独就像醒悟过来了一样，他又猛叫了一声：“我的理性去了哪儿，我的灵魂去了哪儿，啊——”事隔没多久，人们从一则报道上读到一起交通事故的消息，一名亚裔青年死在车轮之下，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眼镜片子跌碎在路边上。警察分析道，责任全在死者的身上，“这家伙简直好像自己在找死。”
这就是第三场恶梦。《满江红》杂志的出版人兼总编庄伟杰指出，小说结尾处发人深省，嵇独的悲剧和不幸，是自导自演，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作者沈志敏对死亡的展示和思考，其目的在于希图用死亡的震颤来惊醒麻木不仁的人们，使他们挣脱物欲世界和现实功利的纠缠，对自身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进行探寻和追问。
西方现代主义的死亡意识，在澳华留学生文学中隐约可见。赵川（笔名超一）的短篇小说《醒梦》 ，就把死亡的主题富有技巧地包装在一种多重的梦境之中。在澳洲生活多年之后，小说的叙述人想起了梦的问题，并且梦一样回忆起刚刚到达这个新国家的生活。那时，急切地开始一份工作曾是他们最大的梦。他第一天上班，在天上还有星光的拂晓时分，告别床上的梦乡，乘坐一辆空落无人的墨尔本早班电车，下车后穿过让人怀疑是另一种梦境的无数惨白的橱窗灯光照耀的清凉大街。接着他走过一片坟地，那里安睡着“全部永久的居民”——他们又在造什么梦？因为来得太早，工厂仍然大门紧闭，于是他蜷缩在有凉风的街角半睡半醒地等待，造半明半昧的梦，作恍恍惚惚的思索。“睡”和“醒”作为交界不明的状态，暗中谕示了“生存”和“死亡”的置换。《醒梦》并不直接处理死亡，在短小的篇幅中，一种多重梦境在魅惑的叙述中生成，传达的还是死亡意识。其疑幻疑真的氛围，包含着一种奇异的逻辑，长久诱使那一代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疑惑于当下生活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在澳洲生活成功或许是可能的，但它使那些付出了青春代价的异乡人“死”而复“生”了吗？他们如何能确切证明自己不是进入了另一场迷梦？
林达（原名魏抗凝）的短篇小说《女人的天空》，收在她的同名中短篇小说集《女人天空》 里，作品人物情感丰富多彩，喜怒哀乐，爱情，亲情，乡情，人情，溢然纸上，让人心领神会，久久荡漾于心。庄是个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丽女人，但其婚姻的痛苦，使她发生奇异的移情别恋，对另一个女人“我”情意绵绵。而“我”由于失恋，也无可挽回地和庄搞在一起。两个女人最终分手，带有几分凄婉，也是毅然决然。之前同性间奔腾放纵的情感，着重在于反衬庄没有爱的“绿卡婚姻”。她为了获得合法居留而变卖自己的情感，无奈之下凄婉地与一个洋人结婚，尽管庄对这洋丈夫身上的种种异味甚为反感。所有这些，以挣回现实利益也罢，以获取身份居留的权利也好，抑或对求职产生的欲望等等，事实上都源于实在的而迫切的物质生存需要。她不得不遭受人性压抑的痛苦。
在这篇《女人的天空》小说中，写了戈儿在关键时刻去了神秘的西澳，查无音信，生死未卜，有人曾发现西澳那条河流中漂浮着一具顺流而下却无法打捞的尸体，戈儿到底是失踪还是死了呢？只是找不到那具尸体加以验证。小说并没有揭开这生死之谜，也未必要知晓这个谜底。庄伟杰评论道，抗凝倾向于把笔下的人物推向商业化社会中人生的十字路口，推至某种带有神秘气息的与死亡、失踪或绝境有关的“命数”，将思考的触须伸入到对人物的归宿的追问中，于是，都市的某个角落、某一幢楼、某一地点，或仅仅是某一时刻及某个时段特有的生存境况和人物际遇，总是普通人在实际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都足以引起人们的颉栗与共鸣。但这并非抗凝小说诱人的全部秘密，更重要的是，她的小说浸润着一种哲学隐喻的存在迷津，笼望着一层悲剧意识的神秘光圈。
林达另一部涉及“死亡”的中篇小说《天黑之前回家》更是扑朔迷离。她这部作品于1997年10至11月在悉尼《东华时报》连载，后再署名“抗凝”发表于上海《收获》1998年第2期，收进多人合集《她们没有爱情》，也收在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女人天空》中。这是外婆、母亲和“我”三代女性的故事。林达以一种有点像意识流的割裂时空的写法，把三代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故事互相穿插起来，营造一种断续跳跃而勾连自如的叙述结构，在那段沉重的历史之弦上撩拨出一首小户人家的短歌。这个叙事文本让人思索也让人困惑：一个在战火中仓惶逃难的家族，仅凭无知无识的外婆一个偶然的决断，便造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命运；而“我”为了“过把瘾”的一次出洋闯荡，也不过是延伸了家族茫然无终的“走难”历程。
小说写到母亲的去世：
母亲那个晚上再一次醒过来，母亲一醒过来就朝我摇摇头，而后又点点头，我弄不清母亲要什么。母亲弄了半天不得要领，疲倦地合上了眼。那天深夜，母亲又睁开眼，母亲这次睁开眼非同寻常。她示意我去拿纸和笔。而后又示意我出去。我立刻意识到这个程序的庄重和无可挽回。那晚母亲在纸上写了很久很久，一共写下一句话。母亲说，她应该感谢命运，没让她死于非命。
母亲最后始终没合上眼，那双疲惫而又十分苍老的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冰冷如盘石。这最后一幕如同一幅苍凉的历史画，使我再一次无可救药地走进那个熟悉的幻觉……
当年任职于悉尼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萧虹博士评论道，做女儿的在母亲临终时让她最后地失望，而为了寻找自己的道路又不得不如此。“那种无可奈何的遗憾，相信是大多数做子女的都会发出共鸣的。” 这个“共鸣”当然不错。还可以说，这部作品看来并非简单的一种叛逆之后的回归心理或忏悔故事。正如文学研究者本身也曾经是澳华留学生的钱超英博士所发现，小说中一个最为奇异的情节是“我”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母亲从事法医这行奇怪而令人恐怖的职业，她从偶然出错开始，进而故意把相关案件的尸体换位，让它们的身份和档案错乱。这真是一个“带着阴森快意的奇特的文学玩笑”！林达这个关于“身份错置”的象征，“对一切试图弄清事物确切成因的‘真理’进行了残酷的嘲弄”。 天黑之前回家，确实让人深为困惑。
上述的林达中篇小说《天黑之前回家》诉说母亲的死亡，当年在留澳学生这个群体中，有一首歌题为“长途电话”，在母亲死亡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这两部作品毕竟很不一样，《长途电话》收在一张包含十首歌曲的名为《男左女右》的CD激光唱碟中，它是以通俗的方式，把隔海痛悼之情融入母亲在“天堂”的想象思绪里，把具体的感伤直接地迅速地传送给接受主体。它的引子描述一个留学生在澳生涯最艰难的时候，远在中国的母亲却患上不治之症。母亲在和孩子打通长途电话时，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只说一句“家里挺好的……”作为最后的遗言。词曲创作者诗人楚客写出了悲伤欲绝的“问候”：
午夜的心是寂寞的家/午夜的思念独自在天涯/轻轻问候亲爱的妈妈/分别了这么久你还好吧//星光的泪滴是不是回答/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声声呼唤可曾听见/孩子心里把你牵挂//天上今夜是否下雪/有谁为你倒一杯热茶/天上的路好不好走/一个人的时候是否也想家//门前老树旁盼儿归来/北风数不清你又添多少白发/梦中的我也许还没长大/远在异乡让你放心不下//呵，妈妈，亲爱的妈妈/声声呼唤你在天涯/呵，妈妈，亲爱的妈妈/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
现在也许有人难以理解，为何这首歌在当年中国留澳学生中很赚人热泪，产生了冲击性非常强烈的感染力？为何反复出现的“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颤心探问，如此令人闻之动容，涕泪交迸？但试想一下，在中国留澳学生争取居留权运动形势最严峻的几年里，他们的“留学生”签证大都已经失效，政府准许居留决定又迟迟没有作出，而根据澳洲移民法，若在此“身份”未定期离开澳境，则将彻底失去定居资格。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老家有难，甚至亲人去世，往往也成事后噩耗。那种进退失据的困厄使他们悬置于精神煎熬之中，在他们心中激起并潜藏悠长的哀痛。
有一篇中篇小说《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 ，为刘放所写。作者原名刘剑星，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在赴澳前是广州最大的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属下文学季刊《花城》的资深编辑。他这篇小说描写一批来自中国的留澳学生在一个老人院当护理员的经历。在小说里，死亡者既不是留澳学生也不是他们的亲人，作者这样精细地描绘笼罩在老人院中的死亡气息：
这里住的全是手脚僵硬、神志不清近似植物人的老人。有的骨瘦如柴，一根根骨头上包着一层薄薄的皮，与解剖陈列的骷髅无异；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颧骨高耸，看一眼都令人寒心。有的面目狰狞，口鼻歪到一边，口吐白沫，同样令人胆战心惊。一连看了几个房间，都大同小异。有的却出奇的肥胖，象一堆肉堆在床上，也已奄奄一息。有的身体侧卧，蜷曲如一条虾，把她翻过去，仍是一条虾……还有一个，大腿和双手都齐齐切断，剩下一截上身象肉柱子放在那里，这使我想起汉朝时吕后将一个妃子斩去四肢放在厕所的情景。……在昏暗的灯光下，静夜里，你穿行在这样一种人世，你自然地想起《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描写，又像置身但丁笔下的地狱中，阴森而恐怖。
伴随身份焦虑的“打工”，是澳华留学生文学一个典型的题材。这部作品对死亡的处理是通过澳华留学生打工故事来加以暗示的，把一段奇特经历笼罩在亡魂阴影中，让人不由得感叹人的衰老和败亡，感叹人的徒劳的命运，这也是身份焦虑的一种折射。
如果说在刘放的《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里，中国大陆留学生似乎在学习对死亡的领悟，如果说沈志敏《恶梦》中的嵇独，是因为生的孤独而导致梦的破灭，那么，张劲帆的短篇小说《西行》，则通过女主人公直接悲惨地进入死亡，去思考死亡的悲剧和存在的忧郁。
《西行》发表于1998年1月22日的《东华时报》。小说中，女主角梦昙作了一连串的“永居”申请，在等待中，却发现患上了不治之症，要面对移民局不准留澳的裁决，然后她又陷入了漫长、徒劳的上诉。故事描写她贫贱的生活、绝望的爱情，和她在病床上对移民局“好消息”的期盼。这期盼已成为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仿佛一旦被获准居留，全部生活就有转机和重生的意义。最后，在移民局的新消息到来之间，她却已不再需要那种看来遥不可及的恩准了——她自动完成了在这块土地上的“永久居留”：在梦幻中病故了。
所谓“梦昙”，隐喻梦想其实仿如昙花一现。钱超英指出，这篇作品利用“客死异乡”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悲剧意味十足的死亡模式，构造了一个沉痛的反讽，使立志“西行”的澳华留学生一代人面对他们的选择究竟有何意义的质疑。它也表达了他们对自己这一族群命运的追问：我们是什么？既然面对一片“拒绝之地”，而传统的归属感又已在我们身上无情剥落，在异乡和来源地之间，我们有什么可以依凭？这个短篇小说尽管在艺术上是概念化的，而且描写得比较粗糙，它仍然把澳华留学生在澳洲边缘性的处境问题尖锐化了——成为他们在澳洲“重建身份的虚妄性”的尖锐写照。
在澳华留学生文学中，对死亡作最“另类”的描写可能非欧阳昱莫属。这位在墨尔本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双语诗人、作家、评论家那部用英语出版的三千行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 ，死亡就是其关键词。长诗第5章写道：
那瞎眼的算命老头已经告诉过他
在变成另一种东西的过程中你成为你自己
你那失落的身份将永远把你拖向
混乱的中心
最好安于如此
因为它是你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
有如你习惯死亡
生存本身于你是一种折磨
比死亡更甚
一个“中国诗人”是这部长诗的主角，在一个个片段的场景中，他骄傲、自卑、激昂、沮丧、愤恨、幽默、反叛、退守，自我庆幸又自我哀怜，回顾和展望都惟余茫茫。在一个人生意义的废墟中，他飞舞于一堆无法守护的身份碎片，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回归的退路，因为他属于一个带有弗洛依德式“死亡冲动”的、象鲸鱼一样扑岸自杀的神秘群体。 欧阳昱把他的“诗人”所经历的身份追寻历程描写成发现死亡的过程。
欧阳昱写于1989年、经过十年辗转于中澳台港之后才于1999年由他创办的墨尔本“原乡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愤怒的吴自立》，提供一个不仅仅是“发现死亡”而是要去“寻找一种最完美的自杀方式”的典型。这部作品写的是1989年“六四”前的中国。公人公吴自立是一个厌世的、充满严重叛逆情绪的二十一岁大学生，他欲自戕而不能，终日沉浸在对死亡的暝想、对自我毁灭的设计、对他人地狱的仇恨、以及最终对另一自戕者的追寻之中。他觉得时代没劲、人生没劲、社会没劲、活着没劲。“真他妈的没劲！”于是，他突然意识到：“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整个儿毁灭世界。”有人把《愤怒的吴自立》看成一个“后现代”故事 。有人把它看成“现代主义”小说，而且明言：“该作品，无论从主题还是从创作手法，都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天书”式小说，可以说这是澳洲华人文学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现代主义小说。” 《愤怒的吴自立》序言作者乜人进一步把它标明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模本小说”。该序言认为：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是其作为问题存在，受困于人之存在问题，最终堕入问题深渊的典型个案。作为一个存在于信仰的荒漠里，在精神的极限上自我摧残的人，他的一生，如同与他一起存在于生的囚笼的人之生死，不过是在给定的生存境遇里完成给定的命运。
可以说，在吴自立身上，明显充满著作者欧阳昱的思考；或者不如说吴自立就是欧阳昱的代言人。欧阳昱在作品中将琐碎的个人感觉无限放大，让读者从这种膨胀而琐碎的感觉中去体味人物对社会对时代的叛逆情绪和反叛精神。他更惊世骇俗地把这种抗拒、愤慨的情绪推向极致──死亡，而且是蓄意的自杀。作者以寻死的意念去表达一种愤怒和无奈，以寻死的意象去告别这个病态的时代不健康的社会。欧阳昱在“自序”中说得坦白：“我们都想自杀，都在寻找一种最完美的自杀方式，在找到这种方式之前，我们都还没死成。”事实上，他的不少作品，都触及到“死亡”的话题或字眼。“死亡”意识贯穿于其创作中，似乎是他情有独钟的艺术思考角度。甚至在1997年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欧阳昱也用“死亡”作演讲题目──他问道﹕“文学死亡了吗？”
《愤怒的吴自立》写的是中国；但“吴自立”显然也已“移民”澳洲。最重要的是，作品的作者欧阳昱是这一群移民澳洲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在澳洲拿了博士头衔，选择中英双语写作，充当英语文坛和中文文坛沟通的角色，被认为是他的最佳选择，对澳华文学的推动也功德无量。如此背景下，他的“死亡”意识具有什么启发意义呢？表现不屑世俗的文人傲骨以及灵魂深处对世俗格格不入的焦虑？进而论之，是否是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的尴魀的极端折射？
钱超英就此“死亡”问题想到“一个时代的隐喻”。在他的博士论文《“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他认为在复杂的跨文化语境的过滤中，这个问题至少关涉几个要点。例如，首先，澳华留学生文学（钱超英使用的术语是“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来自澳华留学生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的适应不良，这种适应不良除了人们生活环境的转换所必有的一般困扰（“文化冲击”）之外，还结合了对自己的“边缘”处境的发现。
刘放直截了当地认为，构成了在澳中国人的困惑、苦恼、想不开，主要不是人们一般所谓的文化差异、文化冲击，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当年，很多留学生新移民觉得，历史和他们开了个玩笑。
人的生命是一个有终点的旅程，终点就是死亡。死亡具有哲学意义，常在现、当代文学作品里体现，也成了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时常出现的话题。其“死亡处理”，带有哲学的隐喻，而从现实层面来说，是出于身份的焦虑，既是悲鸣，也是解脱，再加上追问——在哲学拷问之下，死亡作为悲伤的身份焦虑现实，既表现精神裂变的茫然也成就了现实困厄的突围。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回看，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中出现那么多的死亡描写，确实很让人吃惊，也很值得探究。
（2001年8月初稿于悉尼，2023年6月20日改写。）
（注释略）
来源：《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