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近80天的香港占中运动落幕，围绕着占中运动的策略之争应该说也告一段落。
不错，围绕占中运动的策略之争牵涉到很多层面，因而孰是孰非看上去好像还很难得出结论。其实不然，因为不同的策略首先是基于对形势动向的不同判断或估测，而到底哪一种判断或估测符合实际，哪一种不符合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后来的事实加以验证的，因此孰是孰非也就是可以得出结论的——借用一句官话，这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知道，占中本来是“占中三子”两年前就开始呼吁、开始筹划的，但发生在去年的这场占中运动却并非是学生和民众响应三子的占中号召，而是学生的占领成声势后，三子才和学生商议，借势宣布占中提前启动。由于在占领过程中，虽然人数众多，成分庞杂，但只有学生的组织性最强，所以学生变成了主体。可惜学生谋略不足，听不进包括三子和泛民在内的各方人士的建议，致使占领旷日持久，错失见好就收的良机。
学联也承认，港府同意对话是让步，因此算得上“好”。那么，学联为何不见好就收呢？为何在对话后也不收呢？
因为学联认为港府还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学联相信，继续占领，将迫使港府做出更多的让步。实际上，这是当时所有主张继续占领的人们的共同想法。倘若他们当时就认识到，继续占领不可能使得当局做更多让步，而只会徒然地增加民怨，继续占领就成了亏本买卖，越是多做越是多亏，那还会有谁支持继续占领呢？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有那么多人误以为继续占领有可能会迫使当局做更多让步呢？他们的想法无非是：正因为占领打破了常态，造成交通阻塞和市民生活不便，因此增加了当局的管治压力，当局不能不采取措施应对。当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向占领者做出更多让步，于是，占领者自行退场；要么，当局强行清场。可是大家又料定，港府不敢实行六四式清场，也就是说，当局只能采用比较平和的手段清场，因此，清场就决不可能成功，占中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政府做出能让占领者接受的让步。
力主坚守者认为，香港的占中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态，北京不敢镇压，港府没能力清场。民众和学生保留少量人和扎帐篷等形式维持路面占领，成本极低；大多数支持者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时候上班，只是在清场时“见坏才上”重复占领。在这场比较谁更耗不起的对抗当中，优势显然在民众和学生一边。除非北京让步，去中心化的占中运动不可能有退场机制。即使学生领袖提出撤离，其他民众也未必认可。总有部分人不想无功而返不愿意退。一些人累了退出，一些人休息够了再回来，一些新生力量加入，维持象征性的占领，被清场了再一拥而上重新占领。
想想也是，如果政府一旦宣布清场，现场马上就聚集起好几万人，政府如何清得下去？就算政府搞突然袭击，一举清除了某些占领场所，第二天成千上万的人就又来了；或者，你政府刚清除了这几条街道，民众很快就占领了另外的街道，搞得政府顾此失彼，无可奈何。
然而，清场的事实证明，上述判断或估测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金钟清场那天，泛民去了很多人。有人讥讽这些泛民作秀，因为他们并不是“留守到最后一刻”，而是“在最后一刻留守”。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不公允的。本来，对于清场，泛民内部意见不一，有泛民说要自首，有泛民说不自首，待在家里等着被捕，没几个人说要去金钟现场的，可是后来他们都去了现场。我想他们有他们的考虑。
在金钟清场前夕，双学和泛民共同发出呼吁，呼吁雨伞运动支持者重返金钟，留守占领区不合作到底。我记得，在此之前，泛民和双学有意见分歧，很少共同行动。这次却共同“呼吁雨伞运动支持者重返金钟”，那就表明，面对终极清场，他们抱有一种希望，希望往日的占领者们都能再到现场来，哪怕只有高峰期20多万的一半，甚至十分之一，港府的清场就清不下去，形势又会令人为之一振。
但结果是，港府清场很顺利，除了占领者坚持和平，不作抵抗外，更重要的是现场的人太少了。据《苹果日报》报道，金钟现场只有一千余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来围观的。参加最后一天行动的香港中文大学教师周保松告诉我们，坐在那里表示留守，等着被警察带走的只有两百来人。
更令人泄气的是，清场是在大白天进行，各媒体都有报道，还有现场直播，但也未见有多少港人闻讯赶来，完全没有重现9月28日29日，因港府打压抗议运动，反而激起更多民众积极参与的壮观场面。可以想象，如果在清场时赶到现场的民众数以万计，形成包围反包围，清场也无法进行下去。
资深民运人士刘山青讲到这次清场的一个笑话。他说在清场前，他们几个讨论过清场要花多少时间，曾经做过立法局议员的曾健成预计这次清场到明年（2015年）一月都清不完，他本人则估计至少要好几天，唯有社民连成员唐婉清断言“2小时搞掂”。
结果证明唐婉清说对了，清场只花了2小时。刘山青感慨道：还是女人的直观最准确。刘山青说，他“相信被抬的二百人都估不如唐婉清准确。唐氏是社民连的大义工，全天候留守金钟占领区，74天中大概睡了70晚帐篷。可见，头脑发热在运动中是没有用的，还是劳动人民清醒些”。
问题是，为什么99％以上的曾经的占领者们到最后关键时刻都不来了呢？
不是因为身体的疲乏，因为他们早就回去休整了，体力早就该恢复了。
也不会是因为恐惧。因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后来也都看到了港府没有出动坦克车机关枪，并没有过度暴力，不会有什么人身危险。
按我的分析，他们不来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来。
且不说群众运动本来就很难持久。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在两个月后被清场的，到后期现场的人数也很少，占中持续的时间比占领华尔街还长，可见这不是香港的或中国的民众只有五分钟热度，缺少持久性，而是群众运动的普遍特点。
另外则是因为占领者们意识到占领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继续占领没有意义；有些人或许还感受到周围舆论的压力，感到继续占领只会引起更多市民的反感，继续占领不但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副作用的。也不排除有些人担心留下案底，对自己的前程不利－－如果占领能达到目的那还好说，那也值了，既然已经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那又何苦留下案底。于是他们就会想，清场就清场吧。如果在清场过程中出现过度暴力，或许会激起一些人赶到现场声援抗议，但既然清场大体和平，所以他们就更不会去了。
其实，早在占中的中期，坚守的人就已经很少了，但是由于主张坚守的人声音很大，以至于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那些离去的人只是回去稍事休整，其实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是退出，是放弃了。
我想，泛民，主要是双学的领袖，一定过高估计了坚持占领者的人数，以为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就能重新集结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是的，学生领袖－－特别是对学生－－曾经有过极大的号召力，但是早已迅速损耗掉大半了。
相比之下，港府倒是看得准一些。它料定清场时不会有多少人聚集，所以才敢在光天化日下搞清场，而且把清场过程搞得很透明，以至于到事毕，不仅西方政府，就连国际人权组织，都没有一家出面谴责港府施暴。
伯林讲过，好的政治家应该是好的心理学家。伯林说，最担心那些一味执着于自己的理念，而对身处的社会环境不了解，对各种力量的可能的反应及互动没有准确的评估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把好事搞砸。占中的学生领袖们的一大失误就是，他们对人的心理，对群众的心理，把握得不好。
（未完待续）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0期 2015年2月6日—2015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