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权力集团有计划地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贯彻，各级教育宣传部门领导纷纷出来表态，从中央《意见》中提出“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到教育部声言“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到媒体公开叫嚷要“敢于亮剑”、“敢抓严管”、“敢于出重拳”等等，显示出一级比一级严厉，一个比一个激进，誓对西方价值观严防死守的阵式。以此类推，不难预见不久将来各大学将会划出线来，给一个个教师排队归类，有的教师就将被划入另类，抛出校外，剥夺上讲台的权利，甚至面临被批判与抓捕。这种上面发话，下面逐级加码，层层严厉，最后具体到对个人的处理的方式，在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从反右到文革，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自由化，从清理八九分子到划定维稳对象，真是一以贯之。
在此，我们除了应该探讨这种意识形态价值理论自身的问题外，同样值得关注这种权力的逐级严酷化问题，即上面一句话或一个所谓精神，下面就逐层严厉，逐级明细，最后具体到按一定比例对个人的处理，采取将一些人划为另类，进行批判、斗争、抓捕、判刑。这种上面打个喷嚏，下面就霍乱流行的机制，是典型的公权为恶递加机制。
其实，只要我们翻看历史，就会发现公权为恶递加机制在古今中外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一切的人治制度都具有这种特点。比如苏联的肃反扩大化，纳粹的排犹扩大化，中国的反右扩大化等等，本质上都有权力为恶递加的特征。
那么，权力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为恶递加机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其一、从权力结构来看：在一切人治制度下权力都是唯上是从的，即各级官员只听命于掌管他升奖降罚政治生命的上司，而没有是非对错标准，也没有法与非法的意识，只有命令与执行命令，任务与完成任务。各级权力为了达到让上司满意的程度，就会对上面的任务逐级加码，人为放大与加重任务，通过宁左勿右，宁过勿不及，“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人”等等，来强化对指令的落实；其二、从人治权力制度本质来看：人治制度是缺乏监督机制的，是与人性的恶结合最紧密的，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源自人性之恶。在这种制度中显示人性之善是偶然的，是只能靠掌权者良心发现，而没有制度自身的应然约制机制的。这种权力在人性无底的欲念与权力自身寻求安全的需要的促使下，具有极强的扩张与侵权本性，会在逐级权力中加大恶性；其三、从人治制度下权力意旨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来看：人治制度下的政策、指令带有很强的个人意志，是掌权者当时思想反映，具有很大的收缩性、随意性、不确定性，没有法律的明确与稳定性。而人治下各级官吏为了能跟上统治者的意志，避免自己不掉队落伍，就经常将统治者某时的言论当作圣旨来强化，并肆意放大其中的意思，以求达到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样就必然促成统治意志的扩大化；其四、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来看：权力为恶常伴随权力强化，而权力强化对于执掌权力者压下与媚上具有双重利好，所以掌权者对于加重为恶的强化权力具有本能的积极性。
人治权力制度是否同样具有为善递加机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人治制度下，通常权力的为善就意味着对公民的退让，即是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让步，这就是一种减损权力的方式，而这与人治制度下权力的扩张本性相违背，所以在人治制度下权力自我让步、自我减损、自我约束的为善是偶然的、暂时的，是领导个体或一时的良心使然，而权力为恶则是必然的、本质的、长期的。
基于人治权力这种扩张性、不受约束性的为恶递加特征，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政令不出中南海”这句话的完整而深刻内涵，就是善的政令无法出中南海，而恶的政令却会成递加性出中南海。只要我们对照一下现实，就会发现中南海里面首领宣讲的许多符合民意与历史潮流的言词，最后只停留于纸面上，没有落到社会现实中，没有真正惠及大众，而那些约制公民权利的言词，却总是及时被加倍放大落实到公民头上。如中南海习大大曾说过要“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文艺工作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但现实中却没有带来公民言论权利的任何改善，而一句“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却引起高校整肃，控制甚至剥夺敢讲真话者教职与自由。这就是权力为恶递加机制的集中反映。
由权力为恶递加机制，我们看到社会治理上的一种超越法制的随意性与政治跟风式癫狂性，而这种情况的危害在历史中可谓罄竹难书，值得今人高度警惕。正是基于对这种人治制度下权力为恶递加机制的认识，人类才有走向法治民主的强烈愿望与动力。因为只有法治民主才能给社会提供起明确与恒稳的标准，才能克制权力的随意性与为恶的递加性。当此，中国正在努力推进人治向法治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权力为恶递加机制的危险仍随时存在，因此需要上至当权者，下至各级官吏，直至普通民众充分认识这种权力为恶递加特性，从心底养成防范与戒惧意识，以防止过往历史悲剧的重演。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