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59）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12）
戈尔巴乔夫孤注一抛，决心将联盟问题交付人民解决，进行全民公决。他将这次全民公决看成是关系到苏联国家的命运和每个民族的命运。1991年3月15日，戈氏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苏联人民在全民公决中填写“赞成”，防止国家解体。叶利钦当天也在俄罗斯电视台发表讲话，批评戈氏的讲话，质问什么是“保留联盟”，因为已经有许多共和国退出了联盟；什么是“革新了的联盟”，是粉饰门面还是进行本质上的改革？叶利钦还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联盟”的概念，他说，“苏共领导人和俄共领导人喜欢说，74年前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这是我们的命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这条道路。这种信念不是没有争议的。问问现在活着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选择的态度，而不是援引祖先的意见，就会更真实些。” 叶利钦指责戈氏，全民公决的用意实际上是要取得对国家领导现行政策的支持。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护联盟的单一帝国的实质和制度。叶利钦警告戈氏不要吓唬人，不要制造混乱。
1991年3月17日举行了关于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全民公决。结果，全国参加全民投票的总共有1.47亿人，其中赞成保留苏联的有1.12亿人(即占投票人数的76%)。而在同时进行的俄罗斯联邦是否设立总统的全民公投中，69.85%的投票者赞成俄罗斯设立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在当天表示，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务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他还说，政治家的职责是预测政治事件、经济事件、军事事件转变的后果。签订联盟条约能够避免内战。
全民公决之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继续针尖对麦芒，互相批评。3月28日，戈氏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他认为苏联存在着危险，“危险在于反对派企图利用国内的尖锐局势、社会的紧张局势、消费市场的可能大做文章，促使人民去采取后果难以预料的行动。这才是最严重的危险。” 戈氏表示一定要尽快地签署联盟条约，同时指出，俄罗斯本身也出现了分裂过程。
3月30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三次(非常)人代会上的报告中说: “两种政策、两种政治方针的存在，是今天的根本特点。不仅俄罗斯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全世界的未来都将取决于人民接受哪一种方针，哪一种方针占上风。”
关于对保留联盟进行全民公决，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说，这次公决是戈尔巴乔夫“自作自受”。他是这样评述的：
(1990年)12月，戈尔巴乔夫劝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保留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他似乎自以为打了一张好牌。他原本期望利用CP来推动这次投票，赢得公民对联盟的广泛支持。这样就会给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顽抗的领导人带来压力，迫使他们同意他的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在他11月17日递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全民公决，但是这个建议却令人奇怪地也被交到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手中，其中包括那些与他的分歧日益加深的领导人。虽然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是最强烈拥护保留联盟的人之一，但是在审议完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之后，他提议除非确有共和国希望退出联盟或者共和国的议会拒绝遵守联盟条约，否则用不着进行全民公决。他警告说，要求在所有共和国里同时进行全民公决只会造成与加盟共和国的进一步冲突。
然而戈尔巴乔夫拒绝听从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他向大会抱怨说，自己的建议被忽视了，坚持要求进行单独的投票表决。如同过去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压力时的情况一样，大多数代表都投了赞成票。戈尔巴乔夫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他想要的全民公决，但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全民公决的建议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由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对它进行了修饰，它存在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问题。它最终出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在这个新的联盟里，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虽然促成全民公决的人把它描述为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投票，表明是否赞成保留一个自愿的联盟，但是回答“是”既可以被认为是投票赞成社会主义，又可以被认为是赞成国家的现行名称，也可以被认为是赞成重新谈判组建的联盟和个人的权利。然而“新的联盟”还没有产生，保护个人权利的机制也没有设计出来。这就使得全民公决无法同特定的内容联系起来，因为对“新的联盟”的含义以及各种规划是否真正尊重了各共和国的“主权”仍然存在着争议。
此外，虽然全民公决应该在苏联全境举行，但是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政府拒绝进行这一活动，而且还有些政府对建议的措词做了修改或者加上了自己的意思。本来认为能够表现团结的这次公决在举行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不团结的例子。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拒绝进行全联盟全民公决，经过辩论后，它们决定在3月17日先举行自己的全民公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也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来的全民公决，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甚至计划稍晚将通过投票要求独立。
纳扎尔巴耶夫在戈尔巴乔夫一月提出全民公决的时候就反对这个建议，他坚持在哈萨克斯坦对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征求意见。这个问题是:
“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平等的国家联盟加以保留吗？”这里没有谈论“新的联盟”和个人权利，而是用“主权平等的国家联盟”代替了“主权共和国”。纳扎尔巴耶夫的措词暗示联盟是由法律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而戈尔巴乔夫暗示的是对现存的苏联进行重组。
乌克兰也提出了一个补充问题，即乌克兰是否应该根据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一个成员。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投票者甚至有机会投票支持或者反对乌克兰独立。
而叶利钦则把这次全民公决转变成为自己的巨大政治优势。12月时，他坚决反对在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但后来他又同意了，条件是俄罗斯同时进行自己的全民公决。俄罗斯的投票者将被问及，他们是否赞成设立经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这一职位。
直到那时，俄罗斯的立法机构一直拒绝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而赞成总统职位的多数票将会有利于叶利钦的雄心壮志。因为他在俄罗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预计在总统职位问题上可以获得压倒多数的赞成票。
戈尔巴乔夫施展出浑身解数，争取他的全民公决能够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他发动共产党的机构全力以赴争取赞成票。对他的这一策略进行分析时，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就算是多数人投票赞成他的建议，我也想像不出他能从中得到什么。这种投票的意义过于含糊，以致于不能把它看作是明显的授权。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的职位问题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如果这次全民公决导致修改俄罗斯宪法和赞成投票产生总统的话，叶利钦将轻而易举地赢得总统一职。相比之下，叶利钦的权力将显著上升，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将显著下降，他现在只是一部残破的国家机器的非选举产生的总统。此外，如果乌克兰也投票反对联盟——哪怕只是表现出对联盟的冷漠，戈尔巴乔夫在联盟条约问题上同克拉夫丘克及乌克兰中央议会打交道时将更加困难。
由于错误地建议举行全民公决，戈尔巴乔夫愚蠢地为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2月7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同意在进行全联盟投票的同时进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公决，叶利钦开始收网了。
戈尔巴乔夫把3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说成是一次胜利，但是实际上，全民公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任何形式联盟的支持都已经减少了。不错，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白俄罗斯和中亚的赞成票也占压倒多数。然而有六个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参加公投，而且更加不祥的是，乌克兰的投票极其接近: 联盟条约草案在基辅和其他西部省份遭到了失败，这些地方大部分人都投票要求乌克兰独立。而最危险的事实是，在俄罗斯，更多的人是在投票赞成总统职位而不是赞成联盟。
1990年6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为了同“激进民主派”进行斗争、击败叶利钦，俄共提出召开俄罗斯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俄共领导人的策略是，鉴于叶利钦和其他掌握地方政权的激进民主派政绩不佳，国内问题成堆，召开非常人代会，可以有效地打击叶利钦的政治势力。俄罗斯议会本身就是“传统派”和“激进民主派”斗争的重要阵地。双方旗鼓相当，势均力敌。1991年3月28日，俄罗斯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幕。在这次大会上，伊萨科夫代表反对叶利钦的政治势力、扎哈罗夫代表支持叶利钦的势力分别作了副报告。伊萨科夫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主席。他过去崇拜叶利钦，同叶利钦一样退出苏共。但后来他转变看法，认为叶利钦“是在用一种独裁代替另一种独裁”。
就在这关键时刻，俄共议员团内部发生分裂，俄共中央委员鲁茨科伊另立山头，成立“共产党人争取民主”议员团，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派的“非建设性”立场。有170多名代表参加了该组织。这就使俄共打击叶利钦的计划受到挫折，罢免叶利钦的企图成为泡影。不仅如此，叶利钦在这次人代会上获得了进一步的权力——人代会决定5月21日讨论总统制，6月12日选举首任俄罗斯总统。
1991年3月28日，就在俄罗斯联邦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莫斯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以亲历者的身份，将这次事件称为“又一次徒劳的武力炫耀”。他对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出如下叙述：
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支持变革的人把公开示威游行当成反对现政权的一种有效武器。1990年，当旧制度遭到无情攻击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开始怀念过去只允许官方组织游行的日子。巴卡京一直拒绝禁止和平示威游行，结果在1990年11月被解除了内务部部长的职务。然而苏维埃法律赋予了地方当局同意举行示威游行的权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一些西部共和国里，这些权力机关掌握在广受欢迎的民选官员手中，他们不仅原则上支持民主进程，而且也是大部分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受益者。当戈尔巴乔夫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同压制力量的联盟越来越深的时候，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为此发生的冲突也开始了。
新年前不久，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发布的一个声明令改革者们感到震惊。联合声明指出，为了确保大城市的秩序，将从1991年2月1日起组织军队和民兵的联合巡逻队。因为加盟共和国当局和地方当局都没有要求在执法方面提供这种帮助，所以这个命令是缺乏法律基础的：事实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好几个加盟共和国都一致反对这个命令。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无视他的文人参谋所提出的撤销这个命令的建议，在1991年1月29日颁布了一个总统令，使这个命令合法化。实际上，这个总统令的效果很小；由于各个地方当局都反对这种做法，所以只进行了为数很少的联合巡逻。随后，宪法监督委员会批评这个命令在法律上不健全。
虽然这个总统令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但是它表现出了长期以来在权力划分方面存在着争端。中央当局能够无视地方当局而禁止和平示威游行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如何将同修正后的宪法所保证的集会自由统一起来呢？戈尔巴乔夫签署的总统令清楚地表明，他已不再像当初那样认真地维护法制了——不过他口头上还是支持的。
三月，这些问题到了摊牌的时刻，这一次莫斯科走到了流血冲突的边缘。俄共企图撤销叶利钦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民主俄罗斯”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号召民众3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一天将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叶利钦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主席一职。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似乎很恐慌。莫斯科市当局拒绝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于是戈尔巴乔夫便颁布了一道总统令，命令莫斯科市内和附近州的警察听从苏联内务部的指挥，并且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加强警察对市中心的保卫。看来，克格勃再次捏造了示威者准备“突袭克里姆林宫”的报告。
俄罗斯政府和莫斯科市政府都强烈反对这个命令：他们争辩说，并不存在对和平的威胁，况且，派兵进入城市不仅将创下一个与改革发誓要加以保卫的民主进程不相符合的先例，而且会产生一种引起暴力行为的气氛。然而，戈尔巴乔夫还是固执己见。
随着苏联紧张局势的加剧，华盛顿的关注也不断地增长。(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8日早晨，我在大使馆接到了紧急通知，要求我找到所能找到的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向他提出警告: 任何流血事件都会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障碍。虽然我认为这个信息是不必要的——除了考虑美苏两国关系外，戈尔巴乔夫还有更加强有力的理由去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但是我仍然很负责任地同切尔尼亚耶夫(戈的助理)进行联系，要他把这个消息带给戈尔巴乔夫。他向我保证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不发生伤亡。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警告是多余的。叶利钦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和他的支持者。俄罗斯议会的大多数代表都被戈尔巴乔夫篡夺该共和国权力的企图激怒了，它以压倒性的投票宣布暂停实施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令，并且要求撤走军队。当戈尔巴乔夫坚持军队至少要呆到第二天的时候，俄罗斯议会便宣布休会，要等到军队撤走才恢复工作。
(莫斯科)约有十万人不顾官方不准游行的警告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时他们都很平静，大部分士兵的态度也比较温和。许多士兵还亲切地同示威者交谈。当政府准备清场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警察而不是军队。
军队于3月29日撤走了。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再一次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他违反了法律规定，企图去阻止人民以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他的主要目的是使自己的对手下台，而不是维护秩序，但他的行动使他实现自己的目的更为困难。在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票决定设立(俄罗斯)总统职位以后，俄罗斯议会投票反对叶利钦的机会本已十分渺茫，现在议会又不得不在不请自到的苏联军队的包围下开会，于是连这种微乎其微的机会也消失了。
屋漏偏遇连阴雨。1991年，苏联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矿工罢工浪潮。这对戈尔巴乔夫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对此有以下披露：
苏联的煤矿工业大约有220万工人，满足苏联20%的能源需求。改革造成的相对自由的气氛，让他们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苦闷。但改革的某些方面也给矿工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煤炭价格持续偏低，矿工们担心在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下那些不挣钱的煤矿会被关闭。而1988一1989年间消费品短缺在煤矿矿区特别严重。酿成1989年罢工的一个关键因素，据说就是矿区商店里的肥皂突然售缺。
1989年7月的罢工开始于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矿区，大约十万名矿工参与了这次行动。罢工迅速蔓延到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和俄罗斯极北部的沃尔库塔。罢工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但他们的要求并未止于经济问题。有些组织甚至直接向CP的统治提出挑战，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党的领导)。
苏联当局答应了矿工们的经济要求，从而平息了这次罢工。然而，矿工们继续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1991年3月至4月，上述三个地区再次爆发罢工浪潮。这次的罢工显然更加集中于政治要求，甚至要求苏联政府集体辞职。当叶利钦承诺要在5月1日把俄罗斯的煤矿控制权从苏联手中移交到俄罗斯共和国手中时，库兹巴斯的罢工才得以平息。尽管矿工罢工没有颠覆苏联政府，但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罢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局势正在日益失控，严重地破坏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虽然政府能够应付知识分子的反对，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但现在它面对的是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而它却声称自己代表这个阶级。
1990一1991年间，不仅矿工们反对戈尔巴乔夫，而且共产党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都开始和叶利钦以及民主派走到一起。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工人都不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走到一起。但这却是“矿工一叶利钦联盟”的实情。官方的矿工工会一直操纵在共产党手中，这使得许多矿工不是拥护苏共，而是乐意听从叶利钦这位党中央的第一批评者。
罢工领导人把苏联政府看作是他们受压迫的祸根，因此他们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可以保证他们不受苏联政府的制约。叶利钦正在积极地寻求这些罢工领导人的支持，因此向他们许诺，要是他们归俄罗斯管理，就会获得实质性的自主。这次事件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如何把每况愈下的矿工和旨在夺取苏联国有财富的精英集团拉到一起的。
1991年的矿工罢工为叶利钦的崛起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遇。此时正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议会中CP派别斗争最白热化的时候。矿工罢工作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民主俄罗斯游行的补充，进一步给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施加了压力，却给叶利钦提供了继续控制议会、向总统宝座进军的帮助。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