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春夏之际，城市规划管理局已经有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草图，市委市府内部多次研究，但没有向社会公布。
当年4、5月份是鸣放最热闹的时节，党报有意识地组织大量的采访报道见报。5月17日，一篇名为《畅谈民族形式和保存古建筑——梁思成访问记》的报道刊发在《北京日报》，梁思成向记者谈了坚持民族形式探索和城市改造中应注意保护古建筑遗产的观点，其中说到“不能把古建筑看成是包袱，一味地以卸掉包袱为快”，批评北京市在处理古建筑问题上有错误，不该在城市改建中匆忙拆掉如双塔寺那样的古迹。特别提到城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在规划中并不是一个不能处理的难题，是否能把它处理好，也是对做北京规划的人的一个考验”。梁思成在这里提及了北京规划的要害之处，并罕见地回忆与市委领导之间的分歧：“解放以后，在建筑问题上我和党的意见还未取得一致，为这个问题，我曾经和彭真同志争论了若干年，他批评我对建筑的看法简直是暴君。然而我却认为真理是在我这一方面。现在回想起来，我过去对于建筑问题，确实忽视了经济因素，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其他的一些意见，我还是保留的。”这是梁思成最为大胆袒露心声的一次访谈，不回避争论，也坚持自己的看法，尤其力保古建筑等论点在京城影响颇大。
华南圭作为老都委会的总建筑师，与儿子、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华揽洪同在6月3日《北京日报》版面上“露面”，父子俩各刊有一篇文章。华南圭做了有关“北京城墙问题访谈”，似乎想为未来的北京总体规划预热和解释。在规划管理局保留至今的档案中，存有《新闻日报》该年6月5日的剪报，第四版上刊发北京专电《巍峨的北京城墙拆掉好，还是保存好？》，列举了市人大代表华南圭主张拆除城墙的理由：“一，拆除后可以使城内外打成一片，消除城郊隔阂；二，城墙拆除后，可以使城内外建筑的风格易于调和；三，可以在城墙的地基上修一条北京市的环形大路；四，从经济意义上来看，长达八十华里的城墙拆除后，可以多出大量的砖石。同时，他们还认为城墙并没有多大的历史价值。”华南圭的访谈发表在反右斗争前夕最微妙的时刻，针对性较强，与政治大局无涉，引发一阵社会舆论的小波动，这是政治大战前另一个角度的躁动。
在华南圭访谈文章见报的第二天，恰好《人民日报》记者叶迈到清华大学家中采访梁思成，梁当即表示：“我现在不愿意‘鸣’。昨天《北京日报》登了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的意见，我是很不同意的。可是你一边在‘鸣’，人家一边在拆墙周围的砖，现在已拆成‘周扒皮’了，你‘鸣’了以后又有何用？”梁思成在这里活用了当时名扬一时的《半夜鸡叫》的地主名字“周扒皮”，以此形容正在恶化之中的城墙现状。他对华南圭的说法多有不满，谈到华南圭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建多少高楼，叶迈描述说，只见梁思成顺手从书几上拿起了一块汉镜，说：你看这块汉镜不是可以铸四十个或至少三十八个铜板吗？又指着摆在书几上的陶俑说：把这砸碎铺马路不也很有经济价值吗？（见《人民日报》《内部参考》1957年25期《访问梁思成》）愤懑之情状，被形象地表露出来。
清华建筑系老学生、建筑学家陶宗震一直记得梁思成存在心里的大疑问：“他跟我们说过，‘我不理解，当年为保护城墙宁愿多牺牲解放军，为何现在要拆城墙？’1948年解放军围北平城时，北大教授马某某到我家打牌，说这里是安全的，这是梁思成给解放军指定的保护区域。过去有人认为城墙不是建筑，只是攻防工事，战士们攻城有牺牲。还是危险建筑，花钱维修大。有人说，为何不对封建最后一击？为何不把天安门拆了，盖一个国务院。这是我亲耳听到的。”（2002年2月6日陶宗震口述）陶宗震就听到都委会有人公开说，梁思成“在城墙上办城市花园”之说就是瞎扯。通过师生之间的亲近接触，陶宗震感受到梁思成心中久存的不解和疑虑，以及外界那种巨大的排斥和隔阂。
从6月初华南圭访谈刊发，截止到9月初，城市规划管理局共收到涉及华南圭访谈的38封群众来信，有35封来信反对华南圭拆除城墙的意见，其中有6位上海读者，只有3封信同意拆城墙。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人员分析道，反对拆除城墙的来信也是大同小异，只强调是古迹，应留给后代子孙来看，信内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可以给这些写信者办一个简易的答复。
9月10日，城市规划管理局干部谢友发整理出一份《关于对北京城墙废留问题的人民来信》，上报给局领导佟铮，内中摘引了部分来信的内容，以供市里领导阅读参考。
态度最激烈的当属西苑大旅社一楼刘载涟，6月3日读了报纸文章，按捺不住，6月6日就写信寄出，是最早的表态者之一 。他写道：“华先生认为拆掉城墙有经济上的意义，并计算了可产生多少材料。这不过是特别败家子过日子的办法。”他举例称，军阀时期张作霖“大元帅”在北京时，就借口便利交通把皇城拆了，北京城的破坏从那时开始。拆宣武门瓮城，结果亏了本，因为瓮城只外边有砖，内部是土，费的工多而卖的钱少，所以亏本。张作霖拆除皇城及东西西单牌楼，至今为北京市民所痛恨。他直接斥责华南圭，怀疑他在北平市府任职时的情况：“华先生在军阀时期作什么官，我不清楚，国民党时作为北平市工务局长、服务的年代，不可谓少，对于北京并没有什么建树，现值‘皓首苍髯’之年，献此‘焚琴煮鹤’之议，似亦大可不必。”他在信中末尾妨不住地感慨两句：“北京的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三座门都消失了，街道上的牌楼也没留下一座。”
华南圭在访谈中举了国际饭店、新侨饭店两个例子，说因为受到城墙的妨碍，正门不得不对狭窄的小路，假使城墙不存在，则这两座旅馆就能面对滨河大路，风格壮丽，非笔墨所能形容。刘载涟在信中对此质问：“那么据华先生的意见，不过为两个饭店的壮丽而把数百年的古建筑牺牲了。拆除城墙，使崇文、正阳、宣武三门陷于孤立，三座城门巍巍屹立，显得两个饭店太微小了。两个饭店的门口狭窄，把街道展宽就可以解决，何必一定要拆除城墙呢？”读者刘国城6月5日也给《北京日报》写信说：“明明雄伟的城墙先存在那里，设计新侨饭店的人员为什么不考虑这点，这不是睁着眼睛碰墙还怪墙不对吗？”
有实际生活经验的读者陈士廉来信建议华（南圭）代表“最好找拆过城墙的同志谈谈，或自己去劳动体会一下”，他描述了城墙拆除的难度和不易，反驳华南圭所计算的拆除城墙的经济价值，即可拆下六亿墙砖与土方：“北京的城墙都是灌过浆的，不单拆时要损坏很多砖，拆下好的砖，上面附着的灰浆很难刮净不平，就影响建筑。并且外面一层砖大部分已分化，疤痕累累，不堪使用，且拆除困难，一镐下去仅有一小坑，又需多少运费运出。”他不同意华南圭“城墙隔绝城乡的统一，不好打成一片”的说法，他举出反证：“多少年来也没有因为前门的城墙，影响到前门外的繁荣。”华南圭在访谈中说，如在城墙上修公园，老人、孕妇上下不方便，并且不易灌溉（浇水），陈士廉就此反问道：“那么佛香阁排云殿，以至玉泉山、白塔都应该拆除了，拉成平面以利孕妇老人？”他在信末也调侃、抒发两句话：“华代表忘了北京还有些利于老人孕妇游玩的公园，况且一天工作完了上了城上公园登高远瞩，心旷神怡。”
读者苏云塔致信北京日报，以署名“永定门老工人”的身份呼吁留下城墙：“请留下吧，让千百年后的子孙能认识。并希望能在原有的情况下，清理它的创伤，加上美化，让它成为美丽的环城公园。”
赵登禹路144号的金岱峰具体设计了城墙电车的模样：“利用现有的城墙，仅仅拆去其上半部，城墙大约高十公尺，那么我们可以拆掉上面的五公尺，将拆下来的砖石、土方，填集在城墙的外侧，将城墙的厚度加宽，这正好当作高架环城高速度电车的路基。城门楼最好保留不动，稍加修缮，使可当作高架电车车站办公室。”地安门东板桥西13号的高汉则想像了电车在城墙行驶的高速度：“在超越各个城门及豁口的地方，建如长虹般饰有民族形式装饰的长桥，远远地望去，每间隔几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度流线形的列车由灰色的城墙上飞驶过去，这会使首都更为美丽雄伟。原有的城门门楼，可以改成为车站，乘客由下面乘电梯到站台上，乘上高速度列车，几分钟后就可以到达旅客的目的地、另一个车站。”他兴奋地表示：“将来乘车绕城区一周游览全城的风景，也是将来来首都游览的中外人士的一件最有兴趣的事。”
正义路3号的宣振庸7月21日的来信，其中写了几句警句般的文字，让读信者印象颇深：“有老城墙上的环行路，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可以说是天马行空，堪与苏联地下铁道比美一时。”
面对这些群众来信，按照规定，必须有所回复，这让城市规划管理局办事人员有点为难。8月23日他们给市人委会办公厅复信，简单谈了给群众回复的大致内容，请示内容上妥否？他们归纳了群众来信的诸多意见：“对于处理城墙的意见，一向很多，有人主张全部拆掉，有人主张全部保留，有的主张利用它，建设高架电车，有人主张拆掉城墙，保留城楼。”在草拟的回复稿中，他们依据以前的模板写出城墙的命运轨迹图：“我们认为，城墙现在已经开了三十多个豁口，有的处已经塌掉，很难利用作高架电车。从长远来看，保留城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对城市生活还会有妨碍。因此，在将来必要时，把城墙拆掉是适宜的。”他们也委婉地写出城墙暂时保存的理由：“以目前实际生活来看，城墙对于减少环城铁路的噪音和防御风沙还有一些作用，只要在妨碍交通的地方再开豁口就行了，没有必要马上拆除。这不是当前首都改建中的急迫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研究。”
对于这么多的群众提了修建城墙电车的建议，他们拟了文字稿作了技术性的回复模板：“高架电气铁路，噪音较大，对居民工作生活很有干扰；居民登高乘车，且有河道及滨河路，上下不便，费时较多；城墙现已有许多豁口，且有多处墙壁已挖空，有的亦已半面坍塌，仅有的城门楼，改造成车站亦有困难。”（见城市规划管理局1957年9月《关于对北京城墙废留问题的人民来信》）
8月13日，市人委会办公厅处理人民来信组给都委会转去37封群众来信，汇编为一册《群众来信》。在第9页刊发了住永定门的老工人苏玉增的一个漫画，画作中一位城墙老人模样的伸头说：“有人说我已经阻碍人们走社会主义，朋友，没想到我们永别了。”护城河卷起的浪花模样问：“难道没人替你说话了吗？”
金鱼胡同9号彭杰民6月13日写信给市人委会办公厅，举了几个例子：“为了保持古建筑，莫斯科在展宽街道时，曾设法把高尔基大街整幢的大楼向后移动。华沙在修建时几乎一砖一石，都是在恢复旧有的风格上建立的。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前夕，党和解放军也特别注意古建筑的保护。”他气愤地表示：“现在一部分城市规划人员却人为地、轻易地想把它从地图上抹掉，真是粗暴之极，都是充分的败家子的作风。”
东四五条52号的夏言给《北京日报》写信道：“北京城墙从历史意义上来看，它代表我国五百年前劳动人民的作品之一。城垣是我国老城市的一种特点，从整齐上美观上来看是可以代表我国古城的典范之一。”他认为华南圭“拆除城墙后，城内外的建筑风格容易达到配合和调和”之说不正确，因为“北京城有北京城的特点”，“什么是精华，当它是一部历史性的代表作品就是精华，北京城墙何况不是呢？”
在这册《群众来信》中，赞成拆除城墙的来信只有一封，是果子市后门七号的吕哲君写的。他在信中写道：“城墙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在历代修城就是为了防守刀兵之乱，为了保护皇帝和官宦们的生命财产。就根据大小不全的范围筑起大小不全的圈圈，甚至恶霸地主也围一个圈圈。今天城墙对于人民的利益方面没有什么好处，妨碍交通，使城郊隔阂，空气不得流通，废存国家建筑资源。如果把城墙拆去，盖上一望无边的大楼，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菊蓝（？）。”
这一段是五十年代群众来信提议在城墙上修建电车的最多时候，也是他们竭力向政府部门坦陈城墙利害关系的阶段。他们有十足的热情、充沛的想像，希望城墙能够“古为今用”，融入到新时代中去。眼见着城墙日益的衰败和间断性的拆毁，到了1958、59年之后，有关城墙电车的建议就基本无人再提，许多市民怀揣的城墙电车的梦想由此破灭。
二
1957年5月是政治风云涌起、晦暗不明，热闹而又蕴含多种可能性。此时组织一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北京市视察工作，结束时开了一个座谈会，市里领导听取大家的发言，与会者谈论最多的是城墙的保护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曾担任多个北洋政府要职，经历丰富，居京大半辈子，座谈会上他首先说起北京城墙的问题，但比较杂乱，多以插话的形式进行，譬如他说：“保存古物中可以保存一段城墙”、“可以拆箭楼，但应保存正阳门”、“城墙拆下的材料，可以有计划的使用，如将前三门拆掉后，可以加深护城河”。国务院老参事陈公培的意见是，“现在拆城墙是无计划的拆，东一个豁口，西一个豁口，应该是有计划的拆。”他们先是大体同意拆除城墙，但又强调“有计划”地拆除，适当要保留一段城墙、城楼。当时有的报纸在报道时，归纳叶恭绰为首的这一派意见，即应该拆除城墙，但是要有计划的拆，有些已经坍塌或损坏的，可以先拆，而目前还比较完整的城墙，则应该绿化，加以利用。
想像不到的是，两三年前老文史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曾在全国范围内因《红楼梦》问题遭批判，情绪不稳定，在外面活动沉默寡言居多，这一次竟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对北京城墙、天安门广场设计及文物保护的问题郁结在心，出言大胆，有所批评，一吐为快：
城市建设与保存文物是有矛盾的，北京是个文化古城，矛盾是显著的，如拆城墙，可以拆外城，但可以留内城。从全国来看，应当保留几个文化城市，如苏州、南京、如北京的内城。从远景发展来看，城市公共交通必须建设地下电车，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可以保存地面上的古物。
……远景规划上，计划把天安门广场从现在的范围还要扩大很多，这种作法是不妥当的，原因是天安门广场上应当衬出天安门是个主体，现在天安门的规划正好是这样的，如果再扩大则显不出天安门是主体了，如果只是为了五一、十一的群众集会，再扩大广场是不值得的。因此应当将天安门、广场、城墙等文化古物形成一套东西，保留北京的文化古城的特点，不能是各行其事。
……北京市的建设规划，有近景，有远景，也应当有更远的景，如古迹的毁损，是一去不返、无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如果交通便利，放宽道路，四通八达，原是对的，但远景看，北京市一天一天的发达既是必须的趋势（如果限制人口在多少万以内亦很困难）。将来交通的布置决不能全在地面，单靠放宽街道这一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塞的问题，最后必须建设地下铁道之类，像其他世界名都一样。假如放远了眼光，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则城市交通和保存古迹这个矛盾就不必那么尖锐，而且可以适当地解决，像以往北京市的建设，对文物古迹的重视是不够的。
……北京最大的一个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北京市府尚在考虑中，听他们说，似乎主张拆的成分要多一些。我主张郑重考虑，分为两点说，一是从全面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是否所有的城都拆，还是要保留有历史意义的一部分？假如保留一部分，应保留哪几个？这些问题，应请中央方面研究指导，像北京这样的城，我个人认为应在保留之列；二是从更远的远景来看，这意见上面已说过一点了，都市规划随着发展，可能不断地变化，但历史建筑文物只有这么一件，如依某种规划它毁坏了，等到另一件规划又需要经时，它早已化为烟云了。所以目前应该尽可能多保存一些。城墙虽早已失却军事防御的价值，而且为居民造成若干的不便利，远从前清末年，全国各地已在拆除了。若从另一角度看，既用天安门做我们国家的徽章图案，那么，不能说城墙代表封建意识，也不能不说它是一种建筑美术。北京的城墙，跟天安门配合成一整体。我们要建设首都，美化首都，不只使它成为全国的名城，也将使它成为全世界的名城。一面现代化，一面保存古代的、民族的特点，虽然有些困难，应该是可以办到的。若仅仅触目皆是高大的洋楼，宽广的马路，美则美矣，却远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也不能满足世界来游者的想望。
……我也看到关于天安门广场的种种规划，要比现在扩展得更多，认为也不大妥当。广场的建设有一个中心问题，不只为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的方便，更主要的要显出天安门的伟大，建筑有一定的比例，并非愈高愈大便愈伟大。正因为这样，如比例不合式，原来觉得伟大的便显得渺小了。譬如北京市府决定天安门四周的建筑物不宜太高，这是正确的，同样，广场也不宜太宽了，宽阔无边。用文章来作比方，四周房屋高，广场面积过宽，有些喧宾夺主。“天安门”主题便不够突出，而天安门既用来作国徽图案，这主题必须突出才好。
……也要考虑广场的实用问题，如按照“国际劳动节”“国际节”的情形作标准来规划，能容纳通过愈多的人当然愈好，“五一”“十一”不过两天，一年还有三百六十三天，这广场似乎闲着，利用率相当的小。在布置上也须考虑平时的情况，太大了更不合宜，有些方案的模型，似把它做成中山公园外的公园，使首都人民平日可以游憩，这是很好的。（见1957年5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57年5月视察北京市的座谈会意见》）
俞平伯直接表态“不能说城墙代表封建意识”“古迹的毁损，是一去不返、无可弥补的损失”，甚至说天安门广场的设计需考虑实用问题，不能面积过大，大而不当，太大了不合时宜。他说：“‘五一’‘十一’不过两天，一年还有三百六十三天，这广场似乎闲着，利用率相当的小。”心直口快，还让人略感到一丝丝嘲讽之意。这种观点鲜明的发言在当时稍显出格，心有不惧，敢于说出多数与会者的心声，见出老学者对古城的一片爱惜真心。事后看，发言的节点刚好在5月份鸣放高潮的日子，危险系数甚高，有多少人因“提敏感意见”的言论被上纲上线，罗织罪名而沉入深渊。但俞平伯早已是被“痛打过”的“死老虎”，发言的政治批判程度也不算激烈，上层也就懒于追究责任。
这像是俞平伯近乎天鹅绝唱般的言说，以后再也难见他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带有公共话题的言论，空间丧失，尺度不再，激情泼灭。他对北京古建筑的眷念、对城墙的期望、对广场的希冀，都在那一时刻迸发出来，呈现了透彻的说理的学术风格，随后的政治风暴袭来，他又把这些沉入心底，随着古城及城墙的衰落而隐忍不发。这段五七式的发言，将是俞平伯生命史上大爱的张扬，他爱古城的模样、爱城墙、爱昆曲，爱古城的一切文化遗物，瞬间照亮他的深沉的文化底蕴。可惜的是，一切都是事与愿违，让他心爱的文化命根丢失近大半。
城市规划管理局领导们对于这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视察意见还是给予高度重视，几次修改回复文字，既要坚持上级领导已定的原则，又以柔软的“身段”尽力抚慰，以“继续研究”的名义来“拖延”执行的时间，最后确定了这样的正式版本：“关于城墙的存废问题的意见，对城墙的意见一向很多，有的主张全拆，有的主张全保留，有的主张利用它建立高架电车，有的主张在城墙上搞花园，有的主张拆部分墙保城楼，有的主张保部分墙、部分城楼，有的主张拆墙保城楼。对此问题，我们认为不是当前首都建设中的急迫问题，可以继续研究。并拟在做环城滨河路规划时，就保留与拆除二者各做一个方案，进行比较其利弊。”
他们又重申了已定的大政方针：“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我们的方针是保护、拆除、迁移和改建，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是不对的，而一概保留、甚至使古建筑束缚我们的发展，限制我们生活的观点和做法，也是不对的。”原来最后一句用词“不对”是“错误”，领导们衡量再三，觉得“错误”两字意思过重，定稿时把它替换。
（未完待续）
来源：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