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涟水汽车站有个约会
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儿，那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约会，充满期待充满希望，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和一个女生约会。
约会的地点是涟水汽车站门口，是长途汽车停靠的地方，时间大约是上午九、十点钟。具体时间说不定，因为我从北京过来，经过徐州到达淮阴，中间会需要两三天。那天早上，我从淮阴坐长途汽车过来，大约九、十点钟会到涟水，我们的约会就定在那个时间。
她叫蓝，蓝是她的姓，我心里一直这样叫她，显得亲切。她是我高中的同学，跟我不在一个班，我们两个班的教室挨着，我时不时就会看到她。她不是我们本地人，听说她没有父母，跟着姐姐姐夫生活。姐夫是部队的军官，调防到我们县城，她也随着姐姐姐夫来到涟水，插班在我们年级。她的到来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因为她很漂亮，身材颀长，面容俊俏，天生就是一个文艺青年。她来了不久，就在我们全校的一个文艺晚会上露面了，她会跳舞，跳的很美。她跳舞的时候，周围的几面彩旗随着她一起舞动，非常好看。她还会唱歌，歌喉很美，她最擅长的是东北民歌。我记得那天晚会上，她唱了东北民歌《妈妈娘你好糊涂》，返场几次还下不了台。从那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全校很多人都在哼唱《妈妈娘你好糊涂》，至今我记忆犹新。她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非常悦耳。我们说的都是本地土话，她听了常常发笑。她的服装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有些我们都从没见过。而我们都穿着本地的土布衣服，又脏又旧，相形见挫。
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尽管我非常想和她搭讪。《妈妈娘你好糊涂》我也唱的很好，我想和她一起唱，但是我没那胆儿。我那时又穷又矬还不是个团员，经常很自卑，我觉得她是那么高不可攀。
我坐在从淮阴开往涟水的长途汽车上，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就要见到她了。这场约会是我发起的，我从北京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并不知道她的地址，但知道她姐姐的工作单位，是让她姐姐转给她的。我说我某天某日上午会到达涟水，如果她有空，想见见她。我对她会不会见我并没有把握，我虽然上了大学，但是还有点自卑。想不到她很快就回了信，她说她那天上午会在涟水汽车站等我，还加了一句不见不散。
我坐在长途汽车上，希望汽车开得慢一点。我心里很乱，对即将到来的约会，我胆怯了。因为没有买到去淮阴的车票，我在徐州多住了一天，现在我的口袋里只有两毛钱，别的什么也没有。见了她以后我们去哪里呢？去公园我没有钱买门票。中午在哪里吃饭呢？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如果下午还走不了，晚上住到哪里呢？住旅馆我没有钱，跟她去她姐姐家里，这怎么可以呢？这是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我不能一下车就跟她伸手要这要那，我是一个男生，是一个男人，我不能呀！但是又怎么办呢？我无数次的作出决定，又无数次的推翻，最后我心里说，姑娘，对不起了，我没法见你，我要开溜了，你骂我吧，往死里骂。我真的对不住了，我没有办法面对你。
汽车已经进了涟水县城，离我熟悉的那个涟水汽车站最多还有一公里，我决定不见她了。我收缩了一下身子，尽量隐藏自己。涟水汽车站到了，我们约定的那个地方到了，我们约定的那个时间也到了。我看见了她，远远的，她穿着一身蓝色连衣裙，那是海洋的颜色，那也是天空的颜色。几年不见她还那么美丽，脸上有几分着急有几分期待，她着急的样子是很让人心动的。
汽车停下了，下车的人纷纷下车。她在人群中寻找我，我坐在车里的后排座位上。把头深深的埋在座椅下面，我怕她上车来检查，但是她没有。汽车开走了，我和她错过了，错过了这一次，也错过了这一生。
听说这件事后来在涟水的同学中间传开了，大家很义愤，骂我不是个东西，还有人扬言见到我要揍我一顿。
她一共去涟水汽车站等了我四天，每天都要等到傍晚汽车站锁门才会离开。第五天她要再去汽车站的时候，她姐姐发火了，她姐姐说你要还那么犯傻就别再回来了。
后来她就病了几天，这些我都是很久以后才听说的。
我撞破了玻璃柜台
我要去县城上中学了，这对我是一件大事，对我们家更是一件大事。
以前我没有自己的被子，我在家无论是冬天夏天，都是和父亲、兄弟一起盖一床被子。我们经常为此争吵，被子都让你拉过去了，我还睡不睡呀？这回好了，我要有自己的被子了。这事不归我管，是我父母操心的事儿。不知他们怎么东拼西凑，真的给我弄了一床小被子。还给我弄了一张席子，那是以前哥哥上学用过的，有点破，这个我无所谓。关于我的服装，父母也很发愁，我那身衣服，不管是棉的还是单的只能在家里穿，怎么能穿到城里去呢？城里那么多人，丢人不丢人呢？我那衣服更不能穿到学校去，那么多学生排队就显你了。我父母决定给我做一套新衣服，这是我长到十几岁的第一次，以前我都是穿哥哥的旧的，有时也穿家里其他人的旧的，我好像还没有穿过新衣服。那时秋收刚完，我们家的玉米囤子堆得老高老高的，那是我们全家的口粮。因为要给我做一身衣服，父亲决定卖玉米。旁边有一个木轮车，父亲把装好的玉米口袋放在木轮车上，我眼看着玉米囤子矮了半截，我有点心疼。
父亲推着木轮车，吱呀吱呀的走在前边，车上放着三口袋玉米，我跟在父亲后面。卖了玉米父亲就去买布，以前我的衣服都是家里大人缝的，粗针大线不大好看。这回儿子要进城了，父母决定请镇上的裁缝给我用缝纫机做，在家里人看来，城里是另一个世界，我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走进了城里的那个世界。
一天中午，我去找班主任请假，去街上买一支铅笔。班主任是个女的，很年轻。我找到她住的宿舍，她一个人住，关着门。我刚从乡下来，也不知道敲门，就扒着门缝往里看。因为天热，老师穿着一条内裤，把双脚高高的伸到蚊帐顶上。我说老师我要上街买铅笔，老师的腿还是举得高高的，说快去吧，快去吧！
我一路小跑，在大街上找到了那个卖文具的商店。我一进门看见前面站着好多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我从人缝里看见了柜台，天呐！这他妈是什么东西？是柜台吗？怎么会有这样的柜台？我们镇上的柜台都是土坯垒的，结实着呢。供销社的柜台是砖头垒的，上面还抹着水泥。没人的时候，售货员把屁股坐在柜台上，我还见过他们躺在柜台上。眼前这柜台是什么东西？哦，是玻璃的透亮的，里面什么东西都看得见。怎么会有这么大块的玻璃呢？我想挤到前面去看个究竟，可是也有人横着挤我，我看他们大多不是来买东西的，好像就是来看这玩意儿的，有人还伸手去摸前面的玻璃。我听售货员喊，别摸呀，别摸呀，摸坏了要你赔！摸玻璃的人赶紧把手收了回来。
我人小个儿也小，很快就从人缝里挤到了最前面。我都摸着玻璃了，挺光滑挺亮的。我的腿也蹭着玻璃了，我觉得人家的玻璃比我的裤子干净，我赶紧挪了挪腿，心里提醒自己，千万别把它碰了。我蹲下去看玻璃柜里的东西，也就是些铅笔墨水文具什么的，稀稀拉拉的摆了一长溜。墙上挂着好多毛主席像朱德像刘少奇像，那也是让人家买的。我蹭到了放铅笔的地方，这柜台真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瞧上了一支铅笔，抬起头正要对售货员说话。这时他妈的不知道哪个冒失鬼横着撞了我一下，我的膝盖往前一顶，咔的一声，前面的玻璃裂了一个长长的缝。天呐，这可不得了！围着的人一下都散开了。我吓得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好像被谁使了定身法一样。恍惚之间柜台里的人一把揪住了我的领子，我赶紧说不是我碰的，是旁边有人推我的。我一转头想找那个人，但是我真不知道是谁。那些人一看大事不好，都纷纷向门口走去。我心里骂道，操你妈的，王八蛋你害了我！柜台里的人说我不管，我看见就是你撞的，你说怎么办吧？我看着他有点想哭，但是还是忍住了。我浑身有点发抖，声音也颤微微的。我说我身上只有两毛钱，还有一支钢笔，别的我什么都没有。那人说你不要想跑，跑不了的，跑到哪里我们都能找到你。你是哪个学校的？我照实回答。几年级？我也照实回答。哪个班的？我仍照实回答。你叫什么？我说了自己的名字。他说你要不赔，就找你们校长。这句话吓死我了，我们的校长是一个穿呢子军装的转业军人，会不会开除我？
揪着我的售货员和旁边另外一个售货员商量了一下。另外那个人说，把他的两毛钱留下，买点胶布，先把玻璃粘好，具体怎么办以后再说，他是学生钢笔还是留给他吧。那个抓我的人松开手，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对我说，把你的姓名班级都留下，我们的领导今天不在，等他回来我们向他汇报，有事再找你。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那个商店的，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学校的，一下午老师讲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的眼前老是那块裂缝的玻璃。我想要我赔我拿什么赔呢？那东西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只有一头猪，猪是春天买的还不够大，还不到卖的时候。
晚上我躺在床上，那是个双人床的上铺，离天花板很近。我睡不着，但是我很快就睡着了。夜里还下床，到门外的尿桶里撒了一泡尿，尿了很长时间。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段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能把老子的屌咬了？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很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社会上那些人的流氓习气，是不是也都是逼出来的呢？当时我没有答案，至今也没有答案。
第二天没人找我，第三天也没人找我，一个月也没人找我，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但是很长时间我都绕着那个商店走，我怕他们会认出我，把我抓进去要我赔。
六年以后我上了北大，我们的第一堂写作课，老师让我们自己命题。我就写了我打碎玻璃柜台这件事。过了几天，老师把我这篇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给全班朗读，听得人昏昏欲睡，我也昏昏欲睡。
庄上的两个兄弟
有一年春天，我去南方出差，因为离老家很近，我便抽空回去住了两天。真是巧啊，我在庄上碰见了一件大事儿，那热闹劲儿至今难忘。
我们的庄子是个大庄子，从东到西排列着几十户人家。东头的人家都姓徐，占全村的大多数。西头的几户人家是杂姓，姓王姓李姓周的什么都有。
有一年，大概是80年代吧，西头的王家同时回来了两个重量级人物，弄得全庄很是热闹了好多天。先回来的叫王小龙，是从台湾回来的，他的身份是台湾老兵，当时很受大陆人的欢迎。后回来的叫王大龙，是王小龙的亲叔伯兄弟，他是从北京回来的，是解放军的一名高官，在北京一家军事机关工作。
王小龙、王大龙是亲叔伯兄弟,大龙是哥小龙是弟，其实听说出生日期也就差了三天。他们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一起尿尿和泥，一起上小学，后来又在同一个夜里外出参军。
先回来的是王小龙，他从台湾转道香港又辗转回到老家。他回来之前，村里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家的门牌上一直挂着“烈属光荣”的红牌。每年过年，村干部拜年的时候，第一个就到他们家里。后来他老婆改嫁到别处去，那房子空了也就没人去拜了。他有一个儿子叫小锅，在县里工作，因为顶着个烈属的头衔，很受县里重视，听说已经是个不小的官儿了。王小龙回来以前已经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人们这才知道他还活着。至于他怎么去了国民党的军队里，他没有说，人们也不敢问。王小龙的命有点苦，老婆改嫁到几十里地外的薛家，生了三个孩子，老公也健在，不可能和他团圆了。他儿子经历了台胞和烈属的转变，对他的态度也淡淡的，说不上亲也说不上冷。王小龙在台湾就单身一人，开过一个小杂货店，现在已经退休了，闲着没事就一个人带着干粮去台北的阳明山泡温泉。
王小龙在庄上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黄金风暴，谁也不知道他那个皮箱里从台湾带回来多少项链多少手链。他一家一家的走，一户都没有落下。凡是女的，不管是80岁还是两岁，每人一条项链或者一条手链。凡是男的，也不管抽不抽烟，每人一包他从台湾带回来的好烟。这让村里人兴奋不已，人们没有见过这么阔气这么大方的人，谁家都想请他吃饭，从早饭排起一直吃到夜里，人们才恋恋不舍的和他分开。
王大龙比王小龙大三天，小龙管他叫大哥。大哥从北京赶回来。人们就想看看这大哥会对村里人有什么表示。王大龙也不是个等闲之辈。他一转眼就有了主意。他用高价在村里买了三口大肥猪，从镇上请来一个屠户，连杀三天，杀猪的场地就在庄前的打麦场上。有很多人围观看热闹，人们看着屠户怎么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转眼之间就把大肥猪刮得光光的，躺在那里活像一个白胖胖的女人。王大龙很大方，他宣布，全庄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每人三斤猪肉，多出来的猪内脏送给庄上的孤寡老人。那几天真是好啊，人们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日子，谁家的烟囱都在冒烟，谁家的锅里都往外飘着肉香。人们说话的时候，嘴上脸上都油嘟嘟的。
我和王家两位兄弟吃过两顿饭，因为我不擅饮酒，很快就被大家冷落。在庄上人眼里，他们两个是不折不扣的乡贤。而我囊中如洗，既没有黄金，也买不了肥猪，所以我便假装有事，匆匆的和他们告辞回了北京。
我听说他们兄弟又在庄上很热闹了几天。最先离开的是王大龙，他要回北京开会。他很忙，他就是一个人回来的，带着一个司机和一辆车。临走的时候，村里人往他的后备箱里装了很多花生、枣、白薯干、黄花菜、鲜豆角、老倭瓜，说是让他媳妇孩子吃个新鲜。听说大龙和小龙分别的时候，兄弟俩都哭了。哭得像他们小时候一样，一把鼻涕一把泪。王小龙又过了几天才走，他是一个深夜离开的。那天夜里，有人听见狗叫和汽车声，早上人们就发现王小龙走了。没过多久，人们又发现村西那个叫田瑞芳的田寡妇也不见了。有人说，她跟王小龙走了，是被王小龙拐走的。王小龙要把她带去台湾，当他的老婆。人们奇怪，就这么几天他们俩是怎么勾搭上的呢？也没见他们私下有什么接触呀。
村里有人开骂了，先是骂王小龙，说他在家的时候就是个馋猫，见了姑娘走不动路，还有人说他从共产党里混到国民党里，是不是跟他这个毛病有关。也有人骂田寡妇，说她在村里骚还不够，还要到台湾去骚，影响台湾人对大陆人的看法，影响两岸的和平统一。
其实，不少人说田寡妇是个挺好的人，她为人善良待人热情，跟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好。她长得又好，五官端正，身材高挑，凹凸有致，不像是干农活的。她嫁到我们庄没多久小丈夫就出车祸去世了，她也没有改嫁。有人说她是庄上的稳定剂，在她来以前庄上的干部经常打架，剑拔弩张，你死我活，村里的工作也搞不好，在周围都是有名的落后村。小寡妇有她的气场，她跟村里的干部和村里的富户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私下常有来往。她成了他们之间的润滑剂，她给他们互相传话，她在他们之间和稀泥，在他们之间缝缝补补，把好多疙瘩都弄的服服贴贴。也有人背地里说她和某某队长有一腿，说她和某个干部眉来眼去，还有人说她一个人去县城好几天，不知道是不是打胎去了。但是，这些话都是嚼舌头，没有真凭实据。
我见过田寡妇一次，她管我叫二叔，笑起来一口白牙，挺可爱的。
小寡妇走了很久，她给村里的一个相好的来过信，她说她和王小龙已经结婚，他们俩挺好的。
村里的一位老人说，两岸还没统一，他们两个就先统一了，算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大家听了哈哈一笑。
徐恒进，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文化部国际文献研究所干部，济南军区文工团创作员，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创作室副主任，北京艺术创作中心主任，《新剧本》杂志主编，编审。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她在月色中消逝》、《上帝派来的人》，报告文学集《神奇的翅膀》等，另外还发表一些影视作品，金炎导演的《神圣的使命》等。
来源：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