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参与老《今天》是在一九七九年初，当时北岛和芒克等人已经出版了《今天》创刊号，所以我不是有人所说的《今天》的创办者，只是较早参与的人之一。不过，我和老《今天》接上关系也并非另一些人所说的，是像周郿英、鄂复明等人那样在西单民主墙张贴的创刊号上留下姓名地址，然后在《今天》编辑部出现第一次分裂之后被北岛和芒克他们找去的，而是另有一段故事。
当时我是从内蒙古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七七级大学生。中文系有写作课，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等各种体裁都要练一练。文革虽已成为过去，但老师们还心有余悸，上课战战兢兢，讲的写作理论还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那一套。我的一篇小说习作被写作老师当作艺术性可取但有思想性问题的典范在课上讲评批判，还按当时“优良中差”四级评分制给了我一个“中”，也就是说，写小说这门手艺我差点就不及格了。不过，就如今天当局禁一本书反而会使这本书更走红一样，老师对我小说的批评反而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他们自然也另有不同的评价，这篇小说就在中文系同学中流传起来。有一个季姓女同学是和北岛住一个大院的邻居，一定是她向北岛提到了我这篇小说，而《今天》诗歌阵容强大，缺的是小说，北岛就托这个女同学把我这篇小说要去看了，然后带了口信给我，希望见一面。一天下课之后，我就跟着这位女同学到北岛家去了，当时我并不知深浅，作为一个外省考到北京的大学生，对北京的地下文学圈子一无所知，只当是去以文会友，所以没有太多的想法，况且北岛那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名声，我去时自然也没有什么崇敬之情和会见名流的激动，更不会预想到我从此要和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重要刊物有了不解之缘，甚至会影响到我的一生，用句北岛后来开玩笑的话说，“从此是上了贼船了”。
后来我才知道北岛在朋友圈子里有个绰号叫“老木头”，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比较严肃，老成持重，甚至有些木讷。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北岛那副严肃的样子，给我感觉是这次见面有点像“领导找你谈话”。他家不大，进门后先是一间会客吃饭兼用的房间，但北岛没让我坐这间“客厅”，而是把我直接让到一间里屋，看上去是他父母的卧室，他把父母“请”到“客厅”里，然后关上门和我“密谈”。他问了我的经历，又对我那篇小说做了中肯的评价，然后告诉我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今天》，当场还送了我一本。他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小说也交给他们发表，还希望我参加《今天》做些编辑工作。他的语气严肃，目光凝重，显然是在告诉我这件事的政治风险。我倒没有犹豫，欣然同意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上的“瓷像”，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文学作品。我答应得那么痛快，并不说明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有大无畏的气概，而是因为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危险。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类似文革初期，西单墙那边大字报小字报无头状子油印刊物已经贴了一大片。在大学里，学生们也都跃跃欲试，中文系的学生更是自办诗社和油印诗集等忙得不亦乐乎。在这种大气候中人是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大风险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些参加过一两次大规模运动，比如七六年或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然后就自以为是英雄的人，就觉得自己很“辉煌”的人，往往是让人可笑的。参加大规模群众运动其实是无需多少勇气的，只有那些在大众普遍沉默时敢起来孤军奋斗的人，才是真正让人钦佩的勇士。
过了几天，北岛就带我去参加了一次《今天》编辑部的会议。我先到他家，然后两人骑着自行车一起去。那时我对北京还不熟悉，只记得北岛带着我在北京的那种小胡同里七拐八拐，转了很久，那感觉就好象是他还不信任我，怕我记住地址，直到把我都转晕了，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他才带我进了一个像贫民窟一样的大杂院，进了杂院深处一个昏暗的房间。房间里已经有了六七个人，都是男的，没有一个胖子，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样子。北岛把我介绍给大家，大家都用审慎的目光看着我这个陌生人。我记得那时《今天》编辑部还没有发生第一次分裂，分裂应该是这次会议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座的人除了我后来再也忘不了的芒克和黄锐，还有一个叫张鹏志的。我对这个名字有特别印象是因为后来我总以为那个名噪一时的作家张承志就是从《今天》分裂出去的张鹏志，直到后来见到张承志本人我才知道这是个误会。 这次编辑部会议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好像是谈了第二期稿件的事情。我还记得在座的人除了北岛、芒克和黄锐，其他几个人也都在上大学。后来分裂出去的人就是那些上大学的人。因此，他们的那种不同立场看来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愿意保持更纯粹的作家和学者的身份，反对《今天》和西单民主墙的其他政治性民运刊物联合行动，因此宣布退出了。后来我也知道，其实这几个人自己并不搞文学创作，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有一个人后来还在美国拿了博士，在波士顿工作。一九九二年我和北岛到纽约 开会，一批参加过西单民主墙活动的老朋友如刘青、胡平等人搞了个聚会，这位前《今天》元老也从波士顿赶到纽约来参加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