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焦世宏多年前将母亲秦瑾从北京接来洛杉矶奉养，老人家去世之后，世宏世安姊妹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手稿，将之出版了，世宏认为这是母亲一直想说的话。
封面上，年轻俊朗的焦先生与美丽的秦瑾幸福地微笑着，这是一帧他们婚前的照片。
我最后一次见到焦先生是残酷的一九六七年初，北京人艺“海棠院”西厢一溜房间全部贴了封条，里面堆满了被查抄的物资，只剩了外婆的卧室，也就是原来的客厅用砖墙隔出了一小块地方，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一个小碗橱。西厢房最南头的自家卫浴成了公共厕所，挂着“女厕”的牌子。在厕所门口我撞见了被折腾得变了样子的焦先生，他刚刚将厕所收拾干净。毫无阻碍地，我高声称呼他“焦先生”，无论文革风暴多么狂烈，无论别人怎样遭践他，焦先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戏剧家，人艺这个烂泥坑鱼龙混杂叔叔阿姨多着，被我一直称为先生的只有这位说一不二的大导演。我见过焦先生排戏，排演场里静悄悄的，人们竖起耳朵，听焦先生的指示，他的声音音量不高却有千钧之力，这力道能够移山填海，能够把平庸的演员变成“表演艺术家”，能够让整个舞台活起来，能够让一出戏顶天立地。我也永远记得那只导演铃，舞台上的排练不对头的时候，焦先生按铃中断排练，指出问题，再重新来过。那时候，少年时代的我见到工作中的焦先生，佩服得不得了，心里想，没有焦先生哪里有什么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
舱房外，密西西比河静静流淌，那么壮阔、那么恬静、那么优雅。我颤抖着手指，翻开这本回忆录，惨烈的记忆翻江倒海而来，我只觉得心痛如绞、肝肠寸断。我不知道的焦先生伟岸的身影从漆黑的暗夜中浮现出来。秦瑾女士这样说：焦先生“从来不属于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包容他的力量。”不见容于时代、不见容于阴谋与权术、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坚持个人的理念绝不妥协，绝不苟且偷生，焦先生不可能不深深陷入灾难之中。
曾经留学法国的焦先生不但精通法文也精通拉丁文，若是不涉足戏剧，他很可以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但他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返回故国，不党不群，清高孤傲地凭着自己超人的才华以及超人的勤奋投身戏剧改革与戏剧教育。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拥有富于民族特色的戏剧。他遭到了一连串的阻挠，但他从未后退半步，精于算计的曹禺曾在文革后期公开嘲笑焦先生“傻”。焦先生一派清明，他早已看穿了他身处时代的荒谬与残酷，他绝不委曲求全，遂成为二十世纪东方真正的普罗米修斯。
一九四一年大后方的江安戏剧专科学校，焦先生一手擎天竟然在条件极差的环境中将莎翁的《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他不但是编剧、导演，也是舞台布景、服装、道具、灯光的总设计师。然则，戏搬到重庆之时却全然失去了原样，焦先生愤而离去。“劳而有罪”的状况自此伴随了焦先生坎坷的一生。然则江安剧校的阴影要到文革中才爆发，身为教授的焦先生曾经被安上了一个什么委员的名头而自己全然不知。北京人艺的夏淳、苏民、田冲、周瑞祥们却是“知情者”，他们要焦先生坦白交代的是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于是焦先生的“历史问题”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平反。一九七九年，焦先生获得了清白，然而，为时已晚，这位被诬陷、被折磨、被欺凌的不世出的戏剧家早在四年前已经离开这个污七八糟的世界。无论北京人艺说些什么样的好话来恭维他，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在重庆，焦先生在贫穷与病苦中奋力翻译俄罗斯戏剧家丹钦柯的回忆录，因为没有丹钦柯就没有斯丹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契诃夫也是因为丹钦柯才成为戏剧家的。焦先生在战时念念不忘的是怎样让中国的戏剧工作者了解戏剧艺术是怎样形成的。这本书也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才得以出版。在重庆，焦先生也翻译了匈牙利作家的《莫扎特》，并易名为《安魂曲》。事实上，与莫扎特的辉煌与不幸有的一比的，正是焦先生本人。更有甚者，他自己关于文学戏剧、表演、舞台美术、服装、化妆、道具、布景、灯光的研究与著述都没能保存下来，全部毁于文革。这种文化资产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一九四九年之后，焦先生被当局排除于戏剧界之外，在师范大学教书，广受师生欢迎。如果这样的日子继续下去，很可能焦先生会有比较愉快的学术生涯。然则，老舍先生的《龙须沟》到了他的手上。人们找到焦先生，因为焦先生与老舍先生旗鼓相当；排演《龙须沟》是“政治任务”，因为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的老舍先生被视为“统战对象”。焦先生对政治毫无兴趣，但他被老舍先生的语言迷住了，无日无夜加工剧本期盼著将这出戏顺利搬上舞台。老舍先生这样说：“这本戏写起来很快，可就难免这里那里有些漏洞，经焦先生费心东安一个锔子，西补一点油灰，它才成为完整的器皿。”两位先生自此成为知己。然则，焦先生的苦恼并没有完结，为了于是之演的程疯子戏出不来，情绪曾经大受影响。但是一九五五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运动中，焦先生被视为“俞平伯式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于是之这个被焦先生掰着手教出来的演员趁机发难，狠狠攻击焦先生，让焦先生非常痛心。但这还只是精神方面的折磨。在政治挂帅的中国，政治运动不断，精神的折磨永无穷尽，到了文革，更加上了身体上的摧残。北京人艺的流氓打手戴进德竟然无缘无故地暴打焦先生，震坏了他的视网膜，视力大幅减退，再加上小小住屋阴暗潮湿，室内几乎无法见物，精神与身体的煎熬愈甚。焦先生硬撑，老舍先生已经被逼死了多年，焦先生却在横逆的摧残中硬撑，为了一个在乡下插队一个在工厂做工的两个女儿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自我了断而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焦先生硬撑到肺癌晚期，自然死亡。距离文革结束，还有整整一年半。弥留之际，人艺还派人来到医院煎逼，要他“坦白交代”。此时，女儿世宏排除万难刚刚回到北京，焦先生嘱咐她同妈妈住在一起，绝对不要住到人艺去。这竟然是焦先生最后的遗言。一位学识渊博、充满理想、择善固执的戏剧大师就这样告别了人寰。
密西西比河无声流淌。凄婉、哀伤的蓝调在演艺厅响起，我痛哭失声。“不哭，不哭，现在没事了。”杨柳树下站着白衣黑裤满脸含笑的老舍先生，他身边站着西装笔挺、高大伟岸的焦先生，眼神清澈，一脸书卷气。
韩秀，本名赵韫慧（英文名Teresa Hanen Buczacki），美籍华文作家。生于纽约曼哈顿，1948年至1978年间成长于中国大陆。韩秀曾任教于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在欧洲期间，韩秀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艺术家传记、传记童书数十种。2020年，获美国总统国家与社会贡献奖。
评论书籍：《抽刀断水水更流—忆菊隐》
作者：秦瑾
出版者：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
来源：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