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具有民主自由传统的正面历史，可以看得出士民阶层对中华文明塑造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孔子最杰出的贡献是提出“有教无类”即把打破官方教育垄断做到了极致，从此使后世政治道德败坏的统治者无论采取何种镇压方式，总无法压制自由的思考乃至于激起社会性暴力反抗——儒学第二位宗师孟子极大地加强了这一点，提出了“诛一夫”的集体暴力伦理。从东汉知识分子遵从古典之训“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消极反抗，到宋明之间的文学塑造，描述了消极反抗至积极暴力抗争的路径。简约地说，杰出的智力资源不惟一条与统治权力交易的路径选择，还可以选择积极颠覆暨驱除罪恶统治。打捞并继承中华文明的国人精神应成为志业化后的异议精英的一项选择，此种超乎时代行为艺术的抉择也将是走出“新中国，旧社会”的文明级别的努力。由此，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有了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可能，而不只是限于一般性的社会转型政治功效。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引言：鹥的言论
根据成书于战国末期的著名子书《吕氏春秋》记载：春秋中后期的鲁国发生了一起言论事件，孔丘被鲁定公任命为最高刑法官员（司寇）并代理相权（摄相事），身为首都自由民的鹥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鹥曰：「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注一】其中，麛裘，为古时常服；韠（也写作「鞸」或「芾」），是遮住膝盖的祭祀用服。两者不可共穿，而以孔丘对周礼之熟稔，不可能有此失常行为。
鹥在此句采用的是比喻手法，表达与《诗经》极似，或曰《诗经》即多采用此类表达。还有，戾与邮（同「尤」）都是指罪错。全句是说：「孔丘表现很差，抛弃（包括用尖苛言论批判）他，不用担心被治罪。」原言论事件记录在《先识览•乐成》篇。
孔丘没有惩治此不满言论即与诛杀学术对手少正卯不同，他是用治理成绩来回应的。三年之后，社会秩序井然。如此成绩是暴虐统治的结果，未能赢得鹥的态度转变。一种可能是鹥以保持沉默来表达抗议，也可能是孔丘杀掉最强劲的学术对手少正卯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鹥不敢再次公开表达不满。
一、史在子上：《吕氏春秋》的文献地位
不管怎么说，鹥的后续言论缺失是儒家的一大缺憾，或可指为儒家的历史污点。为了弥补这一巨大缺憾，也与《吕氏春秋》的子产治郑【注二】案例相映衬，在《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二百三十九年）后，过了约四百七十年的时间，三国时期魏国著名学者王肃伪造了一份文献，名曰《孔丛子》【注三】。在该书中，描述孔子政绩被自由民称赞的情形，即民又作诵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当然，王肃并不只是为了弥补《吕氏春秋》的缺憾而为，更主要的是志在建立当时的话语新霸权以反对时代名人郑玄的学术。
观《吕氏春秋》文献之初记，说明春秋时代的自由民以国人身份而行的权利可以影响城邦政治走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仅孔丘借相权与刑权杀掉学术对手（自由民，国人，学者）少正卯之恶行被以后的文献所追记，而且在当时也成为其失掉鲁国君主信任的重大理由。定公之子哀公虽然表面非常尊重孔丘并在孔丘晚年提供了结束流亡的优渥回归条件，但仍然不予政治信任。鲁哀公的手腕令孔门弟子非常不快，乃至当面指责前者。此在史籍中有记，本文中不复述。
《吕氏春秋》是儒学系统之外的中国本土政治学重要资源之一，以致西汉隆崇儒学之际还有人仿照它开发思想系统，是为《淮南子》。吕淮两书在中国文明里一直被列为同类，有似基督教体系的前后先知书【注四】。需要认真对待的地方是，战国时代的诸子文献已偏重寓言即以虚构论理，如庄子与韩非子都是寓言大师，那么，吕不韦手下那些撰稿人是否此类学者呢？以近人研究成果看，倾向于认为《吕氏春秋》史学性偏强。如冯友兰（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之说法：「以此书为史，则其所纪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注五】又如孙人和（同年）称：「晚周殽乱，百家蜂起，往往托古以自重，今世传本，多失其真。吕书所引，最可依据。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马宛斯以为即汉志农家野老之言，虽非塙论，而书中蕴藏此类也。」【注六】此说旨在表明《吕氏春秋》虽非系统性史学典籍，但史料意义不可低估。西汉的《淮南子》对其模仿特以集体研究为重，相当于今日智库形式。还有，由于东汉末著名学者高诱认为《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注七】，而对该书详做注解，至今仍然是最无争议的史料本子。
二、晋文西门：从士民激励到精英偏好
历史流变至南北朝时代，身跨齐梁两朝的著名学术评论家刘思勰也曾关注过《吕氏春秋》，在其著《文心雕龙•颂赞》篇里引述对仗事件云：「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谍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注八】由此可见，鲁国名叫「鹥」的那位自由民对孔丘的公开批评有多大历史影响。
刘思勰提到的「晋舆之称原田」之言论事件，发生在鹥公开批评鲁国代行相权的孔丘那一事件一百二十多年前，即在春秋中期之前。当时，自由民（舆人）要求国君放弃与楚国的和平政策而进攻楚国。《春秋左氏传》时序体例记载此事发生在鲁僖公二十八年，是为公元前六百三十三年，晋国时间则是晋文公（重耳）四年。次年，晋楚两国确实发生了战争，结果是战胜国晋国在周朝确立了霸权地位。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春秋五霸第二人。
应当注意的是：作为史料集成的《吕氏春秋》虽然以历史上的言论事件为证，但它并不鼓励此类现象；相反，是要消灭自由民的言论自由暨广义至此类事件背后的国人精神，其如高诱在注解的自序中指出的吕氏目的：「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理也，是以著在录、略。」【注九】此中的「四个以」是强烈的划一意识暨言论规范设想。
《吕氏春秋》之叙孔丘与子产均遭国人自由言论批判旨在表明一种精英主义观点，「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这种精英主义观点是古代中国福利城邦内在性质的压力所致，尽管贵族在统治方面偏好于优先福利化自己所在阶层。扩展开来，今日西方民主国家因福利压力而致初始民主因素减少，其精英主义倾向日浓，可与吕氏所处时代的治理困境相比较。而至乎吕氏门下学者精英思想来源，可直观地从早于其书约两个世纪的魏国文侯时代（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至公元前三百九十六年）一大政治事件看出来。在那里，属于杰出人才之列的西门豹对治内百姓行蒙蔽与虐杀之术，曾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此种说法在西汉元帝时期，被褚少孙补入《史记》续篇《滑（音「古」）稽列传》。
三、罔非天胤：自由身份的正当性基础
精英与自由民的关系是中华文明的大难题，作为典例：从西门豹之说到吕不韦编撰，其间约有两个世纪的时间，自由民的「乐成」即福利主义倾向与精英的「虑始」即威权主义规划，始终存在伦理混合着利益的冲突。时至今日，中共统治也未能解决这一难题。特在此点而言，中国当今政治状况可以形象地说为「新中国，旧社会」。
借鉴历史，塑造真正的新社会，需要打捞历史深处的瑰宝。国人精神是为其一。那么，敢于反抗的国人（自由民）乃至后世称为「士民」的人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按着当代孔丘研究的结果看，国人是「西周、春秋时对住在国都的人通称。有参与讨论国事的权利」【注十】。针对《史记》专门研究的当代成果，国人是「指居住在国中的自由民。自西周至春秋，这部分人一直处于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大部分是由国君、卿大夫等贵族分支、旁系演变而来。有些低级贵族也自称国人」【注十一】。此两类研究成果均确认了国人（自由民）在国家武装力量中的地位，前者说「各国军队多以国人为主力」【注十二】，后者说「带甲之士，多半由国人充任」【注十三】。
从更为广义的历史通俗化角度看，国人（自由民）不仅有的具有「士」的身份以致后来历史中产生「士民」之词汇，而且他们还是正常且固定的纳税人。如有通俗著作云：所谓「国人」，盖为居于国都中之人，他们大部分与周为同族，又是居于都城的农民，受贵族什一税的剥削（与「野人」多为商人或异族、受九一而助的井田制剥削的农民不同），其身地位略高于「野人」【注十四】。更为重要的是，国人作为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自由民，他们绝不是奴隶，把「民」误认为「奴隶」是错误的学术判断。当然，在另一端，「民」或作为奴隶之一部分，但他们的身份是由阶层上升而来的，也就是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界定的中国奴隶社会远非经典性残酷之状，即便作为奴隶也有一定的自由权利，可以通过法定或社会认可程序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传统中民本主义思想强大，与远古（所谓奴隶社会）时代的相对自由有关。如《诗经》中有奴隶发泄不满的作品。
统治阶层神圣化底层社会也是远古中国的一个政治伦理构件，它也是后来《诗经》中有奴隶作品的历史原因。在重要古典文献《尚书》之《商书•高宗肜（音“容”，意为祭祀）日》中，训诫最高统治者的道德信条有云「王司敬民，罔非天胤」【注十五】。殷商祖先尊重底层社会，把普通人（非贵族）也列为上天的后代，这相当于西方基督教的「在上帝里面人人平等」的信条。
通括观览国人身份历史，它具有三重意义：其一，城邦的纳税人；其二，军队员额的构成者；其三，拥有言论表达与选举权利的自由阶层。由于这三重身份，由殷商而西周至春秋、战国，「国人」、「民」、「士」逐渐混同化，最终「士民」一词成为政治文献的重要用语。其早如《春秋豰梁传》之〈成公元年〉所记「古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注十六】，晚如《后汉书》之〈孟尝传〉云：「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注十七】
四、由孔而庄：古典自由政治
回观中国具有民主自由传统的正面历史，可以看得出士民阶层对中华文明塑造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孔丘固然有诛杀少正卯之个人道德缺陷，但其最杰出贡献是「有教无类」即把打破官方教育垄断做到了极致，从此使后世政治道德败坏的统治者无论采取何种镇压方式，总无法压制自由的思考乃至于激起社会性暴力反抗——儒学第二位宗师孟轲极大地加强了这一点，提出了「诛一夫」的集体暴力伦理。从东汉知识分子遵从古典之训「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消极反抗，到宋明之间文学塑造吴用（之《水浒》重量级思想库）形象，描述了消极反抗至积极暴力的路径。更简单地说，杰出的智力资源不惟一条与统治权力交易的路径选择，还可以选择积极颠覆暨驱除罪恶统治。
在孔丘研究的路径方面，神化是难免的选项，其如基督教历史上将耶稣由先知提升为上帝化身一样。不过，孔丘之言「少也贱」、「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官仪警卫），吾亦为之」里面反映出了他的「士民」社会地位。在史实上，其非姬姓城邦鲁国之同姓，当然也不是周之宗族而是前朝遗民的后代（子姓，祖先宋人，殷商苗裔），而其父虽因武士身份为大夫，也不过一邑之中层官僚，相当于现在的县域政治里面乡科级别官员【十八】。在「少也贱」而必「多能鄙事」之外，孔丘所在的士阶层已经近乎专业化，产生了由手工（体力）、受佣（执鞭）而升级的相当于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么一个阶层。该阶层虽不富有，但无论生活方式还是社会影响都被时代认可。晚于孔丘一百七十余年【注十九】的庄周尽管极力对孔丘理论进行批判，但对前者言行细节之描述还是说明了前者的影响力之大。后者名下文献虽然驳杂于所作所由，但至少也能反映出此一学派对孔丘学术行为暨生活方式的想象或追忆。如在《杂篇•渔父》篇述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注二十】
庄周本人之出身亦为士民，曾做邑级行政区域的漆园吏（相当于记账会计员），与孔丘所认可出任的「执鞭之士」没有阶层差别。还有，庄周对底层社会生活非常了解也有深刻观察，以致构成学术思考对象。其如庖丁解牛之屠宰技术【注二十一】，再如匠石判树之木工专业表现【注二十二】，凡此等等。尽管庄以批孔而为思想基石之一，还有两人在历史间隔的绝对时间上较由庄而吕要长，但是孔庄一在春秋中晚一在战国中前，自由精神还是相当接近的。
五、政权划一：地理之外无意义
战国中前期已有为国家化（由周的分封城邦至秦的政权划一）而准备的理论，其中以身跨春秋战国之界的墨翟（中值：四百四十二，计算方法同本文注释第十九，下亦同）思想最有代表性。因此，高度自由化的学术环境即便未受到打压，也受到了大自由环境里的不同学派之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庄周以寓言说事是自由表达方式的选择策略无疑。晚于庄周不到一百年的韩非（中值：二百五十六）虽然仍采取寓言方式推介理论，但已经确认自由精神是影响国家化的「负面因素」。因此，他在否定自由知识分子专业化方面做到了极端，如言曰：「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注二十三】。
与韩非压制自由精神的主张一样，吕不韦在同一时代也以压低士民（国人）的社会价值来追寻国家化目标。不过，他们从未考虑：只要国家化（政权划一）出现，远大于城邦福利的国家福利压力随之而来，而且，国家承担的福利压力不只表现在维持提供公共品方面，更多地是需要国家生产道德准则以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包括强大秦王朝在内，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政治都未能做好如此一个系统。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前文所言「新中国，旧社会」的广义化可以随时观测。
政权划一的国家只在地理上可观，没有任言何可能做到思想划一，因为思想自由传播是人类内在的天性。为专制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儒教（作为一个学术体系）也是国人精神摧毁专制的受益者。秦王朝焚书只是毁掉了大量的思想物质载体（竹帛）而无从焚掉人们对传统经典的记忆与兴趣，即便完全毁坏了记忆，已成为思想生产之职业者的人们还会使用建构主义方法来创造出新思想、新兴趣乃至新的反抗形式。秦朝灭亡，汉代儒典蜂起，其中建构主义作品不在少。而至三国时代的王肃之伪作亦非全伪，乃有系于传统而增扩的意义，以至于此类作品可以是正典大说对面的非典、小说。「在本地做流民」【注二十四】成为后者诠释经典之训「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时代行为艺术。
结语：走出「新中国，旧社会」
儒家在随西汉统治稳定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也不是没有遭遇挑战，前面提到的《淮南子》体系至少有强大的替代功能，而终两汉政治，儒家也只是名义主流而不具备完全思想控制效力。对此，历史学或学术史可以（也已经）有多种解释，但历史流变到今天，反抗作为一种政治抉择已完成了职业化向志业的转型，于今，它也是强大的属于社会的精神资源。
再度回观历史，由孔而庄以及由墨而吕，都是职业化的经典，「士」在春秋战国（略去西周状况）渐至为知识分子之统称【注二十五】。放诸当代学术环境，它也无非是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分子非准确性四大特征的两条：凭借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获得报酬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怀着理想和自豪感并且不断努力【注二十六】。如此，打捞并继承中华文明的国人精神也就成为志业化后的异议精英的一项选择，此种超乎时代行为艺术的抉择也将是走出「新中国，旧社会」的文明级别的努力。由此，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有了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可能，而不只是限于一般性的社会转型政治功效。
注释部分：
[一]可参见民国学者许维遹以东汉高诱注解为蓝本而撰的《吕氏春秋集释》（原著在民国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九月间完成），今新印本：中华书局，二〇〇九。原句在许撰下册，第四百一十二页（上下册统一页码）。
[二]同[一]（篇），子产治郑先被诋毁，后被赞成，即与孔丘被诋毁的情形相似。郑人先说「孰杀子产，吾其与之」,稍后，则忧子产逝后无贤人继承，曰：「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第四百一十三至第三四一十四页。
[三]可参见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第六百〇五页（〈王肃〉条目，在〈汉唐人物〉部分，条目撰稿人：徐洪兴）;张编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
关于《孔丛子》成书时间，推测应不晚于魏景初元年（公元二百三十七年）。此时王肃已经「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数年，其职利于著述。
[四]可参见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第五百二十页（〈先知书（Prophetic Writings）〉条目）；文乐王编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五。
[五]同[一]，在该书〈冯序〉，第一页（三序加一自序并〈引用诸书姓氏〉统一页序，原高序与《吕氏春秋》正文统一页码）。
[六]同[一]，在该书〈孙序〉，第五页（孙序为第三序）。
[七]同[一]，在该书〈高序〉，正文第三页。
[八]参见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第八十四页；周著版本：中华书局，二〇一三。
该段话中「鞸」与[一]引原文「韠」同义。
[九]同[七]，第三页。
[十]与[十二]同[三]，第一百〇七页（〈国人〉条目，条目撰稿人：陈新权）。
[十一]与[十三]参见仓良修主编《史记辞典》，第四百七十一页（〈国人〉条目，未列条目撰稿人）；仓编版本：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
[十四]参见王玉哲著《中华远古史》，第七百二十三页；王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
[十五]参见汪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第一百九十页至第一百九十一页；汪钱注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
[十六]与[十七]参见同名书编写组编《古代汉语词典（缩印本）》，第一千四百二十五页（〈士民〉词条，未列条目撰稿人）；该组编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七。
[十八]周制，邑在聚上；聚为村落集中之地，相当于明初以来至今的自然村（或兼行政村）集中之屯。
[十九]孔庄二人时间差距，各取其年龄中值为计算点：孔丘出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卒于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中值为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庄周，三百九十六，二百八十六，三百四十一。
[二十]参见方勇译注《庄子》，第五百三十七页；方注版本：中华书局，二〇一〇。
[二十一]同[二十]，第四十五页，篇次：《内篇•养生主》。
[二十二]同[二十]，第六十八页，篇次：《内篇•人世间》。
[二十三]同[十六]，文献出处：《韩非子•五蠧》。
[二十四]参见拙著《给历史放把火》，第二百五十六页；拙著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二〇一二。
以《水浒传》人物吴用生活方式为例，「在本地做流民」有三层含义：第一，不参加科举，即不当官，免污行节；第二，不从事农业或商士，但又想过上相对好的生活；第三，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交结豪杰之士，包括联系外地来的流民中的精英。
[二十五]同[三]，第一百〇七页（〈士〉条目，第一百〇六至第一百〇七页，条目撰稿人：陈新权）。
[二十六]参见大前研一《专业主义》（汉译本，裴立杰译），第四页；裴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〇。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