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经过了“八九”那场由民间自发兴起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民主运动以悲剧结束,并随之经历了苏东剧变带来的政治震撼之后,由于此时的中共政治强人邓小平随之改变了他一贯坚持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政治主张,而在他后来的南巡讲话精神指引下,走上了“不问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跛脚改革之路,从而,使整个社会误入了“政治极权化,经济自由化”的现代化陷阱之中。

但在这其中,危害至今犹在的是接受了中共政治元老陈云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教训是知识分子不可靠,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才可靠”的错误主张,进而以“高干子女,一个从政,一个经商”的干部任用路线,取代了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由基层逐级选拔“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的干部任用路线。于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凡有“太子党”、“红二代”背景的人,几乎从中央到地方,都分别走上了政界和要害经济部门的权力岗位,从而为以高干子女为中心的特殊利益集团,直接获取和豪夺“改革红利”打开了腐败之门。

而这个获取和豪夺“改革红利”的机会,很快在中、小企业转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实现了。记得当年苏联解体,实行私有化改制时,是在政治民主化,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到位的情况下,在司法、舆论和民众的共同监督之下,依法公开、公平、公正进行的,而从根本上堵死了政府官员在其中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从中渔利、中饱私囊的通道,由此避免了国民数十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国家资财顷刻之间被少数人窃为己有的改制浩窃发生。

而按照当时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思路,是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待建立起司法相对独立,舆论监督有效的制衡机制之后,再一步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但可悲的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所进行的所谓“深化改革”,也即产权制度改革,却是在司法、舆论和民众缺席,无法监督的情况下,由各级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在灯红酒绿之中实现的。所以,难怪当产权改制还处于“分田分地”正欢时,海外便有不少经济学者尖锐指出:“产权改制结束之日,就是中共持枪抢劫成功之时。而其中富可敌省敌国者,当数‘太子党’、‘红二代’也!”

但由此是否可以断言说“改革红利”都被“太子党”、“红二代”们如数占有了呢?不是的。这里,只要看一下农村“土地资源产权改制”的情况,问题就一清二楚了。当时的农村在国企产权改制氛围的激发和影响下,虽说没有什么大企业可改的,但原属于“国家三级所有”中的“社有、村有”的土地资源,也同样是可以改制的。于是在广大农村,除了农民“承包地”之外的所有土地资源,其中包括森林资源、水利资源、矿产资源及其荒山在内,都分别以买断产权、产权承包经营等形式(为期30年至50年不等),落到了各地政府官员及其利益集团囊中。

由此可见习近平反腐所面对的这个“政治生态环境”,也即“权贵资本主义”的格局和形态,早在邓小平在世时的江泽民时代就形成了,或者说,中国的国有资源,其中包括森林资源、水利资源、矿产资源,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分别被“太子党”、“红二代”们掌控的国有企业占有了;而广大农村的“社有、村有”资源,也随之分别被各级政府官员及其利益集团占有了——偌大一个中国,实际上就只剩下一张地图是属于国家和全民所有的了。

于是,从此之后,中共在党内外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斗争,无论表现形式有多么吊诡,但归根结底,其焦点都是“太子党”、“红二代”利益集团与“非太子党”、“非红二代”(也即所谓“官二代”、“富二代”背后的“官一代”、“富一代”)利益集团,新权力集团与旧权力集团,争夺围绕国有资源和“社有、村有”资源及其利益链而展开的斗争。而当下习近平正竭力铲除的主要政敌徐才厚、周永康等人,则只是其中的“官一代”、“富一代”利益集团的大佬之一。

那么,除此之外产生的那么多贪腐问题,比如以权谋私、权力寻租、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等等,是否都与争夺国有资源有关呢?非也!因为今日的官场已如老百姓口头禅所说的那样:“十个官员九个贪,不贪的那个上不了班”。甚至发展到了“群体贪腐事件”、“塌方式腐败”层出不穷的猖獗地步,而他们的贪腐方式和手段,更是千差万别,各显神通。

其中所有的贪腐官员,个个培植兄弟伙和继承人的能力都特强。如军中“大老虎”徐才厚,多年掌控握有军队将领升迁大权的总政治部,不知私下发展了多少自己的忠实信徒和党羽。但即便这样,也不能搞株连反腐,把他们连根拔起。而这些未拔起的潜在腐败因素,就像刀割后的韭菜一样,不用施肥,明天也会茁壮成长的。

然而,倘若细究今日的中国社会何以裂变至此的原因和根源,其都是由“上梁不正下梁歪”给教坏和激发出来的。假如说当时“太子党”、“红二代”,如果遵照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定下的规则:“高干子女不从政,不经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不带头办康华公司搞“官倒”、“倒批文”,其他的“太子党”、“红二代”们有谁敢不追随效法,故而又哪里会出现“六四”那场灭绝人性良知的历史悲剧。再假如说后来的“太子党”、“红二代”,如果不从政经商,不带头获取和豪夺“改革红利”,那么各级政府官员谁又敢群起贪腐呢!

如今,国家这棵庞大的大树,虽然还挺立着,但它的树身已经被千千万万的蛀虫给掏空了。即便你今天剪掉一些败叶,明天砍掉一些枯枝,也是依然于树无补。再说今日反腐败的措施与贪官们的贪腐伎俩相比,不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今天你铲除了利益集团在党内的这个代理人,他们明天又会另找一个的。

由此可以说,习近平反腐所要面对的这个“政治生态环境”,实际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旧社会比较起来,已经是有过之无不及了。甚至,把它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期那个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比较起来,也是毫不逊色的。而这些,才是十几亿永远无法“后富起来”的中国人,都“你懂的”那种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而这些,或许是他至死不愿意认识,也至死不愿意面对的。

习近平反腐的主要阻力和动力,都缘于此和在于此。或者说,习近平反腐的主要阻力和动力,其实都在于他敢不敢反专制极权体制这只最大的“老虎”了;否则的话,即便他比武松更勇敢无畏,也是无法挽救共产“皇朝”覆灭命运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1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