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那双手，舞文弄墨，杀人无形

——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龙爪：毛泽东背后的邪恶天才康生》

《龙爪》一书列出了八九镇压的倡议者们的履历，他们一生中大半时间都是康生的同事，这群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陈云、彭真、王震、袁木。他们一度是康生的密友或工作伙伴，尽管后来关系破裂，但他们都把杀戮当作保卫国家、反对公民的合法手段。作者认为，康生和中国当代领导人之间的许多差异只是个程度问题。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习近平，以及因挑战习近平而身陷牢狱的薄熙来，分别来自于两个被康生整得生不如死的元老家族：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反党案”的头号受害者，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则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头号受害者。从内心而言，习近平和薄熙来一定恨透了康生，以及康生所奉行的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方式；但是，他们在维持权力和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却又不由自主地采纳了康生那无比邪恶的精神遗产。康生的精神遗产如同一块威力强大的磁铁，将中共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牢牢锁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依然是毛泽东和康生的中国。

此处的这些人犯下的是屠戮他们的亲戚、邻居和同胞的勾当。
————蒙田

周永康垮台以后，随着越来越多黑幕被揭露出来，很多人感叹一度权势熏天的“周老虎”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坏蛋。这个看法实在是对中共的历史太无知了。周永康既不“空前”，也很难说“绝后”——作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政法王”的周永康，与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活阎王”的康生相比，其作恶的才华、学识与能力都要逊色一等。

在腐败与残忍这个面向上，周永康与康生如出一辙：周永康被讥讽为“百鸡王”，甚至不惜杀妻再娶；康生则长期占有小姨子，维持“姐妹同侍一夫”的家庭模式，最后导致其自杀身亡。周永康及其家族贪腐千亿，富可敌国；康生则耽溺于鸦片与色情，侵占上万件价值连城的书画古玩。周永康控制公安、政法系统达十余年之久，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践踏法治、暴力维稳、无恶不作；康生则一手创建中共的秘密警察制度，主控血腥的文革斗争，彭德怀案、罗瑞卿案、习仲勋案、六十一叛徒集团案、刘少奇案、贺龙案、内蒙内人党案……几乎每一个重要冤案背后都有他那双看不见的手。

若要深刻地理解周永康是怎样炼成的，就必须将其放置在中共血染的党史中观察和分析。此时此刻，需要让康生这个教父从幽暗的幕后出场亮相。美国学者约翰•拜伦（John Byron）、罗伯•特帕克（Robert Pack）所著的《龙爪：毛泽东背后的邪恶天才康生》一书，描述了中共宫廷政治中最黑暗恐怖的那一面。康生大概从未亲手杀死过一个人，但从王实味到刘少奇，都是间接死在他手上，他造成了上百万中国人被杀害和一千多万中国人入狱受难。

克格勃与锦衣卫杂交的怪胎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的领袖中，康生是少数接受过比较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物。他出生于山东大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就读于位于青岛德国人办的礼贤中学，校长是《易经》翻译者、德国汉学家卫立姆，除了西学和德文之外，他还从在那里任教的清朝大儒那里学习儒家经典。然后，他来到上海，就读于以激进作风闻名的上海大学，他的老师之一是共产党领袖、学者瞿秋白。在那期间，康生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奠定了他日后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根基。

一九三三年，已在上海积累了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的康生，被中共派遣到莫斯科受训。传记作者写到，在莫斯科的四年时间，康生完成了“他的政治教育并成为政治恐怖方面的全才”。康生频繁而密切地同苏联的秘密警察来往，度过了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最黑暗的日子，逐步深入了解在一个共产党国家中秘密警察的价值。当然，这段经历并没有妨碍日后在中苏交恶时他对苏联“老大哥”反戈一击。苏联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这个他们一手培养出来的“钢铁战士”，成为中共领导层中最激烈地反对苏联的人。康生承担了帮助毛泽东起草与苏联论战的系列文章《九评》的工作，以此再度赢得毛泽东的欢心。

中共不仅是一套沿袭自苏联的组织架构和价值系统，也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之中；康生也是如此——他的成功不仅归因于在苏联学到的一套具有现代极权主义特质的“秘密警察治国”的方略，同时他也跟毛泽东一样洞悉如何“引导中国社会的黑暗势力”。尽管康生接受过一些西方教育，但是他从未把握住驱动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价值，他拒绝任何建设性的、启蒙的和进步的东西。康生的性格、性情和生活方式，甚至比几乎只读中国古书的毛泽东更加传统，正如传记描述的那样，康生喜欢“在历史的魔力中消磨时间，时常遁入古代中国的审美娱乐中，利用戏曲、绘画、书法、诗词和文物收藏的兴趣从公共生活中隐退”。

古代中国对康生而言，不仅是一个由琴棋书画构成的审美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从历史中汲取其建构安全机构的观念。明朝初年——这个时期受到毛泽东与康生的高度赞美——皇帝建立起两个秘密警察机构：锦衣卫和东厂。它们在地方行政官员和达官贵人的系统之外运作，而且直接隶属于宫廷。两个警察机构由皇帝的亲信太监领导，它们清除讨厌的官员，并且监视官僚机构。“锦衣卫和东厂常常雇用流氓作暗探和特务，正如康生在上海利用帮派，在延安利用秘密会社，从文革期间到去世前利用红卫兵一样。”而在江泽民统治末期，周永康控制并纵容的国保警察作恶，也属于这一谱系中的变种。虽然周永康垮台了，但政法委和国保警察并未遭到取缔，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以总书记之尊亲自统帅这个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镇压系统，由此走向了依法治国的反面。

毛泽东与康生：独裁者和他的影子

康生之于毛泽东，犹如希姆莱之于希特勒、贝利亚之于斯大林、戴笠之于蒋介石。有康生控制庞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毛泽东才能随心所欲地清洗掉那些权高位重的“老近卫军”。

康生在三十年代末期从苏联回到延安，本来他是王明派系的核心人物，当他发现毛泽东牢牢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遂决定投靠毛泽东，“这反映了他极端的机会主义以及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动力的敏锐洞察力”。王明是一个夸夸其谈、水土不服的书生，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接地气的枭雄，对于两人的此消彼长之势，康生洞若观火。一个绝佳的时机来临了：当毛迷上从上海来的女演员江青而受到同僚的非议时，康生主动为“来历不明”的江青作政治担保，促成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康生与江青是老相识，甚至有可能是江青的第一个情人。正是凭借着毛江婚姻中“月老”的身份，康生赢得了对他人充满猜忌的毛的信任，掌控了延安的安全保卫、军事情报以及马列主义教育的大权。

若没有康生的积极配合，毛泽东很难顺利推进延安整风，并成为具有最高决策权的“无冕之皇”。康生指导社会部的工作人员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酷刑手段，以及从苏联移植而来的工作方式，让延安成了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动物庄园”。连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都惊叹，其他他并没有派遣那么多特务到延安去啊。紧接着，康生被派遣到甘肃和山西领导土地改革，他大肆屠杀地主和富农，虽然他本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一些令人恐惧的行话说明了中共所发明的奇特处死方法：比如，在冬天让人穿上薄棉衣，将水浇到他身上，直到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将他冻死，这叫穿“玻璃衣”。当中共夺取中国的统治权之后，康生让在延安整风和土地改革中积累的经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放异彩。专案组、文件系统和劳改营，背后的操纵者都是康生。

中共建政之初，由于康生触犯众怒而遭到贬斥，他一直隐退了七年之久。一九五六年复出时，他由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降格为候补委员，这让他倍感羞辱。他不动声色地察言观色，寻找重新受到毛重用的机会。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康生大力批评彭德怀，指责彭德怀原名“彭得华”，这是“野心好大，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于是，毛泽东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职位加在康生头上。康生真正进入政权核心，是因为大力帮助毛发动文革。康生奉命攻击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他就像一只在高空中俯瞰大地的秃鹰，一旦看到谁在毛那里失势了，就立即俯冲下去，对其发出致命一击。一九六九年，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一九七零年，他看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破裂，又对林彪集团发起攻击，顺势取代陈伯达掌握宣传大权。一九七三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之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内第四号人物。不过，他已身患癌症，来日无多。

从康生与毛泽东如影随形的关系可以看出，只要能够取悦毛泽东，康生不惜出卖任何人；只要能够让毛泽东满意，康生不惜做任何邪恶的事情，包括将密友和部下送上死亡之路。毛泽东与康生这两个中共领袖，一边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一边杀人如麻、祸国殃民，他们的所作所为验证了“杀人放火乃吾党本色”。

不过，这本传记未能厘清康生与周恩来之关系。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周恩来一度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康生的上级，但后来两人成为关系冷漠且存在竞争关系的毛的左右手。康生和江青几度试图扳倒周恩来，却未能成功。即便在康生的势力如日中天之际，周恩来仍然牢牢控制着另外一个让康生无法染指的特务系统。两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或许可以构成一个单独的章节。

康生虽死，其精神遗产依然活着

康生在死亡之前最后一次面见毛泽东时，劝说毛泽东再次罢黜邓小平。他对邓小平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邓小平果然推翻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否定文革，并给予作为其死对头的康生以迟到的惩罚，将康生逐出共产党的先贤祠。但是，彼此敌视的邓小平与康生之间，真有本质的不同吗？

两位传记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安门事件显示，康生的精神继续萦绕着北京”。换言之，在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指挥的大屠杀中，康生的遗产再度从幕后走到前台。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是康生手法在逻辑上的延伸。以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为背景，突然而无缘无故地利用武装力量反对一般民众并不是反常的。确实，以毛泽东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专制君主制下，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上台之后，人们以为既然康生在肉体已经死掉了，而且他被宣布开除党籍、取消悼词、骨灰移除八宝山，已然声名狼藉；但实际上，康生的幽灵仍然在操纵着当代中国的政治运作：“死去而蒙受耻辱的康生和那些在天安门屠杀背后的人之间具有政治精神的连续性。他们的手法，谋杀民众、逮捕成千上万的人、蕴育一种特有的担心和恐惧的气氛，也遵照了康生在他差不多爬上了共产党顶峰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先例。”

《龙爪》一书列出了八九镇压的倡议者们的履历，他们一生中大半的时间都是康生的同事，这群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陈云、彭真、王震、袁木。他们一度是康生的密友或工作伙伴，尽管后来关系破裂，但他们都把杀戮当作保卫国家、反对公民的合法手段。“他们也许缺乏康生欺诈和残酷那势不可挡的威力，但是他们集中全力把中国带向九十年代和未来改革者的外观下，潜藏着狂热、偏执、自私，而最终无法区分个人利益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差别。”作者认为，康生和中国当代领导人之间的许多差异只是个程度问题。“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在特权的欲望方面要比康生更为适度，在政策方面更带建设性。他们花了很大工夫来克制以康生为榜样的残酷暴行和背叛行为的冲动。但是最终，他们和康生一样，是受到中国古代传统制约的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如果八九那一代学生有机会阅读这本传记，他们就不会对共产党政权抱有任何善意的幻想。那么，八九时候的伤亡大概就不会如此惨烈了。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习近平，以及因挑战习近平而身陷牢狱的薄熙来，分别来自于两个被康生整得生不如死的元老家族：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反党案”的头号受害者，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则是“六十一叛徒集团案”的头号受害者。从内心而言，习近平和薄熙来一定恨透了康生，以及康生所奉行的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方式；但是，他们在维持权力和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却又不由自主地采纳了康生那无比邪恶的精神遗产。

康生的精神遗产就如同一块威力强大的磁铁，将中共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牢牢锁定。康生那阴郁的、皮笑肉不笑的神态，留在每一个中共领导人脸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依然是毛泽东和康生的中国。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