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中共执政史被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和毛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毛泽东时代可定性为党天下逐步确立及其遭到毛天下冲击的年代，毛后的这三十多年则是党天下重新修补和发生蜕变的年代。中共这六十多年的执政历程仍贯串了殷海光所谓“一、多、常、变”四点特征，那就是采取各种手段维持和强化其党天下的统治，通过不同的寄生方式扩张壮大中共集团及其既得利益。但中共无论诡变到何等地步，他们至今都未能解决其一党专政与中国人民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的矛盾，更难以消除其僵化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因而至今仍未改变其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本质。
习近平率六常委集体参拜红朝太祖毛泽东 。（视频截图）
十三、荒谬的历史轮回
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也体现在他所安排的总书记与总理的分工合作上：总书记抓政治决策，总理主管经济改革，两者互相配合，产生微妙的制衡作用。江泽民对邓的旨意心领神会，十四大之后，江曾就他的总书记职责明确表态，说他今后的工作“主要是掌握好军队和思想领域，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46 邓小平处理六四学运最遭诟病的就是调集解放军荷枪实弹镇压平民，把负担国防任务，抗击外敌的武装力量滥用在平息内部骚乱上。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多依赖群众专政，土改靠贫下中农打击地主，反右运动发动积极分子批斗右派，文革时纵容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基本上已失去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八九民运期间，整个地形成了全民与政府对立的局势，旧有的公安系统已不足以应付广场上官民对峙的阵势。邓小平与元老派情急之下，不得不选择动用解放军的下策。
正是有鉴于此，江泽民提出“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赋予庞大的武警部队以安内的职能，如有关条例所规定，武警可执行“参加处理暴乱、骚乱、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等任务。执行维稳任务的警察机器引入了与国际接轨的建制，如配备橡皮子弹、催泪瓦斯等武器，他们被改装得更专业、更有效率，在施暴上更有训练和现代化，像消防队救火一样专门去扑灭四处抗议的怒火，其中性的执法操作不只显得“师出有名”，而且表现出一副社会进步的架势。
后邓时代的专政机器更加完备，其暴力也更加升级。武警之外，另有城管执法，主管城市市容。此类人员因执掌收费、罚款的大权，经常欺压出售农产品的农民和摆摊设点的下岗工人。他们执法粗暴，动辄砸摊子，无理没收商贩的商品，乃至殴打无辜小民。城管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其执法劣行民愤极大，常引起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暴力事件。此外，公安机关还特别组织起一批叫做“国保”的秘密警察，由他们专门对付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和异议分子。他们有目的地监视跟踪维权者或持异议者，经常非法审问或绑架上了他们黑名单的人士，造成不少人被“被喝茶”、“被失踪”、乃至“被自杀”的事故。比较而言，在毛泽东时代全面封闭的社会中，因有户籍、粮油关系和单位的限制，对人的控制基本上靠群众中的互相监视。而在后毛邓时代改革开放的社会中，信息流通，人群的迁徙居住已较少受到政府的管制，再加上官民对立的情势日益严重，对人的控制就只有依靠执行暴力的专职人员了。
要配合江泽民这样精明务实的总书记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继续让李鹏做总理就明显有不称其职之嫌。李乃烈士遗孤，固然属于陈云所谓接班最可靠的子弟，但却是公认的蠢才一个。镇压学生运动，他干得的确尽职，但要急速扭转六四后严重下滑的经济，他的保守加平庸就远不能胜任了。因此邓小平急召朱镕基进京负责国务院工作，全权委托朱行使其“经济沙皇”的职能。江总书记那时候专心推行邓小平理论，号召全党学习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经济执行层面的问题，就放手交给朱总理施展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朱镕基也是那类曾经因左倾爱国而被冤屈成右派分子的人物，他摘帽后仍对党忠诚不渝，曲啸一般无怨无憎，从普通的科室干部一直做到国务院总理的职位。他推行的各项改革实出于形势所迫，多属于补救性质的应急措施，因此施行后虽收到迅速解除眼前危机的效果，却留下了不少剜肉补疮的后遗症。
六四屠城后，中共政府受到欧美各国的经济制裁，对外贸易十分萧条，为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朱镕基创立分税新制。一是在国税之外另立地税，二是将已往的分配打了个颠倒，强令地方政府把75% 的税收上缴中央，将有限的资源严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仅将余下的25% 留给地方。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他同时严控信贷，并将大量的国企卖掉，从1994年元旦开始，正式宣布取消官倒们利用信贷资源和国企地位牟取私利的双轨制，全面实施单一的市场价格。经过宏观调控，实现了官方引以为豪的“经济软着陆”。中国经济一跃而起，走出了九十年代的困境，大踏步跨入二十一世纪。
纵观全局，可以明显看出，朱镕基的改革措施，是以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主导权为目标，把民间自发的经济活力纳入体制内的改革，改革的主导权由地方上交中央，由民间收归政府，很多改革方案都是从减轻政府负担的目标出发，放任由特权操纵的市场之手趋利避害，把政府处理不了的麻烦都嫁祸到弱势群体身上。比如国企改革中“抓大放小”的政策，对石油、钢铁、金融、通讯、能源等属于央企的行业，仍保持国有，紧抓不放，强化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实力。而对纺织、轻工等不景气的中小企业则作为包袱全部甩掉，廉价卖给本企业原有的主管人员。“国营”蜕变成“国企”，全民所有制的财产转变成共产党的私产，工厂企业的党委书记摇身一变为经理、老板，三千多万国企员工廉价买断工龄后被迫下岗，让他们为“改革阵痛”付出被党国体制遗弃的代价。
总的来说，朱镕基此类强力推行的行政手段都是为毛时代留下的弊政擦屁股，擦屁股式的改革每一步都难免擦出新的麻烦。不可否认，只有全面打破国企职工的铁饭碗，才能迅速开拓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中共当局并没为此举做周全的善后工作。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当时对社保欠账的数目分别进行估算，二者一致认为此欠账数目约二万亿元。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政府应划拨近二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但此议最终遭到国务院否决。
此外，朱镕基打破铁饭碗的政策执行得并不彻底，他并没有乘势打破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的铁饭碗，而此后的胡温政府不只没进一步做这方面的努力，反而大举招考公务员，致使行政机构的冗员不减反增，甚至有大量的科室干部尸居素餐，直到习近平执政后着手整顿不正之风，才陆续清理出不少吃空饷的名额。端着铁饭碗的公职人员结成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政策，大肆祸害百姓，全都是朱镕基及其继任者没能把打破铁饭碗的政策执行到底的后果。邓小平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死后历届政府一直坚持维稳，他们所维的这个“稳”就是要稳保利益集团的权势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上照旧被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讽刺的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早已落入国家弃儿的境地，而代表他们的共产党官员却一个个都蜕变成骑在百姓头上拉屎撒尿的老爷。
分税制对农民的剥夺更甚于国企改革对工人的坑害。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为完成中央强加的指标，地方政府只有巧立名目，对全体农户施行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三乱”苛政，农民的税费负担逐年加重，至2000年 ，农民税费总额由958 亿元上升到1359 亿元，增长了41.9% 。再加上种田成本逐年提高，农产品价格低迷，土地承包制早已失去实施初期让农民尝到的甜头。正是在农村地区的改革陷入瓶颈，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的情况下，一位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流着泪向朱总理写信呼吁：“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文章见报后人读人哭，他的书传到哪儿读者就哭到哪儿，围绕着李昌平的信和书，报刊和网站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三农”问题讨论。然而朱总理那时候正忙于挽救中央的财政亏空和处理国企改革问题，他不相信眼泪，他所维护的官方和市场都不相信眼泪，为了稳住城里的粮价，他还要继续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为朱总理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损失了16000亿元以上的收入。直到2006年温家寳任总理期间，中共政府才废除“三乱”，并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农民自古以来“纳皇粮”的历史。
这与其说是中共政府体谅农民的苦处，开始对百姓实施仁政，不如说从农民手中征收的那一点农业税对财力雄厚的中央政府已变得可有可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需求量猛增，地方政府早已看不上来自税费的收入，新的榨取和剥夺转向了“土地财政”。中共施行的土地制度名义上是村社农户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土地所有权完全控制在乡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手里。土地承包制实施三十多年来，土地私有的动议之所以一再遭到中央的否决，就是因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看中了这最后一笔可掠夺的财富。进入九十年代，房地产市场日益兴旺，土地才作为财富进入货币系统。政府利用公权力从农民手中强行征地，仅付给数量有限的征地补偿费，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取高过补偿费数十倍、乃至成百倍的暴利。据四年前的一项统计，国家在二十年来向农民征用土地约一亿亩，总共从农民手里剥夺的土地资产达两万亿元以上。这些钱不只充实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中饱了各级经手官员的私囊。地价、房价越高，政府及官员相应地获利也就越多。
在利益驱动之下，中央一直纵容地方滥用职权，贪得无厌地征用农田，暴力征地因而呈愈演愈烈之势。马克思曾说过：当商人有300% 的利润时，他就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现在政府花几十万征到的土地转手可卖到几千万，为谋取这样的暴利，各级官员就不惜动用公权力，干出与当年红军打土豪筹款项和贫下中农斗地主同样伤天害理的暴行。政府官员总是为开发商撑腰，对受害民众的诉求多不予理采，有时甚至由乡长、县长或市长亲自出马，指挥雇来的黑恶势力毁农田拆民房，大打出手。跟在他们身后压阵的还有法院、城管、公安等部门的官员，由行政、司法多位一体组成抢劫团伙，光天化日下拘捕、殴打，乃至杀害抗议征地，阻止拆迁的民众，血腥分食掠夺到手的土地大蛋糕。2013年3月，湖北巴东县一位维权村妇在强征现场竟被水泥罐车故意撞死，轧成了肉饼。据一项报告不完全的统计，仅此一年内，拆迁征地过程中致人死亡的案例就达十六起之多。47
可供征用的城郊农田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多盖楼，多卖钱，提高GDP数字以博取升官的政绩，各地官员勾结开发商掀起疯狂的拆迁运动。他们该拆的拆，不该拆的也拆，拆光了大城市、小城镇可拆的房屋，最后把拆迁的算盘打到农民仅有的宅基地上。民众多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意识出发，老是说中央的政策原来不错，都叫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错了。其实，地方上的各类恶法和暴行根子大都出在中央，中央始终都是罪恶之源。为配合大规模城市化的拆迁行动，国土资源部专门发文罗列条规，该文件特别有一条文曰：“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细读这句十分费解的条文，才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原来中央向地方放话：倘若某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可以相应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文件一发下去，立即为地方政府拆村并居的巧取豪夺之举开了绿灯。各地官员于是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宅基地，把他们集中营似的赶进楼房居住点住家。这情形正如辛子陵专文报导所说：“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卖地生财的新途径。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据测算，山东诸城一个县由此增加的建设用地，让政府每年能有两三亿元的收入。……无数村庄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全中国农村一窝蜂乱搞起“灭村运动”。48 土地财政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源，官商的勾结贪婪到刮地皮的程度，致使地价高涨不止，房价居高不下，给国计民生造成前所未有的困扰。
中共自打上井冈山开始，即靠剥夺农民的生命和财产发展壮大，剥夺到今日，连农民仅有的宅基地都不放过手。大量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因此流入城市打工，干上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旧有的价格双轨制虽已废除，但由于劳动力、资本、土地、国有企业产权等基本的生产要素仍受到党国体制强有力的控制，变相的双轨制仍对持农村户口的人群造成极大的伤害，突现了城乡分割户籍制的社会不公。农民工与国家正式职工同工不同酬，连各类事故的死亡伤残赔偿都是同命不同价。更不要说大量的农民工被拖欠薪资，无处说理，甚至在索讨欠薪时遭到殴打，被打伤打残，乃至打死……
分配与待遇极其不公的现象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级官员、大小公务员以及大型国企职工均享有高补贴、高福利，形成中国特有的“福利腐败”。逐年增长的“三公消费”已成为民愤极大的社会公害，致使行政管理费在国家的财政总支出中占25% 以上。中共的武装夺权和一党专政创造了荒谬的历史轮回：他们高举消灭社会不公的义旗夺得天下，为保住红色江山，又以极权控制的等级制制造了更加恶劣的社会不公。
十四、崛起进行曲
六四屠城后，欧美各国政府面对选民的人权义愤，不得不对北京采取最低限度的经济制裁，以示其应有的抗议和惩罚。邓小平对外开放的路子一时间稍受梗阻。就在美国政要及其智库人士争论对中共政府是孤立起来还是与之打交道期间，我们精明的海外同胞早已作为港商和台商捷足先登，纷纷投资起大陆市场。欧美跨国公司怎肯让道德底线羁绊其投资抢滩的脚步，各国政要遂配合攸关本国利益的全球化生意经，开始用“人权对话”撩拨急于拉拢关系的中共政府，藉以缓冲与杀人政权打交道的舆论责难。与时俱进的中南海欣然接招，在1991年发表的白皮书中，竟恬不知耻地宣称他们“一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旗帜”，而且就人权问题一再向外界卖功讨好，自诩能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就算是为这个世界立了人权大功。因此像生存权和发展权之类的特殊国情，就都由中方顺手拉入人权的大框架，以糊弄搪塞外界的舆论，而对争取人权的基本点——公民的生命财产权和言论自由，从起步即闭口不提，大打了折扣。至于暗中委托安保公司承办“黑监狱”关押上访维权者，纵容开发商雇打手暴力拆迁，血腥征地，红二代把持国营企业主管，瓜分公有财产，维稳费用超过国防支出，坐视藏人自焚，阻止维吾尔人出疆，所有这类以新方式继续草菅人命和疯狂掠夺的反人权行径，均被划入不许外国人干涉的内政，至今仍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辩护下大行其道。
中共政府一方面坚持抵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一方面推行向外开放的优惠政策，热心招纳投资商来大陆分享经济改革的丰厚杯羹，从而大踏步汇入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大潮。经过十五年讨价还价的“复关”谈判， 2001年12月，在朱镕基精心主导下，中国终于“入世”成功，从此跻身WTO成员国之列。惯于寄生的中共势力在新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中找到了最佳的寄主，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开发公司随之大举涌入中国。加入了WTO，不只可大量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渠道和网络扩大出口量，而且也有利于建立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到其他国家设厂办企业，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入世”后的中国经济恍若衰弱的病体服了强壮剂，其飞速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五年之间，外贸总额即增长了三倍。特别是进出口顺差爆炸式飙升，外汇储备总额连年剧增，其飞速的增长额几达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中国造廉价商品遍布世界各国商场，一时间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不可否认，“入世”的成果十分丰厚。首先，中国跃居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近年来GDP排名全球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进入全新局面。城镇化亦随之迅猛发展，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城镇化率至2013年已达42.2%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突破小农经济的瓶颈，不断涌入城市，成为新增的就业人口。其此，“入世”承诺也促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系列规范市场管理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也陆续建立起来。有不少论者更十分乐观地估计，全球化将会推动中国融入普世价值和接受国际规则，只要中共现在能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就有可能接受法治和宪政民主。总的来说，按照此类一厢情愿的设想，中国一旦步入全球化轨道，中共政权就会循序渐进，直奔自我改良的锦绣前程。
针对此类有关“入世”成果的正面论述，秦晖早在多年前就撰文提出质疑，他着眼中国与全球双向影响的动态变化，向读者诉说了另一种并不乐观的“全球中国化”反动趋势。针对中国“入世”以来的社会现实，他列举事例，详陈统计数字，对全球资本涌入中国造成的负面效果作出了中肯的描述。49 秦晖一再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非人权的全球化。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中共寄生全球化的诡变进程实际上已侵蚀到全球化的正面价值，诱发和纵容了跨国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贪婪性格。就中国“入世”以后的情况来看，充分吸纳外来资本，大量引入先进技术，实际上并无助于政府兑现“共同致富”的改革许诺，反而使本土的低成本劳工和国家垄断土地资源的强权更具有对外竞争的优势。这一优势不只强化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型奴役制度，而且以其独特的“中国模式”造成全球范围的不良影响。正如秦晖所预料：“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若按这一趋势发展下去，西方不但难以和平演变中国，反而会遭到中共的“和平演变”。中国政府不许工人成立独立工会，再加上劳力过剩，进入外资工厂的劳工就只能对低工资、低福利和严苛的管理制度逆来顺受，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国的地方官员得到外商的好处，他们不只支持暴力强征商用土地，而且坐视那些贡献高额利税的厂家污染本地环境。由此即不难理解，当初“入世”谈判时，美国政府要求加入“保护环境和保护劳工”的条款，中国政府何以会拒不接受了。“国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毛左分子把改革开放的一切坏事都归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财富的掠夺，现在可以看出，其实是中共官员的唯利是图和短期行为断送了自己国家的生态前途。“全球的中国化”效应使“入世”后的中国一跃而成为“资本吸纳机器”和“商品输出机器”，“中国的‘竞争力’ 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正是看中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纷纷从高人权、高福利的本土撤出，大举迁厂到中国大陆。中国模式的崛起实际上已在全世界促成向低自由和低福利发展的方向，昔日的“华盛顿共识”如今被认为过时，新兴的“北京共识”反赢得西方某些左派经济学家的赞同。历史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拆除而宣告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近著中列举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其中有一项就是“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
随着“中国模式”的悍然崛起，中共政权快步走出“六四”后的人权困境，再一次登上诡变成精的峰巅，一系列壮举辉耀出胡温执政期间的很多亮点。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中国在金牌榜上名列第一。200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登场，通过电视频道，向全球观众传播当朝党国的盛世图景，其划时代的壮观场面足以与1949年的开国大典前后呼应，遥相辉映，连美国媒体都不由得发出“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移开目光”的惊叹。紧接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人潮涌动中开幕，招徕各国贵宾和全球游客蜂拥参观，再次炫示了中国新世纪奔小康的盛况。从海峡那边望去，唐山风物，可谓咸鱼翻身，台湾的政要、名流和富豪也都被“磁吸”得前往朝拜，相继走访……
凭借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雄厚的资金，崛起的中国现在转守为攻，开始拿欧美的投枪反刺过去，叫板起美国的人权纪录。中共对港台施加的制约和利诱更属凶险莫测：在香港是大举渗透，多方侵蚀和限制港人的言论自由；在台湾是拉拢分化，麻痹和削弱台湾朝野的主权意识。近年来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国，CCTV国际频道以各种语言播放中国华丽转身的俗艳图景。中共财团更对海外华文媒体大量投资，重施毛泽东“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的故伎。意识形态的乔装，文化绥靖的话语，均在潜移默化中大规模洗脑海外华人受众，其封口噤声的效力已危及欧美院校的言论自由，其大肆并购的收买操作在台湾书报业正露出狰狞的头角。随着两岸的生意越来越热络，台湾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执政当局和在野群体对人权的关注难免被中共侈谈的“双赢”所收买，尤其为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向往的民族复兴愿景所误导。中国的崛起，西方各国感受到的威胁其实虚多于实，尚很飘渺，只有对仅隔海峡的台湾，那威胁才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的。台湾当局要是继续像现在这样一步步趟入“九二共识”的深水，到头来恐怕只会是中共的单赢。
十五、新常态和新转型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由于中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上取得的所有成就都连带有负面效果，其中为害最大的要数对环境的全面破坏。工业排放及废弃物从江河湖海污染到地下水，污染到土地和空气，直到城市的饮用水出现问题，北京城笼罩雾霾，黄浦江上漂满死猪，癌症村的存在被披露于世，这才真正引起政府的警觉，才发现一味追求GDP高增长所付出的自毁性代价。尽管如此，贪婪的开发商仍在伙同地方政府四处建立危害环境的工厂，全国各地因此而引起的暴力抗议事件时有发生。前不久广东茂名政府强行引入PX项目征地建厂，便引起当地民众上万人强烈抗议，官方出动上千名武警粗暴镇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如今的环保维权已导致农村弱势群体与政府及厂家严重对抗，近年来各类维权抗议事件从十几年前的每年六千起增加到二十万起，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冲突更加凶猛，成为当局最头痛的维稳问题。中国对石油、木材、矿产的大量需求，包括富裕阶层嗜食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陋习消费，更把资源的贪婪索求扩大到境外，巨量的进口贸易还严重危及世界上起他国家的自然生态。
一个长期贫穷的大国，突然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相当可观的富裕阶层，他们的奢侈消费已引起国外环保人士的恐惧和愤慨。在一位美国记者叙述中国崛起如何威胁全世界自然生态的新书中，消费急剧增长的中国被描绘为可怕的“饕餮巨龙”（devouring dragon）。50 中国的崛起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新型的“大跃进”规模，其盲目性和破坏性已在国内外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抵制。江朱执政期只顾经济增长，毫无顾忌地耗费自然资源，及至胡温上台，可耗费的资源日益减少，而污染破坏则已严重到国人能否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生息繁衍的地步。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至此达到极限，再难以继续增长了。
另一个恶果是国人最不能容忍的贫富两极分化。当初邓小平放开管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公开讲话中也曾流露出将来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担忧。51 邓的远虑不幸而言中，如今中国名列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列。据北京大学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家庭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其中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30％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仅有全国1％的财产。” 之所以发展到今日改革共识完全破裂的地步，正是邓小平左右兼顾的国家机会主义政策放任利益集团左右通吃造成的。对这种完全由中共政府调控的左右摇摆政策，秦晖称之为“尺蠖效应”，他在上述的那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 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这种政府带动利益集团一个萝卜两头切的实例充斥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受限制和被剥夺的总是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民众。泛滥的双轨制为双层制铺路开道，江朱的国企改革仅起到遏制中小官倒的作用，初步为民营工商开拓生存空间，算是促进了一时的“国退民进”。但由于被保留下来的各大型国企垄断行业仍受到优惠呵护，致使资源过度集中到高层手中。例如套用西方“目标管理”（MBO）的经理人持股方式，放任在国企任职的红二代及高层官僚合法持有大量国企股份，这种“国有股白送”的改革凭空制造了一大批红色资本家阶层。再如退休高干及其子弟凭借他们的身份地位，纷纷被投资公司请去担任董事，不费吹灰之力，便分到融资所得的丰厚股份。这类放纵一部分人暴富的现象发展到胡温执政后期，权贵资本实力猛增，民企的活力受到压抑，利益集团便乘此“国进民退”的逆流大势一拥而上，各据要津，形成了今日尾大不掉的权贵资本主义。
中共政府为什么绝不放手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企，并视此为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意识形态问题，其着眼点首先出于当权者十分自私的利益分配。保持原有建制的存在，目的在于方便人事安排，即保证掌握政权的家族能让其成员同时也执掌财政大权。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大搞演出出版活动，整个的花费，据说就是靠他从陈元掌门的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数百亿元来维持的。没有陈云他儿子的财政支持，薄熙来问鼎政治局常委的运作就根本无法启动。正因权贵资本寄生国有经济，运作假公济私的事务，所以经济体制一直难以实现结构性的改革，改革到今天，充其量只改革到国家干预，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国式市场经济。政府通过强化国企的垄断地位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不允许体制外建立任何反垄断的机制。党天下如今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实际上已变成红色家族和国有资产一体化的专制政体，国家无复国统，党官和党员也都谈不上有什么党格了。
2012年，就在习近平接掌胡锦涛大权之际，彭博社发文揭露八大家族关系网掌控国有资产的惊人现状，同时也公布了习近平家族拥有的巨额资产，《纽约时报》则专文爆料温家寳家族敛财二十多亿。52 丑闻一出，媒体网络大量转载，立即引起举国哗然的强烈反应。资源高度集中，必然引发高层间争夺资源。在整个胡温执政期间，利益版图基本划定，国内的所有产业类别多已由某个说得出姓名的高层权贵据为己有。他们的利益纠纷错综复杂，各派势力均在政治局常委一级挂靠到可供荫庇的政治同盟。只要是国有机构，从高层到基层，都有裙带朋党占据要津，其盘根错节之势达到每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就会拉扯出腐败链上一连串同案的共犯。余英时在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的一次访谈中说得很明确：“贪腐是中共生存的必要条件。今天不再靠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号召党员，而是依靠一种共同的利益。有了这种利益，有了权利，就可以得到一切，可以为所欲为。美国一名评论家指出：中国的贪腐问题，就是一种胶，将党内人士粘结在一起。反贪是为了做样子，实际上是通过反贪，将政治上的敌人整掉。但是，在社会秩序到了一种不能再维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集权制将无法维持下去。”这就是中共内部的救党派最担忧的“亡国亡党”危机，也是党国政治走向衰败的明显标志。
在此危局逼人的情况下，习近平被扶正为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核心，接了胡温交手的混乱摊子。改革红利已瓜分殆尽，留下的多是增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麻烦和利益集团过分剥夺造成的恶果。多年以来，民营企业以远低于国营企业的资产创造出比国企更高的利润，同时也容纳了远多于国企的就业人员。假使民企能在获得政府更多支持和优惠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逐步取代效率很差的国企，则经济体制的改革必会有良性的发展而迈向新的转型。但由于胡温执政后期出现国进民退的劣化趋势，近三年来，国企的资产更加雄厚，民企却逐渐萎缩，外企更大量逃离，国家经济失去了体制外经济实体所带动的效率和活力，而陷入了人浮于事和产能过剩的国企长期滚爬的泥坑，改革的进程至此便走上死路。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高达GDP的百分之三百，为摆脱经济疲软的状况，只有大搞基础建设，通过巨额投资来刺激增长，制造虚假的繁荣。这种力不从心的拼增长好比一阳痿患者大服春药来助燃其满腹的欲火，其结果只能是开动印钞机滥发纸币，把资金冻结在过多的高铁建设和空置的新建楼房上。总而言之，在中共现存的政治体制下，为经济增长所作的努力即使挣死挣活，也只能挣扎到力所能及的极限而颓然止步。
进入2015年，下滑趋势立马呈现。新年伊始，媒体就报导出令人气馁的消息：“进出口双双下跌，且进口跌幅更大，不是国际订单减少可以解释的，只能说，中国经济进入了值得警惕的时期。而制造业倒闭潮与PMI指数低迷，更是左证。…… 中国制造产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不说，产品技术还跟不上市场发展。国内外有很多的现象表明，制造业企业不肯花资本去转型升级，就得面对倒闭的恶梦。”53 这说明，经过三十年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制造业以及后来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建投资，这两个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末路，而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则一去不复返，再无开放初期的甜头可吃了。面对下一步转型的迷茫前景，习近平最近不得不一再宣布，要平稳应对这一过程痛苦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为什么说到下一步转型的问题，习近平称其为“痛苦的过程”呢？因为要像人家南韩那样创出引领世界的品牌，要把外向型增长转为内销型导向，可不是他两年前畅抒“中国梦”那样可信口开河，快意渲染的事情。这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要完成企业转型，前三十年只发展不改革，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不作全面改革，到如今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等严重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依旧不敢下决心进行根治，却想来个急转弯，一步就踏上新转型的轨道，那谈何容易！
习近平执政两年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比前任两任总书记显得更为强势，他拉上王岐山打老虎拍苍蝇，把其他五个常委全丢到到身后的空位上，一副毛泽东独断孤行的气势，大有突破邓小平重新建立的集体领导局面之势。然而就个人的修养和素质来看，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习近平不但没能表现出高出一个档次的水平，反倒让人觉得，中共的总书记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届更比一届差劲。江泽民多少还有些沪上文化的底子，又是民国时的交大毕业生，思想不太僵化，国际眼界较为开阔，英语水平可达到背诵一段Jefferson《独立宣言》，让上海大学生甚为折服的程度。此人尽管有点戏子习气，出国访问，还是能给美国政要留下态度亲和，言谈开放的印象。胡锦涛基本上是党化教育培养出来的技术官僚，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言谈举止循规蹈矩，比起江泽民就显得过于拘谨。他出访俄罗斯，向人家谈起他最喜欢的俄国文学作品，开出的书单竟是苏联时期的青少年爱国教育读物《卓娅与舒拉》。其人的文艺趣味之枯燥短浅于此可见。尽管阅读面如此有限，胡锦涛的交底还是很老实的，而习近平讲起他读书的事情，就让人觉有点夸夸其谈。习在一次座谈会上畅谈他博览俄罗斯文学的书目，说是“在托尔斯泰的三部曲中，他更喜欢《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卷帙浩繁，但只有那么一部。拥有三部曲作品的托尔斯泰乃苏联作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其“苦难历程”三部曲分别为《两姊妹》、《一九一八年》和《阴暗的早晨》，与习更喜欢的《战争与和平》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可以想见习近平读书一席谈中的道听途说成分。
2006年，胡锦涛白宫会谈之后来耶鲁大学演讲，笔者作为该校教员也曾应邀出席。胡演讲中最戏剧的插曲是，他自我表白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英译者接下来译曰：“I’m a materialist”，当下就逗得全场听众哑然失笑。总书记当时人已置身英语语境，其措词却脱不了党话语系络。对汉语听众来说，谁都明白总书记在作正面的自我定位。但美国人并无马列哲学观念，胡既然自称他是“materialist”，就难怪耶鲁师生把他当成爱钱财好享受的人看待了。这一误解不啻为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口误”（Freudian slip）：胡锦涛可谓替共产党干部吐出了埋藏心底的真话，他们哪一个不是物质/实利主义者呢？其实胡那次访美，就是来大签定单合同的，美国政府和财团，包括耶鲁财团在内，都有交易与合作要与他带来的团队商谈。左派与右派至此挂上钩，哲学观念和经济算盘不谋而合，中共与美帝在全球化的轨道上终于接通。江泽民时代，中美之间的人权对话还能迫使中共政府放魏京生、王丹出境。及至胡温执政，中国已经崛起，且握有美国最大的债权，中方就再也没有为慰藉某些国会议员的人权情面而轻饶过一个良心犯。刘晓波即使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也监狱里照关不误。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胡锦涛端着冲锋枪指挥军队枪杀抗议藏人，在执行邓小平“两手硬”的基本点上，这两位总书记干得都很尽职。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小说反党”案受牵连，曾叫毛泽东关押流放十六年之久。他复出后主政广东，开发特区，是中共元老中在打通对外开放的工作上起步最早的一员。他的子女自然也多得到他开风气之先的好处，其中有两个女儿及一个小儿子早都拥有各自的公司，或已入加拿大籍，或现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唯独大儿子习近平旨在从政，立足国内，先是经他老爸走后门安排到中央军委，给时任军委秘书长的耿彪做秘书，从此踏上红色仕途的第一个台阶。看来习仲勋也是按陈云的“一家两制”方案办事，特意安排他家的老大去抓军党大权，好为在其他领域和世界各地开拓天地的红二代弟兄姐妹守好家底，保住父辈打下的江山。
习近平属于喝“狼奶”长大的红卫兵一代，下乡当知青时，他就担任过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此后他历任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和省长等职，一路晋升途中，习精心操作的多属模范地方官员那类作调查写汇报，访贫问苦等务虚的勤政工作。经过三十年历练，到当上总书记的年月，习近平的思维表达方式早都受官场的熏陶而定格下来，他不但开口说官话套话，说得明畅练达，习以为常，而且好引毛语录背毛诗词，特别是沿袭前几届核心的宣讲传统，擅用简洁的数字口号宣布他最新的治国大纲。邓小平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有“八荣八耻”，习近平在这方面可谓后来居上，自十八大以来，他的数字干条条越说越多。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毛泽东胡搞的那一套早被弃若敝屣。就像纪念堂里横陈的毛那具人肉蜡像，外形虽完好，内脏已掏空，毛泽东思想的外壳至今虽甲胄般武装着中共的党国尊严，但甲壳内部已经过器官移植，换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心肝。三十多年来，中共当局既怕从今日的自由主义立场上揭批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又怕残余的毛左势力揭批今日的“资本主义复辟”，执政党整个地处于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困境。这就是邓小平既左右兼顾，放手当权派左右通吃，又一再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缘故。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他宁可持不争论的态度，只顾摸着石头往前过河。
习近平接班后，中共已趟入改革的深水，若继续摸着石头走下去，难免有没顶之灾。但志大才疏的习近平仍持“不信邪”的态度，坚持要按照邓的路线走下去。眼看着有门路有财富的人家纷纷移居国外，从中央到地方，“裸官”一大堆，中央委员会和“两会”代表中身藏绿卡者大有人在，无奈之下，习大大只有给大家打气，蛮有把握地提出理论、道路和制度上的“三个自信”。习近平这种强打精神的“自信”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我们最好还是对照他最相信的老祖宗马克思批判德国旧制度的言论，照一照习“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的愚顽嘴脸。如果习近平及其中共集团相信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本质，又何必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外观”——四项基本原则——“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呢？”“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 中国人民现在为中共的“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希望他们带动国家与全民与毛泽东留下的那一切愉快地告别。54 但习近平及中共当局却执迷不悟，他们拒绝可与过去断然诀别的任何出路，因为他们若不延续那使他们能够幸存下去的过去，就会立刻失去稳坐天下的现在。他们仍在犯他们的老祖宗所警告的“世界历史性错误”，仍在想象他们相信事实上他们自己已不相信，而且也无法使中国人民相信的东西。那就是习近平接着推出的“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他非要把前三十年的毛统与后三十年的邓统强行贯通起来。自己明明是历史虚无主义地无视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反而斥责认真清算那一段历史的言论为虚无主义。为了迫使党内外都迎合他睁着眼所说的瞎话，习又下发9号文件，暗暗在高校搞“七不讲”的教育活动。这文件不便公开发表，只好由领导在下面向教师口头传达。现将网民的调侃加疏解转抄如下：
普世价值不要讲（要讲中国特色）；新闻自由不要讲（要讲党管媒体不变）；公民社会不要讲（要讲社会管理创新）；公民权利不要讲（要讲和谐社会）；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要高举毛邓旗帜）；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要讲中国梦）；司法独立不要讲（要讲政法委办案）。
呜呼，习近平可以休矣！本欲划分禁区，结果自暴了弊端，这简直就是撩起衣服对他人说：这是我的软肋，不准你打。十八大以来，执政已两年之久，总书记仍然如马克思讥笑的那样，“象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还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
最近习又提出“四个全面”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报上的呼应连篇累牍，把这四点笼统的陈旧说法吹捧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但网上的反应却发出一片嘘声。仅就“全面”这个修饰词重复四次的声嘶力竭来看，即可想见，中共今日的理论架构多么贫瘠，其价值系统已完全空洞。有网民针对这四个全面讽刺说：“全面小康就是把财富搞得多多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权贵必须分最大一块；全面依法治国就是不服这种分配规则的要惩治；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把砸锅分子清除出去，确保利益权力在权贵手中。”在习近平一再推出的此类政策广告中，形式化语言的语义已完全与现实脱节，成为可反复组合的仪式性符号系统，由此而形成仪式性的独裁政治。像习近平这样擅长空洞辞令的权力中人物便通过仪式被推上权力顶峰，充当了这个体制的自动机制需要他扮演的角色。一届接一届的总书记就这样把权力的交接延续下去，只有平庸的常态，没有任何转型的可能。
十六、中国梦/南柯梦
陕西人习近平颇有股子“陕西冷娃”的愣劲头，那一年他出访墨西哥时尚未接班胡锦涛，在接见旅墨华人的谈话中，他即大大咧咧，毫不客气地指责某些外国人，说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对中国“说三道四”，那说话的口气明显流露出红卫兵一代的愤青情绪。他自正式执政以来，在对外关系上即表现出强势姿态，明显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以及前两届领导人“和平崛起”的表白有很大的不同。习的“中国梦”是强国梦，特别是强军梦，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势必伸张拳脚，很想要扬眉吐气一番的“世界梦”。习近平及其红卫兵一代人是在反帝反修的教育背景中长大的，如今充斥军中的红二代各级将领也都与习怀有相同的鹰派冲动，急欲修复毛泽东时代抛荒的广阔海疆。
毛泽东只擅长在党内斗争和剥夺农民方面先下手为强，他那种想当第三世界老大的妄念一副天下主义的自大。他执政二十七年，一味慷国家人民之慨买友邦的拥戴，却在与邻国划分疆界的问题上持国际主义的凯子态度，比如把原属中国的夜鹰岛送给越南，把长白山一部分划归朝鲜，等等。更为可憎的是，宁可把冤枉钱花到援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亚非拉穷国乱邦上面，对东南亚诸国，还大搞革命输出，支持那里的游击队颠覆活动，却顾不上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建立现代化的海军和空军。致使中共的海军多年来舰只破旧，数量有限，仅可勉强执行近海防守任务，根本无力出征远洋，到中国地图上所标示的曾母暗沙去落实海疆主权。直至八十年代，中共的海军都无力对东海和南海上有争议的岛屿、环礁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结果是东海、南海富有渔业和海底石油资源的海域都被邻近诸国先下手为强，占有和开发了不少。中方想要立即收回所谓自古以来即属于中国的岛屿或环礁，至今仍面临“后下手遭殃”的困境。这是一直以来内斗不休的中共集团给国家主权造成的损失和遗憾，也是后毛时代的几届班子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难题。
习近平执政以来最讨好国人的举措计有两个方面，一是强力反腐，二是在东海、南海上捍卫领土主权的强硬措施。可以看出，每当政府对日本、越南、菲律宾以及这三国背后的美国采取抗拒或挑战姿态，便总是能激起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群的叫好，也最能抚慰国人的民族主义焦虑，一时间提升国人合群自大的良好感觉。但反过来看，当局若放纵民间的“爱国”狂热过度高涨，也会受此类力量的牵制而骑虎难下，在东海、南海问题上激化与相邻诸国的冲突，导致擦枪走火的危险。这正是表面上强硬，实际上并不敢贸然打外仗的中共领导层很担心的事情。
近十几年来，中共的空军海军在武器装备上实力大增，数量和质量都开始领先邻近各国。迅速提升的军力助长了军方某些发言人和一大批愤青军迷好战的狂热，更有鹰派学者撰文指出，以往的韬光养晦策略是弱国外交。该学者在文中宣扬，所谓“和平崛起”，和平只是手段，崛起才是目的。要实现和平崛起，必先武力崛起，中国的军事力量只有在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平崛起。因此他提出中国现在的国防建设目标应从已往的防止外部军事入侵扩大到维护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安全利益，即把强军梦与中国的“世界梦”联系起来，推行“王道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按这一武力崛起领先论的说法，等将来中国拥有了与美国同等的空军海军力量，中国就具备和平统一台湾的能力了。
显而易见，中共党内军内的军事观如今也随着中共本身的变异而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迷信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而是由强调革命军队中人的积极因素转向了唯武器论。毛泽东曾戴给美帝的“纸老虎”帽子，现在移用到共军头上也许才更为合适。不可否认，共军的武器装备的确已大量更新，较前精锐，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随着国防经费连年激增，还会造出更先进的战斗机，以及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各式战舰投入服役编制。但共军至今仍是一支党军，而非自成系统的国家化军队。党军打内战夺天下，曾经很有效力，但置诸新世纪的现代军事脉络之中，它原有的威力不但未必有效，而且会成为对外作战时的致命缺陷。首先，共军整个的建制需要彻底改革，指挥系统也与正在升级的武器装备不太配套。其次，严格地来说，共军从未打过真正的空战或海战，更不要说最新的空海一体战。它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在没拉出来溜一溜之前，优劣胜败全都是说不定的。
这两年来军内反腐的情况明摆在全民眼前，中共军队的腐败，是从营房连队到中央军委的全面性腐败。应征入伍要花钱，新兵经训练分配到各个部队，更要花钱打点，去买更好的兵种和服役地点。由士兵升迁到士官，再升至更高的职位，每一步都得花钱购买。大小军官都骄奢淫逸到这步田地，如此贪腐的军队能否真正打仗都是一个问题，哪能谈到战则必胜！解放军以大欺小，到菲律宾近海抢占几个环礁当然没有问题；而要打垮长期战火中熬炼出来的越南军队，恐怕就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若在东海上真正发动与日本的夺岛之战，胜算就很悬乎了。中共其实也知道自己的实力很有限，并不敢轻举妄动，现在的强硬只是“引而不发”扎个势，让对方觉得不好惹罢了。
习近平复兴中华民族的美梦同时还有回归传统文化的指向，有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但传统的价值阶序早已被毛泽东那一套彻底颠覆和败坏，如何回归到拨乱反正过来的地步，可就不是仅仅在书本层面上提倡一下国学，搞一些尊孔崇儒的热闹活动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共至今都拿不出一套团结全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他们深知，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一条划界的禁令，可作为反自由化的拦路虎防民之口，却根本无法赢得公众的认同。教育部长袁贵仁近日发令，“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有网友讥讽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价值观念呀。”
中共今日一方面恐惧普世价值的传播，一方面又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替换价值，他们的理论处境实在尴尬，业已退化到价值空巢，守护失据的境地。这种“西方价值恐惧症”病急乱投医，孤立无助之下，不得不祭起儒家这面曾被毛泽东践踏得十分肮脏的旧旗。按照余英时的分析，儒家其实是有许多与普世价值相通的价值，但习近平及中共御用学者无意汲取其中可予以优化新生的传统资源。他们本是一群海畔逐臭之夫的组合，最感兴趣的总是些投合专制政体的陈腐东西。因此对于儒家，他们想要唤回的阴魂只能是“伪儒家”那一套货色，是“三从四德直系的儒家”，是“完全听命于中央的儒家”。这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一边穿着这种受尊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 55 好演一场闭幕前自讨没趣的闹剧。
毛泽东晚年曾对毛远新有过这样一段谈话，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56 毛泽东担心的政治衰微和意识形态破产果真在习近平执政年代赫然浮现，习不知恶梦将至，还在畅抒他中国梦的随想。他梦魂颠倒，痴人说梦，到头来恐怕就是以南柯一梦收场了。
十七、转型的动力在民间
在执行“两手硬”方面，习近平比前两届领导更硬更狠。他的一手硬是严打维权活动，封杀异议言论，纵容毛左势力，扶植“五毛”团队。自习近平来上台以来，所抓捕的异议维权人士已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届的总合，仅最近一年来被关押被判处的良心犯即有成千人之多。对“天安门母亲”的言行，前两届政府虽严加防范，限制的手段还算比较客气。习近平上台以来，国保的打压行动骤趋严厉，连“六四”忌日前夕在一位“天安门母亲”家中聚会悼念的活动都触犯了新条例，被加上“寻衅滋事”的罪名。好多与会者都被粗暴拘捕，其中著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至今仍遭关押并面临判刑。
对媒体网络言论，习近平上台后的审查管理也更趋严厉，大量的网站被无理取缔，国家网信办肆意关闭发表自由化言论的微信公众账号，为阻止网民翻墙阅读境外网站的信息，竟然连外资公司业务上经常使用的VPN(虚拟专用网络)都悍然关闭。最让舆论唾弃的是，时至今日，习近平仍仿照毛泽东那一套干涉文艺创作的做法，召开文艺界的积极分子座谈会，公然大捧周小平、花千芳之流专门在网上写五毛党跟贴文字的人物。习大大的推举反而弄得这两位新宠遭网民耻笑，成了不受公众欢迎的人物。无权者自有他们不认同、不接受权威的权力，封网的技术每高一尺，翻墙的技术都会更高一丈，官方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堵截信息传播，最终都落为徒劳。现在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老百姓的觉悟也随之步步提高，自由表达的诉求是无论如何都压制不下去了。全球化格局下的网络已布下公民不服从的天网，当局的高压政策只能加速它自己的崩溃。
习近平的另一手硬突出表现在打击腐败犯罪活动方面，其力度远高于前届领导，因而最能赢得公众的称赞。自从审判了薄熙来夫妇，先是抓捕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接着审查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破了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中共旧规。习近平这一系列惩治贪官的举措特别讨好民意，算是起到了宣泄公愤的减压效应。但也有舆论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是借反腐清除政敌，并被指责有偏袒红二代的嫌疑。然而反腐不管反到何种程度，当局若不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仅靠中纪委那样的“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是绝不可能彻底根除腐败的。“依法治国”的操作后面隐蔽着一个操纵法律的党权黑手，所谓的“法”，乃是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由中共集团予以认定，才可能算数的法，它不但与“以法治国”的“法治”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依法”的方式本身就有非法之嫌，就难免在打黑过程中施加“黑打”的手段。反腐反到现在，已反到王岐山所面临的“两军对垒，胶着状态”，可见腐败势力之根深蒂固和打不胜打，连王本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中纪委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远远还不匹配”。
下一步怎么办？当局有勇气开放媒体，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局面下“以法治国”和“从严治党”吗？他们显然是不敢的。从邓小平开始即严厉维持的稳定已难以为继，乱局正在从中共内部向外扩散。揪出的老虎和苍蝇越多，从党内到民间的毛左势力就愈益蠢动，而习近平的很多言行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助长这股随时都可能复发的文革红旋风再度刮起。不久前左王邓力群去世，对于这样一个早被邓小平打入冷宫的顽固派，过气的棍子文章写手，习近平竟然与全体常委隆重出席吊唁，并给予高度评价。这阵势不能不让人有所联想：莫非习近平危急关头思良将，希望他身边的文胆也都邓力群般左气逼人，为他的左转弯作舞文弄墨的开路？
今年二月初，中国的一批“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集会，实现所谓“中国毛派大联合”。他们指责当局是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并号召“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重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其 “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号召俨然在向习近平政府开炮。他们发表在网上的会议纪要立刻被当局删除，但对这一群毛左分子的嚣张活动，当局却没有采取任何压制打击的行动。对比放纵国保逮捕和酷刑自由派维权人士的毒辣手段，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局在“特别是防止‘左’”的操作上始终都暗怀投鼠忌器的顾虑，充分暴露出他们在应对毛左分子方面心虚气短的弱点。因为毛左势力与当朝势力毕竟都属于同根而生的毛共，打击了毛左势力，弄不好会伤及这个政权的根本。三十多年来，中共一直都给自己进行资本主义的输血，为的就是“回春”衰微的党体，结果弄得输血上瘾，如今已走上一条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正视的道路。于是他们只好以自虐的方式作自救的挣扎，边贪腐，边反贪腐，由这个更有权的贪腐去反那个较无权的贪腐，在反贪腐的政治操作中权斗下去，从而达成新的权力整合，好继续维持一时的稳定。这情形简直就像蛇头咬住蛇尾，不惜自食其肉以肥其身，甚至龌龊到自吞其粪以洁其体。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胡来都行，只要能保党幸存，继续蛇一般蠕动下去。
温家宝在他离职前的一次讲话中语重心长，谈到他对文革复辟的担忧。温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这位影帝做人虽然很假，但有时候演戏进入了角色，还是会说出些实话，尽管那些话后来都流于空话。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说出了中共集团内部最大的恐惧。他们都先富起来了，因此他们最害怕毛泽东阴魂不散，凭付到弱势群体身上，驱动历史轮回的红轮隆隆滚动，再次轧过中国大地。
温家宝的“文革恐惧偏执症”乃是中共集团后毛时期综合症的一个典型症状，是他们不愿意，也不敢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根本原因。因为当局特惧乱，所以暴力维稳；因为国家暴力引起民众的暴力对抗，结果国家更加强化其镇压机器。打压越趋严，反抗就越强烈越频繁。维稳的恶性循环要是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共的文革梦魇就可能在大白天闯入现实。邓小平当初若配合赵紫阳的建议，能够对学生反官倒的合理要求温和疏导，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的改革动力，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流血事件，不会把官民的对立闹到今日几乎势不两立的地步。
中国的民间社会源远流长，从村社宗族建立宗祠到文人以文会友，结社论学，再到商人组织商会，旅居群体组织同乡会，各种类型的团体都在朝廷和官府以外的在野世界充分发挥小政府统治下的大社会良性作用。直到民国年间，从学术到商业，以及各类公益事业，都在非盈利机构的范围内从事其繁荣地方经济和维持世道人心的有益活动。可以说早在西方的NGO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就已存在具有其民间社会特色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群体了。如上所述，不幸这一切在1949年中共集团暴力夺权后被彻底摧毁。假使当初的义田义仓制度没有经土改而没收，粥厂和赈济组织没有遭政府取缔，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惨剧就不会发生。民间社会自始便是中共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存在，因为只有破坏了民间社会，中共的暴民动员才有得逞的余地；只有剥夺民间社会，中共的匪运暴行才得以维持下去。中共的武装革命自发起到壮大都是在侵蚀和鱼肉民间社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经过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国大地上的民间社会被摧残殆尽。文革的“大演习”之所以能闹到天下大乱的地步，民间社会的消亡便是一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毕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随之有所松动。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地方上也获得了不少自治权，尤其是在农村，长期萎缩的社会活力也逐步复苏过来。再加上民营企业飞速发展，国家把基本的资源分配权还给了市场，随着国家逐步放权, 出现了很多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做的社会公共事务问题，这一切就为当今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萌生发展的空间。大量由志愿者和维权群体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便经过从隐蔽到公开，从不合法到合法的进程中发展起来了。比如在2008年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中，志愿者群体便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近年来很多环境污染和涉及到公共医疗卫生的严重问题，也都是在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下，被披露报导出来，从而引起外界注意和得到治理的。
然而权力独占欲乃是中共政权的本性，自从非政府组织及其志愿者群体出现，政府即对其持高度警惕和监督的态度，从注册上限制到管理上刁难，致使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处处受到掣肘，动辄得咎。随着中国经济奇迹好景不再，社会不满日增，执政当局越来越缺乏政治自信，他们对NGO活动的容忍度也就越来越低。公盟创始人许志永博士热心为弱势群体发放救济，提供法律援助，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结果被捕并获刑四年。良知医生高耀洁调查河南艾滋村，救助艾滋病患者，却触犯当局，被迫流亡美国。本来是能够对重建民间社会起到良好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志愿者群体，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善意支持，反在近年来不断受到打击，甚至连作一些与国外NGO合作交流的活动，都被诬蔑为勾结海外敌对势力而遭取缔，其成员也受到迫害。像传知行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这样献身社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居然都被习近平当局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失踪”到深似海的大墙后面，至今渺无消息。
正是由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志愿者受到打压，难以正常发展，才出现了此类放在健全的民间社会中绝不至于酿成的乱象：例如弱势群体得不到适当的救助，环境污染逼得人没有活路，地方黑恶势力与政府勾结在一起残害良民，各种维权活动被迫出现暴力趋向，大量的上访冤民滞留城市，围困政府机构……所有这一切乱象都惊动着当局的维稳神经，投下了文革复辟的阴影……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为民间的表达诉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大有铺展开一道“网际民主墙”的势头。网民们对现行政策、新闻时事、改革得失随时发表评论，畅抒己见，形成“网络舆论”，结为“意见群体”，铸造“公民意识”。他们对贪官丑行进行网络监督和举报，对黑恶势力进行“人肉搜索”，在言论上介入反腐打假，种种网上操作别开生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网民特色的一场民权运动。这一趋势正在扩展和壮大，当局若一味采取封网打压的做法，雇佣五毛党作恶俗的骚扰，只会把本来的民主诉求和比较理性的改革讨论逼到文革式的大字报方向上去，把新时期公民意识的社会关怀扭曲成毛左分子的病态文革怀旧。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共当局的文革恐惧症完全是他们自己神经过敏，过度反应造成的。李克强总理近日在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算释放出一丝放松管制的信息，向公众传达了些许新意。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的现状，李总理不得不公开承认：
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
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
因此他提出，要“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打造新引擎。” 而且特别要求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健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一张网，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他在报告中还说出了赢得全场鼓掌的话：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比起前总理温家宝闪烁其辞的民主许诺，李总理要政府放权的宣示显然说得爽快和具体多了。但“大道至简”的无为而治能否落实，就要看“两会”结束后，当局会不会切实“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会不会有效地“发挥企业家才能，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让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依法得到保护”了。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仍未走出马克思所说的“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之困境。前一个“苦于”是政治体制不改革，当局不能以法治国，致使权贵资本主义泛滥造成的。后一个“苦于”则是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备受压制，民间社会难以健全发展，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造成的。如果当前的新转型之趋向不能走出这两个“苦于”的困境，总书记不管推出多少数字口号政策，总理不管做出多么诱人的承诺，最终都于事无补。
通观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似乎已下定了在新常态下作新转型的改革决心。如果这一转型能顺利进行下去，随着非公有经济发展壮大，有助于国企的进一步改革，最终消除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如果民间社会也能在权力不再任性后迅速健康地成长起来，意见群体及其网络舆论能够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积极的影响，到了那时候，执政党将会把权力放松和收缩到什么地步？通过经济改革取得的乐观效果是否能自然而然地促进政治改革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全面深化的改革在实现民主宪政的方面到底能深化到什么程度？司法能够真正独立吗？由谁来“从严治党”？是仅仅由中纪委，还是依靠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监督？在后资本主义的大浪淘沙中，中共集团将进一步作何蜕变？随着民间社会的民主演变，原有的利益集团会作出什么反应？所有这一切希望和悬想仍显得似有若无，飘渺在我们眼前浓厚的雾霾之外。苍天或有眼，大地阒无声。
2015年3月8日完稿
注：
46 轉引自《鄧小平帝國30年》，頁221。
47 詳見李宇：《2013中國暴力拆遷征地總結報告暨全年暴力指數發佈》，見“博訊網”（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4/01/201401201004.shtml#.VOnqwy6p2So ）
48 辛子陵：《GDP大旗下胡作妄爲》，《開放》，2010年11月。
49參看秦暉：《全球化中的“中國競爭力”：2001年以來的中國奇跡》，見《南方周末》，2008年2月日。以下引述多出自該文。
50 Craig Simons, The Devouring Dragon: How China’s Rise Threatens Our Natural World, St. Martin’s Press, 2013.
51 1985年3月7日，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真是走了邪路。”
52 “Revolution to Riches”, Bloomberg, (http://topics.bloomberg.com/revolution-to-riches/ ); “Xi Jing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 Reveal Fortunes of Elite”,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2-06-29/xi-jinping-millionaire-relations-reveal-fortunes-of-elite ); “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 New York Times, Oct. 25, 2012.
53“鳳凰網財經”（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222/13511252_0.shtml ）
54參看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版，頁5-6。
55 參看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585。
56这段引文出自多篇网文所传，并注明出处：“《毛泽东文选》，26卷301页。”但据笔者所见，似无此书，特此注明以存疑待查。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