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的惨剧
二零一四年除夕，正当世界各地相继举行送旧迎新活动时，一条不幸消息给喜庆者抹上一道阴影——上海外滩几十万人在观赏迎新年灯光秀时发生死伤惨重的踩踏事故。毋庸说，故事发生地上海的市民更是震惊万分，他们在哀悼死者的同时纷纷议论，有的不解，“作为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为何发生如此灾难？”有的诘问，“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文化活动，政府各部门为何疏于管控？”
作为在外滩边长大的上海人，伴着这些议论，看着镜头里的事发现场：倒地人的呻吟声惨叫声；不明事由人的喧嚷声；事后赶到的警察的吆喝声，视线不由从令人痛惜的死伤者延伸到出事地点——陈毅广场，再延伸到整个外滩；思维也从那些逝去的宝贵生命，联想到作为上海地标、也是见证上海百年沧桑、中国百年变迁的外滩。
百年兴衰话外滩
从一八四五年外滩辟为英租界到一九四十年代，依着黄浦江西岸四公里长的浅浅弧线，各国建筑师在此大显身手，先后建造了五十多幢造型迥异典雅精致的西洋大厦，有英国式、法国式、西班牙式、希腊式的；有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哥特式风格的，集世界各国的古典建筑样式之大成，是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物馆。
当时，这些华贵的大厦多数由外国洋行和银行租用，比如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外滩由此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被称为“东方华尔街”。
以外国金融为首的各行业的西方人不唯带来资金，还带来他们的先进文化，外滩更像一扇衔接西方世界的大门，西方文明从这里扩展，上海由此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负“东方的巴黎”之美誉。当时，美国的爵士乐一兴起，外滩英国总会拥有的东亚最大吧台的酒吧就跟着奏响，上海人也很快成立了爵士乐队。离外滩不远的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等几家头等影院和美国同步首轮上映好莱坞电影。上海的文化产业因得风气之先而迅速发展，在电影、音乐、美术等艺术领域独步全国乃至亚洲。上海独有的自由环境使它成为新闻媒体和出版业的重镇，也为开展社会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争取权益或反抗强权，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是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上海最有生机和活力的几十年，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内战都没能中断它。
细说陈毅的“功勋”
这一切在一九四九年戛然而终，划休止符的就是陈毅广场的主角。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和上海战役总指挥陈毅所统领的部队击败守卫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宣告上海“解放”，陈毅受命担任“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一九九三年外滩为陈毅辟广场竖铜像，称颂他为建设“新上海”功勋卓著，尤其是成功改造了资本家。
就像自鸣得意为自己唱赞歌的乌鸦，中共为自己的党史和人物评功摆好时，早已忘了基本的罗辑。仅看凸显霸气和欺压色彩的“改造”两字，就暴露了他们自夸的荒谬。事实上，“改造”两字也是文饰和美化，中共的实际政策只能用“残酷”两字表述。一九五一、五二年，中共政权一稳固就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上海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五二年三月陈毅作动员报告后，上海十六万户工商业者中列入“五反”的资方达六十多万人，其中被整治的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最荒唐的是，政府判定有些资本家“偷税漏税”，要他们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补起，天下竟有如此强盗逻辑！哪个资本家有如此财力缴纳所“欠税”款？于是，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毒药、上吊、投江、跳楼的高潮，短短几个月有几千人自杀，闹得人行道上的路人胆战心惊，生怕空中飞下一人砸到头上。然而，身为市长的陈毅却无动于衷，在听汇报时冷血地讥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指跳楼自杀者）？”
这句话遂成陈毅的名言，也是他改造上海的“不朽政绩”和证词！他还有一句话更广为人知，十多年后，中国最高决策层开会讨论是否造原子弹，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陈毅慷慨陈词：“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此言和“降落伞部队”如出一辙，就是无视百姓的基本人权人命。就是这样一个陈毅，在毛、邓暴君为首的所谓老一辈革命家中还算开明的，中共集团的灭绝人性由此可见一斑。
死寂的外滩
陈毅率部开进上海后，外滩楼头换上中共的大王旗，外国银行和洋行陆续从这里撤走，留下的大厦多被政府机关鸠占鹊巢，临江的为市级机关占用，各家门柱先后挂上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市妇联、市青年团等白底黑字招牌，背面的尽是局级机关，门口挂着市公安局、卫生局、重工业局、轻工业局、纺织局等招牌。外滩从此蜕变成死寂沉沉的政治中心，黄浦江的风再大也掀不起活气，上海也因之成了政治外滩的附庸，文化艺术产业几近凋零，私营工商业经过三反五反元气大伤，五六年中共干脆用公私合营的名誉充公，上海的经济从此停滞不前。
即便如此，四九年后的三十年间，凭着百年来建筑起来的雄厚基础，上海的工业还是“新中国”最好的，任何“上海产”都是名牌的代名词，凭票都难买。然而，发达的上海没因此而受惠，反承受中央政府竭泽而渔的压榨，上海缴纳的税收占全国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却得不到发展自身的自主权。仅就住房而论，三十年间只建造了寥寥可数的几处工人新村，到七、八十年代，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三平方米，全国倒数第一。斯时，五十年代响应毛号召当“光荣”妈妈多生多养的孩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怜他们别说结婚用房连谈恋爱的地方都找不到。年轻的恋人内无独自空间可坐，外无茶室咖啡座等公共场所可会，公园晚上也关门，除了“荡马路（当时成了谈恋爱的代名词）”别无去处。所幸，物质文明奇缺的上海人不乏西洋精神文明的基因，每到夜幕降临，一对对情侣不约而同地来到外滩，他们密密麻麻地伏在黄浦江边的堤墙上，各自压低声音互不干扰地亲昵私语，由此形成一道壮观的人墙，被雅称为“情人墙”。
霓虹灯下的人祸
直到九十年代初，老朽的邓小平蓦然醒来，自责“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总算得到允许发展的圣旨，积压在上海人身上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发挥的机会。此后的二十多年，就经济建设而言，上海确实是四九后的最好时期，尤其是荒芜了四十年的浦东经过开发，已建成最现代化的新型城区，到二零一零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时，上海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又位列全国第一。
二零一二年元旦伊始，外滩举办迎新年灯光秀，活动现场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悉尼等国际大都市实时联动，翌年还被美国CNN和英国BBC等世界各大媒体选为报道中国迎新年的画面，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迎新年活动之一。
就在上海为此过度自傲时，二零一五年元旦迎来的是三十六死、四十九伤的踩踏事故。究其肇因，又是本不该发生的人祸。其一，黄浦区旅游局直到十二月三十号才发通告：今年的灯光秀从前几年的外滩观景平台改到外滩源。在不加说明的情况下，即使上海人都搞不清外滩和外滩源的区别，何况观灯者不少是在上海读书的外地大学生和游客，结果，登上观景台的人得知错位后又蜂涌下来，引发惨剧。其二，面对三十多万人（官方数字）的游客，警力却只有五百多人，他们又不行使疏导工作，一旦出现混乱，哪里应付得了？官方讳莫如深的是，这五百多警力的主要任务不是维护游客的安全，而是预防“敌对势力”捣乱用以维稳的。其三，事发当晚，管辖外滩的黄浦区委无专人应对值班，黄埔区委书记和区长等一干十多人却在外滩源高级日本餐厅公款吃喝。
党和党魁的利益高于一切
面对如此重大的惨祸，元旦那天的上海大报《解放日报》（市委机关报）和文汇报的头版头条竟然是“习近平新年贺词为伟大的人民点赞”，而有关事故的简讯仅百余字，且压在版面底脚。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勃然责问“三十五条鲜活的生命逝去，就是头版下方的一个小小的豆腐块！这样的神话还要在天朝演多久？”报社负责人用“详细报道赶不及撰写”回答类似质疑。如此拙劣的辩解不值一驳，赶写不了长文尚可推诿，为何不把有死伤数字的简讯特写置顶？到了次日的一月二日，两报的头版头条还是“习近平对外滩踩踏事件做重要指示”，重点还是强调领袖如何关心事件，而不是牵动人心的事故后续情况，尤其是死伤者的现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港台在内的许多海外媒体都在头版头条作大幅度报道。
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此不会见怪，这是中共六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新闻模式。近年，民众凭藉互联网“建自媒体”，才突破舆论一律，才免于继续受瞒骗愚弄。是次，面对汹汹的民情和问责压力，上海市委忍痛处分了黄浦区的几个领导，但在事故调查通报会上，最该引咎辞职的市委书记韩正还是一面大言炎炎，“时时刻刻对党和人民负责”，把党置于人民之前，一面又信誓旦旦“人民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互相矛盾的说辞把他死保乌纱帽的党性和口是心非的虚伪“人民性”表露无遗。
此言再次儆醒上海人或者说中国人，无论是当年的陈毅或今日的韩正，他们代表党来管治庶民，只对党和党魁——当年的毛泽东和今日的习近平负责，无论他们说得如何动听，在他们的心目中，庶民（不过是贱民）的生命无足轻重，党（其实是高层利益集团）和党魁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无论是前三十年衰退沉睡的外滩浦西和后三十年“繁荣兴旺”的外滩浦东，都属于雕塑陈毅（们）和他（们）活着的后辈，贱民可以在东方明珠的霓虹灯下沾点光，披一层梦幻的色彩，但改变不了所处的地位。
原载《争鸣》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