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新加坡一个高级商场角落的咖啡厅，我访问新加坡的知名异议人士徐顺全。
他在1992年成为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之後多次参与选举挑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多次挑战法律举办游行，成为政府的眼中钉。2001年，他因为批评李光耀和总理吴作栋，被告诽谤，几年後被法院判定必须赔偿台币一千万左右。2006年，他因为「无准证演讲」被判有罪，但拒绝缴罚款而选择入狱五周。也在那一年，他被法院宣告破产，无法参与之後的选举，也不能出国。
他的小孩在身边快乐地玩着，光鲜亮丽的商场中的行人开心地购物着，他们不会注意到，在这个角落坐着一个新加坡的黑暗故事，在全世界都很少被诉说的新加坡故事。
李光耀过世後，各种赋予他巨人丶传奇的头衔不断在空中飘扬，新加坡的奇迹故事也不断地被诉说。
李光耀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国家，一个奇异的政治经济体。这个国家从官僚到马路都乾净整洁，政府对人民的「微控制」与高度现代化的背景，常常让人想起某种科幻电影。
李光耀自己骄傲地认为，新加坡的模式是成功的，甚至是被人民广泛接受的──很多人相信新加坡人民和政府之间有着这麽一种社会契约，他们让渡了某些自由（政治自由或是吃口香糖的自由）来换取一个高度发展的美好社会，而这个社会契约的表现在人民行动党一直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选民支持。
的确，即使不少人批评新加坡模式或者李光耀主张的亚洲价值，但这些批评常常预设了新加坡人真的对此种发展模式有共识。但这恐怕是对新加坡的重大误解。
新加坡人真的都接受丶认可这个「新加坡模式」吗？
回顾二次战後，台湾丶香港丶新加坡丶南韩是全世界最快速经济成长的经济体，而被称为东亚四小龙。八十年代，台湾和南韩开始民主化，香港和新加坡却仍然维持威权体制。此後这两个地方经济依然成长，然而，他们也恰好是全世界已发展经济体中最贫富不均的两个地方。
这是意外的巧合吗？
李光耀说他最重视人民的生活与福祉，但新加坡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长期维持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并已从2001年的0.454上升至2012年的0.478；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更是不断恶化。显然，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过的更好，而且是好的非常非常多。2013年，一个新组织「新加坡人对抗贫穷」(Singaporean Against Poverty)成立呼吁新加坡人重视他们的贫穷问题。他们说：「我们要大家思考新加坡的穷人。他们是谁？为什麽他们要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如何生存？我们希望展开一场对话。」
问题是，这个对话为何在过去无法展开？民主体制在理论上会比独裁体制平等，因为劳工可以透过组织丶透过抗争丶透过选票，去影响制度与政策（虽然现实上金权政治往往抑制了这个劳工行动的可能）。在新加坡的半威权体制，一方面对表达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的打压，当然让体制的受害者无法表达他们的声音，另方面新加坡虽然有选举，却这选举却完全表达民意。
这涉及新加坡模式一个比较少人理解的秘密：长期来都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体制不满，甚至已经表现在选票上，但是因为选举制度的扭曲，让这些选票无效。(时代杂志在李光耀的讣闻说，人民行动党长期大胜，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执政成绩，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握大多数资源－－这是忽视有许多新加坡人其实不满执政党，但是因为下文的制度性原因无法呈现。)
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拿到的选票比例都是三分之二左右，或者说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是不满的，但由於选举制度的不公平性， 人民行动党的席次都超过九成。如1984年，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和工人党拿到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却只获得国会79个席次中的两席；且由於此次选举对人民行动党的警讯，他们更修改选举法律，增加「集选区」，让反对党更难选。1991年人民行动党得票再创新低，拿到 60.97％.的选票，却囊括81席次中的77席。2006年大选，他们获得66%的选票，拿到84个总席次的82席。最近一次大选，2011年，人民行动党获得五十年来最低的得票──但即使它们只获得60％的选票，却仍赢得87议席中的81席，但这个席次已经是反对党历史性的胜利。
一个国家有三到四成的人长期对执政党不满，很难说这个国家是接受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或甚至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更何况，这三成多不满的选票是在反对党和媒体自由都受到严重打压的前提下；没有有力的反对党和媒体，很难进行更有效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徐顺全最了解这个，因为他付出了很高代价，而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在选举时执政党还有另一种对选民威胁：如果某选区选出反对党，该选区将会获得较少资源。李光耀在2011年大选前就威胁特定选区，如果人民行动党失败，他们会後悔。更严重的是，新加坡仍保留殖民政府的国家安全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在2011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遭到历史性的挫败，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交媒体的来临让反对者有新的动员与传播渠道，执政党也表示他们听到了这些反对声音。这几年他们确实也开始了税制和福利改革，显然，民主竞争确实有助於改革社会不平等。
当李光耀过世後，政府决定将原来唯一合法的示威地点「芳林公园」改成悼念地点，禁止任何示威行动时，且一个十六岁的青年会因为录制视频质疑李光耀而被逮捕时，这只说明这个政府的内在恐惧，以及所谓新加坡模式的虚假与脆弱。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