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凡是用手制造的东西人们都能用手将其化为齑粉。不过重要的一点是:石头在本质上从来没有善恶之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被推倒的塑像》

记得二十五年前,中国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再版了“内部发行”(亦即当时市面书店不可能公开上架)的索尔仁尼琴著的《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古拉格”原意是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下属的“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首写字母),当我得知此消息后,我托“内部关系”好不容易从该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购得此书。通读了这三大卷、约计2000页的巨著,我深感震撼,久久难以平静,真正感受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病入膏肓,仿佛预感到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制度已不可救药。也正是由于读过了这部巨著,自那之后的几年里所发生的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共产党的灭亡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苏联解体及苏共灭亡后,中国出版或发表关于这种解体和灭亡的原因的专著、文章,迄今为止,难以计数。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曾经深受“苏联模式”影响而其遗风余迹现今依然不绝的中国,对于这种原因探讨和概说的热衷,至今方兴未艾,不亚于苏联故国家人的反问和追寻,甚至还表现为某种病态式的“偏爱”。某些“左”派人士格外关切和重视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问题,真是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据我所知,仅仅关于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原因,不同的中国学人就提出了近二十种不同的界定和解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通读了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所完成并发表的《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 A History)之后,不难发现和确定,“古拉格”现象、历史以及它们的全部问题本身正是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重要症结或关键所在!因此,《古拉格:一部历史》就是苏联衰亡史的缩影!

四十多年前,索尔仁尼琴写就的《古拉格群岛》成为记述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社会以暴力统治和以恐怖维持的集中营及劳改营生活的一部历史里程碑式的著作,而在二十一世纪之初,阿普尔鲍姆写就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则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展现和反思“古拉格”现象和其历史的新视阈。具体而言,《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写下的一部历史文学纪实性的著作,1973年,此书出版时,作者自认为只是“受委托处理晚近的一些故事和书信的代理人”,作者还没有致力于全面揭露“古拉格”的历史及其各个主要方面。作者的笔触既略有遗憾又带有希望:“我不敢放肆去撰写古拉格群岛的历史:我没有机会阅读文献,但什么时候谁又会有机会呢?”三十多年后,索尔仁尼琴的愿望终于在一位美国学者那里得以实现。从《古拉格群岛》到《古拉格:一部历史》,从“古拉格现象”的揭露到“古拉格历史”的全面评述,后者堪称一部力作,称得上创立了或者大大丰富了“古拉格学”,至少是开拓出世界范围的“古拉格”社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

《古拉格:一部历史》自2004年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获得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达夫·库珀奖”并且进入多项图书大奖的提名,被译成不同文本。在我看来,该书有以下几大“亮点”:

首先,细致全面,鞭辟入里。基于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文献,特别是大量的原始档案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该书用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来记述“古拉格”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八六年的兴衰历史过程。它不仅具体地追溯了“古拉格”的起源、最初形态、重大转折和典型个案,而且充分地展现出“古拉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取向、内在结构、外在形态和特定宿命,还比较准确地整理或统计出“古拉格”诸多方面的概况、特征显现、质的演变和量的进化。“根据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统计,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间,四百七十六个劳改营组成了古拉格的王国。······实际上,这些劳改营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十几个甚至几百个更小的劳改营组成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第200页;以下引用只注明页数)的确,这成千上万座大大小小的“古拉格群岛”构成了苏联社会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精神到心理、从领袖到平民、从中心到边缘的不同生活领域的那种令人惊奇地相似的共同内容或共同“底色”,这种内容或“底色”也是索尔仁尼琴之所以把他自己的那部代表性巨著题名为“古拉格群岛”而意指苏联社会历史本质的所在。根据《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估算:“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一千八百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第635页)“把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两千八百七十万人。”(第637页)其中,死去的人数为“二百七十四万九千一百六十三人。”(第639页)“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五三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数为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第639页)这也就是说,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直接经历过或陷入到“古拉格”生活的总人数不会低于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在我看来,“古拉格”的一则训诫简直就是来自几乎为所有的极权主义所信奉的一条魔咒:“杀死一个人等于杀死一条生命,而杀死一百万人那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了!”该书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关押的总人数还是死去的总人数,他们所影响到的或所涉及到的家人、亲属、朋友或同事等等总人数远远超出前者若干倍数以上。因而,全苏联社会与“古拉格”生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直接关联的总人数不会低于数千万!“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铁丝网里面的生活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即使是在劳改营的俚语中,谈到铁丝网外面的世界时也不是说‘自由社会’,而是说‘大监狱’,它更大,没有劳改营的‘小监狱’那么要命,但是并不更人道——肯定不会更人道。”(第xv页)更加荒谬的是,“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第6页)很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被关押在“古拉格”之中,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家庭、身份和亲人属于“另类”。更加可耻的是,由“古拉格”所逮捕、羁押、惩罚和管理的囚犯,不只是旧国家政权的“反动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宗教神职人士、苏共党内被清洗的干部、外国敌特分子,还有那些偷窃一条面包或三瓶葡萄酒或数次上班迟到或没有完成工作指标等等的“小人物”。“古拉格”的法制(绝不是法治!),就是无法无天!更加可笑的是,就连那些“古拉格”的领导者、迫害者本人也难以逃脱被“古拉格”的政治绞肉机所吞噬的厄运。例如,曾为“古拉格”罪魁之一的叶若夫于1940年临死之前说:“告诉斯大林,我将念着他的名字死去。”(第116页)

读完了《古拉格:一部历史》,掩卷思索,又一次联想和重温我们当年上大学时一门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课程曾介绍过的列宁一句名言:沙皇俄国是俄罗斯各族人民的监狱。无独有偶,至少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才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真正的监狱!

其次,横向透析,纵向贯通。《古拉格:一部历史》不只是囿于“古拉格”问题本身,而是既根据于又超越出这一问题来从更大更广的时空坐标系呈现出这一问题的世界性意义和世纪性影响。该书非常出彩的一个地方就是多次、多层面地把二十世纪两大极权主义的象征——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加以比较。尽管后者比起前者来更加悠久也更加迫近,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古拉格”现象及其历史的反思或审判远远不及对于纳粹德国集中营的揭露或研究。这里,除了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比起苏联的“古拉格”更加广泛和更加直接祸害全欧洲等原因外,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包括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和追求自由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当年所谓著名的“左派人士”和“进步分子”,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像当年鞭挞或埋葬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制度那样来审视或清算苏联的“古拉格”制度?“实际上,在阅读关于两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记述报道时,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两个集中营之间的区别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每个集中营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于毒气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归根结底,你的人生经历是你自己所独有的。”(第xxvii页)甚至,连著名的苏联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所写的“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都与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劳动使你自由”的标语惊人地相似。(第189页)我本人于2010年深秋参观德国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时,也为目睹达豪集中营的大门上用铁模铸成的同样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而震撼。毫无疑问,无论是纳粹集中营的“劳动”还是“古拉格”的“劳动”,都是无一例外地几近于死亡的劳动。

“古拉格”作为二十世纪运作和横行了近六十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极权主义统治及其恐怖的代表,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绝没有随着其制度的破产、罪魁的死去、流放地的变化、监狱的残败破碎等等而销声匿迹。“古拉格”现象及其历史不仅仅曾经深深地植根于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本身就是苏联文化躯体所流淌、所循环的“血液”或“气脉”,而且已经走出苏联,超越了其时代,演化出其不同类型的变种,成为二十世纪某些地区和不同人民共同拥有和经历的极权主义生活“炼狱”。所以,“古拉格”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影响非常值得开掘和研究。一方面,从《古拉格:一部历史》作者持有的西方观念和美国价值来看,“如果我们忘掉古拉格的话,那么,迟早我们会发现,我们同样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例如,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要进行“冷战”?“二00二年,发表在英国保守的《旁观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冷战是‘历史上最没有必要的对抗之一。’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也把冷战称为‘创下五万亿美元债务的愚蠢的四十年战争。’”(第630-631页)该书作者深刻而又痛切地指出:“我们已经渐渐忘记是什么动员了我们,是什么激励了我们,是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将‘西方’文明世界团结起来:我们已经渐渐忘记那是我们一直与之斗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更加努力地记住在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记住二十世纪另一种极权主义政权的历史的话,最终,我们这些西方人将会无法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将不明白我们的世界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第631页)另一方面,该书作者绝不局限于西方的视野和美国的立场。显而易见,“古拉格”之后,“古拉格”并没有成为“绝唱”!还是该书作者提出了令读者们难以回避、难以平静的直切责问:“因为,如果我们永远忘记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将失真变形。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其他还有许许多多。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产生于决不会重复的特定的局部环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表现——而且还将继续表现——的只是我们贬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且将其非人化的能力:我们把邻国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贬为虱子、臭虫或毒草;我们一再把受到我们侵害的人说成劣等、次要或邪恶的人,只配监禁、驱逐或处死。”(第631页)。这里,我本人要提出的问题是:为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或可能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与“古拉格”现象及其历史之间难以割舍的、无法逆转的联系,是否已为今天的中国所变革或所化解了呢?

再则,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古拉格:一部历史》不只是从整体动态的或过程的角度来评述“古拉格”的兴亡演变,该书还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即整个“第二部分”,从相对静态的或结构的角度,来展现出“古拉格”的逮捕方式、监狱机制、押解和运送程序、囚禁地的日常生活、强制劳动过程、奖惩规则、监管体系、囚犯类型、妇女和儿童、濒死囚犯的状况、囚犯的生存计谋、逃亡和反抗等等劳改营及其生活运作的总体状态,这些都既相当完整地再现了“古拉格”文化及其不断再生的整体截面,又深切有力地剖析了“古拉格”制度及其运行的诸多方面。

例如,一方面,随着苏联三十年代全社会性的“大肃反”的实施,“古拉格”大力加速运转,高效地配合并且疯狂地加剧着着这种遍及苏联社会各个层面的血腥清洗。“无论如何,在古拉格的历史上,一九三七年的确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是在这一年,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致人死亡的监狱转变为蓄意使囚犯劳累致死的名副其实的死亡营,也可以说它其实是在进行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第101页)“古拉格”还不只是一个死亡营,它逐渐地成为苏联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苏联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活动内容。“古拉格”经营的事项从飞机、枪炮等武器的设计、配件生产到运河的开掘和铁路的铺建,从农牧渔副业的运营到森林的开伐,从儿童玩具的制造到矿物的开采,从在苏联最恶劣环境地带的安营扎寨直到在整个苏联拥有十二个时区的各个时区的分布设点,“古拉格”的角色和功能几乎无法超越、无法替代。从三十年代末期,“劳改营进化了。如今,它们不再是一个个管理方式独特的劳动场所,而是一个羽毛丰满的‘劳改营工业联合体’,具有内部管理规则和习惯性行为方式,还有专用的配送体系和特殊的等级制度。”(第123页)仅以“古拉格”“旺盛”时期的一九五二年为证,以“古拉格”经济为自己营利实体的苏联内务部就“控制了苏联投资资本的百分之九,超过任何其他部门”。(第517页)毋庸置疑,至少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带有着特定而又浓重的“古拉格”因素,甚至借助“古拉格”经济的支柱性功能来持续发展下去。

另一方面,“古拉格”不只是劳改的苦役场所和服刑的地狱王国,在“古拉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弥漫、所延续的精神毒气和心理病变,对于所有置身“古拉格”之中人们的心灵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古拉格”中所盛行并且以之所维系的难以言说的残暴、凶狠、野蛮、严酷、狡诈、阴险、黑暗、无耻、欺骗、虚伪、谎言、告密、腐败、迫害、杀戮······,都无不充分表明了这是一个高度自我分裂、彻底自我否定、全盘自我异化直至最终自我衰败的世界。又如,“也许,在古拉格的官僚机构内部,文化教育部门可以作为最后的替罪羊:如果计划没有完成,不应归咎于组织不善或营养不良,不应归咎于愚蠢残忍的劳改政策或缺少毡靴——而应归咎于宣传的力度不够。”(第260-261页)正如一位曾经是古拉格的囚犯所揭示的“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歌唱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第261页)回顾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苏联社会风气和苏联时代气息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和很大程度上具有“古拉格”的内涵和底蕴。从“古拉格”风气在苏联大地的传播到“古拉格”给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施加的风化,不难想象,“古拉格”文化成为致使苏联濒危临死的“癌病灶”!

最后,势如破竹,振聋发聩。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就是反人性、反人道乃至反人民的历史。这部历史曾经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惩戒所谓“人民的敌人”,而这种敌人的界定恰如“古拉格”的罪魁之一贝利亚所强调的:“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因此,‘敌人’可以是由于某种原因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任何人,即使他没有公开表示要这样做。”(第110页)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历史上所说的“心中贼”、“腹诽”、“腹罪”等等,都可堂而皇之地列入“人民的敌人”!面对“古拉格”的暴行,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愤然喊道为什么平常百姓被无辜逮捕,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答道:“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第131页)实质上,强暴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古拉格”这种肆虐无度地施害于苏联国家和苏联社会形形色色、难以计数的各类人士的劳改制度及其机器,其内在的一个逻辑就是苏联“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所总结的“契卡主义”(参见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版),这种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一句话:“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职是之故,“古拉格”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制造千姿百态的“敌人”,包括“假想敌”;“古拉格”的使命就在于不断地灭绝千千万万的“敌人”,包括那些根本就不是敌人的人!在我看来,对于“古拉格”而言,最危险也最可怕的不是敌人本身,而是没有敌人!

在与我的同事和学生多次讨论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问题的场合,针对关于这类问题所提出的那些不同原因和解释,我的提问往往只有一个:究竟是谁在历史上杀死、残害共产党人最多?面对我的这一提问,大家心知肚明,表情不一。譬如,“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第133页)概言之,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原因既不是赫鲁晓夫的“和平演变”所引起的,也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所造成的,更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决定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种原因已经在斯大林时期不断形成并且埋伏下来。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包括“古拉格”历史在内的苏联历史根本经不起人们的正视和揭露,经不起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反思和批判,甚至还经不起人们的记忆和回顾。这里,记忆和回顾本身就具有了历史的颠覆或解构的职能和取向。正如主持发表了索尔仁尼琴著名小说的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发现了历史的神秘力量,他认识到,复活的记忆可以摧毁苏维埃制度。”(第616页)因为,十分明显,叩问“古拉格”制度及其机器何以能够造成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亡魂无限的无数冤、假、错案,何以迟迟不能平反昭雪这些冤、假、错案,“在赫鲁晓夫时代留任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给人平反不能进行得太快。如果立即宣布他们都是无辜的,‘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这个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第562-563页)1956年2月,赫鲁晓夫所作的那篇“秘密报告”之所以在稍后引发轰天巨响,这不只是在于它标志着斯大林神话或偶像的彻底坍塌,而在于从“古拉格”走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敌人”用他们自己归来的言行和“罪名”的破产确凿地证实了这一“秘密报告”。确切地说,这是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曾经让人感到震惊,不过,那是一个宏观事件,直接影响的是党的统治集团。相比之下,早已被认为不在人世的那些人的重新出现则以某种更加直接的方式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了秘密报告的含义。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秘密实施酷刑、暗中采取暴力的时代。突然间,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劳改营的归来者们直接提供了活的证据。”(564页)给予这种证实及证据的又一个有力的“补充”,那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达之后,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举枪自杀,他给苏共中央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射出的这颗子弹适用于斯大林的政策、日丹诺夫的美学和李森科的遗传学。”(第565页)同样,这一颗致使这位苏联文学界“总管”死命的子弹也是射向苏联文艺界的“古拉格”机制的子弹!三十年后,到了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批准大赦苏联全部政治犯,这才标志着“古拉格”制度及其机器寿终正寝。然而,“古拉格”土崩瓦解不久,苏联及苏共分崩离析就接踵而至。“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盲点:赫鲁晓夫明白,勃列日涅夫明白——只有‘人民的敌人’的子孙和公开性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全面而真诚地讨论苏联历史最终将会动摇苏联统治的合法性。······简单说来,他没有认识到,一旦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伟大苏联的神话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第616页)

由此,我个人建议,在阅读《古拉格:一部历史》之际,最好是结合阅读新近出版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来进行。后一部书的作者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之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他在该书中用专门一章(参见该书第十七章:“两个政权并存的专政”)概述了苏联的专政历史是“党的机关政权”与“特工机关政权”共在并存的历史,亦即这两个政权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相互消解和相互蜕化的关系。进而,这两个政权关系的历史就是“党的机关政权”滋生、寄生“特工机关政权”与“特工机关政权”维持、制约“党的机关政权”双向互动的过程。最终,不是“党的机关政权”折寿“特工机关政权”,就是“特工机关政权”断送“党的机关政权”。在我看来,有一点非常清楚,作为“特工机关政权”柱石的“古拉格”力量对于“党的机关政权”所不断大加实施的挫败与扶助、削弱与重塑、分化与聚合、清洗与再生等等,既占有了独占鳌头、无出其右的地步,又达到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程度。形象地说,“古拉格”的历史就是苏联“党的机关政权”走向坟墓的亡幡!

苏联解体了,苏共灭亡了,但是,“古拉格”的阴魂或遗风很有可能不时地折射出来或泛滥四起。如果我们不痛定思痛地追查和审判“古拉格”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千方百计地防范和制止“古拉格”的重现,那么我们只能是枉费人生的苦难、枉费历史的教训而彻头彻尾地泯灭自我。综上所述,还是让我们反复倾听和领会《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作者在该书结尾处所作的醍醐灌顶、富有回声的呼吁吧:“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第631页)

(安妮·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版)

来源: 凤凰网读书栏目《读药》在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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