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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请大家,我的叙述存在偏见和错误。我已经尽可能做到诚实。

——乔治·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从未去过苏联,他大概东欧也没有去过,对“铁幕”的另一边缺乏实地了解,然而,说到对极权制度的理解和抨击,他一个人抵得上一支由罗素、萧伯纳、萨特领衔的知识分子大军。相比奥威尔之犀利冷峻,那几位当年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知识大鳄,表现出的颠倒错乱足以让人愕然,如伯特兰·罗素,先是昏头昏脑地建议用核弹毁灭苏联(居然用政客而非知识分子的口吻表示“战争的借口不难找到”),后又置大量白纸黑字为无物,矢口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

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表示:“如果有人想写一部诚实的20世纪欧洲思想史,那么他真得有很好的耐力,能忍住别吐。”原因部分是,当时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热衷于充当“政治上的窥视癖者”,他们“经由精心的算计,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概括有力,唯末句不尽属实,末句反映出这位当代美国学者对极权能量缺乏感触。胡适1926年夏天走访苏联,即对莫斯科第一监狱有过走马观花的考察,并得出了令克里姆林宫满意的结论。

极权(Totalitarianism)是一种志在全面控制的权力,监狱同样在其掌控之中。极权的本质是欺骗,欺骗的工具是宣传,宣传的核心是审查,审查的经典意象即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副标题“老大哥在看着你”;审查与宣传是一组孪生关系,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

当年前往莫斯科的知识界大佬,大多在那片“虚拟环境”前丧失了判断力,在那个东西方知识分子整体迷失的年代,乔治·奥威尔成了最大的例外。

在奥威尔成为极权体制最坚定的批评者之前,他的经历、情感和思想走向,倒是趋向社会主义的。不过,是那种更质朴、更注重下层民众利益和阶级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那种只能在当时英国的民主制度上进一步提升的制度,而非将民主制度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与列宁、斯大林嘴里归属马克思名下的那种社会主义(实为列宁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奥威尔日后在《阿瑟·凯斯特勒》一文中曾顺笔写道:“马克思的终极动机可能是嫉妒和轻蔑。”不清楚他想暗示什么,从口气上推断,他不是一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威尔从不曾加入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为乌克兰文版《动物庄园》写的序言里,奥威尔这样介绍自己:

我于1903年生于印度。我的父亲是那里的英国行政机构的一名官员。我的家庭是军人、教士、政府官员、教员、律师、医生等等这种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是在伊顿受的教育,那是英国公学中最昂贵和最势利的。但是我只是靠奖学金才进去的;否则,我的父亲无力供我上这样一种类型的学校。

创办于1440年的伊顿公学,是全英最负盛名的精英中学。读奥威尔少年时代从寄宿学校寄给母亲的信,我们发现他学习很好,拉丁语、英语、法语和算术成绩经常名列前茅。然而,他即使凭着奖学金进入伊顿,仍不能保证毕业后顺利进入大学,原因也许正是“昂贵和势利”。所以,为了谋生,伊顿毕业后他带着一口高贵的上层社会口音,辗转万里回到了南亚次大陆,在缅甸当了五年警察,同事多是印度人。通过小说《缅甸岁月》,人们可以了解其见闻,并把握不大地猜测他的经历。

回到欧洲后,奥威尔以作家和记者身份从事写作,过着一种底层文字民工的落魄生活。我们在他极富自传性的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里,看到了他的磨难(书中与主人公相关的描述,如高个子、烟鬼、偶尔给报刊投稿等,都与作者的真实身分吻合)。他对洗碗工这一在餐饮业里位居末流的工作知之甚详,书中写到主人公见人横死街头,也仅仅瞟了一眼,三分钟后依旧睡自己的大觉。因为,经受了每天14小时的洗碗之后,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睡觉,哪怕床上爬满了臭虫。在巴黎,作者自称掌握了如何用1先令(即6法郎)过一天的复杂方法;在伦敦,他活脱脱就是个流浪汉,与整天在街上收集烟蒂的酒鬼厮混在一起,每晚在不同的收容所栖身。

这份磨难不完全来自生活的强加,部分是他自找的。奥威尔曾对当年同样落魄巴黎的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的自传体小说《北回归线》大加赞赏,米勒也对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给予好评:理由不外是,两人都在对方作品里读到了扎实可信的底层经历。

从文学上讲,曾因情色问题而长期遭禁的《北回归线》,成就高出奥威尔的试笔之作,今人重读《巴黎伦敦落魄记》,仅仅因为奥威尔后来成了《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作者。不过,我们不难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感受到作者萌芽中的知识分子激情,小说个别章节,如第36章,几可独立成章,作为一篇针对伦敦流浪汉的独立调查,奥威尔的分析才能、对底层民众的强烈同情心,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他的描述和论断又具有克制、严谨的特征——这正是一流知识分子的招牌特征。他提出的建议(如在收容站辟一菜地,使流浪汉自食其力)也许较难操作,但听上去合乎情理。

作为中国读者,读奥威尔类似文字,还会伴生一种额外感触:他的处境无论多么糟糕,却懒得表达一点点愤世嫉俗情绪,更没有中国作家通常极难避免的自怨自艾。他不该发点怀才不遇的牢骚吗?应该,但是没有。他素不抱怨,决无中国式穷措大那种反复无常的自轻自贱或自高自大,更不会把自己的流浪生涯假托为某种“体验生活”,而是径直把自己看成流浪汉,这有时也会给读者带来困惑。

比如,当他在小说第21 章就洗碗工待遇问题发表一通围绕阶级矛盾的高见时,当某流浪汉夸口自己有只“罗马鼻子”而他马上联想到罗马皇帝韦斯巴芗时,我们有理由对作者的真身发点嘀咕:你真是流浪汉吗?如作者所言,有些伦敦的流浪汉甚至闹不清拿破仑活在耶稣之前还是之后。简而言之,即使在他缺乏知识分子自觉时,他已经形成了视冷静、客观为最高美学的写作偏好。

使奥威尔由一位普通小说家转型为一名冷峻知识分子的契机,是在他以战士身份加入西班牙内战之后,时为1936年。他在《西班牙内战回顾》一文中写道:“历史在1936年停止了。”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里,他表达得更加明确:

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我的影响极大,使我明白了自己的立场。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所以,欲评判奥威尔的知识分子写作,最好从1936年开始,具体地说,从他反思西班牙内战的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开始。

奥威尔告诉亨利·米勒自己要去西班牙时,米勒全然不能理解,认为“这时去西班牙,简直是白痴”。米勒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奥威尔的选择大概与加拿大人白求恩当年来中国延安相似,都只能按个体选择来理解,后人无法从中觑破某种趋势。首先,奥威尔并未如愿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国际纵队,而是加入了“马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名下一支较为弱势的地方党派武装;其次,奥威尔的军衔只是下士,相当于班长,手下仅有12个不太会使用枪械的士兵,后来升为中尉,但相当于英国的少尉,曾一次指挥30名兵士;第三,奥威尔从未置身重要前线,这使他难以结合切身经历来分析西班牙内战的来龙去脉。他的随军经历缺乏突出性,大部分军旅生涯索然无趣,只是瑟缩在冰冷战壕里,整天惦记的不是法西斯,而是短缺的柴火、香烟及永远过剩的虱子。如此,这本围绕作者行踪展开的书,叙述上就难免凌乱,读者无法追随他的文字了解西班牙内战的真实过程。好在后人更关心奥威尔的心灵成长,就此而言,阅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不虚此行。

奥威尔几乎没有打过仗。他有过一次夜袭敌营的经历,差点与敌人拼上刺刀,但对方迅速逃走了,所以,他终究未能完成打死一个法西斯的夙愿。他用英国式自嘲,记录了自己的小小战功:“我抓到过一只老鼠,给了它重重的一击,送它上了西天,可真痛快。”但是,长期呆在战壕里,再加勤于观察的秉性,他照样获得了够多的前线历练,渐渐地,他甚至能发现“每一门看不着但听得见的火炮都有独特的个性”,不由让人想到好莱坞名片《黄金三镖客》里金发枪手在对头出现时吐出的一句台词:“每支手枪都有它独特的声音。”

战壕里的奥威尔还保持阅读和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日记后来被西班牙军警抄走了),他最终受到了一次致命枪伤,一颗不知打哪儿飞来的子弹,穿过他的脖子。老资格的军医认为,从未有人在子弹贯脖后幸存。奥威尔活下来了,后来连声带也恢复了。这是一个奇迹。

那么,奥威尔到底在西班牙发现了什么,使他得以从此明白“自己的立场”?奥威尔初抵巴塞罗那,见到如下“着实令人震惊”的场面:

大大小小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挂上了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帜;每一面墙上都涂画着锤子和镰刀的图案以及革命党的缩写标记;几乎每一所教堂都遭洗劫,圣像被焚烧,各处的教会建筑统统被拆毁。每一间店铺和咖啡馆都挂出了告示,声明已归集体所有;甚至连擦鞋匠们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涂成了红黑两色。……没有人用“先生”或“Don”之类的字眼,就连“您”也不再使用;大家彼此以“同志”和“你”相称,问候语也由“早安”变成了“祝你健康!”

上点岁数的中国读者,读此会抱以苦笑:那场面太熟悉了,只要把“教会”、“圣像”等字眼略加替换,这番描述完全适用于中国某些特定年代。奥威尔记得一名新兵称呼某中尉为“长官”,中尉惊叫道:“什么!长官?是谁叫我长官?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文革时期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当铁路工人李勇奇叫参谋长少剑波“长官”时,参谋长也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叫长官,叫同志。”

不过,至少在奥威尔看来,西班牙人非常不适宜扮演《一九八四》中的人物。这是个奔放的民族,富于爱心,疏于纪律,又极度缺乏时间观念,极权体制所要求的高效、冷酷、泯灭自我及机械般的严谨,均与西班牙的民族性构成冲突;此外,西班牙人几乎天生成不了优秀军人。奥威尔在西班牙的经历颇为狼狈,但他从不曾对西班牙人民有过负面评价,他后来遭到西班牙共产党派出的军警追杀,但他得以顺利逃脱,则与那些军警的马虎素质有关。西班牙军警曾搜查奥威尔住所,奥威尔不在,他的妻子躺在床上,于是,这些看上去训练有素的军警,出于一种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竟从未要求她离开床,以便让他们看看床底下会不会有重要文件或一挺机关枪。这在盖世太保或格别乌的秘密警察看来,肯定是不可饶恕的。

西班牙让奥威尔洞悉了极权体制的秘密,活生生的西班牙人却一次没有向他提供例证,他的认识来自对个别掌权人物的远距离观察(他从未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人),以及对几个当年在西班牙活动的苏共官员的有限观察,当然,还包括他最终逃亡时的发现:“当共产主义组织控制的秘密警察镇压马统时,其作法是假定人皆有罪,逮捕了每一个他们能找到的与马统有过接触的人,甚至包括伤员、护士、马统成员的妻子,有时连孩子也不放过。”总之,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但不算太多。结合他在《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部小说里对极权制度的犀利归纳,我们不得不感叹他超凡的洞察力。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出于情有可原的理由,瞧不起当时欧美世界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对奥威尔则认同有加,并在作品里加以援引。奥威尔在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提及“新话”体系里的一种“脸罪”,即“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古拉格群岛》在提到某人因为“在教员休息室指着《真理报》上印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而获刑五年时,索尔仁尼琴不忘说明一句:“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但是,索尔仁尼琴本身就是群岛中的资深囚徒,后来为了写作又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条件了解极权统治的种种微细之处,奥威尔甚至都不曾坐过牢,他哪来如此真切的想象力?据说,奥威尔在伦敦时,有一次为了尝尝与穷人一起在监狱里过圣诞节的滋味,故意装醉鬼辱骂警察,谁知警察听出他的高贵口音,拒绝上钩,只是劝他回家。

奥威尔看透宣传的把戏时,也就同时洞悉了极权的秘密。

奥威尔发现:“战争最可怕的一点在于,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口号、谎言和仇恨总是来自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奥威尔在当时的报刊上发现了大量谎言,他表示:“要是想收集这些报道言论,我可以填满整整一打书。”“所有的新闻稿都是那些远离战场的记者杜撰出来的,这些虚假新闻不仅存在事实性错误,且根本就是记者刻意歪曲。一如往常,只有一面之词被允许传递给大众。”这种虚假宣传甚至达到这种程度——他在《西班牙内战回顾》里写道:

在西班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的报道居然跟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连谎言与事实的那种关系都没有。我看到报纸上报道了大规模的战斗,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战斗;而对战事激烈、数百人死伤的战斗,报纸却一声不吭。我看到英勇作战的部队被报纸诬为胆小鬼和叛徒,而一枪未发的部队却被报纸欢呼为虚构大捷的英雄,……我看到,历史不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写就,而是根据按照各党派的“路线”应当发生的事件写就。

我们对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寇并作出重大牺牲的国军,不也有过类似诋毁吗?我们不也曾对八路军的若干小规模战斗大加夸饰,将对日军一支辎重部队的偷袭命名为“平型关大捷”吗?如奥威尔所说,极权体制的怪诞勇气之一,就是敢于将“2加2等于5”宣布为真理,同时将声称“2加2等于4”的人关进监狱。《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即从事着一种天天修改历史的职业。在老大哥的国度“大洋国”里,历史不再是一门有关事实、真相的学科,而是一个可以随意把玩的魔方,一份份宣传部门接受的工作订单。一个人是英雄还是叛徒,不再取决于他做过或没有做过什么,而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气候,众所周知,总是会变的。

“只消喝一口海水,大海的滋味也就可以知道了。”(索尔仁尼琴语)奥威尔仅仅在西班牙观察了四方左右、留意了多种报纸,再用自己出色的大脑一琢磨,他对极权体制的认识就一步到位地走向了准确。奥威尔的敏锐尤其表现在这一点,即发现极权体制的一项嗜好:热衷于为公民安排精神食粮。乍看之下,这类安排类似父母替孩子准备保健食品,细想又全然不对。父母替孩子安排,总是为孩子好,而那些替民众安排精神食粮的人,则是为了统治上的便利,当自身安适与民众的心灵健康发生冲突,他们并不在乎把毒药发给民众,把解药锁入深宫。作为对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判例里曾明确宣告:“任何对表达的预禁制度,本庭会大幅偏向于假设它是违宪的。”

由于围绕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充满了谎言,所以,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曾多次向读者作出类似表白:

我再次重申,我在此处以及其它相关内容的叙述上不可避免地会与真相有所出入。由于缺乏非政治宣传性的文件记录,很难准确地描述西班牙内战。我提请大家,我的叙述存在偏见和错误。我已经尽可能做到诚实。

这是精纯的知识分子态度。也许与奥威尔见惯了口号式宣传有关,他不会把对极权制度的愤怒转化为高调的谴责或机智、轻松的格言,他不允许自己放纵激情。他是一名理性主义者,“怀有一种对严格的真理的激情”(保罗·约翰逊语),对服从于政治的“真理”充满厌恶。和军事统帅一样,知识分子的成色理应由其判断力来验定,奥威尔恰在这方面高出众侪。在奥威尔用文字向极权宣战之时,应者寥寥,以至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动物庄园》辗转了多家出版社,方能出版。出版人金斯利·马丁在拒绝奥威尔时,竟以一种泯灭善恶的机械公平感辩解道:“在抗德战争期间,我不能发表奥威尔的文章,就如同我不能发表戈培尔的文章。”

事实上,人们是在若干年后发现极权制度日益逼近奥威尔的描述时,才恍然大悟,并以一种迟来的敬意,向奥威尔感恩。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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